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留住文化的“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开发模式 |
| 范文 | 邹燕琴 摘要：乡村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智慧的结晶，开发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有助于延续中华文化的根脉、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案例，研究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开发模式，针对现有开发模式的参与度、资金、产业化及延续性问题，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是村民参与实现乡村内部驱动；二是政府扶持提供开发资金保障；三是深度开发服务特色文化产业；四是数字档案延续优秀乡村文化，为进一步推进乡村非物质遗产档案的开发提供参考，使乡村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档案乡村振兴档案资源开发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要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1]乡村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中成为村民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传承与弘扬富有乡村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就是延续中华文化的根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人类世代相承且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2]非遗档案是所有与非遗有关的（包括非遗活动的道具、实物等）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档案材料。[3]乡村非遗档案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智慧的结晶，是构建乡村文化空间的重要基石，对其进行开发既是构筑“乡愁”、弘扬乡村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延续乡村文化、留住传统文化的“根”的重要方式。但目前鲜有人研究乡村非遗档案，在社会结构转型期，乡村在城乡融合的进程中出现了文明建设的缺失，因此探究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理性开发非遗档案以留住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相关案例探究乡村非遗档案的开发模式，并基于现有的开发模式的不足提出建议，为档案工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一、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开发模式 乡村非遗档案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对其进行开发能够弘扬和传承乡村文化、保存乡村共同记忆、提升乡村文化认同、防止乡村非遗档案价值流失，从而延续中华传统文化之“根”。笔者根据国内外相关案例的实际情况，总结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乡村非遗档案的开发模式。 （一）“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 在我国，乡村非遗档案的开发以“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为主，即由政府、档案部门主导，民间团体或个人参与，对乡村非遗档案进行档案编研、文化产品开发、教育宣传的开发模式。这种开发模式的主导者是政府部门，因而具有一定的人才优势和经济优势，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较低。 1.开发主体：政府主导，公众参与。长期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开发主体为政府、档案部门，民间团体及个人主要是协助性开发。这种模式具备专业的人才队伍优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一定的财政优势。以青林寺村为例，该村隶属湖北省宜都市高坝洲镇，被命名为“中国谜语村”，并入选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4]2003年以来，宜都市级财政已经投入资金15万元，用于重点“谜语篓子”的保护资金已达6万余元，[5]政府部门全面收集整理、挖掘青林寺谜语、谜歌等，建立了青林寺民间口传文学档案资料库。2017年12月，以宜都市委、市政府为主导，宜都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人员、高坝洲镇和青林寺村编纂人员协同，市域地方志专家、文艺界人士、谜语爱好者等共同参与的《青林寺村志》出版并成功入选第一批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宜都市政府立足青林寺谜语这一当地非遗特色，投入大量资金积极收集、整理谜语档案，建立青林寺谜语档案资料库，并联合各界人士对其进行深度开发，这不仅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了青林寺谜语，更提升了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是较为成功的乡村非遗档案开发案例。 2.开发方式：传统与现代并举。按照是否借助网络媒体（尤指社交媒体）可以将开发方式划分为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6]在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中，乡村非遗档案开发传统与现代方式并举。乡村非遗档案的传统开发方式主要有档案编研出版、档案文献展览等。目前乡村非遗档案主要用于编研村志，例如由文化部牵头，会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文联及各有关文艺家协会联合发起的“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也是通过对大量的乡村非遗档案进行整理展开的，该书涵盖了我国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曲等优秀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多个领域，至2009年，298部省卷全部出版。[7]乡村非遗档案展览主要以图片、影像、实物等形式对档案内容进行展出。例如，2018年6月10日，浙江浦江郑宅镇以“携手美丽非遗，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示展演暨“婺风·美丽非遗”百村文化礼堂行活动举行，现场有文化遗产图文展览和非遗展演等。[8] 乡村非遗档案的现代开发方式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借助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对乡村非遗档案进行内容开发，这在传统开发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非遗档案的开发范围和影响力。