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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命周期视角下产业绩效和产业集中度的关系研究

范文

摘要：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传统研究倾向于围绕两者的关系展开，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结论。笔者在两者关系的探讨中加入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以基础化工行业上市公司2002—2018年数据为例，探讨产业生命周期框架下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关系。同时还引入产权性质因素，区分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通过构建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回归方程，得出结论：基础化工行业的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关系会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当产业处于成长期时，两者不存在相关性，当产业处于成熟期时，两者则存在正向的回归关系。

关键词：产业绩效产业集中度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基础化工行业

一、文献综述和提出问题

（一）产业集中与产业绩效的研究

关于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哈佛学派通过SCP模型认为，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会使产业中的企业倾向于合谋，进而损害产业效率。Bain（1951）曾对42个产业进行研究，发现高度集中的产业的利润比较不集中产业要高出4.3%的利润差[2]。哈佛学派认为，正是因为高度集中的产业中存在着产业合谋等原因，从而使产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其实产业的效率并不高。Stigler（1963）通过对美国68个产业的集中度与产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考察，结论是，产业结构竞争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间不存在相关性，但在产业结构趋于寡占市场时，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绩效存在较强的正相关[3]。国内学者也对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绩效的关系做了较多研究，争议较大。戚聿东（1998）选取产业内前8家企业的销售收入占行业销售收入合计数的比值衡量产业集中度，销售利税率、资金利税率和权益利润率作为产业绩效，得出的结论：集中度20%以下的3个产业群组，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绩效呈正相关，但超出20%以上，这种关系就不再有规则[4]。陆奇斌等（2004）采用消费者满意度的数据衡量产业绩效，结论是：产业绩效决定市场结构，而不是市场结构决定产业绩效[5]。此外，有些学者在研究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关系问题时，开始注意到产权结构的影响。刘小玄（2003）在研究产业结构与产业绩效关系时，加入企业产权结构的变量，他认为，非国有产权结构往往与可竞争的产业结构（产业集中度相对低）相结合，从而决定较好的产业绩效，而国有产权结构往往与较高的产业集中度相结合，从而决定不良的产业绩效[6]。孙早，王文（2011）则通过控制产业结构，进而推出产权结构对产业绩效的影响[7]。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关于产业绩效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探讨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尤其是在我国，因为产权结构的关系，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关系的探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产业生命周期的研究

R.Vernon（1966）基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的角度对于产业阶段作了初始阶段、成熟阶段以及标准化阶段划分，之后，学术界关于产业生命周期的研究重点从国际转向了国内[9]。目前，国外在研究产业生命周期时，主要沿着技术外生和技术内生两大分支发展[10]（李靖华，郭耀煌，2001）。1975年、1978年William J.Abernathy和James M.Utterback从外生技术的角度提出了A-U模型，认为，产业技术引入提升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Klepper和Graddy（1990）通过“创新增加-成本下降-价格下降-收益降低-进入减少”逻辑主线，建立了以技术内生化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11]。国内学者在产业生命周期的理论探索相对较少，更多是从产业生命周期的现实分析角度，比如林善浪（2005）采用产量指标来研究我国家电产业的生命周期[12]，范从来，袁静（2002）以产业增长率对1987年—2000年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阶段进行划分[13]。肖立强（2010）从产业规模、利润率、产出增长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成熟度四个角度对汽车产业生命周期做出判定[14]。

總的来说，关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判定，有从厂商数目的变化角度、有从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角度，也有从财务数据如利润率的角度进行区分。介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实际因素的分析，本文采用产业增长率变化作为产业生命周期划分依据。

（三）问题的提出

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往往局限于两者相互影响的探讨。学者们倾向于更新数据，或者采用新的计量工具，却忽视了两者可能受共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在研究两者关系时发现存在不规则的情形，对于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关系探讨一直未能现成一个定论。事实上Stigler（1963）在研究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绩效时已经考虑到市场厂商数目的多寡问题，结合Gort和Klepper1982年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推断，产业生命周期存在可能对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绩效存在共同影响，同时，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产业集中度和产业绩效的相关关系可能存在变化。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当产业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时，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相关性较弱

假设二：当产业处于成熟期时，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此外，在研究基础化工行业产业集中度时，本文引入了产权性质因素。原因在于尽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参与到基础化工行业，但两者的运营方式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在过去几年的去产能中更加明显。国有企业既是市场的行为主体，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延伸。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国有经济的战略部署，有针对性地对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鼓励或限制[15]（王凤荣等，2016）。中国经济自2011年起开始一路下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重化工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延伸，必定要执行中央的去产能政策，包括并购产业内经营不善的企业、关闭落后产能等。因此国有企业部分的产业集中度提高往往带有政策因素，而不是市场经济行为因素，从而使得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关系探讨增加了干扰因素。为此，本文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做了切割，分别探讨基础化工行业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国有经济部分和民营经济部分的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关系。

