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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湖北籍会馆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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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叶+顾军

北京湖北籍会馆是明清以来的湖北士人为解决省内来京举子、官吏的住宿问题，沟通同乡情谊，互帮互助而建立的同乡试馆。它是京、鄂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也是构成北京旧城传统风貌的历史建筑，具有特殊的文化遗产保护价值。北京湖北籍会馆诞生于万历十年（1582），鼎盛于清中晚期，1928年“东北易帜”后日渐衰落，1956年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旧城改造对会馆旧址的保存状况产生较大影响，但仍有部分具备特殊价值的建筑保存至今。本文通过梳理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相关资料，以时间为顺序，分析明清以来北京湖北籍会馆在不同时期数量和功能上的变化，调查会馆旧址的保存现状，并阐述其文化遗产保护价值。

一、明代——北京湖北籍会馆的兴起

湖北人在京设会馆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根据《燕都丛考》《北京湖广会馆志稿》等文献的记载：“最早的湖广会馆为明万历年间所建全楚会馆，位于丞相胡同路西。原为张居正故宅”。万历十年（1582），曾任内阁首辅的著名改革家张居正功成身退，在返回湖北江陵故乡前，将自己位于外城丞相胡同内的宅院捐献给同乡，作为其来京时的临时住所。至此，两湖一带的官吏、举子在京城有了自己第一处栖身、聚会、联谊、宴饮和祭祀的固定场所。全楚会馆设立后，湖北人在京又相继建立了九处会馆，使湖北籍会馆的数量从一处发展到十处，新建会馆主要分布在鲜鱼口地区。

明代湖北籍会馆的主要功能是：一为来京参加会试的湖北举子提供住宿、辅导等服务以助其备考；二为接待来京述职的湖北官员；三为湖北籍京官提供聚会、宴饮、议事的场所。在这三种功能中，官员聚会是最为主要的。晚明时期政治混乱、朋党勾结，形成了许多地域性官僚集团，如东林党、齐党、昆党，湖北官僚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建立了以给事中官应震、黄彦士为核心的楚党。各官僚集团多在本省会馆中举行集会、商讨对策，这一需求极大地推动了会馆的发展。受其影响，湖北籍会馆的数量在万历、天启年间增加了四处之多。崇祯年间，随着楚党所依附的阉党遭到残酷打击，楚党的势力也随之衰落，湖北籍会馆的发展由此陷入低潮，新建会馆仅黄安会馆一处，之前兴建的应城会馆和黄陂会馆也因缺少维护而日渐荒废。

二、清初至1905年废除科举——北京湖北籍会馆的鼎盛

顺治元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即1644年清朝建立到1905年科举制废除，是北京湖北籍会馆的蓬勃发展期。会馆数量从崇祯末年的10处增加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42处，除8处为明代旧馆，其余34处皆为清代新建，有6个府县更在京设多座会馆。整理档案资料可知，乾嘉到晚清是湖北籍会馆发展的鼎盛期，共有27处会馆兴建于此时，它们多分布在宣南地区，与其他会馆的分布规律大致相同。

清代北京湖北籍会馆延续了明代会馆的主要功能，仍为省内举子提供住宿、辅导等服务，接待来京述职的本乡官员，并为本省在京官僚提供集会、宴饮、议事的场所。一些大型会馆，如湖广会馆和黄陂会馆，还设有宗教祭祀场所，供同乡礼拜之用。例如，湖广会馆设有文昌帝君庙和乡贤祠，供奉掌管仕途的文昌帝君和受两湖士人尊崇的省内乡贤；黄陂会馆内设有供奉本地乡土神，即三世佛、二尊者、关帝和娘娘的庙宇。供奉乡贤和乡土神是联系乡谊的主要手段。每年春节，湖广会馆都会举行团拜，祭祀乡贤等重要活动。团拜会吸引大量同乡，许多在京身份显赫的官僚也会前来参加，例如来自湖广的晚清名臣曾国藩曾多次前往湖广会馆参加团拜、祭祀、宴饮等活动。

湖北籍会馆通过以上各种功能为本乡人士搭建了一个沟通情谊、建立关系的平台，一个由同省的京官、外省官员和举子组成的关系网以会馆为基础联结而成。在1895年公车上书和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中，这一关系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全国十八省一千二百多名举人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许多湖北举人也参加了这一运动。当时各省在京会馆可谓星罗棋布、毗邻相望，密集的会馆群成为举人们进行政治串联，交流政见的重要场所。居于各湖北籍会馆中的举人以会馆为空间，利用同乡关系四处联络熟人，并与相邻会馆中的举人密切合作，使公车上书浪潮波及整个在京举人群体。戊戌变法时期，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会馆更成为维新派推动变法运动的政治舞台。维新派领袖居于会馆，利用以会馆为纽带建立的同乡关系网串联、凝和，自由结社、组成学会，共同商讨变法方案，推动了“百日维新”运动。维新派团体强学会更在会馆聚集区进行政治活动，包括襄阳会馆在内的很多湖北籍会馆也成了维新派的活动场所。“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曾“请将总署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使湖北、湖南、广东等省会馆皆成为维新思想的传播地。

