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海外“种地潮” |
范文 | 周政华 “中国人,美国农场主。” 在2013年12月召开的2013年中国新农业产业年会上,张仁武只用了一句话做开场白,这比他名片上印着的4家公司的董事长头衔要简洁得多。过去两年,他在美国犹他州买下了两个农场,但只种植一样作物——苜蓿。 作为中国最大的苜蓿颗粒供应商,张仁武目睹了近年来国内一波又一波的苜蓿荒。这些年,奶牛越养越多,除了2008年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外,多数年头里,作为优质蛋白饲料来源的苜蓿草,一直供应紧张。因此,数年前,他去美国时,就开始留意农场出售信息,终于在2011年花了1000多万美元,在犹他州北部泽森小镇买下了一个13万多亩的农场。 这个名为艾斯克兰迪的农场,比张仁武在内蒙古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场大好几倍。“虽然我在内蒙古也有几万亩的农地专业种植苜蓿草,但是实践证明在中国搞苜蓿草的种植,从经济效益上来说可行性不大。”张仁武告诉记者,他要把美国的阳光、土地、水资源搬到国内。最近,他正忙着收购同处于犹他州的另外一处30多万亩的农场。 漂洋过海到国外搞农业的,并非只有张仁武。他在北京开会的那两天,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则忙着在南半球的智利找地种果树。2013年9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乌克兰农业公司签订了150万亩的租地合同。 一如中国制造的工业品输往全球各地一样,眼下在商业、资本、政府多股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农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海外大开发时代。 农业难以承受之重 中国农业为什么需要走出去? 在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看来,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粮食未来仍然有可能存在不够吃的情况。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截至2012年,中国的粮食总量是全世界粮食总量的1/4,人均粮食占有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了近30%。 张红宇真正担心的是国内粮食自给率正在下降。 目前,中国官方是按照稻谷、小麦、玉米三类主粮——也就是窄口径的谷物自给率,来计算国内的粮食自给率。综合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粮食平均自给率达到100.5%。2004年,中国还是农产品净出口国,但到了2011年,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粮食自给率下降至97.7%,但仍在95%的基本自给线以上。 “2013年的粮食总量突破了6亿吨这个大的台阶。总量达到了12039亿斤,比2012年又增加了248亿斤,但是并没有缓解我们粮食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难点。”张红宇告诉记者,粮食“十连增”的同时,2012年依然进口了总量超过7000万吨的大豆、玉米、小麦和稻谷。 张红宇表示,如果把大豆、玉米也纳入计算口径,中国粮食自给率已经降到了90%以下。这意味着粮食供求的风险会加大。目前,从谷物计算的窄口径看,粮食自给率低于90%安全线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均位于这一安全线上方。 由于中国的工业区、农业区和生活区是重叠的,都集中在沿海和沿江地区,而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区域基础上相互分散,这就决定了在保障农产品供给上,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既要面临水土资源不足的资源压力,还要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另一方面,需求仍然增长,据测算,一个农村居民从农村来到城市,适应了城市的食物消费结构后,其日消费的粮食要增加20%。未来,数亿进城农民将是中国推动粮食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 虽然张红宇的分析强调的是一种未雨绸缪,但是中国粮食紧平衡的局面确是各界共识。 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大米、小麦、玉米的进口量分别占全球贸易量的6%、4.4%和3.6%,中国进口量的波动,将直接导致中国粮食价格的起伏。由于国际主粮价格显著低于国内价格,因此,中国主粮的进口短期内仍将上升。 “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一被政府宣传多年的口号,难以掩饰中国粮食供求紧平衡背后的真实原因: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 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在2012年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称,截至200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及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0%,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报告称,如果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计算的话,2008年中国农业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韩国差36年。 然而,改变和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不是靠搞一场三五年的运动式治理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国家发改委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中国目前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率快速提高,与农业的制度和体制问题有关。其中,土地不能流转在很大程度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正常提高。而眼下,类似家庭农场、农业园这样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确权”基础之上。 除此之外,在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忠智看来,中国农业还存在三大难题:最突出的是产业链的碎片化,土地、种植、养殖、加工、物流、营销全都是零散的,这些环节现在缺少垂直整合;其二是农业缺乏大品牌;第三是资本市场对农业公司的信心在流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农业新上市公司越来越少。 “我们的农业已经无法承载工业化和整个人口的消费升级。”李忠智告诉记者,农业的效率不再提高的话,不但我们的城镇化、工业化,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都要受到威胁。 2013年的最后一个月,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粮食安全都成为会议公报的头号命题。 “走出去”的尝试 中国农业如何走出去?这次,商人比官员走到了前头。类似美国、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等发达农业国家,成为了中资企业投资首选。 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优越的自然环境最先让国内的企业家心动。 “智利中部产区自然条件太好了,北部是沙漠、东部是安第斯山脉、西部为太平洋,四面都是天然屏障,病虫害少,用的农药比国内的要少得多。”佳沃集团副总裁刘旦透露,这次柳传志带队到智利考察,极有可能达成一项租地或买地协议。 2012年,联想农业投资事业部改组成立佳沃集团,公司一开始就定下“全产业链运营、全球化布局和全程可追溯”的“三全”战略。“全球化布局是为了实现资源互补。”刘旦告诉记者。 柳传志之前在央视叫卖的“吃了可让白发变黑发”的猕猴桃,其中既有来自成都的也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由于国内的猕猴桃多在每年的8月到10月之间成熟采摘,难以满足全年的市场消费需求,因此就需要反季节种植,最理想的地方自然是南半球。 目前,佳沃集团已经与智利领先的水果企业萨博索尔公司,以及澳大利亚的完美新鲜果蔬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初步完成了跨越南北半球的全球化业务布局。而眼下,佳沃集团则加紧在土地和劳动力更为便宜的智利寻找机会。 北大荒集团早在2011年,就向阿根廷里约内格罗州政府提交了农业合作意向,承诺将在未来20年内投资15亿美元,开发30万公顷的耕地,种植大豆、玉米。据不完全统计,阿根廷农牧业用地面积在2亿公顷左右,占国土面积的72%,而且耕地质量较高。 阿根廷也是农业跨国公司的投资重镇。据阿根廷思考基金会公布的数据,目前外国人在阿根廷拥有土地580万公顷。而阿根廷农业联合会则认为,外国人在阿根廷拥有的土地面积高达1700万公顷,约占全国农牧业用地面积的8%。 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农业的高效率,也是吸引中国商人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绿田园生态农场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仁武之所以选择在美国买地种草,也是看到了那里的土地、水资源的丰富。2008年,张仁武去犹他州考察,无意间发现,当地不仅苜蓿的收购价比中国低,土地价格也便宜,更让他感到惊奇的是,2011年他买下的艾斯克兰迪农场,只需要雇佣4名当地人就足以应付全年的苜蓿种养收和粗加工。同样面积的农场,在国内至少需要雇佣200到300人。目前,张仁武只从中国派出一名常驻员工管理,“但主要目的是学习他们的经验”。 美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超乎想象。在中国,即便是在黑龙江的上万亩的大农场,种植区里大面积使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肥料。但是在犹他州,张仁武发现,美国农场主在种植前,首先委托农业咨询公司从农场各个不同区域的土壤中提取样品,对其中15种成分进行分析,确定每个区域土壤内所含氮和磷酸钙的浓度,以决定需要施用多少肥料和何种肥料。 各个地块所需化肥数据都储存在喷灌车司机驾驶舱内的电脑里,并与GPS全球定位系统连接,工作时,拖拉机内的控制器将决定哪块土地应该施用何种肥料,并通过高、中、低三种速率来控制喷洒速度和剂量。车上的全球定位系统将会通过荧屏告诉驾驶员其所在位置。这种装有可变速率施肥器的拖拉机,一天可喷肥3000多亩。 事实上,即便是智利、阿根廷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农业现代化的程度也远高于中国。 刘旦介绍,与国内主要依靠种植人员定性的经验判断不同,智利的农业生产是基于量化分析。与美国一样,在智利中部的提子主产区,通过卫星导航精准定位,通过气象塔测量光照、温度等天气变化,通过深入土壤的抽样设备监控水分变化决定最佳补水量,通过复杂的化学分析决定施肥量。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中国有一亿富裕阶层,他们开着名车、住着豪宅、拎着LV,但是吃的是垃圾食品。”李忠智说,现在只要我能够提供一种品质相对有保障的,一定是安全的食品,价格翻个三五倍有的是人要。 目前国内农业公司投资海外农场返销国内,主要分两种模式。第一种类似北大荒、新疆建设兵团旗下公司、北京市绿田园生态农场有限公司等,主要是生产粮食作物或饲料原材料,其客户主要是国内企业(俗称B2B);另一类则是以佳沃集团为代表的种植水果、药材等高端经济作物,面对的是中高端的个人消费者(俗称B2C)。 两种不同模式,也决定了不同的经营策略。总体而言,B2C模式对企业的管控能力要求更高,特别是国内的冷链物流、仓储配套要求苛刻。但是,目前无论是哪种模式,如何从海外购地、种植,运输到国内、分销,整个链条目前都不够通畅。 政府也意识到保障粮食安全应从全球化的格局中进行思考。农业部部长韩长赋2013年12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我们还是要立足国内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同时也适度利用国际市场。” 与同为粮食进口大国的日本等国相比,中国农业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仍处于培育期。 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东南亚建了农场,80年代将垦荒范围拓展至中国等地。现在日本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 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的农场都签订了玉米等饲料作物种植协议。目前,日本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 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左右。 眼下,并非最佳的扩张时期。仅以购地为例,各国的土地政策不尽相同,但对于国外投资者均设定了高低不等的门槛,特别是近年来,各国政府对外购人买地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过去,巴西执行多年的法律,外国投资者只要在巴西注册了公司,就可以大面积购地。但在2011年,巴西政府出台了新政策,外国人购买超过100公顷土地,必须由巴西国会批准通过。之前,由国会批准的限额是5000公顷。此外,新法令特别规定,外国人购买土地不能超过每个乡镇可用土地的25%。 在美国,由于各州的法律不同,各州对于是否允许外国人购买农场的法规要求不同,艾奥瓦、明尼苏达等农业大州是严格禁止外国人购买农场,而德克萨斯州则有条件地允许外国人在当地购买农场,外国购买者至少需要满足在当地居住满两年、有稳定的工作收入、有良好的信用记录这三个条件。像密苏里、伊利诺伊、缅因等州,地方政府出于增加收入的考虑,对外国人购买农场基本不设限制。 尽管如此,中国国内需求快速增长,将迫使国内企业从更大范围内增长配置资源的能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近期表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充分利用世界粮食市场和粮食资源,不仅代价太高,而且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农业“走出去”的潜力巨大。南美洲、非洲、部分周边邻国的粮食生产潜力较大,如果加强合作开发,挖掘生产潜力,不仅能够增加我国粮食来源,而且能够促进合作国经济发展,对增加世界粮食市场供应具有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重风险的控制。出于国家领土主权、国民心理、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一些国家采取限制购买土地的政策,还有的国家采取禁止的政策。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四次强调“粮食安全要靠自己”,如何保障农业的海外安全生产,亦充满挑战。 企业家们则信心满满。目前,张仁武在美国的两个农场运转顺利,过去两年的经验让他愈发相信此前的判断:“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出去,只有走出去之后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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