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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作为社会网络的延伸：网络化个人主义现状在中国的实证考察

范文

傅正科

摘? ? ? ? ? ? ? ? ? ? ? ? 要：本研究通过分析ICT对社会网络的中介影响，分析了网络化个人主义语境下交往媒介对现代居民生活的效用。被调查者（N=995）基于回忆法，对社会网络、交往媒人口变量等属性进行汇报。研究数据指出，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果对ICT的使用存在显著影响。于讨论部分对现代人通过ICT建造可以承载自我社会网络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社会网络;ICT;网络化个人主义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编号：Y201636920）：中国青少年与成年群体ICT使用与“结网”现状研究，项目类别为一般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编号：201908330672）

社会网络对传播网络影响这一议题并不算新颖，就此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Wellman et al.， 2003）。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了这种以传播基础设施为平台的社会交往的出现（Boase & Wellman， 2006）。但是，上述研究往往集中于移动互联媒介，而事实上，对现代人而言，虽然移动互联媒介十分之重要，但是传统的媒介手段，例如面识交往、手机短信与电话也依旧十分重要（Hampton & Wellman， 2003）。同时，此类研究在亚洲为数并不算太多，因此，本研究将以中国为语境，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一、综述与假设

（一）媒介可供性

媒介可供性提供了与媒介即讯息不同的关照现代人与媒介之间关系的视角。媒介即信息强调的是媒介的决定性作用，即媒介对现代人的社会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我们往往对这种影响是无知的。与之相对，媒介可供性指的是：基于传播基础设施所提供的基础功能以及在社会互动中的情境线索，个体会选择合适的媒介进行社会互动（Wellman et al.， 2003）。

可供性这个概念强调两点：首先，技术有其内在的特征;其次，这些技术特征将影响人们如何使用这些媒介。换句话说，传播基础设施的媒介可供性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媒介技术，另一个是媒介用户的社会使用方式，因此，媒介基础设施既可以用于促使交流的发生，但也同样有可能阻碍交往行为。大多数的数字媒介有不同的功能，例如使媒介用户可以同多个地方的人进行同时的对话，也可以使用媒介的匿名性、去地域性并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例如，电子邮件使得异步的交往行为得以发生，使得人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去整理自己将要发送的信息，并使得自我呈现做得更好;同时，即时通信工具也用于异步的交流，但是即时通信工具也支持同步的交流，特别，随着手机越来越多的嵌入了即时通信软件，从而使得人们使用即时通信工具进行紧急联系、微型合作、情感支持变得可能（Quan‐Haase， Cothrel， & Wellman， 2005）。

（二）网络化个人主义

在网络化个人主义的视域中，传播网络被用于社会网络的维系，当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交往可能以及人们想要交往的社会关系特点之间存在一致性时，媒介用户会使用特定的媒介维系特定的社会关系进行联系（Wellman et al.， 2003）。例如，电话提供了远程与家人、好友进行联系的功能，如果没有电话我们与远方好友的联系将会变得十分困难。当我们有大量的家住远方的好友或家人时，电话的特征就为这类关系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契机。

（三）傳播系统

社会网络对传播网络影响这一议题并不算新颖，就此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了这种以传播基础设施为平台的社会交往的出现。通过在美国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有研究者指出，人们更有可能使用多种媒介与日常生活中的熟人保持社会联系Boase （2008），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使用什么媒介，取决于交流的目的（例如，谈话的主题），技术的功能，关系的社会可接近性（例如是否本地，关系的亲密度）等等。人们倾向于使用不同的传播基础设施来促使手头任务的完成（e.g.， H. Kim， Kim， Park， & Rice， 2007; Mesch， 2009; Van Cleemput， 2010， 2012）.。通过对社会网络数据的分析，有学者指出，除了面对面交流外，大多数的被试会尝试使用一切媒介来维系自己的社会关系，同时他们有倾向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社交软件来维系弱关系（Van Cleemput，2010， 2012）。在韩国的研究指出，人们倾向于使用面对面交往以及手机来维系强社会关系，用电子邮件以及即时通信工具提升弱联系（H. Kim et al. ，2007）。也有研究指出，人们会结合使用各类媒介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如人们会先用互联网认识新的朋友，然后再将这些社会关系带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人们如何整合使用多种媒介尚待实证研究考察（Hampton & Wellman， 2003）。

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网络对自我传播网络的使用存在显著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和抽样步骤

