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七大军区历任司令员的风骨和担当 |
| 范文 | 于兴卫++吕晓勇++朱宇 我 国现行的七大军区设置确立于1985年。数十年来，七大军区和军区司令员中，既有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传奇、铁血硝烟的战绩，也有和平年代作为国之屏障、军之魂魄的英雄故事。如今，军队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时代把改革使命放到了当代军人肩头，我们关注七大军区的历史与现实，聚焦历任司令员的风骨和担当，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的军人气魄。这种精神，是军队深化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必能给中国军队带来更强的战斗力。 沈阳军区：邓华“最牛最野”，陈锡联被誉为“小钢炮” 沈阳军区守卫着祖国东北，一直是国防建设的重点。邓华、陈锡联、李德生、刘精松、王克、李新良、梁光烈、钱国梁、常万全、张又侠、王教成等先后担任军区司令员。 首任司令员邓华1910年出生于湖南郴州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博览群书。1928年，18岁的他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开始了军旅生涯。虽然是读书人出身，但邓华打起仗来很“野”。解放战争时期，他统率的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被公认为军中“最牛最野”的一支部队。 邓华的“野”，源于他领兵打仗的实力。他善于分析，敢于进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预防不测，周恩来决定以第四野战军13兵团为主组建战略预备队，毛泽东批准由邓华出任司令员。当月，邓华便起草报告，陈述对朝鲜战局看法：“鉴于朝鲜人民军战线南伸，美军凭借其海、空军优势，于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显然，如果以朝鲜人民军弱小的海、空军和后方留守的陆军，阻止美国从两侧的陆、海、空三位一体登陆的作战企图是很困难的。况且，朝鲜三面环海，东、西海岸线较长，给人民军集中、重点防守带来不便。”毛泽东接见他时赞扬道：“你在给军委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 8月31日，邓华进一步大胆预测了我军的参战时机，“待敌进到三八线以北最为有利……敌人拉长拉宽（我）更好打”。报告发出15天后，美军果然在仁川地区登陆。时至今日，研究朝鲜战争史的专家们仍然对邓华的战略眼光钦佩不已。 1951年8月，志愿军总部一度决定于9月间发动第六次战役，目标是打到三八线以南，收复三八线以北的敌控区。但邓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动这一战役对我军不利，不如待敌向我进攻时再予以歼灭。他随即向毛泽东、彭德怀发电，提出放弃发动第六次战役的建议，马上被采纳。果然，9月间，敌人发动了“秋季攻势”，志愿军把握战机，一举歼敌7.9万人，获得了重大胜利。各国军事评论家对这一战役计划的改变评价颇高。 朝鲜战争的中方总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对邓华赞赏有加：“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过不少好主意，是个好帮手。”1952年6月，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此后，他指挥的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都取得重大胜利。1955年3月，邓华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1959年，陈锡联从邓华手中接过沈阳军区司令员一职，从此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4年，是沈阳军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司令员。陈锡联1915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29年在家乡参加游击队。他身经百战，善打硬仗、恶仗、苦仗，被誉为“小钢炮”。 1937年10月16日，时任八路军769团团长的陈锡联，率部进抵山西代县刘家庄地区。部队侦察发现了阳明堡镇南面的一个日军机场，有24架飞机白天起飞去忻口、太原轰炸，晚上全部返回。日军对进出机场的路口警戒严密，但对机场周边疏于戒备。陈锡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夜袭方式突入机场，炸毁日机。 10月19日夜，陈锡联指挥各营向预定地区进发。很快，各分队顺利进入机场，按计划各就各位。他们把几个手榴弹绑在一起，一捆捆地塞进飞机驾驶舱里。瞬间，爆炸声四起，火光冲天。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仅用1个小时，24架日机被全部摧毁。日军援兵赶到时，被浓烟和烈火笼罩的机场上，只剩下一堆飞机残骸。 阳明堡战斗大捷很快传遍了太行山区，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日寇飞机一扫光”的歌谣。 1969年3月2日，苏军侵犯珍宝岛地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受命组织领导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这场战斗不仅关乎军事，也关乎政治、外交，尤其需要灵活的作战思路。