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1970—2015年上海环城游憩带时空演变与动力机制研究 |
| 范文 | 党宁 吴必虎 俞沁慧 [摘 要]环城游憩带是我国城市居民城郊休闲游憩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盘活城市郊区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市民游憩空间、统筹城乡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上海市为例，对1970—2015年新增的401个环城游憩地进行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将上海环城游憩带的时间演化归纳为探索期、介入期、发展期和巩固期4个阶段，结果显示在空间演化过程中具有明显偏向西南方向的圈层结构与空间外推趋势，其空间分布具有从分散到集聚，集聚形态具有从散点到极核到轴线到团块的演化特征，各类型的游憩地也表现出结构演替与圈层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市场供需机制、游憩地空间集散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是综合影响其时空演变的动力机制，并给予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环城游憩带；空间结构；时空演变；上海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11-0081-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14 引言 环城游憩带（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ReBAM），是由政府或商业机构主要面向城市居民提供的，在城市周边地区进行休闲、度假、娱乐、观光、康体、疗养等活动的资源、场所、设施与公共空间的集合[1-3]。它与城市中央游憩区共同构成了城市游憩体系[4]。随着我国国民休假制度的调整，加之城市居民“逃离”城市游憩需求的激增，环城游憩带以其独有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短途休闲度假的首选[5]。在大众化近城短途游憩需求激增的驱动下，发展环城游憩带成为我国大城市郊区发展的共同趋势。上海、北京、武汉、济南等很多大城市开始关注城郊地区游憩空间与设施的开发，并试图通过规划打造各具特色的环城游憩带来完善城市游憩空间体系、带动城乡结合地区的发展[3]。这不仅有利于城市郊区土地资源的盘活和游憩空间的“活化”，更对城乡统筹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及节约集约用地起到积极影响[5-6]。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环城游憩带的发展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环城游憩带空间配置失调与宏观调控乏力。由于对环城游憩带的空间结构特征和时空演化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借旅游相关项目提升土地价值，忽视了环城游憩带生长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要求，导致在城市周边地区游憩空间配置上的随意性、零散化与不协调，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对土地宏观调控作用不明显[7]。（2）游憩地类型同质化与产品低端化。受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规模差异化等原因的影响，在环城游憩带开发中极易出现游憩地产品同质同构、恶性竞争、主题不鲜明、项目档次低、品位差，甚至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5，8]。（3）城市居民的游憩需求得不到满足与游憩空间溢出。城市居民的游憩需求受到现有游憩地的区位、类型、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强烈限制，在游憩产品类型、出游空间与距离上缺少选择余地，导致部分游憩者游憩活动的空间溢出[9]。这些问题或现象严重制约了我国环城游憩带的持续、有序发展，甚至影响了城乡和谐关系的构建。 然而，学术界对于环城游憩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产业的实际发展[10]。现有对于环城游憩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城游憩带形成机制[1，9，11]与城市化的关系[12]、环城游憩带旅游资源评价[13-14]、环城游憩带的空间结构[15-18]与游憩地的空间配置[19-20]、游憩需求市场与游憩者的行为特征[21-22]等，也出现了对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与系统构成的新视角[23-25]，但对环城游憩带的发展变迁及影响因素的深度研究相对较匮乏。 本文以我国环城游憩带发展最早、最典型的城市上海为研究对象，通过地理数学方法和空间分析技术，对1970—2015年上海环城游憩带的时空演变进行归纳，识别其时空演变的特征与规律，解析影响其时空演变的动力机制，总结在时空演化视角下环城游憩带的成长机制与发展规律。