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于时间动态网络的应急响应组织协调机制研究 |
| 范文 | 郭雪松 赵慧增 石佳 摘 要： 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组织协调成为一种重要的应急响应方式。如何提升公共危机应急响应过程中组织协调的效率，成为应急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将时间动态网络作为研究视角，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以四川九寨沟地震为例，在对应急响应过程进行时间切片的基础上，通过UCINET软件生成了九寨沟地震应急响应网络拓扑图，基于网络密度、凝聚力和中心性测度等指标探析了应急响应组织间联系、“组织-功能”关系及组织角色地位随时间的动态演化情况。研究表明：（1）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应急响应组织间网络联系的紧密度和凝聚力随时间推移而下降；（2）应急响应功能数量和同一项应急响应功能涉及的参与组织数量随时间推移而减少，各时间切片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也不尽相同；（3）参与组织的角色与地位存在不确定性，均随时间发生改变。因此，在实践中需要以时间动态的视角识别组织协调问题，提升应急管理效率。本文基于时间动态分析了应急响应组织协调演化问题，拓展了SNA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同时弥补了传统SNA仅能可视化静态网络的不足。 关键词： 时间动态网络；应急响应；组织协调；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8）06-031-（14） 一、 引言 突发事件给人类生命和生活环境带来了诸多风险与潜在损害，无论是由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引起的突发事件都需要社会立即做出反应[1][2][3]。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危机日益呈现出以跨越行政边界、功能边界和时间边界为代表的跨域性特征，需要对应急管理“碎片化”环节进行识别，实现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4]。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灾难损失不断增加，在危机应急响应过程中，各参与组织需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及时和充分的信息沟通。组织间有效的协调对在灾害中保护人类生命、财产和基础设施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5]。 灾害中各参与组织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加剧了应急响应情境的复杂性[6]，目前应急管理主要包括以统一领导和以网络化协调为特征的两种应对模式，在现实中两种应对模式往往根据应急响应过程的动态发展而不断变化，一方面各组织需要及时与明确的领导和指挥，另一方面组织间协调则需要一个灵活的、能够适应情况变化的相对松散和耦合的网络结构[7]。在实际应急响应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的危机状态和组织特征选择相应的应对模式，以提高灾害应对的有效性。同时，应急响应是一个随时间动态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其外部因素（如环境特征）、内部因素（如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互动的频率和能力）和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如组织间网络）都会在灾害应急响应过程中发生变化[8]。随时间动态变化的应急响应网络结构的改变将会影响网络中的信息流动以及参与者之间互动的行为与表现[9]，在實际应急响应过程中，组织协调网络会随着时间发展产生变动，各参与组织的地位与角色也可能会发生演变，因此需要从时间动态的视角关注应急响应组织协调的演化问题，探析应急响应过程中各组织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在这一研究主题上，现有文献多集中于从静态的角度探讨整体网络结构中的组织协调问题，仅有少量学者从时间动态角度进行解释，而中国情境下的应急响应组织协调的演化研究更少之又少。此外，基于时间动态视角研究应急响应中组织协调的演化对相关决策者和管理者具有重要意义[10]，一方面可以识别网络演化不同阶段应急响应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克服应急响应过程中的信息流动缺陷；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识别网络中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并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有助于加速向网络中其他成员传递重要的资源和信息[11]。 本文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基础上，引入时间动态视角，提出了时间动态网络分析框架。而后，以该框架为基础，基于四川九寨沟地震案例，构建了灾后随时间动态变化的应急响应网络，分析了应急响应中的组织协调与组织地位的演化情况，提出了提高应急响应效率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包含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第一， 应急响应中组织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随时间演化？ 第二， 应急响应中各时期的参与组织与涉及的应急响应功能如何演化？ 第三， 应急响应中各组织的角色和地位如何随时间演化？ 