陈锡联明确表示：“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要服从国家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打不打，什么时间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号令。”他同时拟定了“示假隐真、后发制人”的作战方案，并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将战斗控制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把敌人消灭在中国境内。” 3月15日，珍宝岛的战斗打响后，陈锡联指挥部队与入侵的苏联军队展开坚决又不失灵活的军事、政治斗争，既打退了苏军的入侵，又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为陈锡联的军事生涯、也为沈阳军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京军区：杨成武令美国人佩服，李德生经历“九一三”事件 在北京军区历史上，杨成武、杨勇、郑维山、李德生、陈锡联、秦基伟、周衣冰、王成斌、李来柱、李新良、朱启、房峰辉、张仕波等先后任军区司令员。 即使在星光灿烂的开国将帅中，北京军区首任司令员杨成武也是很突出的一位。杨成武1914年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他的戎马生涯，可谓有勇有谋、战功赫赫：长征时率部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抗日战争期间指挥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解放战争中指挥石家庄战役，被朱德称赞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朝鲜战场上，在金城地区指挥部队歼灭“联合国军”1.7万余人，金日成亲自为他佩戴勋章。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杨成武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副总参谋长、防空军司令等职。他每周一、三、五在防空军上班，二、四、六在北京军区上班，虽然公务繁忙，却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 杨成武还是当时国庆阅兵的总指挥。他指挥的阅兵式不仅受到国内的一致好评，就连苏联和美国的军官都赞不绝口。一名美国西点军校的队列教官曾钦佩地说：“中国的阅兵分列式世界一流。我不知道总指挥杨成武将军，是用什么办法把士兵训练成‘机器人的。对此，我们只能望尘莫及。” 李德生是北京军区历史上另一位著名司令员。他是河南新县人，1916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化名“李得胜”，与李德生读音相似，所以每次听到这个名字都很敏感。1968年，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当周恩来念到“李德生”时，毛泽东接话问道：“哪个是李德生？”周恩来介绍说：“李德生是十二军军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紧接着向李德生招手说：“请你站起来。”以便让毛泽东认识他。第二年，中共九大举行时，周恩来又一次念到“李德生”，毛泽东又一次接话：“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1970年底，林彪要求设国家主席的风波尚未平息，党内斗争形势格外严峻。毛泽东亲自点将，安排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还明确要求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李德生不负毛泽东所望，在1971年林彪等人乘飞机叛逃、制造“九一三”事件前后，坚定政治立场，稳住了北京的局势。20世纪7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华北战备形势极度紧张。李德生有针对性地加强“反空袭、反坦克、反空降，打飞机、打坦克、打伞兵”训练，做到了有备无患。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会上，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专门提名李德生作为“老中青三结合”里“中”的代表进入大会主席团。接着，李德生又被选为大会主席团5名副主席之一。8月3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73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李德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泽东专门对李德生说：“你家出了个李铁梅（《红灯记》里的主角），你就是‘李铁梅，你是陪绑的。”毛泽东还连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这些风趣言辞的背后，是毛泽东对李德生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表现的肯定。 兰州军区：张达志自费请炊事员，皮定均一年报废一辆吉普车 兰州军区地处西北，张达志、皮定均、韩先楚、杜义德、郑维山、赵先顺、傅全有、王克、刘精松、郭伯雄、李乾元、王国生、刘粤军等先后任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和皮定均是其中个性鲜明的两位司令员。 张达志作为兰州军区的首任司令员，曾是陕北苏区的创建人之一，可谓功勋卓著。他1911年生于陕西葭县（今佳县），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兰州军区司令员任上工作了14年，人称“布衣将军”。他生活简朴，平时吃的就是西北最常见的小米、土豆。节假日里，张达志最喜欢穿着布衣布鞋外出，没有一点架子，有时站岗的新兵居然认不出他就是司令员。