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政治旨向 |
| 范文 | 王幸平 摘 要： 在对物质概念的理解上一直存在着本体论与认识论两种倾向，从而导致了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与“实证化”，这种理解不自觉地陷入了传统形而上学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通过对于物质概念的政治旨向的阐释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理论特质得以展现。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政治旨向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对于资本主义批判性、现实社会的实践性以及未来社会理想的超越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物质观； 政治旨向； 革命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078-04 物质概念既是理解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内容，又是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因此，正确理解“物质”概念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对物质概念的理解上有两种途径：一方面，在“思维”与“存在”意义上，把“物质”当作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这就导致了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它典型地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在“物质”与“意识”意义上，把它作为认识的客观来源与人的主观意识相对，这就导致在近代科学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这正是第二国际时期“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尽管他们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但是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了形而上学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因而通过对于物质概念的政治旨向的阐释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理论特质得以展现。 列宁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89列宁的物质定义把人的认识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外物，而不是人主观意识的产物，这就反对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一种抽象，而不是简单的直观的反映，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上列宁物质观（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在于把物质观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世界起源意义上的物质观已经不再有意义，机械唯物论意义上的物质观也没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中的物质意义。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意义上的物质其实就是19世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主要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而正是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政治旨向。 一、马克思主义物质观政治旨向之一：马克思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而是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不仅是对于传统哲学的革命更是对于现实社会的革命 唯物主义在历史中经过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三个阶段。朴素唯物主义把外在具体物如水、火、土、气等作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它是直接把物体所具有的一种特性当作事物普遍统一的属性。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在物理、化学等学科上获得了不同传统世界的认识。但是和古代的人们一样，他们也在寻求世界复杂变化背后的统一性和本源性，期望获得对于世界的最终把握，从而达到控制和利用世界的目的。科学的发展为唯物主义学说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依据，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科学的发展不但推动了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而且在社会价值上使人们对于社会和自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从而为唯物主义反对宗教和神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种唯物主义基础上奠定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物质概念也不再是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物质观，尽管马克思哲学和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尽管如此，人们总是在一定意义上称马克思为科学家，一方面是人们总是把马克思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相提并论，认为和达尔文的自然规律一样，马克思是在社会中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马克思理论在这意义上称之为科学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采取了大量数据，所以当时人们对于科学的理解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把马克思理论看作研究经济的科学家，这种观点其实是对于马克思的误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是旨在实现人类解放的政治理论，不是“科学”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批判，显然这里的物质不再是具体可见的实体，也不是科学中物质实体，而是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制度，它主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革命性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古代的世界起源意义上的本体论以及近代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意义转变为人类自身的社会生活世界。正是现实社会中的物质即生活现实决定了人们的意识观念，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经济的变化决定了人们的思想以及社会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改变了传统形而上学思辨性，把以往哲学对于天国的批判转变为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把以前对于宗教神学的批判转向了对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批判。正是在现实的基地上，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性认识，它包括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这也是无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前提。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打破了封建割据，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产生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但占有所有的生产资料，而且还占有工人群众的劳动。因此，资产阶级通过对于工人阶级劳动的占有实行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马克思社会的物质性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实与进步肯定，但是唯物主义中的物质决定意识并不是对于现实的认同，因为意识取决于现实的物质，但是意识并不是顺从和耽搁于现实社会条件，而是对于现实的反映和改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目的不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即自然辩证法，因为自然世界之间的联系和发展是一种无意识过程，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它的目的是注重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因而是人的主体能动性。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不但坚持了意识物质性前提条件和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的本质基础上阐发了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反映论，认为物质不但是认识的来源并决定意识的产生，而且认为人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思维形成对于事物的认识，并完成对于事物的改造。因此与其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注重现实对于意识的先在性和决定性，不如说他更注重意识对于现实和物质基础的能动性和改造性，这体现了意识的能动性，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二、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政治旨向之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在现实生产力上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是资本主义在社会生产与科学上取得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它的合理性，因为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劳动带给他们的并不是财富而是饥饿和贫穷。虽然古典经济学家们看到了社会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是对于工人的劳动却并没有带来财富这一事实，他们无法解释这一现象。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虽然相比于奴隶和农奴在人身关系上依附于奴隶主和封建领主，劳动工人在人身关系上有着自己的自由和生活资料，但是这种自由只是资本主义进行生产和劳动力交换的条件，资本主义进行商品买卖和资本积累的两个前提是产品原料和劳动力，劳动工人的自由正是资本进行自我增殖和扩张的劳动力条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分析，认为资本家不仅完全占有着生产资料，还占有工人阶级的劳动，这就是资本产生的秘密，所以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地扩张和占有，这一点从资本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它剥夺了广大群众的生产资料从而使他们成为自由的劳动者，再加上罪恶的奴隶贸易，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基础。由于资本的不断扩张，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从18世纪初开始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征服和掠夺，广大的亚非拉等落后国家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既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国内的统治地位，但是激化了阶级矛盾，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同样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不同的是在封建社会中封建领主对于农奴的束缚和剥削是直接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和束缚往往是被自由和平等的形式所掩盖的。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人们在生产关系上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从而失去了自由，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前的人类社会一样并没有实现人的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人类并没有真正的历史而是人类的史前史。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类真正的历史。 “马克思的物质观既不导向形而上学的神秘说教，也不导向实证的知识，它导向的乃是对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拜物教的批判。”[2]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批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内容，因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实现人类自由和平等（的理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人类的关系却是处于异化状态，使得人们之间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资本主义制度扫除了封建制度的对于社会发展的桎梏，尤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宗教改革使得每个人拥有自己信仰的权力，摆脱了罗马教会的控制。