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美越关系的历次关键转折及其决定因素 |
| 范文 | 刘稚+尹君 【摘要】 自越南战争爆发至今，越美关系经历了从敌对到“全面伙伴关系”的蜕变过程，这主要还是受到美国全球战略和地区政策转变的影响。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越美两国2013年7月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两国在政治、安保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但越南的民主、人权、民族和宗教等问题仍将持续存在并影响越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越美关系受到经济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越美两国想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加强双边合作，但制约两国关系的障碍并未真正消除。 【关键词】越南战争 重返亚太 全面伙伴关系 南海问题 【中图分类号】 D55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共同宣布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推动两国在经贸、科技以及防务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奥巴马在会后宣称，这标志两国关系“不断取得进展并得以巩固”，意味着越美关系走向成熟。①从冷战时期美国直接介入越南战争，到去年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双边关系经历了历史性的跨越。有学者认为，越美关系始终受到中国、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三方面因素的影响。②也有学者认为，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包括：苏联（俄）、美国、中国。本文以越战的爆发、越美关系变化发展的影响因子为出发点，探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 越南战争的背景及其过程 发生在1961年～1975年间的美越战争被称为“越南战争”，亦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战争爆发的背景和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格局因素。冷战形势变化是导致越战爆发的最重要原因。《日内瓦协议》签署后，1955年2月，美国正式从法国手中接过南越的财政和军援大权，并加紧对吴庭琰政府的扶持。此时，美国处于全球战略缓和期，而苏联也在追求对美缓和，美苏双方力图把越南纳入缓和的轨道上来。③同期，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行和平外交政策，也支持越南的和平斗争。因此，这一时期，越南南北双方处于相对和平的对峙阶段，美国对越干涉也仅停留在扶持亲美政权上。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苏军备竞赛加剧，“柏林危机”和“U-2飞机事件”使美苏关系降到最低点。在亚洲，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对抗，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霸独立浪潮兴起，美苏两大阵营都怀疑对方目的，也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中南半岛随即成为两大阵营的对抗焦点。1961年，肯尼迪担任美国总统后，旋即在越南发动所谓的“特种战争”，越战序幕由此拉开。对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支持北越的革命斗争。1950年代后期，美国实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外交政策只得转为积极支持北越的革命斗争。 第二是美国因素。在美苏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越南对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在亚太地区的渗透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越南、老挝“沦陷”，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就会受到挑战，并且可能会引起亚非地区的连锁反应，即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经受不起在东南亚的失败，更不愿意看到其在越南的巨大投入化为乌有。因此，美国不断加强对越南的干涉，增加在南越的军事力量，直至肯尼迪发动“特种战争”。 第三是越南的内部因素。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南越吴庭琰政府的黑暗统治，南越民族斗争纷纷兴起。“战争的发生，主要是起因于反对日益严重的腐败和进行日益严重压迫的吴庭琰政权的南方叛乱。1956～1959年的叛乱，大多数拿起武器的人都是南越人，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决不是在北越谋划的……对于吴庭琰政权日益不满的迹象，大概已在鼓舞着河内政权现在采取更强烈的行动。”④一方面，北越地区经济改革基本完成，经济建设步入正轨；另一方面，中苏两国对其施行经济援助，经济形势趋好。中苏两国对越南劳动党的支持以及越南国内形势的变化促成了北越政策的转变。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解放南方和建设北方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决议为南方斗争确定了革命性的目标：“推翻美吴统治，建立人民政权，最后实现祖国的重新统一。”⑤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1961年2月，越南组建了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北越和南越两军对决局面正式形成，越南战争正式爆发。 1961～1964年，肯尼迪政府发动“特种战争”，由美国出资、提供武器、派遣顾问，训练当地军队，以游击战对付北越的游击战。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后，约翰逊政府把“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扩大战争规模，开始实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袭击。随着美国对越南战争干涉的不断升级，美国国内民众对越战的争议越来越大，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卡住国家喉咙的一块骨头”。⑥同时，越战就像一个无底洞，耗尽了美国的国力。1968年尼克松上台后，明确提出了结束越南战争的目标，并且立即授权时任国家总统安全助理的基辛格组织人员草拟解决越南问题的行动方案。然而，美国要想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并非易事。最终，尼克松政府制定了“越南化”计划，逐步结束了越南战争。1973年1月，巴黎会谈结束，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越南战争正式结束。 越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越南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美越关系的新开始。越战结束以后，美越关系的正常化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直到1995年8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才实现了正常化。期间，影响美越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越战结束时，冷战处于苏攻美守阶段，苏越两国具有向外扩张的共同利益。由于苏中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恶化，苏联急于在东南亚地区寻找包围和遏制中国的代理人。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开始谋求在中南半岛地区的霸权地位。而苏联要在全球进行扩张，也急需越南这样的跳板和据点，苏越两国具有扩张的共同需求，苏联因而成为越南外交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两国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苏联还极力支持越南于1978年底发动入侵柬埔寨的战争。 第二，由于中美关系出现转机，导致越南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由于石油危机和国内由越战引起的分裂问题的“缠绕”，美国在越战后的东南亚政策处于收缩阶段。越南南北统一后，越美两国就建交问题多次进行接触谈判。越南坚持美国应该先履行对越南重建提供经济援助的承诺，美国坚持越南应该先采取行动调查美军战场失踪人员的下落，才会履行对越南的承诺，两国谈判陷入僵局。福特政府的对越外交努力宣告失败，美国对越南坚持制裁和孤立政策。 