按规定，军区首长可以配一名炊事员，他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有10年时间都是自己花钱聘请炊事员。 张达志不仅严于律己，对部队的作风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军区党代会的饭桌上多加了一个肉菜，张达志很生气，决定谁“拍板”加菜谁出钱。 驻守在大西北的兰州军区条件比较艰苦，为了改善部队的训练和生活设施，张达志发动部队大搞农牧业生产。到1969年调离兰州军区时，他为军区积累了7000多万元资金。 张达志打起仗来一点也不手软。1958年至1959 年，甘肃、青海两省与四川、西藏毗连的藏族地区发生了武装叛乱。张达志率领兰州军区部队在藏族人民的支持下进行了平叛作战，击败了发动叛乱的反动上层分子。在平叛过程中，张达志严格执行民族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使解放军得到了藏族人民的支持。1962年，张达志又积极组织兰州军区部队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战斗中歼敌92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边境局势骤然紧张，兰州军区压力增大，而张达志在当年11月被调任军委炮兵司令员。兰州军区急需一位接任者。刘伯承向毛泽东推荐了皮定均。皮定均1914年出生，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皮定均原本被评为少将，但毛泽东认为他在中原突围时有功，在授衔名单上特地批示“皮有功，少晋中”。 皮定均到兰州上任时，正是“四人帮”猖獗时期。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环境下，很多单位不敢大抓训练，皮定均对此十分反感。他明确地说：“军队就是要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就要有真本事。不训练，没有真本事，敌人来了只有失败。到那时，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当了亡国奴，还有什么政治可谈！”基于这样的认识，皮定均一到兰州就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战备的指示。 为了推进训练，皮定均首先从身边抓起。他对军区领导机关几百名干部清晨不上早操非常不满。他说：“看起来只是立正稍息，左转右转，齐步正步跑步，可正是这些机械枯燥的动作，使百万大军步伐一致，齐心合力，形成整体，使他们能在统一的号令下冲锋陷阵。是军人就应该出操，军区机关应该做出样子来！”为此，皮定均每天早晨第一个出操。结果，早操制度在他到任的第三天就初步形成。皮定均“顶风作案”、大抓军事训练的做法引起了周围人的担忧，有人提醒要他小心，别让人家抓住辫子。皮定均却说：“我忠心为党为国，死而无愧，随他们怎么办！” 到达兰州的第二周，皮定均又率领军区各部门的负责人深入边防阵地，勘察地形，马不停蹄地跑了3个月。160万平方公里内的所有阵地以及大部分的团、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兰州军区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大部分地区交通条件很差。皮定均到兰州时，军区为他配备了一辆北京吉普和一辆上海牌轿车，全是崭新的。当皮定均离开兰州军区时，由于常年在条件恶劣的地区视察，他乘坐的北京吉普报废了4辆，平均一年坏一辆，那辆上海牌轿车却崭新如初。 济南军区：杨得志下连队当兵，张太恒“犯过错误” 济南军区驻防山东、河南，杨得志、王新亭（代司令员）、曾思玉、饶守坤、李九龙、张万年、张太恒、钱国梁、陈炳德、范长龙、赵宗岐等先后任军区司令员。 在济南军区，至今还流传着一段首任司令员杨得志下连队当兵的佳话。杨得志1911年出生，湖南醴陵人，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并随部队上井冈山。1958年9月，在济南军区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式上，司令员杨得志说，希望干部们响应毛主席号召，下连队当兵，自己愿意带头。随后，杨得志隐瞒身份，用了参加红军前的名字“杨韶起”，下连队当兵去了。在连队里，杨得志早晨打背包，开饭时给战士盛菜分饭，训练课上敏捷地在铁丝网下练习匍匐前进……团里组织的考核，他得了两个优秀、一个良好。几天后，战士们开始猜测：这个“杨韶起”年纪大、参军久，不像是普通干部，应该是位高级首长，可言行举止又和普通战士一样，不像高级首长。此时，杨得志已经和战士打成一片，觉得可以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了。于是，他就在一次全营大会上做了自我介绍，军营里瞬间沸腾了。大家都感到司令员在自己营里当兵，是全营的光荣。一个月的士兵生活结束后，杨得志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背包里多了个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是战士们偷偷放进去的一个苹果和三块糖。 张太恒也是济南军区一位很有特点的司令员，他是带“错”上任的。张太恒1931年出生，山东广饶人，家境贫寒，1944年参加革命。1991年5月，西藏举行了和平解放40周年庆典，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张太恒送走中央代表团后，开始进行边防调查工作。6月16日，张太恒一行20多人准备乘两架直升机前往日喀则，不料，第二架直升机起飞后突遇复杂的气象条件，飞行员无法把握突变的气流，直升机碰到山崖坠毁。张太恒得知消息后紧急返回现场组织抢救，但飞机上的13名同志已经全部遇难。事故发生之后，张太恒明确表态，自己是带队的军区司令员，对事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年3月，张太恒到北京开会。