本文主要通过依据新闻报道进行的文本分析获取数据，数据的提取、编码和处理分析通过UCINET6.199软件完成。 二、文献述评 1. 应急管理中的组织协调研究 在学术界，组织协调与应急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研究热点，吸引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使得危机的预防和处置需要引入和调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进行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的类型大致包括政府间的合作、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以及公民社会之间的协同合作[12]。在组织协调的方式上，Dynes和Aguirre认为组织间的协调主要有依照既定计划的协调与根据信息反馈的协调两种类型，当组织内部的地位与权力相差较大时，则适合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协调；当组织结构较为多元化或组织环境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时，则更适合按照反馈情况进行协调[13]。由于公共危机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应急响应组织依靠单一的既定计划或信息反馈进行协调往往不能取得理想的危机应对效果，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危机应对过程中混合使用两种协调方式。 在现有公共危机应急响应组织协调的研究中，学者多从理论和原则层面进行探讨，主要包括公共危机多主体协调的内涵与必要性，多主体协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等。如娄成武和于东山认为公共危机组织协调是“综合协调政府自身与一切社会组织甚至包括国际组织等主体，形成优势互补、协同配合、优化组合的网络系统”[14]。虽然公共危机组织协调在理论研究上得到了共识，但在实践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邓旭峰指出，目前我国在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治理中缺乏专门应对公共危机的综合协调机构，忽视多主体间的协作与监督方面的法律规定，忽视社会各部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协调交流，同时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系统有待进一步健全[15]。公共危机应急响应中各组织不仅需要协调，更重要的是组织间如何进行协调。已有的组织协调对策研究大致涵盖组织结构的完善、主体权责界定、制度创新、机制完善和培育社会资本等方面[16]，康伟认为公共危机组织协调应当从组织自身和组织外部环境两方面加以改善，组织自身能力的主动提升是改进组织合作的基础，组织外部环境的优化是完善组织合作的重要保证[17]。 2. 社会网络分析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是一种适合研究社会结构与关系的量化研究方法，主要用于分析某一特定空间内行动者的关系状况，寻找关系的特征以及发现关系对组织的影响[18]。SNA以其多学科的包容特性，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SNA也被逐渐应用到公共危机研究范畴中，以可视化的形式分析公共危机应急响应中的组织协调问题。在危机爆发、应对和恢复期，通常有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和私人部门等多主体参与其中，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每一个主体的行动都会影响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需要协调各主体之间的行动以统一调动资源，而SNA则能够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来解决该问题[19]。SNA在公共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舆情传播和应急管理组织协调等领域，如朱正威和石佳以四川什邡钼铜事件为例，运用SNA方法分析舆情网络中心性、结构洞和凝聚子群，识别了群体性事件舆情传播的网络结构、关键节点以及不同的利益主体，为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提出了建议[20]；康伟以“7·23动车事故”为例，运用SNA方法生成了舆情信息传播网络拓扑图，通过网络密度、可达性、聚类指数和中心度等指标，进行了舆情传播关键节点的分层与识别[21]。 此外，SNA也常被用于研究应急管理中的跨部门组织协调问题，如Hu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对比了爆炸案实际组织协调网络与应急预案设定的组织协调网络之间应急响应功能以及参与机构的差异性，并通过度数中心度对比了两种网络中核心机构的异同[22]；Guo通过对比汶川地震陕西省各组织机构间实际应急响应网络、预案网络以及认知网络中的组织协调，发现三种网络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23]；张海波以鲁甸地震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证实了在中国政治环境下，灾害也会催生突生组织网络，NGO 是突生组织网络的构成主体，并提出在增强应急响应网络包容性的同时应确保应急响应网络的协调效率[24]；Kapucu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从组织间协调网络的视角评估了美国从联邦响应计划（Federal Response Plan，FRP）、国家响应计划（National Response Plan，NRP）到国家响应框架（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NRF）的转变，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危机应对计划与组织协调的复杂性不断增加[25]。