不仅是对环城游憩带研究理论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为上海城郊旅游的科学规划与游憩空间的合理配置提供理论依据，对我国其他城市环城游憩带建设与城乡统筹发展也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案例与范围界定 本研究的案例城市为上海。上海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区域，总面积6340平方km，2016年上海市共辖16区。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与消费水平的提高，上海市民在本地参与旅游与游憩活动的数量越来越多。对1999—2015年上海市旅游業统计公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999年以来，上海接待的本地游客数与国内旅游人数持续上升，本地游客占国内游客数的比重也不断提高，从1998年的18%最高上升到2013年的56%。可见，上海居民在本地的旅游与游憩活动对上海旅游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环城游憩带的区位与中心城市的空间关系并不完全受行政界线的制约，有时它会越出市域范围而达到周边省市[3]。但为了资料收集及分析的方便，本文主要讨论上海市域范围内的环城游憩带的发展和变化规律。对上海城郊空间的划分，常见方法包括行政区划法、道路环线划分法等。尽管2001年吴必虎将上海内环线以外的行政区作为研究范围[1]，但随着上海城市人口与中心城区的扩张，本研究对上海环城游憩带范围的界定，采用道路环线划分法与行政区划法相结合的方式，即以上海外环高速公路以外的9个行政区（宝山区、闵行区、嘉定区、浦东新区、松江区、金山区、青浦区、奉贤区、崇明区）作为上海环城游憩带的研究范围。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根据2003年以来历年的《上海旅游年鉴》、上海市旅游局及各郊区（县）的旅游局网站、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采集上海行政区域内位于外环线以外9个郊区（县）旅游景点的名称，得到上海市的401处环城游憩地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涉及上海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县，将调整前的景点数据并入调整后的区县）。为了详细了解各景点的开业时间、现状、类型、准确位置等方面的数据，对超过3/4的景点进行了电话或官方微博调查核实。 1.3 研究方法 运用ArcMAP软件，在基础底图上精确定位上海市环城游憩带的401个游憩地，将人民广场作为上海城市中心，计算其与游憩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根据游憩地的开业时间分析上海环城游憩带的时间演化阶段；使用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回转半径法与空间分布曲线、最近邻点指数、点密度、分布重心与标准差椭圆等方法研究上海环城游憩带在不同阶段的空间演变特征。 1.3.1 平均城市中心距离 采用平均城市中心距离法研究游憩地受城市中心约束力的大小[15]。将游憩地与城市中心点的距离定义为城市中心距离（d）。對同一阶段的所有游憩地，通过ArcMAP分别测量其与城市中心的距离，计算平均值[d]，即为该阶段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d=dn] （1） 其中，n表示游憩地数量。 1.3.2 回转半径法与空间分布曲线 用回转半径法与空间分布曲线分析游憩地在不同空间范围的分布。回转半径法即以中心点为圆心作圆，不断变化半径尺度，观察要素点在不同半径范围内的分布状况与特征[15]。在回转半径法数据的基础上，以距离为横坐标，以某一距离上游憩地数量占该阶段游憩地数量的百分比为纵坐标，利用Excel软件做出游憩地数量与空间距离的对应空间分布曲线图。 1.3.3 最近邻点指数 采用最近邻点指数（nearest neighbor index，NNI）来测定游憩地的空间分布模式。最近邻点指数是以随机分布的状况作为一种标准去衡量实际点状分布的测量方法[26-27]。测算上海环城游憩带每个游憩地与其最近邻游憩地之间的欧氏距离rij，再取其平均值，即表示游憩地的平均最近邻距离[r]（简称最近邻距离）。定义游憩地随机分布时的最近邻距离rE为理论最近邻距离： [rE=12S/n] （2） 式中，S为区域面积，n为游憩地个数。最近邻点指数R则为平均最近邻距离[r]与理论最近邻距离rE之比： [NNI=rrE] （3） 当NNI=1时，点的分布类型为随机型分布；当NNI<1时，点的分布类型趋向于凝聚型分布；当NNI>1时，点的分布类型趋向于离散型均匀分布。 1.3.4 点密度、分布重心与标准差椭圆 通过点密度工具计算环城游憩地密集分布的集聚区域[16]。点密度分析工具用于计算每个输出栅格像元周围的点要素的密度，每个栅格像元中心的周围都定义了一个邻域，将邻域内点的数量相加，然后除以邻域面积，即得到点要素的密度。分布重心和标准差椭圆总是偏向分布点密度较大的一边[27]，通过计算分布重心和标准差椭圆，来判断上海ReBAM的空间分布方向。 2 结果分析 2.1 时间演化特征 2.1.1 上海环城游憩地发展的时间序列与阶段划分 通过对1970—2015年上海新增环城游憩地的数量的统计，得到上海环城游憩带游憩地数量变化示意图（图1）。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根据年度新增游憩地数量与当年游憩地总量的发展变化，结合上海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历程，将上海环城游憩带的时间演化总结为4个阶段。 I. 探索期（1970—1983年）。