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找他谈话，通知他：“军委决定免去你成都军区司令员职务，任命你为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并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太恒说：“感谢军委对我的信任，这样处理我没意见。”他在南京军区的任职大会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人，情况大家比较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军委让我到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是对我的信任。” 1992年10月17日，张太恒突然接到总政治部的通知，要他到北京来。到达北京之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找他谈话，告诉他中央军委决定由他接替张万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0月23日，中央军委宣布了张太恒的任职命令，张太恒在任职大会上讲话时，第一句还是：“我是犯过错误的，山东是我的家乡，济南是我参加解放的城市，到这里工作后，决心不辜负中央军委的重托，要把济南军区建设好。” 回到家乡任职的张太恒以身作则，很好地完成了使命。1993年，他冒雨来到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当起了训练课的主考官。当军区兵种部干部驾驶坦克、装甲车顺利完成考试时，张太恒高兴得连伞都不打，走下主席台和大家握手。张太恒年轻时，当过国庆10周年阅兵仪式的主旗手。在济南军区机关组织的一次队列会操后，他兴致勃勃地走下主席台，为参加会操的干部做起了参加阅兵式的标准动作示范，身姿不减当年。 经历过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张太恒对战士退伍之后的生活非常关心。1994年12月，部队当年的退伍工作开始后，张太恒冒着寒风下到部队，在某高炮旅逐个连队看望即将退伍的老战士。他很动情地对老战士们说：“高炮旅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凝结着你们的汗水，我代表军区向大家表示慰问，希望大家退伍不褪色，服好预备役，随时准备报效祖国。”张太恒再三嘱咐旅领导一定要帮助老战士解决实际困难。那天中午，张太恒听说有个连要为退伍老战士送行，就专程到连里和老战士一起吃午饭。在餐桌上，张太恒问同桌的几位班长都学了些什么技术，并幽默地对大家说：“有了技术也不能放松学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本领小了是游不动、游不远的哟！” 南京军区：许世友炒豆芽接待彭德怀，固辉指挥台海军演 南京军区镇守中国的东南门户，许世友、丁盛、聂凤智、向守志、固辉、陈炳德、梁光烈、朱文泉、赵克石、蔡英挺等先后任军区司令员。 南京军区的首任司令员许世友算得上声名显赫。他1905年出生在湖北麻城许家洼（今河南新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许世友刚从朝鲜战场回国不久，就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司令员，镇守东南。 许世友是老红军，当过敢死队队员，是一员猛将。但在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他出了名的“小气”。他平时最爱穿一身军装、一双解放鞋，最中意的床铺是木板床。军区机关管理部门先后两次要给他更换高级轿车，许世友都拒绝了，北京吉普一直是他的座驾。有一次，彭德怀因公务路过南京，许世友设家宴招待，桌子上就摆了豆芽菜等4道家常菜，彭德怀对此很赞赏。当了司令员的许世友对家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从来不为他们的工作和升迁打招呼，还常告诫他们：“你们当过几次敢死队？受过几次伤？为人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老实工作，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 许世友自己也保持着普通战士的本色。当年，在长征路上，他就常常在战斗间隙手舞大刀，为战士们表演武术。1958年9月21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南京军区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毛泽东握着许世友的手说：“世友啊，现在地方上规定每个领导干部要有一段时间进工厂当工人，下乡当农民，你们部队干部可不可以下连当兵？可不可以作个决议？”许世友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完全可以，坚决照办！”在毛泽东走后的第二天，南京军区常委就召开会议，许世友在会上第一个向常委报名，要求下连当兵。军区常委研究决定，批准许世友、张才千、肖望东、林维先、饶子健等30位将军首批下连当兵。1973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结束了在南京军区18年的司令员生涯，前往广州军区担任司令员。 长期以来，台海局势都是南京军区关注的重点。1995年，美国突然允许李登辉访美，引发了一轮台海危机。为遏制“台独”势力，同时为了促进东南沿海战备建设，中央决定南京军区于当年举行大规模的陆海空军联合演习。此时，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固辉早已准备充分。 固辉原名顾建业，辽宁盖平县（今盖州市）人。1947年，17岁的固辉参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豫西剿匪等。1950年，他随部队来到黑龙江北安地区开荒生产，是穿军装的第一代“北大荒人”。