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于空间正义导向的乡村贫困治理研究 |
| 范文 | 高嘉遥 高晓红 【关键词】空间正义 ?乡村 ?贫困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6.014 “空间转向”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特征和积极成果，为分析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乡村贫困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乡村作为与主流文明相背离的空间逐渐被剥夺、隔离甚至被遗忘，空间失衡现象则进一步加剧着乡村的贫困与衰落，可以说，空间的非正义是乡村贫困问题的根源。因此，乡村贫困治理应诉诸于空间正义，打破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界限，实现空间权利、资源、机会的共享，达到最大限度的空间平衡，从根源上消除贫困现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贫困、差异与空间失衡 贫困，起初主要从经济层面进行考量，形容人们由于经济原因而陷入贫穷的一种状态。随着对贫困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贫困的内涵逐渐扩大，权利、风险、机会、话语权、代际延续等话题进入贫困研究的视野。贫困不再局限于物质的匮乏，还涉及贫困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资源等方面的享有不足。纵观中国贫困治理的发展历程，贫困治理主要依靠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开发与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两种途径，试图从制度、经济、资源等多维层面入手，分阶段、分目标逐步消除贫困现象。 空间，指与时间相对应的一种存在维度。首先，空间是一个地理概念。就具体的空间而言，它可以是城市、乡村、商场或者村舍，一般通过经纬、形状、方位等概念去表征。其次，空间是一种政治工具。空间被权力者塑造、规划，沦为服从于某种目的的政治工具。作為工具性的政治空间，它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体现，潜藏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表现为某种深层的隐喻空间。最后，空间具有文化属性。文化是空间的内在属性，特定的空间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通常把文化空间理解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基础上的“第三空间”，其意义在于以一种新的视角解读空间。因此，文化空间应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加以提倡，而不是局限在某一固定的领域，主观上缩小其内涵和价值。 差异是与同一、同质相对应的概念，贫困本身就意味着差异，贫困的差异还具有一种边缘化的倾向。哈维认为，“自然及其主导性差异日益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当自然的直接表象被置于历史语境中，物质景观的发展就体现为自然生产的过程”。[1]可见，在哈维看来，社会差异不过是自然生产的结果，与自然生产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则是塑造空间差异的主导力量。如果说城市是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的社会主流文明空间，那么乡村则是与主流文明相背、坚守传统人工生产方式的被遗忘的空间。城市与乡村作为不同生产方式的产物和符号，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文化的差异则进一步加深异质空间的不平衡性。如何在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中寻找现实的张力，使乡村既能走向现代文明的未来，又能承接失落文明的过去，是乡村贫困治理的艰巨任务。 乡村贫困的根源是空间的非正义，空间非正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失衡现象。首先，贫困地区主要以山地、丘陵、荒漠地形为主，生态环境脆弱，自然资源贫瘠，导致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农业生产受到影响。此外，贫困地区远离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带，信息闭塞，市场发育不足，非农业产业发展受限。相比之下，中部及东部地区空间位置优越，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刺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地理空间失衡现象是由空间的本源性差异决定的，它是一种绝对的无法消除的差异，良好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由空间的本源性差异引起的空间失衡现象。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加大了西部开发的力度，从而有利于形成更加合理均衡的空间开发格局。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在“先富带动后富”理念的引导下，政治空间失衡现象成为体制内的常态，沿海地区获得优先发展权，内陆地区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加剧了内陆地区的贫困状况。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始推进城镇化建设，在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城镇化被列为重要议程，在城市不断扩张的同时，乡村空间不断地被改造、挤压、甚至被吞噬。大批的青壮年加入城镇化的浪潮中去，乡村被迫成为留守老人和儿童的聚居地，导致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乡村日益衰落，由此可见，政治空间失衡现象是加重乡村贫困的又一砝码，目前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就是对城市和乡村的政治失衡现象实施政治补救。