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微信朋友圈、QQ空间和微博用户的使用率分别为83.4%、58.8%和42.3%。[9]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应用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乡村非遗档案可以依托社交网络实现传统与现代开发渠道的深度融合和乡村非遗档案的大众传播。依托社交网络，乡村非遗档案不仅可以呈现传统的图像、音频，还可以应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分析档案用户需求，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将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VR/AR/M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技术）、可视化技术等应用到乡村非遗档案的挖掘、整合与展示方面，以更好地满足档案用户需求、充分实现乡村非遗檔案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二）“自下而上”的开发模式 “自下而上”的开发模式是一种由社会组织或个人发起，政府部门后续给予协助的对乡村非遗档案进行保护、发展与创造的开发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开发主体除了非遗保护中心、档案馆、公益性社会机构、非遗传承人，还可以是民间企业、投融资机构等商业性组织，甚至可以是对非遗档案有兴趣的普通民众。开发方式非常自由多元，可以极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想象力及创造力。 1.开发主体：民间自发，政府扶持。该模式的开发主体是民间组织或个人，包括村民、各类社会团体及志愿者，政府负责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与扶持。这种开发模式的优点在于开发主体是基于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同的自发行为，民众参与程度更高。乡村是特殊的“熟人”社会，村民自发地进行文化遗产开发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保留与自己有着切身利益的乡村的文化传统，这种行为具有延续性，能够持久地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使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脉脉相传。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使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活动由乡村内部驱动，正如弗林（Flinn）所说，社区历史或社区档案是记录和挖掘社区遗产的基层活动，其中社区参与，掌握项目所有权至关重要，这项活动可能会或可能不会与正式的遗产组织合作，但该项目的动力和方向应来自社区内部。[10]以英国农村Lewis为例，20世纪70年代，“Comainn Everydraidh”（CE）在外赫布里底群岛建立了具有非常具体的政治和文化目的的CE社区运行团体，以保护苏格兰盖尔地区的文化、历史和语言，并且在每个地方都有一组独立的志愿者，负责收集和保存与自己特定地区相关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同时，Lewis的社会团体Hebridean Connections（HC）通过申请和获得遗产彩票基金将其文化遗产档案资源转换为数字档案，并且获得了苏格兰政府的资助资金以继续开发数字档案。[11]这些民间组织通过收集、保管和保护当地的非遗档案资源，能够更好地呈现出反映其历史地位的地方文化历史和文化传统，并获得苏格兰政府的财政支持以继续非遗档案的开发。 2.开发方式：自由多元，形式不一。“自下而上”的开发方式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或个人自发组织文化遗产活动，重点为乡村提供非遗档案的收集、保护和开发以留存当地文化传统的开发方式。这种开发方式非常自由多元，形式不一。这种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但有一个典型案例——管祥麟创办的56非遗网。管祥麟自发从1983年开始考察和收集中国大陆55个民族的非遗档案，行程30万公里，收集了非遗艺术品1万多件，拍摄电视录像6000多分钟，拍摄图片7万多张，录音46盘，撰写考察笔记180多万字。[12]他实地考察各个民族村落，积极抢救民族民间艺术，创办了涵盖管祥麟博物馆、发现分享、保护融合和特展馆这4个版块的56非遗网，其中“管祥麟考察民族民间艺术文献博物馆”为隶属个人的网上数字博物馆，这个网站中的互动相当活跃，有大量的注册用户参与并上传图片资料等。[13]他的这种自发保护、开发民族非遗档案的行为，也激励了其他普通民众的参与，共同为民族之“根”的留存做出了较为重大的贡献。“自下而上”模式下的开发方式可以不拘泥于一般的形式，而是充分发挥社会团体或个人的主动性，创造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开发途径，并通过民间自发筹集资金来扩大开发规模，为保存和呈现乡村历史记忆与文化精髓创造条件。二、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开发模式的不足及建议 总体而言，我国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开发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村民开发积极性低、民间组织及个人资金紧缺、非遗档案开发未形成产业、非遗档案分散且逐渐消失等。这些问题与乡村村民的文化遗产档案意识、当地经济发展状况、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价值及保存情况等密切相关。 （一）参与度问题：全民参与实现乡村内部驱动 在“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下，村民自主开发积极性较低。目前村民的参与积极性主要通过政府部门来激发而不是内生动力。在我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申报上，申报名村“须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组织有關部门、专家进行论证，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14]其申报、评审和公布过程仅城乡主管部门及领导层面可见，而那些与传承乡村文化、乡村发展有着切身利益的村民却被遗忘了，使得村民对乡村文化价值的认知较浅，保护与开发乡村非遗档案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不足。[15]但要满足乡村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真正实现乡村的文化振兴，不仅需要政府的不懈努力，更需要乡村传承人及利用者的积极参与，进一步实现全民参与。