随后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1990年，固辉升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当走进南京军区的机关大院时，固辉深感责任重大，南京军区面对台湾地区，驻守在改革开放第一线。固辉一上任就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找出了重点——狠抓各级党委班子建设。他连续3次下部队，对团以上领导班子进行跟踪考核和指导。同时，他还重点勘察了辖区地形，初步掌握了军区整体情况。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给海防管理和战备工作带来一些新问题，固辉重点对上海、浙江、福建进行了调研和思考。他要求军区积极争取地方的配合，把海防管理中的问题调查清楚，制定出完善的海防管理方案。调研中，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沿海，尤其是福建沿海，敌对势力的渗透已经对部队构成严重威胁。随后，南京军区专门制发文件，把防止敌对势力渗透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有了这些准备工作，固辉在指挥台海军演时游刃有余。演习结束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专门签署命令，嘉奖了参加演习的部队。 除了在军事上不含糊，固辉对部队的作风要求也很严格。1991年冬季征兵时，驻南京某师私自扩招女兵45人。固辉得知情况后，认为这严重违反了部队纪律，责成有关部门认真调查、严肃处理。由于很多老首长来说情，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采取了宽容态度。但固辉顶住压力，不为所动。他在调查报告上批示：“我个人意见已经提出，如果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个报告，一定要将我个人的批示转总部。”由于固辉坚持原则，该师最终把扩招的女兵全部退回。 广州军区：黄永胜为首任司令，张万年威震越军 广州军区负担着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重任，黄永胜、李天佑、丁盛、许世友、吴克华、尤太忠、张万年、刘存智、朱敦法、李希林、陶伯钧、刘镇武、章沁生、徐粉林等先后任军区司令员，或代司令员。 广州军区首任司令员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910年生，早年参加秋收起义，随部队到井冈山，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中，黄永胜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在这之后，他来到华南，先后任第13兵团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文革中有错误，于1971年9月被撤职。1983年4月，在青岛病逝。 广州军区历经多次经典战役，走出了一大批优秀司令员。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就是其中之一。张万年1928年出生于山东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16岁的张万年开始了军旅生涯。解放战争时期，张万年屡建奇功。 解放初期，粤东是台湾国民党军队破坏的重点地区。张万年随部队驻守粤东，先后参加了解放南澎岛战斗和东山岛战斗。1956年6月，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副总参谋长陈赓到粤东视察部队战备工作。张万年对粤东地形、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了如指掌，因此首长点名由他随同视察。视察中，张万年有问必答，准确无误。彭德怀非常满意，表扬张万年说：“你是个活地图。” 1962年，张万年被任命为“塔山英雄团”团长。上任后，多数时间他都在连队蹲点。师长阳震后来回忆说：“他这个团长，你在机关里找不到他，要到连队去找。什么时候找到了，他也是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满身是泥。”这种经历使得张万年摸索出一套带兵思路：班长对战士，一是要随时知道战士在哪里；二是要随时知道战士在干什么；三是要随时知道战士在想什么；四是要随时知道战士需要什么，然后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要跟上去。这是张万年“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带兵方法的最初实践。在严格管理和训练下，他率领的“塔山英雄团”在军区大比武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桂冠。 1968年6月，在援越抗美前线作战的张万年被任命为陆军第127师师长，从广西移防河南，担负战略预备队任务。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127师在张万年的指挥下，五战五捷，进展神速。127师的战士曾在前线捡到越军的传单，上面用中文赫然写着“消灭127，活捉张万年”。 战场上的张万年令敌人闻风丧胆，生活中的他待战友亲如手足。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在望时，张万年的部队奉命即将撤回，他与师政委蔡春礼商定要晚些再走。“我想再到峙浪山烈士陵园去一趟，再跟他们告一次别。”张万年说。还没走进陵园，一眼望见新竖起来的墓碑，张万年就流下了眼泪。走进陵园后，已经泪流满面的他缓慢地走到每一块墓碑前，跟烈士们一一道别。直到天快亮了，张万年向最后一名烈士道了别，才返回。 1982年，张万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武汉军区撤销，张万年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87年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这时，中越边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已告一段落，但局部地区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为巩固边防，张万年率领军区机关，深入边境地区勘察地形、视察部队。