此时，美国不急于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最重要的原因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越南本来是美国用来平衡中国和苏联的重要一方，但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为可能。同时，受苏越关系密切、越南入侵柬埔寨和排华等因素的影响，中越两国关系也急剧恶化。美国认为如果与越南关系正常化，会影响中美之间更重要的战略关系。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扩张，也可以在该地区遏制越南。因此，美国选择与中国接触。1979年，中美建交。中美和苏越在中南半岛形成对峙局面。 第三，在中美接触后，越南选择依靠苏联，并悍然发动侵略柬埔塞的战争。在与美国进行建交接触的同时，越南正在准备靠近苏联和入侵柬埔寨。1978年初，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对越南造成巨大冲击，中美建交更让越南认为中美在亚洲的利益具有一致性。越南随即加紧向苏联靠拢。1978年11月，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并于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同时开始了排华及对华敌视政策。美越正常对话也因为越南侵略柬埔塞而停止了，美国政府放弃了对越建交的努力，转而支持中国打击越南。 从越战后到越南入侵柬埔寨，美越关系从对话走向对立，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但从双方的外交努力和谈判来看，两国建交的需求和其间的政策调整也是不可忽视的。从福特政府到卡特政府时期，越南在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位有所改变。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不景气，全球战略收缩，但遏制苏联的战略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的恶化，让美国在中越之间选择了靠近中国，所以冷战大格局的转变，客观上也决定了美国无法迅速改善对越关系。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越南保持制裁和孤立政策，但在柬埔寨问题上并没有直接介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实行收缩战略。而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里根政府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限推回战略”，以实现对苏联的遏制。在1989年巴黎会议上，美国正式介入柬埔寨问题，并借此机会恢复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由于侵略柬埔寨的巨大负担和中越边境战争的消耗，越南经济处于奔溃边缘，加之在国际上被孤立，可谓内忧外患，只能在柬埔寨问题上作出让步。在1986年确定“革新”政策以后，越南开始实行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积极争取大国支持，主动与美国接触。在多方努力之下，柬埔寨问题在1991年得到和平解决。美越关系中最大的障碍也因此得以消除，此后，美越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逐渐得到解决。1991年，美国推出了美越关系分步走的“路线图”政策，此后两国不断深化接触，最终在1995年完成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1995年7月11日，克林顿宣布美国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⑦这表明，冷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相对弱化，美国和越南更加关注实际利益，这增强了两国交往的动力。 越南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变化 从越南战争到越美关系正常化，越美关系的变化始终受到美国全球战略的主导。在美国全球战略扩张时期，越南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比较重要；而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时期，越南的战略地位退居其次。 1995～2009年：双边关系稳定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点开始向亚太转移。2000年11月，克林顿进行了越南统一后美国总统的首次访越。2001年“9·11”事件后，鉴于东南亚在美国反恐战争中的重要性，美国将该地区视为反恐的“第二战场”。在小布什任内，美国采取多项措施加大对越南的援助力度。2008年6月，越美两国宣布建立“友好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⑧ 在安全合作方面，美越军事合作有两大转变：从协议磋商到防务合作机制化；从军事互访到联合军演。2004年越南首次公开表示“原则上同意美军舰在金兰湾停靠补给”。越美两国之间年度国防安全磋商机制建立于2008年，级别为国防部长助理和副部长级。此后，两国每年都举行防务磋商会议，并逐渐实现机制化、常态化。 在经济合作方面，冷战后美国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和“新兴市场战略”，积极争夺东南亚这个大市场。对东盟市场，美国推出了“通向东盟”、“美国—东盟共同增长同盟”等计划⑨，使其与越南的经贸关系获得迅速发展。1994年2月，克林顿下令取消对越贸易禁运。2000年7月，双方签署了贸易协定，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2006年12月，美国宣布给予越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⑩2008年，越美双边贸易额已上升到166.4亿美元。 2009年以来：越美关系全方位发展。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调整全球战略，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并将中南半岛作为重要支点。对此，越南也积极向美国靠拢，以谋求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制衡中国。越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得到迅速提升。2010年，美国政府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越美关系定位为“全面伙伴关系”，并希望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8月，越南外长范平明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东亚及太平洋分委会主席吉姆·韦伯时说，“越南把美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2011年11月，张晋创表示，“越南高度重视与美国关系，将美国作为一个起着领导作用的战略伙伴”。到2013年7月，奥巴马和张晋创宣布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在安全合作方面，2010年以来，美国围绕南海问题，与越南等国举行了“金色眼镜蛇”、“卡拉特”等联合军演，这被视为美国介入南海主权纷争的战略布局。2010年8月，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抵达越南，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军事演习。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越时，鼓动越南接待更多的美舰来访。 在经贸合作方面，2010年越美贸易额达183亿美元。2011年越美双边贸易额为218亿美元，美国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顺差国。2012年，越美双边贸易额达253亿美元，同比增长16%。2013年，越美贸易额超过270亿美元。为推进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改革，越南2010年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进程，以获得美国的市场、技术和投资。 越南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从越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美越关系的发展变化趋势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的导向是一致的。2009年以来，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先提出“重返亚太”，后又提出“再平衡”等战略，其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和参与也日趋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支点。 越南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之所以得以迅速提升，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美国重返亚太，需要越南作为其战略依托点，以迅速扩大影响力。