另外宗教改革使得宗教事务改变了过去繁琐的仪式规定，把世俗的事务和行为也看作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宗教世俗化。这一方面摧毁了宗教事务的神圣性，使得宗教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又加速了世俗事务的神圣化即用人间的上帝取代了天国的上帝继续对人实行统治和束缚，这个人间的上帝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正是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的分析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制度。以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价值和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但是无法解决工人劳动和资本家财产之间的矛盾，也根本无法解释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秘密。马克思把商品区分为价值和使用价值。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使用价值，它反映的是商品的具体属性，而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工人的劳动不但创造商品的具体属性，更创造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即价值。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但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为商品，而且工人自身也称为商品，是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的一部分即生产资料。但是工人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在于他不但创造出自己本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为资本家创造出来比自身更大的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工人在劳动中并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自由，反而受到产品的束缚，从而失去了自由，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主要表现为工人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们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社会本质的异化几个方面。资本主义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们生产的产品成为无法克服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它表现为商品拜物教，资本家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人格化即“资本”的人格化，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统治就是“物化的人”即资本家对于工人阶级的统治。它是一种剥削和压迫，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无法得到解决，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而要消灭私有制只在哲学变革和宗教幻想中是无法完成的，只有依赖于现实的实践与革命活动才能完成。 三、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政治旨向之三：改变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宗教虚幻性，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创立了庞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他用绝对精神取代了近代哲学以来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分裂，把世界统一于绝对精神。但是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受到了费尔巴哈的批判，他认为世界不是统一于精神而是统一于现实物质，不是意识决定物质，相反是现实物质决定人们的意识。但是费尔巴哈把人看作一种自然性生物存在而否认了人的社会性，实际上受到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把物作为一种直观性实体。但是他改变了黑格尔精神哲学，把哲学奠基在社会现实影响了马克思观点，从而使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以及布鲁诺·鲍威尔对于哲学和宗教的批判使人们认识到了精神的虚幻性对于人们的统治，他们关注人的现实性，但是他们的这种现实性只是一种直观性的与实体性的具体存在，而并非是社会意义上的存在。马克思认为物质现实性不是使人屈从于现实，而是对现实社会的革命，而费尔巴哈批判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却并没有指出如何改变这种社会状况的途径，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3]15-16 因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作为哲学实现自身以及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社会制度决定并形成了人们的意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相反正是意识的主体性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主要表现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共产主义，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57 四、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政治旨向之四：在现实基础上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完成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超越 由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被认为是无法实现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它更是被普遍认为是人类的乌托邦。甚至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最终的社会制度，相反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才是人类最终的社会制度。当前资本的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资本主义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资本逻辑的继续和发展，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和解释的主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它的力度和深度上来说至今仍然是有着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我们来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值得深刻反省，但是我们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批判具有的当代价值，更不能忽视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理想制度的意义。首先，人类自身是现实性和超越性是统一的。由于共产主义不具有现实性而加以反对，这实际上否认了人类对于现实的超越性。人不是仅仅停留在现实的基地上，更重要的是对于未来理想的追求，只有自然界的生物才会耽于现实的存在而无法超越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4]57也就是说自然界的生物和周围的世界是一种直接的存在，它和周围的世界是直接同一的，它的本能就是它的本质性生存，因而动物没有实践活动，不会改造这个世界。而人类则不同，人类和周围的世界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间性关系，是在物质存在基础上的能动存在。所以“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5]202人类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从而实现改变世界，最终达到和周围的世界统一。共产主义就是对于现实的超越，是一种人类意义和价值在未来的澄明和敞开，是人类自由和本质的无限开启过程。因此只承认社会的现实性是否认人类的理性和自由的本质，其实是否认人类的超越本性。其次，作为未来社会共产主义是一种趋向于未来无限的运动过程。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3]87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不是现实可感的，也不是一种实际客观存在，它是人类自我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永无止境的运动，它既是对于现实的超越，也是支撑人类自我存在的理由。人类的存在需要现实的生活，但是人类不仅仅是现实的，更是一种无限的存在，这种无限通向于未来。所以人类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割裂人类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化大工业的分工和发展，形成了“单向度”存在的人，从而导致人类的片面存在。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现实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类始终是处在由现实的必然王国通向未来无限的自由王国途中。在必然王国中，人的存在既受着物质条件和生产分工的限制和约束，同时也受着社会关系的制约。而在未来的自由王国中，人的存在摆脱了外在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不再受社会关系的束缚，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放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式的自由状态，而不仅仅限于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家。再次，作为对于现实的超越和通向无限未来共产主义，其实正包含在现实之中，这种现实就是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社会制度，它不是像生物的那样自然形成，它需要现实革命和斗争。因此，作为人类未来共产主义制度既是对现实社会的超越，还是一种趋向未来的无限性运动。相对于人类史前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私有制，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真正的历史的开启，这既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赋予无产阶级强大的力量，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赋予他们的历史责任。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在政治上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超越，而不是认同。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社会生产对政治结构和文化意识观念的决定作用，在社会中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但是这只是从客观的逻辑上看待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正如马克思对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那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54这种客观发展通常的逻辑是：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制度的发展，故而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进行社会制度的建设而不能逾越社会发展水平，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阶级革命以及政治斗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用。第二国际时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考茨基从社会的经济发展上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不必经过暴力革命就会实现社会主义。而以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工人阶级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形成相对于资产阶级在人数上的优势，这就为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选举中的胜利奠定基础。他们认为在实现社会主义手段上无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能实现社会主义。这种迷恋于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选举中获胜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在实质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最终葬送了工人阶级斗争胜利成果。马克思主义从不掩饰自己的阶级属性与政治目的，它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主张使用阶级斗争手段达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成立共产主义，从而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武器。正是在政治意义上而不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物质观，才能够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俞吾金.马克思物质观新探[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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