| 标题 | 社会经济学视野下的昆明城中村建筑现状解析 |
| 范文 | 谭人殊 [摘要]通过对昆明城中村的建筑现状进行社会经济学层面的审视，梳理其历史脉络，解析其生长成因，推论和设想其改造方法，最终为日后的城中村改造与开发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社会经济学；昆明城中村；城市发展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4229 当下的中国城中村是最具争议的，尤其从建筑风貌的角度来看。简陋的钢筋混凝土房屋彼此拥挤；铝合金玻璃门窗代替了旧时的木质门窗；古意盎然的小青瓦和土基墙变成了生硬的石棉瓦与空心砖……于是乡愁消失了，情怀消失了，传统意义上的田间野趣都消失了。但正当主流的视野以上述的观点来审视当今的城中村聚落时，经济学则尝试着以更为客观而富含理性的角度来揭开这类原生聚落表象背后的种种因果联系。城中村的现状风貌与大众预期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其根本成因便在于城中村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活体。大众预期总是会从经典文化的层面来解读乡村，可经典文化讲究的却是审美，是一種艺术姿态，然而这些未经规划和设计的原生村落却并没有这样的使命，它们只是遵循着最为本质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来生长与演化的。 1昆明城中村的社会经济学概述 11昆明城中村的历史演化脉络 城中村的形成与城市发展的足迹是并驾齐驱的，最早的昆明城中村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时期，依托于老城区的政治经济基础，区域化城市扩张开始逐步向城郊地带延展，并以工业建设为主要载体，从而开始了对于城市周边村庄的交接与浸润。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昆明的城市发展开始加剧进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城市规模从20世纪70年代的28km2迅速扩展到90年代的70km2，而于此同时主城人口也增加了近80万，一些近郊的村庄开始被城市所包围，构成了城中村的形态与空间雏形。 21世纪伊始，国家的政策导向使得昆明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与交通枢纽。市场经济转型带来了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而城市规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50km2。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开始涌入昆明城市，并跻身于周边的村落，至此昆明的城中村现象开始为外界所广泛关注。 12昆明城中村的建筑发展历程 城中村建筑风貌的形态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匿着各种互为因果的促成要素，正是这些迫不得已的缘由层叠交织，最后生长出了当下昆明城中村的现状，而对于土地开发利用的经济因素则正是整个演化过程的核心。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乡村文明是完全独立于城市文明以外的经济体系。由于当时的城市扩张对于农耕用地的需求极为有限，诸如现在二环附近的大树营和东庄等城中村在30年前则依然位于城市边缘，呈现出传统村落的自然地理风貌：原生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务农，没有能力新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多层住宅，而仅修筑一、二层的土基房自用。且在技术相对滞后的80年代，夯土建房技术作为一种农业文明中独特而原始的技艺也广泛流传于各个村落，形成了一定的供需市场和关系，此时的城市经济体系与农村经济体系仍处于脱节状态，交流甚少。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政策导向下的人口膨胀与城市扩张则引发了对于土地征用的大量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周边的乡村社群失去了用于农业耕种的土地，且其人员性质也进一步由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人口。这一时期的非农人口既传承着世代农业文明下的意识形态，却又因为与城市经济体系发生的碰撞而拥有了新的身份和劳务诉求，于是诸如农民工和城乡小工商业个体户等角色便孕育而生。这种经济文明交织的结果便是带来了城乡接合区域人群收入的显著提高，并且因为有了城市工业化建房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在此时期农民的建房热情空前高涨，自家宅基地上的住房通常可以修筑到4层以上。 自建房的新浪潮自此开始席卷昆明周边的各个村落，但与城市建设所不同的是，农村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并不被纳入城市规划的法律控制体系，从而呈现出各自为政、自由生长的建造状态。城乡接合区域的社群虽然习得了部分城市文明的建房技术，但在市政、电力、管网铺设以及给排水系统层面却依然停滞在农耕文明的意识形态中，并未与城市真正地融合。因此，缺乏城市规划指导的城中村开始了与城市若即若离却又符合自身经济政治诉求的生长。 城中村生态现现状照片 2昆明城中村的建筑现状研究 21昆明城中村存在的合理性 城中村的出现是城市演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既非政策规划干预，也非设计师有意而为之，是一种颇具生物属性的自然演化。