最后，文化空间失衡现象导致贫困的代际延续。贫困人口自有的文化体系持续地影响下一代，使其陷入贫穷的循环，无法逃离。不可否认的是，城市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节奏，而农民的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综合素质不高，再加上教育的空间不平衡性造成的知识贫困问题，都导致乡村与城市的差距逐渐拉大，乡村的贫困程度加剧。精准扶贫：重塑乡村贫困治理的空间维度 精准扶贫是我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新尝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上的最新理论成果。精准扶贫重在“精准”，“就是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2]其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的具体实践过程中。 精准识别主要解决的是扶贫工作中存在的“贫困村、贫困人口识别不清”的问题，从过去的区域精准、县域精准再到如今的村域精准、户域精准，从实践层面上讲，精准识别就是对扶贫对象的空间精准。精准帮扶主要是针对以往“一刀切、大而全的扶贫内容、方式”而设计的，在充分考虑贫困的地域独特性和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制定具有地方适应性和针对性的帮扶政策，也就是说，精准帮扶强调的是扶贫方式的战略精准。精准管理意味着改变以往的静态管理模式，杜绝“终身制”现象，通过对贫困人员关键指标的对比和分析，实现脱贫人员信息的流出和新贫困人员信息的流入，确保贫困信息的真实性并以此为依据做出科学决策，精准管理的本质就是对扶贫对象的动态精准。精准考核即扶贫过程的监测精准，试图改变以往贫困治理工作考核形式化的问题，通过对贫困人口信息系统实施监测，可以清晰准确地查看扶贫资源的使用、扶贫项目的落实以及扶贫工作的进程等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量化考核，评价各部门的工作成效，并配合相应的惩罚和激励机制，调动干部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保证扶贫工作的有效性。 作为现阶段我国贫困治理工作的主导性政策，精准扶贫是根据我国以往扶贫开发经验和目前贫困问题呈现的新特征而逐步确立的，其核心要义在于“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具体路径则表现为对乡村贫困治理的空间重塑。首先，精准扶贫是以乡村贫困地区的本源差异为基础的地理空间重构;乡村贫困地区的本源差异特指地缘性差异，地缘性差异即包括地理位置差异、生态环境差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相关的气候性差异。精准扶贫强调因地制宜理念，鼓励在尊重贫困地区的本源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与当地自然条件相适应的农业和产业。此外，对于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贫困地区，精准扶贫鼓励采取异地搬迁的扶贫方式，将贫困人口直接转移至地理位置、环境较好的地区，从根本上解决地区贫困问题，其本质也是一种地理空间重构。其次，精准扶贫是以乡村贫困人员的平等权利为目标的政治空间规划;与城市地区相比，乡村地区的政治权利往往被忽视，村民很难发声或者很少发声，一方面是村民的政治表达渠道受限，另一方面是村民的政治意识淡薄，这都不同程度上导致乡村的政治空间被挤压。精准扶贫致力于打造一个多元的贫困治理空间，在新的政治空间规划中，政府仍是最主要的贫困治理主体，社会组织作为最活跃的力量与政府相互配合、共同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更重要的是，村民是贫困治理的主体，在扶贫的决策和分配过程中应全方位参与。最后，精准扶贫是以多元乡村文化的和谐共生为特色的文化空间重塑;乡村贫困在最深层次上表现为一种文化贫困，文化贫困是贫困地区特有的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文化状态。文化贫困表现为两种形式：精神貧困和知识贫困。精神贫困主要指贫困人员的精神世界匮乏，乡村文化单调落后，封建迷信思想盛行，不少村民信仰缺失，陷入一种思想空虚、索然无味的茫然状态。知识贫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教育的空间失衡造成的，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教育质量低下，贫困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教育的空间失衡是造成贫困代际延续的罪魁祸首。精准扶贫鼓励“造血”式扶贫方式，“造血”的根本就是培养贫困村民一种自强不息的文化意识和实践能力。走向空间正义：乡村贫困治理的有机创新 寻求正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不懈追求，社会正义主要表现为以“程序”为核心的形式正义和以“结果”为核心的实质正义，分别强调社会分配过程和生产结果的正义性。空间正义属于社会正义的范畴，所谓空间正义就是指正义的空间维度，即将空间视为物质性的存在，在空间的生产和生活中注重维护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公平占有、利用空间来进行生产、生活的权利。[3]乡村贫困治理的本质就在于纠正存在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空间失衡现象，消除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使乡村的空间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始终体现空间正义原则。 乡村空间生产指村民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属人”空间的再造过程，空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往往成为被争夺的对象，空间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伴随着社会关系的生产，走向正义的乡村贫困治理应坚持乡村空间生产和分配的正义原则。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空间生产由国家统一配置，这种以平均主义为原则的空间生产方式隐含了许多矛盾。它忽视了村民间的差异性，村民的个人意愿被压制，因此无法满足村民的自身需要，本质上就是非正义的。