20世纪70年代，根据国家关于在上海市发展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的指示，上海市在南北两翼分别规划建设了金山卫卫星城、宝钢及宝山卫星城，城市居民在城市郊区的游憩活动并不频繁。从1970年到1983年，上海城郊游憩地共28处，从总体数量上看不成规模；游憩地数量增长非常缓慢，14年间只增加了6个。游憩地主要以城市郊区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为主，城郊旅游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II. 介入期（1984—1997年）。随着1984年国家对上海等14个港口城市的对外开放与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上海进入城市跨越发展的新时期，从以工业为单一功能的内向型生产中心城市逐步向多功能的外向型经济中心城市发展。根据1986年版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上海的城市空间被划分为中心城、近郊工业小城镇和卫星城、郊县小城镇、农村小集镇4个层次，城市发展出现从中心城区向外围扩散的趋势。受市民周末游憩需求激增、旅游开发投资偏好、政府政策鼓励等介入因素的影响，旅游与游憩用地数量增加[1，28-29]。这一阶段上海环城游憩地数量平稳增长，1997年上海城郊游憩地共116处，14年间共增加88处，平均每年新增6.28个，上海城郊旅游发展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III. 发展期（1998—2009年）。在浦东开发开放和中心城“退二进三”战略的推动下，上海城市格局呈现中心城圈层式扩张与郊区城市化并行的特征。为满足外资落户上海的用地需求，土地批租政策得到广泛推行。在1999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上海市城市交通枢纽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较大突破，地铁线路超出了中心城区的范围，广泛连接了青浦、宝山、嘉定、南汇、松江等远近郊区，形成了连接东西南北各方的密集的地下快速交通网络；一系列城市快速路与高速公路、大桥、隧道等相继通车，极大改善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30]；城市环境与空间得到不断优化，郊区得到快速发展。1998年开始，上海城郊游憩地出现快速增长，青浦东方绿洲、南汇滴水湖、嘉定F1国际赛车场、松江上海欢乐谷等重要游憩区陆续建成开放，到2009年共有环城游憩地326处。12年间共增加200处，平均每年新增16.7个，在游憩地增加速度和数量上都开创了历史新高。 IV. 巩固期（2010—2015年）。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上海的城市交通设施与城市环境得到迅速改善，城市形象也获得较大提升。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下，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通过郊区新城镇、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等一系列工程，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游憩地产品升级换代，庄园、民宿、自驾车营地等一批新型游憩地应运而生，上海迪士尼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开工建设也带动了浦东川沙地区的发展。到2015年，上海市环城游憩地共401处，6年间增加75处，平均每年增加12.5个，增速较上一阶段放缓。整体上，上海环城游憩带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进入平稳增长和巩固阶段。 2.1.2 游憩地产品类型的时间演化 一些学者对环城游憩带的游憩地类型曾提出不同的划分方案，如基于旅游资源的属性分为自然景观类、历史古迹类、人工娱乐类、休闲度假类[17]，根据游憩地的经营主体分为公共型游憩空间、商业型游憩空间、附属型游憩空间[31]，将旅游地的资源属性（自然、人文、人造）与活动性质（观光、游戏娱乐、运动休闲）进行两两交叉而划分为9种类型[15]等。基于前人研究，结合上海市实际情况，本研究将上海ReBAM的游憩地分为历史文化类、教育科普类、娱乐类、度假设施类、乡村休闲类、自然风景类6种（表1）。 从各阶段新开发游憩地的类型分布来看，除了探索期仅有历史文化类、教育科普类、自然风景类3种外，其他阶段各种游憩地均有新建，结构较为完善。各种类型的游憩地在每个演化阶段所占的比例，亦呈现出3种不同的发展趋势： （1）下降型。历史文化类游憩地在各阶段新增游憩地中所占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探索期的环城游憩地主要以分散于上海郊区的文物古迹为主，占总量的75%。随着时间发展，受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不可再生特征的限制，可供游憩开发的历史文化类游憩地越来越少，巩固期仅占总量的6.67%。 （2）上升型。乡村休闲类、娱乐类、度假设施类游憩地在各阶段新增游憩地中所占的比例总体上呈上升势头，从探索期的0%分别上升到巩固期的33.33%、26.67%和13.33%，反映出上海城市居民对城市周边地区的休闲、娱乐、度假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3）波动型。