相较于上述静态网络的研究，也有为数不多的研究从时间动态视角出发探析应急响應网络的演化情况。如Abbasi以200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飓风查理为例，对灾害应急响应进行了时间阶段划分，通过度数中心度等指标研究了组织间网络在危机中的演化情况，研究发现组织间的网络响应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各组织的地位与角色也在随时间演化而发生变化[26]；Wolbers等人以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火车隧道火灾事件为例，在时间切片的基础上研究了应急响应网络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并识别了应急响应过程中的核心部门和关键时间节点[27]。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应急管理中的组织协调研究在不断拓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组织协调也成了公共危机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上述研究特别是国内学者多从理论视角阐述了组织协调在公共危机特别是应急响应过程中的重要性、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对策，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在应急管理研究领域也得到了重视，开始有学者使用SNA方法从网络结构和节点的视角研究应急响应中的跨部门组织协调问题，为后期在理论和方法上研究应急响应组织协调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公共危机应急响应是一个随时间动态演化的过程，现有SNA研究多集中于关注整体静态网络，将时间等动态因素纳入分析的研究较少，针对应急响应过程中网络结构与组织协调的演化情况的研究还较为缺乏，特别是未涉及中国情境下应急响应组织协调随时间的演化分析。因此，这就为本文研究中国情境下应急响应网络结构与组织协调随时间演化提供了空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应急响应过程中参照时间阶段进行不同侧重点的应急响应支持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三、研究设计 1.时间动态网络分析框架 Kapucu和Garayev指出，网络是一种存在自我调整和横向联系的动态结构，网络治理是跨时间阶段的组织间互动的组合，其性质取决于网络结构、网络关系、环境因素以及要处理的问题等[28]。Abbasi指出组织间的联系是网络局部与整体变化的基本因素，网络中新的联系的形成以及现有联系的强化将会改变组织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从而改变整个网络拓扑结构，网络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个网络中的信息流动以及组织间的互动模式[29]。由于传统SNA更偏向于分析静态网络，Carley在2002年提出了能够处理大规模动态多模和多边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动态网络分析（Dynamic Network Analysis， DNA）的概念，其核心是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处理和动力关系预测等方面[30]。上述研究指出了网络具有随时间动态变动及网络内部要素互动的特征，因此，本文认为时间动态网络分析是基于时序分析的，在对事件进行时间切片的基础上分析各时间阶段主体间、主体与要素间网络的演化，从而探寻主体间联系、主体与要素间关系以及主体角色和地位等方面的变化。 基于时间动态视角研究应急响应网络中组织协调的演化对相关决策者和管理者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应急响应过程指广义的地震发生后各组织参与应急活动的全过程，参与组织根据四川省地震应急预案（川办函〔2012〕98号）①中涉及的机构进行选取，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急响应网络中组织间联系的演化。在实际的灾害应急响应过程中，组织间的联系网络会随时间发生变动，灾害情况的复杂性以及组织间互动的变动性均加大了应急协调的难度，在应急协调过程中组织间既需要统一指挥和紧密的联系，也需要各组织保持相对独立性。在应急响应过程中，组织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网络凝聚力如何随时间发生演化？ 第二，应急响应网络参与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的演化。应急响应过程中会涉及多个参与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如四川省地震应急预案中列举了省委宣传部、省地震局等32个制度化参与组织；美国NRF识别了交通、通信和市政工程等15项应急响应功能[31]；张海波通过分析《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2006 年修订版）》，识别了鲁甸地震中综合协调、抢险救援和群众生活保障等12项地方应急响应功能[32]；郭雪松通過分析《X市极端天气灾害应急预案》识别了暴雪霜冻灾害中监测预警、积雪处理和救援等8项应急任务[33]。参与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在应急响应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二者是如何随时间演化的？各时期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如何发生变化？ 第三，应急响应网络中各组织角色与地位的演化。