二、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的是在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下，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相关性。

设产业绩效为roe，产业集中度为C01。由于产业的供给会对产业的绩效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将产业的供给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假设企业的预期属于适应性预期，并且经济增长率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行业景气度，因此企业会根据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决定未来3～4年的产出，进而影响了未来3～4年后的经营绩效。为此，采用g的滞后三期g（-3）作为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

1.化工产业经济周期的判定

本文以产业增长率作为划分产业经济周期的重要指标，考虑到产业增长率可能会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采用公式：

实际产业增长率=（1+产业增长率）/（1+GDP经济增长率）-1

通过剔除经济周期的影响，当该指标大于0时，说明产业发展快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处于成长期，当该指标在0上下小幅度波动时，说明产业发展缓慢，已经进入成熟期。考虑到基础化工行业除了受经济周期因素的干扰外，自身还有规律性，因此上述指标比较的判断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判断，具体还需要结合图表做进一步的分析。

如图1所示，中国的基础化工行业的行业增长率似乎并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其实，这是考虑了基础化工行业国有经济部分的影响的结果。如果剔除了国有经济部分，则我们看到图2。

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础化工行业民营经济部分的产业增长率已经趋于平稳，并且贴近于0民营经济的产业增长率剔除了经济周期性的影响。从民营经济部分的角度看，基础化工行业已经进入了产业生命周期成熟阶段。

具体的，基础化工行业的产业生命周期以2012年为界。2012年以前，基础化工行业的行业增长率存在一定的波动，而2012年及以后，行业增长率的则趋于平稳。结合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基础化工行业在2012年以前是处于行业的成长期，而2012年及以后则属于行业的成熟期。2002年—2011年，整个产业尚属于成长期，因此产业波幅较大，而2012年—2018年，产业逐渐进入成熟期，产业波幅趋于平缓，随着产业内一系列并购重组浪潮后，产业结构将逐渐稳定，行业增长率也将归于稳定。但我们也看到，2015年以后，基础化工行业的增长率出现了小幅增长，这个原因在于2015年以后，政府对化工产业进行了去产能，尤其是加大了对经营不擅的企业的清理力度，加快对这类企业重组出清，从而导致整个基础化工行业的收益率都有一定的提高。

2.指标的选取

（1）关于产业集中度，采取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作为测度指标。HHI指数是某个特定行业市场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公式表示为：

本文采用的HHI指数是以基础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占比为市场份额，以2002年—2018年的数据构建而得（排除了不具备完整数据的上市公司，剩余4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基础化工产业的产业集中度用c01表示。

图3 基础化工产业2002年—2018年产业集中度的变化情况如图3，我们可以看到基础化工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变化情况。在2002年—2013年，基础化工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比较稳定，但在2014年及以后，化工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开始出现上扬，尤其是2016年以后，行业的产业集中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剔除国有经济部分后，则基础化工行业民营企业的产业集中度走势如图4。

从图4可知，自2002年起，基础化工领域民营经济部分呈现逐年快速上升的趋势，这个过程一直到2012年。2012以后，行业集中度增长开始放缓。随后，民营经济的行业集中度甚至出现了下滑，这是源于2012年以后经济整体形势下滑明显，行业内产能过剩导致民营企业缩减产能甚至关停产能。随着几年的并购重组以及弱化产能的退出，2016年以后，民营企业的产业集中度再次出现上升，回复并超过2013年的历史高点。

（2）产业绩效的衡量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以产业的净利润除以产业所有者权益所得。产业净利润取的是上述47家上市公司（下同）2002年—2018年的净利润和，所有者权益则是2002年—2018年的所有者权益之和。基础化工产业的产业绩效用roe表示，基础化工产业的国有经济部分产业绩效用roes表示，基础化工产业的民营经济部分产业绩效用roep表示。首先，先观察基础化工产业的产业绩效，如图5。

由图6知，基础化工产业的ROE与基础化工产业国有经济部分保持高度的拟合性，但基础化工产业民营经济部分在与其他两条轨迹保持一定拟合性的同时，还保持一定的特性，表现为2012年以前，民营经济的ROE变动曲线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国有经济ROE的波动幅度，但2012年以后，民营经济的ROE波动的幅度则要小于国有经济ROE的波动幅度。由于民营经济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可以粗略认为基础化工行业的民营经濟代表市场和产业影响的结果，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国有经济部分的绩效稳定性较好，存在着市场以外的因素影响。