乡村非遗的传承关乎所有村民的利益，非遗的开发动力需要来自乡村内部，其中村民的开发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政府应当进一步提供政策扶持和完善非遗产权保护法，提供非遗开发资金补助，扩大村民自主开发权限，鼓励村民多形式创新性开发非遗档案，激发村民内在动力自发参与，提高村民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乡村内部驱动力。 （二）资金问题：政府扶持实现开发资金保障 在“自下而上”的开发模式下，民间组织及个人开发资金紧缺。民间自发的乡村非遗档案整理与开发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例如，管祥麟在贵州考察时因资金不足未能购入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纯手工刺绣嫁衣，最终当地所有服饰均被一个美国人收购了。[16]据统计，青林寺谜语传承人依靠种植仅能维持基本生活，而养殖风险又高，传承人疲于奔波生计难以投入大量精力传承和开发非遗档案。[17]资金问题成为阻碍民间组织和非遗传承人自发传承与开发乡村非遗、影响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内生动力的重要因素，而政府的财政补助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乡村非遗档案开发提供资金保障，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采取多种扶持办法和措施，鼓励更多的民间组织及个人投入到非遗档案的开发中来。在扶持和补助非遗传承人方面，北京、浙江、广东等省市都已经采取了多种扶持办法和措施，例如2015年6月北京市采取补助、奖励、贴息这三种方式支持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其中每年都有定向补助资金（每项不超过30万元），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有2万元的补助资金，还有针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单位奖励（每项不超过80万元），同时相关单位申请银行信贷资金后发生的利息也有贷款贴息。[18]此外，政府可以根据不同民间组织和非遗传承人的情况分类进行有重点的资金资助，对民间组织的信誉、非遗传承项目效益和非遗传承人的存续状态等进行科学评估后进行科学扶持，以达到财政资金利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产业化问题：深度开发服务特色文化产业 乡村非遗档案是一种活态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仅仅依靠乡村博物馆、档案展览和编研成果等这些静态保护性开发无法真正将乡村非遗档案资源的文化价值转变为经济效益，实现规模化、市场化经营的文化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与非遗的保护和弘扬。产业兴旺是乡村发展的突破口，乡村非遗档案可以依托当地特色文化产业，将乡村非遗文化符号扩展到特色文化产业，应用数字人文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充分实现乡村非遗档案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这具体可以表现为：第一，延伸乡村非遗产业链，开发非遗文化旅游产品。2009年文化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不断挖掘开发历史底蕴深厚、文化价值高但知名度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出具有乡村非遗特色的旅游特色产品来彰显中华民间文化的魅力；第二，借助虚拟网络丰富非遗产业化发展路径。这主要是指通过现代数字人文技术开发出能反映当地历史记忆、提高乡村文化认同的虚拟现实产品、影视作品等，为打造服务乡村振兴的乡村文化产业提供助力。例如2015年11月在北京卫视播出的《传承者》，是首个以“文化传承”与“非遗”作为自身定位的节目，首播就创下了1.55%的收视率，此后该节目的收视率也持续走高，在业内有较好的口碑。[19] （四）延续性问题：数字档案延续优秀乡村文化 随着近年来“申遗”的进行，不同开发模式下的非遗档案成为包括档案馆、博物馆、文化机构、民间组织及个人在内的多元所有，导致非遗档案管理分散且易流失。但乡村非遗档案的开发离不开那些传承延续文化传统的、真正了解乡村文化的非遗传承人，随着乡村劳动力人口的逐渐减少、乡村非遗传承人的老龄化及纸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损坏，乡村非遗档案的收集和保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每一分钟都有乡村非遗文化在消失，每一分钟都有非遗传承人去世，乡村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年轻人外出打工没有机会接受学习，非遗的传承逐渐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这些问题都迫切要求我们寻求方法延续和传承非遗文化，提高乡村非遗档案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技术，使优秀的乡村非遗档案得到永续的发展。互联网在世界各地传播信息的能力赋予了散居村民以及现有当地村民接触和建立对话的机会，因而数字档案可以被视为联系散居村民、整合分散在各地的非遗档案、防止乡村文化和历史身份丢失的重要方式。重要途径是通过现有的科学技术保存和再现乡村非遗，形成可访问、可传播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档案管理体系，再利用这些可访问、可传播的档案资源开展“家族”旅游、文化旅游等服务，使有着共同记忆的当地散居村民或者对当地特色文化感兴趣的各地公众来乡村寻找家谱追溯自己的根源，加深对乡村特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实现留存、延续优秀乡村文化和实现乡村经济效益的目的。 乡村非遗档案承载着一方人的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乡村非遗档案开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开发乡村非遗档案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能够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保存乡村共同记忆、提升乡村文化认同。乡村非遗档案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开发模式各有利弊，总体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开发资金保障，对非遗档案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以服务特色文化产业，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档案数字化和网络化，充分发挥乡村非遗档案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传承和延续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从而更好地留住传统文化的“根”，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2019-03-02].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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