应急响应协调网络由多个组织基于共同的目标组成，组织的参与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但也会增加应急协调的难度，在实际应急响应过程中需要识别具有支配地位的组织，提高应急响应的效率。在应急响应过程中，各组织的角色与地位如何随时间演变？ 以上三个问题构成了本文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可以解决应急响应过程中组织协调随时间演化的重要问题，具体如图1所示。 2. 分析方法 组织协调在降低灾害风险和提高灾害应急响应效率中具有重要价值[34]。本文对九寨沟地震实际应急响应过程进行时间阶段划分，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探讨不同时间段组织协调的演化过程。 具体来说，首先通过文本分析建立九寨沟地震应急参与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之间的2-模异质网，探析应急响应网络中涉及的参与机构与应急响应功能随时间的演化情况；其次，将2-模网转换为两个1-模网，即参与组织之间的1-模网和应急响应功能之间的1-模网。 针对组织机构之间的1-模网，从网络结构关系与网络节点位置角色两方面进行研究。在网络结构关系上，通过网络密度（Density）、平均路径L和建立在“距离”之上的凝聚力指数（Distance-based cohesion "Compactness"）等指标考察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网络密度是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数除以理论上的最大关系数，密度越大表示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该网络对其行动者的态度、行为等产生的影响就越大。联系紧密的整体网不仅为其中的个体提供各种社会资源，同时也可能成为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力量。网络的平均路径L是连接网络内两个节点之间最短关系链中的平均节点个数，平均路径越短，网络内信息传递速度越快，互动能力越强。建立在“距离”基础上的凝聚力指数越大，则表示该整体网越具有凝聚力[35]。在网络节点位置角色上，通过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和中间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等指标考察应急响应网络中各组织机构角色和地位的演化情况。中心度测量的是个体在整个网络中的权力，点的度数中心度是与该点直接相连的其他点的个数，如果某点具有最高的度数，则称该点居于网络的中心，拥有权力。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表示该点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他人之间的交往，即节点作为“桥”存在能力的大小。具体地说，如果一个点处于许多其他点对的捷径上，就说该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36]。针对应急响应功能的1-模网，主要通过计算各应急响应功能的度数中心度指标探析应急响应各时间阶段核心任务的演化情况。 3. 案例概述与数据收集 2017年8月8日，四川省九寨沟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共造成四川省和甘肃省8个县受灾，25人死亡，525人受伤和6人失联[37]。根据《四川省地震应急预案》（川办函〔2012〕98号）界定的地震灾害分级和处置标准，九寨沟地震属于特别重大地震，需要启动四川省地震灾害应急Ⅰ级响应，四川省人民政府为本次地震应急处置的行政领导机关，负责统一领导、指挥、部署和协调全省的抗震救灾工作。 本文使用多信源混合的数据收集方法，以获得九寨沟地震应急响应组织协调的数据资料。主要选取《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四川省政府九寨沟地震专题报道中有关九寨沟地震组织协调的报道作为数据来源。数据收集编码依照根据《四川省地震应急预案》（川办函〔2012〕98号）确定的18项地方应急响应功能（Local 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s，简称LESFs）进行，如表1所示。 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38][39][40]，本文初步选取震后三周的相关数据，文本数量共计326条。鉴于自8月18日之后各来源的报道数量较少，报道内容也与组织协调关联度较低，最终确定本文数据收集的时间为震后10天，即2017年8月8日至2017年8月17日，共收集文本306条。 在数据编码上，采用内容分析法，根据18项地方应急响应功能，对《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四川省政府九寨沟地震专题报道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使用UCINET建立参与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之间的2-模网。如根据《四川日报》2017年8月9日第1版报道内容“省水利厅派出工作组前往九寨沟县指导帮助抗震救灾工作”，建立省水利厅与应急响应功能中灾害检测与防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关系矩阵中记“1”，否则为“0”，由此建立2-模多值矩阵。而后为了研究应急响应网络中各组织的角色与地位，将2-模网转换成2个1-模网。 四、 分析结果与讨论 1. 组织间联系测度与分析 应急响应参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情况主要通过组织数量、连接数、网络密度、平均路径和凝聚力等指标反映。在2017年8月8日-8月17日九寨沟地震应急响应数据收集期间，共有25个不同组织之间存在258次联系，构成了九寨沟地震应急响应组织协调网络。