本研究通过滚雪球抽样与第三方调研平台结合的方式，获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首先，选取五个城市：宁波、杭州、扬州、北京、武汉，通过种子调查员在五个城市发放问卷，每份问卷均附有问卷填写说明。其次，通过第三方调研平台“微调查”面向全国发放问卷。

最终，抽取1075例样本。在所有的参与者中，有1033人参与了调查，参与比例为96.1%。经过前期筛选，只有数据合格的样本被纳入到数据分析阶段（N=995），回收率为96.32%。

由于样本经由两个渠道获得，为了确保两类群体的同质性，进行同质性检定。在同质性检定环节性别[（x2=1.67，df=1，p>.05）]、年龄[（x2=6.11，df=5，p>.05）]、学历[（x2=8.79，df=5，p>.05）]均显示样本同质。样本在性别、年龄与教育上与CNNIC发布的网民结构基本一致，经由无反应偏差检定，样本在收入这一变量上，与CNNIC所发布的网民结构比例基本一致[（x2=7.418，df=5，p>.05）]。

（二）测量

背景信息与ICT使用。问卷第一部分要求参与者回答背景信息、电子邮件接触情形以及EMAIL、IM和SNS的使用情况。受调查者平均每周使用EMAIL、IM、SNS进行交流的时间分别为2.09，8.05，3.49小时。

社会网络。问卷第二部分用于获得社会网络的数据。根据Tesung的研究，社会网络可以用两个指标测量：一个是社会网络的规模，通过加总不同媒介中社会网络的人数获得该数据;另一个是社会网络中关系的强度，通过关系类型与关系的亲密程度来计算在不同媒介中所承载的关系强度。通过修正Tesung的社会网络问卷，由回忆法获得的EMAIL、IM、SNS中介化社会网络，可以获得被试在日常生活中经由ICT所承载的社会关系的数据。

三、研究结果

在本分析中，将就社会网络的规模、特征与不同类型的自我传播网络的使用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研究结果显示，五个模型中的D-W分别为2.09，1.982，2.004，1.967，1.978，D-W数值在2左右，说明数据符合样本独立。各个模型的变量VIF<5，说明在各模型中，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总的来说，随着个体网络中的熟人关系或普通关系越多，人们就越可能依靠移动网络、互联网络、社交媒介网络作为其社会关系的载体。但同时，面识网络、即时通信网络很少被用于承载普通的社会关系。

仅就P<.05的相关性进行说明，可以得到如下可能的结论：1.当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越多，人们越有可能采取面识网络、移动网络、互联网络、即时通信网络、社交媒介网络进行交往;这种正向影响在自变量：普通关系、社会网络中的熟悉度、相似度上同样存在;2.人际网络的广度与交往媒介使用两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四、讨论

在本研究中，由ICT中介的朋友关系对社会网络的延伸有着重要作用。上述发现与美国在网络化个人主义研究中的发现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即对现代人而言，经由ICT建立的同辈关系对个体的生活与心理健康而言往往更为重要：

从理论层面上，本研究的发现与生态系统理论一致，理论指出媒介渗透到现代人的微观生态系统之中，成为承载现代人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的微观生态系统;从实践层面上，对现代人的媒介素养提出了要求，指出了媒介在现代人社会结网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使用的是截面研究法，受研究方法的限制，因此并不知道这种影响是如何、何时发生的。因此，有必要采用历时性研究去检验由ICT中介的不同类型社会关系将如何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Boase， J.， & Wellman， B. （2006）.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and off the Internet.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709-723.

[2]Gibson， J. （1977）.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 In” Perceiving， Acting and Knowing”， Eds. RE Shaw and J. Bransford. In： Erlbaum.

[3]Gibson， J. J. （2014）.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classic edition： Psychology Press.

[4]Hampton， K.， & Wellman， B. （2003）. Neighboring in Netville： How the Internet supports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a wired suburb. City & Community， 2（4）， 277-311.

[5]Quan-Haase， A.， Cothrel， J.， & Wellman， B.（2005）.Instant messaging for collaboration： a case study of a high-tech firm.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0（4），00-00.

[6]Wellman， B.， Quan‐Haase， A.， Boase， J.， Chen， W.， Hampton， K.， Díaz， I.， & Miyata， K. （2003）. The social afforda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8（3），0-0.

作者簡介：

傅正科（1984-? ），男，浙江舟山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讲师，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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