1988年10月，张万年组织广州军区各机关进行协同作战演习，分析研究了世界上围绕海洋争端爆发的局部战争战例，并研究了岛礁争夺和海岸登陆抗登陆作战理论。 1990年4月，张万年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95年9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95年12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97年9月，张万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成都军区：“独臂将军”贺炳炎，“一尘不染”李九龙 成都军区驻防祖国大西南，辖区内的国界线达7000多公里。贺炳炎、黄新廷、梁兴初、秦基伟、刘兴元、吴克华、尤太忠、王诚汉、傅全有、张太恒、李九龙、隗福临、廖锡龙、王建民、李世明、李作成等曾先后任军区司令员。 首任司令员贺炳炎是位传奇将领。他1913年出生，湖北松滋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长征开始时，贺炳炎任红五师师长，在湖南省绥宁县瓦屋塘的东山遭到敌人的疯狂阻击。这场战斗决定着整个大部队的生死存亡，贺炳炎率领冲锋队一个弹坑一个弹坑地匍匐前进。距离敌人不到100米时，贺炳炎霍地站起大吼一声：“同志们，杀啊！”便挥舞大刀冲入敌人阵地，顷刻间砍翻了好几个敌人。贺炳炎的惊人胆魄，使部队士气大振，一举拿下了东山。战斗胜利了，贺炳炎却失去了右臂，从此被称为“独臂将军”。1945年4月，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抬起左臂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左手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今后就免掉这份礼吧。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 长年征战，贺炳炎先后11次负重伤，身患多种疾病。1954年2月，贺炳炎出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不久，他患上了严重哮喘并引发心力衰竭，但始终不肯休养治疗。贺炳炎说：“现在是条件好了，要是打仗时期，肯定病也没有了。过去我害疟疾，高烧40度，洗个冷水澡就好了。现在这些病有什么了不起！” 1955年2月11日，贺炳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组织上拨款给他盖宿舍，他却用这笔钱盖了军官宿舍；组织上要给他的住房安装暖气，他又把暖气片送给了军区医院。1958年冬，贺炳炎到北京开会，军区后勤部逮住这个机会，总算给他的房间安上了暖气。贺炳炎回家后狠狠地埋怨了后勤部一通。 1960年4月，贺炳炎带病坚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会议。6月26日，他病情加重，又突发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昏迷三天三夜后，贺炳炎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军区后勤部前来汇报工作，他用微弱的语气对后勤部部长说：“找你来，是要你把这些工作尽快落实。我是不行了，等我死后，那些先见马克思的同志们会问我，革命成功了，你掌权了，你为大家做了什么好事呢？我能说，我的部下还没房子住吗？难道我能就这样去见我的战友们吗？” 不料，这番话竟真成了他的遗言。7月1日，贺炳炎的病情再度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7岁。他是开国上将中最早去世的，也是去世时最年轻的一位。 贺炳炎的刚毅与清廉，在成都军区如血脉般传承下来。第十一任司令员李九龙就是继承贺炳炎精神的典范。李九龙1929年出生，河北丰润县（今唐山市丰南区）人，16岁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衡宝战役，多次立功。在衡宝战役中，李九龙带领部队歼灭了白崇禧引以为傲的“钢七军”精锐300多人。1979年2月17日，时任师长的李九龙奉命率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五战五捷，战果辉煌。1985年6月，李九龙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90年4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91年9月，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李九龙为官清廉。他从济南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时，举家搬迁到北京，总后勤部派了几辆大卡车到北京火车站接运。可李九龙的家当就几个包裹，只装了小半车。一名农村来的小战士吃惊地说：“常言道，放鸭师傅的鸭棚里还有三挑哩。一个堂堂的大军区司令员，就这几样东西，不是我亲眼看见，根本不敢相信。”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朱成友后来回忆说：“李司令在成都军区工作时，我从没见过有人敢给他送礼物。他到成都军区报到那天，就带着一位秘书、两个提包。他离职回北京时，还是原来带的那些东西，真是‘时苗留犊，一尘不染啊！”1994年10月，李九龙达到最高服役年龄，卸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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