此外，乡村与城市的空间隔离，使得城乡居民之间形成一道鸿沟，非正义的分配方式造成城乡空间资源享有上的不平等，村民被排挤在城市之外，逐渐沦为“二等公民”，被边缘化、弱势化。乡村贫困治理应重视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非正义现象，以空间正义为导向开展扶贫开发工作，逐渐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治理体系。 结合中国当前的本土国情，乡村贫困治理的有机创新至少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合理规划社会资源在乡村贫困空间配置;目前，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极不合理，贫困地区资源享有严重不足，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缺乏，落后的基础设施、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低的文化教育水平等都造成村民脱贫能力的减弱。以空间正义为导向的乡村贫困治理应拓宽渠道，促进社会资源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城市地区向乡村地区的合理流动，确保社会资源在乡村贫困空间的合理配置。第二，有效纠正政治制度造成的空间失衡现象;历史语境下，中国乡村贫困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不平衡的政策制度安排造成的，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优先发展权，中西部地区乡村发展受限。社会发展成果要惠及到每一个中国公民，就需要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和良善发展。精准扶贫作为当前我国乡村贫困治理的制度创新，可以有效地纠正政治制度安排带来的空间失衡现象。第三，切实保障村民参与空间生产与分配的权利;空间正义导向下的乡村贫困治理应重视村民的意愿，实现治理主体从社会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的转化。具体的措施包括加强村民参与的法律保障，明确村民在乡村贫困治理过程中参与的内容、程序、方式，加强乡村贫困治理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从而保障村民的知情权，为村民参与乡村空间的生产和分配奠定基础。同时，还要赋予村民对于乡村贫困治理工作的监督权，优化对不符合空间正义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申诉的渠道。第四，充分尊重贫困空间的文化差异，消除文化歧视;乡村贫困治理过程中，应加强乡村人文精神的建设，构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繁荣共进的生机图景。乡村文化多给人一种保守落后的印象，造成经济发达区对于乡村贫困地区的文化歧视，乡村贫困治理过程中应自觉抵制任何形式的文化歧视，尊重各民族文化传承的权利，在协助贫困地区发展本土特色文化的同时，鼓励其积极参与国家与当地的文化发展工作，分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果。第五，坚决维护村民的空间环境正义，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空间环境正义是我国乡村贫困治理坚持的价值取向，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贫困治理的题中之义。发展不得以损害乡村的生态环境为代价，乡村贫困治理主张建立一种正义的空间开发格局，其中明确包含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诉求，表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注释 [1][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2]王国勇、邢激：《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问题探析》，《农村经济》，2015年第9期。 [3]乔洪武、曹溪：《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重视空间正义》，《光明日报》，2014年6月18日。 责 编/赵鑫洋 Abstract： Spatial injustice is the root cause of rural povert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patial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erm of geography， politics and culture， and reveals the crux of the rural poverty problem. Alleviating poverty through targeted measures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addressing the poverty issue in China at this stage. It i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space that i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origin in the poor rural areas， aims to ensure equal rights for the poor in rural areas， and featur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diverse rural cult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we must take spatial justice as the orientation and persist in the organic innovation of rural poverty management. Keywords： spatial justice， rural areas， poverty govern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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