Wolbers等人提出时间切片间隔的长度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和网络结构中每个时间切片内组织数量变化的情况决定，并在其研究中按每2.5分钟和每5分钟进行时间切片[41]；类似的，Abbasi和Kapucu在研究飓风查理应急响应动态过程中，按每3天进行时间切片[42]。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应急响应过程8月8日-8月17日按每2天作为长度标准，划分为5个等距的时间切片（T1：8-9日；T2：10-11日；T3：12-13日；T4：14-15日；T5：16-17日）。 表2展示了九寨沟地震应急响应网络总体过程以及各时间切片中参与组织数量、组织间的连接数、网络密度、平均路径以及凝聚力等指标测度结果。 表2：九寨沟地震应急响应组织间联系测度 如上表所示，在25个组织构成的应急响应网络中，有258对组织之间存在联系。地震发生初期T1中存在的组织数量和连接数最多，组织间的协调联络最为紧密。而后随时间的推移呈递减态势，參与应急响应的组织以及组织之间的协调互动随时间推移而减少。Mayhew和Levinger认为在现实情况中，实际图中的连接要远低于完备图中的连接，并通过随机选择模型研究测量出网络图的最大密度为0.5[43]。九寨沟地震应急响应网络总体密度为0.2601，说明网络总体范围内组织之间的连接较为紧密，信息交流较为密切。但随时间的推移网络密度不断下降，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稀疏。网络平均路径方面，总体的平均路径长度为1.617，即在网络中每个组织平均需经过1.617个成员与其他网络成员进行信息交流。随时间的推移，平均路径长度则在不断缩短，说明信息在网络中依托各组织节点的传播日益便利、迅速，互动能力较强。最后，网络凝聚力指数为0.428，该指数在T1时数值最大，随后逐渐降低。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应急响应中组织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随时间推移而降低，研究问题1被回答。可以看出，应急响应组织协调具有跨部门和动态性特征，公共危机本身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组织协调贯穿生命周期全过程[44]。在理论层面，薛澜认为在危机应对过程中，需要推进政府不同职能管理部门之间、政府与各种社会资源之间的协调合作[45]；张成福提出现实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不仅包括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整合的危机管理模式，也包括涵盖舒缓、准备、回应和恢复四个基本阶段的全过程危机管理模式[46]。本文通过对应急响应进行时间切片的分析，发现了与理论研究类似的应急响应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存在跨部门协调合作关系，并贯穿于应急响应全过程。同时，在时间动态层面上揭示了应急响应组织协调机制存在阶段性差异，并呈现出与危机复杂程度的相关性，危机复杂程度越高，越需要更加紧密的组织间协调。本文认为，应急响应组织协调存在随时间发展而逐渐稀疏的趋势，在应急响应初期，由于危机存在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及信息不对称，组织协调最为紧密；而后随着危机影响的减弱及信息明朗化，参与组织逐渐减少，组织协调逐渐稀疏。 2. “组织-功能”关系测度与分析 通过建立应急响应过程中参与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之间的2-模网，运用NetDraw可以呈现九寨沟地震应急响应中各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之间关系的拓扑结构，进一步分析各时间切片中核心应急响应功能和参与组织的演化情况，如图2所示。图中圆形代表参与组织，矩形代表应急响应功能，且节点的度数中心度越大，矩形面积越大，该项应急响应功能越重要；反之，亦然。 整体来看，随着时间推移，应急响应“组织-功能”关系的2-模网拓扑图形态逐渐稀疏，各参与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之间的连接逐渐减少，网络内部由一个整体逐渐分化出多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在地震发生初期的T1中组织与功能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并与总体过程的网络拓扑图最为类似，从T2开始，组织与功能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在应急响应后期的T5中仅存在较为孤立的几对联系。Hu发现现实应急响应过程与预案设定中涉及处理同一项应急响应功能的参与组织存在明显的差异，现实网络规模大于预案网络规模[47]。本文通过时间动态研究，发现应急响应网络从一个相对紧密的整体逐步分化为多个并存的小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应急响应初期灾害的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组织参与应急响应功能的混乱，而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组织间的分工更加明确。即随时间发展，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组织间关系则由紧密合作逐渐向分工进行转变。 同时，应急响应总体过程和各时间切片中多数应急响应功能需要组织间协调互动，但随着时间推移，在数量上，同一项应急响应功能所涉及的参与组织在不同时间切片中呈整体减少的趋势。如T1中紧急救援涉及民政厅、公安厅、国土资源厅、卫生厅、省地震局、省安全监管局、省军区、武警四川省总队和省公安消防总队等9个组织，在T2中紧急救援仅涉及省军区、武警四川省总队和省公安消防总队等3个组织。在组织类别上，同一项应急响应功能在不同的时间切片涉及的参与组织类别也会发生变化。如在T3中损失评估涉及的组织有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地震局及水利厅，但在T4中损失评估涉及的组织为省发改委与民政厅，反映了危机事件应急响应过程的动态性与复杂性。