可见在晚清时期，湖北籍会馆的功能从之前的同乡联谊场所、互助机构，以及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争斗的工具，转变为近代政治运动开展场所及众多进步思想传播的重地。这一功能的转变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三、1905年至1928年——北京湖北籍会馆的调整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1928年是北京湖北籍会馆发展的调整期。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1912年清王朝灭亡和1928年“东北易帜”后民国中央政府迁都南京，都对湖北籍会馆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会馆的数量、分布和功能皆发生明显变化。这一时期，湖北人在京新建会馆七处，兴建数量已大不如清，显示会馆发展的兴盛期已经结束。19世纪末，实行了两百多年的旗汉分居制被打破，会馆也发展到内城，七处新建湖北籍会馆中有五处分布于内城西部，两处分布于外城，这些会馆皆建于清宣统年间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颁布措施废除科举，以改革官僚制度，并鼓励工商实业发展。这些措施对湖北籍会馆产生较大影响，使其社会功能逐渐发生转变。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实行千年的科举，大力倡导新学，注重选拔符合“新政”需要的现代人才，在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以教授新学为主的新式学堂。这种变化使以举人为服务对象的湖北籍会馆不得不转变功能，由同乡试馆变为新式学堂，如位于永光寺西街的湖北会馆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江汉学堂，为在京湖北学子讲习新学。宣统二年（1910），江汉学堂被更名为公立湖北中学堂，鼎盛时有教职工17人，学生80余人，培养符合现代社会运作需要的专业人才。

“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都对中国政体产生深远影响，官制发生变化，“避籍”被取消，湖北籍会馆也不再仅为一省人员服务，而成为各地人士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其中，湖广会馆便是一处重要的政治舞台：1912年在民国首次国会大选中，国民党于此宣告成立；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的宋教仁追悼大会也在此举行；1917年的护法运动中，梁启超先生更在此处演讲宪法纲领；1927年是国民革命的高潮之年，为抗议英帝国主义制造的汉口惨案，旅京湖北同乡在湖广会馆成立“湖北旅京同乡汉案后援会”，声援汉口群众收回英租界的爱国运动；此外，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更先后五次莅临湖广会馆，宣传三民主义，推动民主运动。

清末以来工商实业的发展刺激了北京商业的繁荣，使一贯奉行绅商分离原则的湖北籍会馆也打破禁限，开始吸纳商人，从事一些商业活动。湖北江夏会馆在清末于琉璃厂购置一处铺面房为副产，1919年该铺面房被出租给浙江商人开办戴月轩湖笔店，所收租金则充作维持会馆日常运营的经费。

四、1928年至1956年——北京湖北籍会馆的消亡期

1928年至1956年是北京湖北籍会馆的消亡期，“东北易帜”导致的迁都，日军侵华引发的长期战乱和北京解放后剧烈的社会变革都是造成其衰亡的主因。这一时期，湖北人不仅没有在京新建会馆，连原有会馆的总数也大幅减少。通过对1941年《北京特别市会馆名称地址一览表》和1947年《全国各省会馆总登记表》两份档案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1941年到1947年间北京共有20处湖北籍会馆消失。众多会馆也出现馆务荒废的情况。如安陆会馆在1947年只有陈育武、张仲宣两人代管，馆内组织情况和馆务推进情形皆无法得知。黄梅会馆则因“同乡人少，经费无着”，导致“近年以来馆务无从推进”，故“暂由洪伯春负责保管”。蕲水会馆因“同乡在平者仅十余人，不足社会团体组织法定人数，故无组织”。襄郡会馆因“时局不定，多有南下者”，因此“人事、组织多不健全”。云梦会馆的馆务则是“居平者少，碍于财力、物力，无法推进”。此种情况下，闻名遐迩的湖北籍会馆也与城内一般出租房无异，房屋被出租给全国各地来京人员居住。

北平解放后，遗存的二十余处湖北籍会馆的房产被新成立的湖北省财产管理委员会接收，日常的修缮和维护也由财产管理委员会负责，仍作为出租房使用。1956年，在三大改造完成的同年，委员会因内部“争权夺利、贪污浪费、房屋得不到修缮致倒塌伤人”等原因而要求将馆舍交由政府机构管理。经政府批准，财产管理委员会于当年6月解散，各会馆房产也通过财产管理委员会的上级机关——北京市民政局交由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管理。负责会馆日常事务，如收租、房屋修缮、会计、出纳等业务人员被继续留用，他们成为了房地局的工作人员。由此，存在了近400年的北京湖北籍会馆成为了历史。

五、北京湖北籍会馆旧址的保存价值

1980年之后，北京城建速度加快，城市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明显改变，湖北籍会馆旧址的保存状况也出现了明显变化，许多会馆遗存的建筑已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除。笔者通过调查发现：截至2016年初，北京湖北籍会馆旧址仅余13处，虽然所存数量不多，但这些会馆旧址建筑仍具有特殊的文化遗产保护价值。

第一，北京湖北籍会馆是明清以来京、鄂两地文化交往的重要见证，也是京城文化荟萃性的鲜明体现，其中更不乏有如湖广会馆那般规模庞大、单体建筑精美的清式建筑典范。

第二，北京湖北籍会馆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不同地域间的特殊信息交流与社会互动，对我们了解明清以来社会生活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

第三，现存13处会馆的旧址皆位于北京旧城区，为北京历史街区的组成建筑之一，它们与其他建筑一起构成了北京胡同区的传统风貌，具有一定的景观价值。

第四，北京湖北籍会馆建筑形式独特，与传统民居的封闭性不同，这些会馆多为进深一至二进的合院式建筑，正房较为宽大，前院被多座小房分割成几个开放性院落，院落前后左右互通，二进院落中正房明间多为穿廊，具有较大的开放性，这种建筑形式在北京合院式建筑中较为少见，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第五，作为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同乡试馆，湖北籍会馆一直是文人、官僚和民国知识分子的活动场所，如湖广会馆就是曾国藩、孙中山等历史名人的到访地，黄冈会馆曾是顺治年间进士刘克献的下榻地，见证了一段文人交往的佳话，襄阳会馆是戊戌维新的开展地之一。因而，北京湖北籍会馆也具有一定的人文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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