（3）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绩效的集中观察? 将净资产收益率与产业集中度放在一张表中，得到图7：

从图7可知，在2011年以前，基础化工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与产业集中度的平稳运行相比，前者的波幅较大，但在2012年前后，两者的相关性得到了加强。

由于所采用的数据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分解后的国有经济的产业集中度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情况与上图类同，见图8。

在2008年以前，民营经济的净资产收益率保持波动，而产业集中度则保持平稳状态，这个现象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显得更为突出，产业集中度仍处于平稳，而净资产收益率却出现了极大的下降，随后在2010年又迅速拉升。一直到2012年，净资产收益率开始出现平稳迹象。2014年及以后，产业集中度开始上扬，产业绩效也呈同向变化。尽管之后两者波动幅度有所不同（主要是受2014—2016年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对行业集中度的数据产生干扰的影响），但相关性得到了加强，这个现象在2016年以后显得更加显著。

3.实证结果

将2002年—2018年的数据以2012年为一个节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2002年到2011年，为化工行业的成长期;第二部分是2012年到2018年，为化工行业的成熟期。

首先是对基础化工产业的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公式（1）对2002—2011和2012—201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公式（2）对2012—201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1。

从表1可知，按照公式（1）对2002—2011年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C01和G（-3）的系数都没通过P检验（按照5%的显著性要求，下同）;按照公式（1）对2012—2018年数据进行回归，则回归结果产业集中度C01通过了P值检验，但经济增长率g（-3）没有通过P值检验。按照公式（2）对2012—2018年数据进行回归，则回归结果通过了P值检验，但可决系数的值较低，说明模型中还需要添加新的变量。事实上，基础化工产业自2012年以后，其国有经济部分受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因此其产业绩效在受到产业集中度影响的同时，还受到产业政策因素的干扰。

同样的，我们得到国有经济部分的回归结果，如表2。

从表2可知，基础化工行业国有经济部分的回归结果与基础化工行业的回归结果类同。按照公式（1）对2002—2011年数据进行回归的回归结果显示，C01和G（-3）的系数都没通过P检验;按照公式（1）对2012—2018年数据进行回归的回归结果产业集中度C01通过了P值检验，但经济增长率g（-3）没有通过P值检验。按照公式（2）对2012—2018年数据进行回归，则回归结果通过了P值检验，但模型的拟合度相对于基础化工行业的拟合度更低一些。这是因为这部分产业绩效受到产业政策的干扰更为直接，因此两者的回归结果中应该至少包括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

我们再来观察民营经济部分的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回归结果，如表3。

按照公式（1）对2002—2011年数据进行回归的回归结果显示，C01和G（-3）的系数都没通过P检验;按照公式（1）对2012—2018年数据进行回归的回归结果产业集中度C01和预期经济增长率g（-3）通过了P值检验。按照公式（2）对2012—2018年数据进行回归，则回归结果同样通过了P值检验。但比较2012年—2018年的公式（1）和公式（2）的结果，我们发现加入经济增长预期以后，可决系数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更好了。说明，基础化工行业的民营经济部分的绩效还是受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影响。

总的来说，基础化工行业民营经济部分的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在2012年以前即成长期不存在回归关系，但2012年以后即成熟期，两者的回归结果显著。同时，当我们在模型中不考虑预期时，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但模型的拟合度下降了。可见，预期是产业绩效的有效控制变量，即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仍旧是引起民营经济部分的产业绩效变动的重要原因。之所以基础化工产业国有经济部分未能发现预期经济增长率对产业绩效的作用，原因很可能是产业政策替代了国有企业的预期，从而使的预期不再成为产业绩效的有效控制变量。

三、结论

本文以基础化工为例，探讨了在产业生命周期的框架下，尽管存在产权性质问题的干扰，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存在较强的回归关系。当在产业处于初创成长期时，产业内的企业倾向于开拓市场，产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无关，这个与哈佛的SCP范式相左。当产业处于成熟期时，产业内的企业则更倾向于市场的争夺，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产业绩效也会提高。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规律其实是适用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因为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产业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才会提升产业绩效。目前的研究尚无充分证据说明，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者技术密集行业会有这样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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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凤荣等.政府竞争视角下的且并购与产业整合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3-51.

（沈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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