这也说明了类似于March和Simon提出的协调就是对任务和资源进行划分并在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基本组织活动过程[48]，应急响应组织协调也不仅涉及单一维度的组织层面，同时也涉及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之间的协调机制问题，主要表现为随应急响应时间发展，应急响应功能在参与组织之间不断重新分配，整体表现为组织数量减少及组织类别变动等特征。 此外，各时间切片中涉及的应急响应功能数量也不尽一致，应急响应总体过程包含18项应急响应功能，T1-T5分别包含18项、13项、8项、8项和5项应急响应功能，说明随着应急响应工作的开展，所涉及的应急响应功能数量在不断减少。本文通过计算度数中心度识别了各时间切片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看到各时间切片之间及与总体过程之间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总体过程来看，地震应急响应的核心任务主要包括人员安置、队伍保障、紧急救援和新闻宣传等，体现了应对地震灾害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降低经济损失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具体分时间切片来看，在地震发生初期的T1，核心应急响应功能为各组织迅速成立应急队伍并开展救援抢险；随着抗震救援工作的开展，T2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开始转为地震信息的收集报送、安置震区人员以及进行医疗防疫等工作；在T3中人员安置、损失评估成为核心任务，并开始进行社会秩序恢复工作，而紧急救援和医疗防疫等紧急救灾抢险任务不再成为本阶段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在应急响应后期的T4和T5阶段工作重点则完全转向社会秩序恢复、人员安置和损失评估等非紧急应对任务。 综上，网络中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随时间发生变动，并表现出与该时期灾情的契合性。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鲜有应急响应功能在各时期均处于核心位置，某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应急响应功能甚至未被列作其他阶段的应急响应功能，体现了应急响应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灾情状况适时调整应急策略，也说明了分时间切片进行研究的意义。至此，研究问题2已被回答。 3. 组织角色地位测度与分析 进一步，为了研究应急响应过程中各参与组织角色与地位随时间动态的演化情况，本部分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指标对参与组织的网络位置进行测量与分析。 表4是应急响应中各参与组织标准化度数中心度和标准化中间中心度测量结果。“列”中的参与组织根据总体过程的标准化度数中心度排序，本文列出了度数中心度排名前20位的参与组织，空白字段表示该组织在该时期应急响应过程中没有与其他组织发生连接。 测量结果显示，在应急响应整体过程中，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民政厅和地震局是该网络中标准化度数中心度最高的四个行动者，它们拥有较多的权力和资源，并且在应急响应网络中参与度最高、重要性最强。但应急响应各时段的主导组织存在变动，如公安厅仅在地震发生后的初期T1中居于主导地位，交通运输厅在T2和T5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九寨沟地震发生在世界著名的旅游景区，聚集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四川省外办在灾后应急响应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T2中居于第二重要位置，但从总体过程和其他时间切片来看并未一直保持同等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任何一个组织在5个时间切片中均与其他组织发生连接，仅有少数组织在两个以上的时间切片中保持活跃，应急响应各阶段的主导组织与该过程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相关性。 在中间中心度方面，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和民政厅占据了重要的桥节点位置，说明上述组织具备较强的信息流通垄断能力，网络中的大部分资源和信息需要通过它们与其他组织进行传送，高中间中心度的形成可能与其拥有较多的应急资源有关。各组织作为“桥”的能力并非在应急响应各阶段均保持一致，与应急响应总体过程也存在差异性。应急响应初期T1中存在大量的具有桥节点作用的组织，应急响应中期T2和T3中组织“桥”的作用迅速减弱，而应急响应后期则不存在具有桥节点作用的组织，这可能与随时间的发展信息和资源交流不断畅通以及救灾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有关。此外，应急响应各时期具有桥节点作用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 综上，通过中心度分析，印证了学者从危机应对整体过程层面研究得出的应急响应组织间存在角色差别的结论，如领导与被领导、合作与依赖等关系[49][50][51]。本文通过时间动态研究，进一步发现了应急响应组织协调具有多层次和动态化的特征，各组织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关系。具体来说，在应急响应初期，存在一个或多个居于主导和控制地位的组织，其他各组织更多倾向于与资源优势组织进行协调互动，即组织间更大程度上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在应急响应中后期，由于信息资源的通畅和危机影响的减弱，组织协调逐渐趋于弱化，单个组织对其他组织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上述分析结果回答了研究问题3。 