虽然昆明的城中村建筑密度极高且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但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出现却存在着一些必要的合理性： 在精明增长的城市扩张中，增加土地的混合利用率从而使就业地尽量靠近居住地，这是昆明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而当下的城中村中既拥有储量可观的居住空间，也拥有大量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用房，这样的复合型场所不仅为城乡劳动者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和过渡性居住空间，也为城市中的其他产业提供了数量庞大的成品和半成品资源。此外，从数量上来考虑，昆明城中村所提供的住宅总量几乎达到了统一开发商业住宅的一半，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的集体宿舍。并且从价格水平来看，城中村中的廉租房价格仅为该区域城市住宅租金的1/3左右。因此，作为城市文明代谢系统之一的城中村社群既为城市提供着辅助资源，又帮助城市过渡低收入外来群体，其存在的合理性异常显著。 22昆明城中村的主要建筑特征及其成因 昆明主城范围内的城中村多达300余个，几乎每一平方公里内就有15个城中村，且主要集中在城市二环以内，南市区其次，北市区相对较少，这与昆明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及方向高度吻合。此外从统计数据来看，大部分城中村的建筑容积率均在2以上，部分形成集散市场的村落其建筑容积率甚至高达5左右，且越是新区开发附近的城中村其建筑密度和违规加建的现象则越是明显。究其根本，这又与政治经济及法制原因紧密相连。 首先，政治因素。盡管生长在城市片区，但城中村的土地属性依然是农村集体用地，农民对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建造高度自主，于是因所有权归属差异所导致的政策监管困难便在所难免，并成为城中村现象的根本问题。 其次，经济原因。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区域性经济红利超出了乡村文明的承受极限，于是在趋利心态和小农意识的双重作用下，促成了原住民对于低成本住宅的超负荷加建，使之逐步偏离了乡村文明原本的发展轨迹。 最后，法制原因。虽然城乡二元制所造成的土地归属问题属于历史原因，但现行的建筑法律规范却在城中村问题上无所作为，从而导致了城中村建筑比例的高度失衡，市政设施严重落后，道路规划明示缺失。这则是一个相对消极的因素。 3昆明城中村改造的现状、反思与设想 31昆明城中村改造的现行策略及其思辨 就已经完成改造的城中村项目而言，当前的总体方针在规划和建筑层面更着重于拆迁和重建：通过补偿、安置和回迁等策略将原有的城乡社区纳入城市管理的体系，从而在土地所有权层面将农村用地的性质彻底置换。这样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切断了原生社群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迫使其向着真正的城市社区进行转变，但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原住民的经济来源问题。从传统村落演化为城中村以后，其原住民逐步丧失了务农的属性，取而代之的是风险更小却收益颇丰的租赁生意，剩余居住空间的外租使他们享受到了土地的价值，但通过置换以后的村民则失去了这种福利。这对于长期以逸待劳、缺乏一技之长的原住民而言是不容乐观的。 其次，外来低收入人群暂居地的消失。城乡村民的自建廉住房满足了大量的流动人口的低成本住房需求，其连锁反应则表现为间接地控制了城市劳动力的运营成本，为诸多城市生产活动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人力保障。倘若因置换后的住房与建筑功能所发生的改变而导致了这一群体的衰弱甚至消亡，其后果则会加剧城市发展的负荷。 32昆明城中村改造的一种设想与可能性 无论是整体拆除及土地置换，还是保留现状的农村轻工业和“瓦片经济”，从根本上其实都无法优化当前的城中村问题。城中村是一个社会经济的活体，其未来发展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化逻辑，倘若城市文明对于城中村并不采取激进的策略，而是怀柔引导，那么又会生长出怎样的一种结果呢？ 第一个因素是文化回归。昆明城中村从诞生至今大约经历了近40年，虽然其原住社群一直处于城市亚文化的体系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繁衍的代际更替，城市与城中村这两种文明的差距会逐渐缩小和降低。意识形态的趋同终将带来村落面貌的革新，20年以后的城中村自建房又会演化出怎样的形式来，这也有待时间来考证。 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复兴。有别于传统的物质经济，2010年以后的城市发展更加趋向于非物质形态的创新与合作，而这种新型经济体系的辐射也终将影响城中村的内核演化。代工、分包、物流等商业形式在城中村里的出现不但增加了城乡社群的经济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使得城市与村落的交流愈加紧密，其结果则是有可能导致乡村文明的二次复兴。 4结语 对于昆明城中村建筑现状的社会经济学解析并不是一种常规的政策性思考，而是期望以演化的视野来重新看待城中村，了解其生成的机制，尊重其社群的合理性，推演其在城市文明影响下自我进化和发展的可能。如此看来，经历了文化回归与经济复兴的新型村民或许才是城中村改造与开发成功与否的真正成因。 参考文献： （1）黄安心“城中村”城市化问题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2]周素红快速城市化下的城中村改造与村社转型[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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