越南处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中心地带，具有天然的优良海港，且越南革新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这使得越南成为美国优先选择的重要伙伴。其二，越南与中国在南海领域争端激烈，频繁实施行动想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平衡中国的影响，越南与中国的争端正好使越美双方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制衡中国。其三，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从未真正放弃对越南的干涉。越南主动靠近，正好给美国以可乘之机。美国可向越南施加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影响，促进越南向“民主国家”演变。其四，奥巴马上台以来提出五年内出口翻番的经济计划，并将越南列入“翻番计划”中五个重要新兴市场之一。越南作为东南亚的人口大国，其市场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倾向越南。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积极介入南海争端。2010年7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宣称美国在南中国海域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美国渴望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但不会离开该海域。同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第18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表示，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纠纷已经成为该地区安全与外交的核心问题，化解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争议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南海问题上应该用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遵守《海洋法》和《联合国公约》。针对越南声称拥有主权的中越争议地区（南沙和西沙群岛），美国首次明确表示支持越南将中越双边问题国际化，对中国维护南海权益制造新的障碍。显然，美国有意在政治上明显倾向越南，这受到了越南的欢迎。 如何看待越美全面伙伴关系 越美两国近年来努力扩大战略合作领域，在两国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之前，已有评论家用“战略合作伙伴”来形容双边关系。越美两国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但越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不是顺畅的。从越南的角度来看，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主要基于两大因素：经济利益驱动和对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的担心。但也有越南人质疑美国对越南的长期目标，主张要防范美国对越南的和平演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伙伴关系”本身就是对军事同盟关系的一种否定，是一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关系。在2009年5月的第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大将明确表示，越南奉行不建立军事联盟、不同一国结盟反对另一个国家、不允许外国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的国防外交政策。 美国国内存在支持和反对越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两种声音。支持越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集团主要出于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考量，即与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越南合作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反对的一方认为，与越南的合作应该以人权标准为条件，甚至有国会议员主张，要把越南是否改善人权问题作为是否允许越南加入TPP和对越南提供援助、出售武器的条件。 综上所述，越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是基于双方战略利益的现实考量。在越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所以，在美国亚太战略不变的情况下，越美的合作依然会增加，但越美要从伙伴关系上升到军事同盟却是不太现实的。越美关系同时受三个因素（中国、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和南海争端推动了越美两国的合作，两国想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加强双边合作，但制约两国关系的障碍并未真正消除。 注释 李博雅：《美越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13年7月27日。 Hai Hong Nguyen， "Three factors in the Vietnam US relationship"， East Asia Form， March 16th， 2013，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3/03/16/influential-factors-in-the-vietnam-us-relationship. 禄德安：《冷战与越战的起源》，《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2期，第44页。 参见《纽约时报》1971年7月5日，转引自《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材料汇编》，第80页。 《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37、339 页。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 John Wiley & Sons Canada， Limited， 1979， p.222. 徐绍丽、利国、张训常：《越南——列国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40页。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1， 2005， 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vietnam/8621/pdf-forms/joint_statement062105.pdf. 陈奕平：《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 中国外交部：《越南国家概况》，2009年7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5/。 Frederick Z. Brown， "Rapprochement between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2/3， Dec 2010. 《越美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越南《人民报》，2011年7月23日。 《美欲拉越南加入军演，网友称其旨在对抗中国》，新华网，2011年1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01/20/c_121002305.htm。 《2010年越美双边贸易超180亿美元》，南博网，2011年2月15日，http：//www.caexpo.com/news/important/trade/2011/02/15/3524293.html。 中国商务部：《越南美国商会称越美贸易将保持较快发展》，2012年12月28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12/20121208503587.html。 周慧来：《如何解读中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联合早报网，2011年7月28日，http：//www.zaobao.com/yl/tx110728_001.shtml。 Richard Pearson， "The Limits to US-Vietnam Ties"， The Diplomat， June 16， 2011. Mark E. Manyin， "U.S.-Vietnam Relations in 2013：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ly 26， 2013， http：//www.fas.org/sgp/crs/row/R40208.pdf. 责 编∕赵斯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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