五、 结论与展望 风险社会下突发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组织协调成为应急响应的主要模式[52]。面对危机状态中的突发性、不确定性、极度的混乱和恐惧，管理者能否做出快速、科学的决策，对危机事件的发展及其后果产生重要影响[53]。目前基于实证数据对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组织协调的定量分析相对匮乏，特别是缺少基于时间动态的相关研究。本文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时间动态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并通过搜集九寨沟地震应急响应组织协调的相关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对应急响应过程进行时间切片划分的基础上研究了组织协调随时间动态演化的问题，对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回答。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应急响应组织协调具有跨部门性和动态性的特征，组织协调贯穿应急响应生命周期全过程，但存在阶段性差异。具体来说基于前文测度，应急响应网络中参与组织数量、组织间连接数、网络密度、平均路径以及凝聚力等数值整体上随时间推移而逐渐下降，在应急响应过程中参与组织的数量以及组织之间产生的连接均在不断减少，网络的紧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由于突发事件特别是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危害大、影响广，灾害发生初期需要涉及不同类型的组织成员参与救援以迅速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加之灾害发生后信息交流不畅，应急响应网络中组织间需要高效地协调互动以交换信息。随着应急工作的稳步推进，突发事件逐渐得到控制，需要参与的组织数量则不断减少，组织间联系也在进一步减弱。 其次，应急响应涉及组织与应急响应功能之间的协调机制。应急响应功能数量以及同一项应急响应功能涉及的参与组织数量随时间推移而整体减少，同一项应急响应功能在不同的时间切片中涉及不同类别的参与组织，各时间切片中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来说，在地震发生初期，核心应急响应功能更偏向于抢险救援等危急功能；在急响应中期，核心功能逐渐转向后勤保障和人员安置；在应急响应后期，则更加注重社会秩序恢复功能。这项结论不仅说明了随着应急响应工作的开展，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逐渐得到控制，同时也显现了突发事件在不同的时间发展阶段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复杂性。 最后，应急响应组织协调具有多层次特征，识别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有助于在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赋予参与组织不同的应急资源，提高应急效率。应急响应中各参与组织的角色和地位存在不确定性，均会随时间发生改变，而应急响应各时期的主导组织和桥节点组织也各不相同，不同组织的地位与角色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动态改变。 因此，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中需要以时间动态的思维对组织协调进行考虑，加强树立跨越行政边界、功能边界和时间边界的协作性公共管理理念。特别是在目前我国改革应急管理体系、成立系统和综合化的应急管理部的背景下，一方面，需要明确不同时间阶段中的核心应急响应功能，有针对性地处理突发事件，提升应急效率。如在危机发生初期需要注重救援和信息报送等紧急任务，加强救援和宣传部门的介入，从而达到最小化地减少人员伤亡的目标，而后随危机状态的改变逐渐转变，在应急响应中期加强社会恢复力建设，在应急响应后期重视灾后评估和反馈。另一方面，需要识别不同时期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参与组织，根据突发事件态势适时动态调整应急资源的分配，分时间阶段积极引导边缘组织与核心组织的联系与互动，特别是应注意减少危机发生初期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多组织盲目参与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 综上，本文以九寨沟地震为例，在对应急响应过程进行时间切片划分的基础上，运用SNA方法研究了应急响应网络组织协调随时间动态演化问题，弥补了传统SNA方法仅能以“快照”形式静态可视化网络结构的缺陷，丰富了应急管理理论体系，特别是丰富了基于中国情境的应急响应时间动态研究。然而，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本文以《四川省地震应急预案》为依据，重点关注该预案中规定的参与组织在应急响应过程中的组织协调情况，未将非营利组织、私营组织、国家和地市级组织纳入研究范畴，未全面展示九寨沟地震各类型组织的协调网络，这也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的方向。 注释： ① 详见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c.gov.cn/10462/10883/11066/2012/4/9/10205803.shtml 因篇幅与印刷效果限制，本文仅展示总体拓扑图，如需各时间切片拓扑图，请与作者联系获取。 参考文献： [1] Abbasi A， Owen C， Hossain L，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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