自然风景类与教育科普类游憩地的比例变化则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二者的波动趋势呈现相反相位。自然风景类新增游憩地的比例呈现上升-下降-上升趋势，其发展的相对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主要表现为利用郊区的森林、湿地、滨水地带发展自然公园。教育科普类新增游憩地的比例则为下降-上升-下降趋势，这类游憩地主要以博物馆、工业旅游景区（点）、创意产业园区等为主，随着上海城市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与老工业企业逐步外迁，利用旧工业厂房开发工业遗产旅游和创意产业园区成为许多废弃工厂的发展模式[32]。 2.2 空间演化特征 2.2.1 游憩带的圈层分布明显，整体呈空间外推趋势 采用回转半径法研究上海环城游憩带的空间分布特征。考虑到环城游憩带围绕中心城区、主要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本文选用上海市民观念中的城市中心人民广场作为上海城市中心。将上海人民广场作为圆心，不断变化半径尺度，分别以5 km、10 km、15 km、20 km等为半径公差做同心圆，观察游憩地在不同半径尺度下的分布特征。最终选择10 km为半径公差，形成7个环带，并计算在不同阶段末期各环带内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表2）。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ReBAM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有所增加，从探索期的33.48 km增长到巩固期的35.56 km，体现出明显的外推趋势。 据表2绘制上海ReBAM空间分布曲线图（图3），发现上海ReBAM具有明显的圈层分布结构，而且随着时间的演化和空间外推，圈层数量从少到多再到少，圈层集中范围出现从窄到宽的演化特点。 在探索期（1984年以前）呈单环离散型，28个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为33.48 km。游憩地从10～70 km均有分布，但数量差异不太明显，数量最多的区域在距离城市中心10～20 km处，共有8个，占该阶段所有游憩地数的28.57%，总体上看，探索期由于游憩地数量较少，整体分布较为分散。 在介入期（1984—1997年）为双环集聚型，游憩地的分布出现了较为集中的两个圈层，分别在距离市中心30～40 km（占25.86%）和10～20 km（占24.14%）。116个游憩地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为34.21 km，较前一阶段出现明显外扩。 在发展期（1998—2009年）为三环集聚型结构，326个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为35.30 km，在介入期的双环基础上继续外推形成三环结构。除了在介入期已经呈现密集分布的30～40 km（占26.69%）和10～20 km（占21.78%），在距离城市中心50～60 km处（占15.03%）也出现了第3个密集分布圈。 在巩固期（2010年以后）为双环广域型结构，环城游憩地的两个分布高峰区出现在在距离城市中心30～50 km（占43.14%）和10～20 km（占19.45%）。401个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为35.06 km，较上一阶段略有减少。受空间边界的限制，上海ReBAM的外推作用逐渐减弱，而呈现内推的过程，各个半径上的游憩地数量的差异性逐渐减小，各个圈层逐步趋于融合，显示出环城游憩带在上海城郊的发展也趋于成熟。 2.2.2 游憩地类型存在一定圈层分异，并趋于稳定 计算不同类型的游憩地在每个发展阶段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绘制上海环城游憩带各类游憩地在不同阶段的分布折线图（图4），发现游憩地的类型具有一定的圈层空间分异与演化规律，游憩地空间分布的变化与其类型有关。 在探索期，3个类型的游憩地距离城市中心由近到远依次是历史文化类、教育科普类、自然风景类。介入期，教育科普类与自然风景类游憩地出现内敛，而历史文化类游憩地则呈外推趋势。发展期，娱乐类游憩地内敛而乡村休闲类游憩地表现出一定的外推趋势。在巩固期，基本上形成较为稳定的类型圈层分异，距离城市中心由近到远依次是教育科普类、自然风景类、娱乐类、历史文化类、度假设施类、乡村休闲类。 教育科普类、娱乐类游憩地为典型的市场驱动型游憩产品。随着时间发展其平均城市中心距离越来越小，表现出受到城市中心市场的吸引而逐渐向市中心内推的趋势。从探索期到巩固期，两类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離都向市区方向内推了5 km左右。自然风景类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从探索期到发展期逐渐减小，尽管在巩固期有所增加，但整体上仍然呈下降趋势。上海市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旅游资源相对不足，自然风景游憩地既受原赋资源区位的空间限制而保持相对稳定，又受到市场吸引趋于内敛，是在市场吸引力与资源约束力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度假设施类游憩地为土地资源导向型游憩产品，其空间分布主要围绕特定旅游吸引物，且受到建设用地分布与规模影响很大。由于上海市对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严格控制，度假设施类游憩地主要分布在松江、青浦、嘉定、崇明等区的重点旅游吸引物周边，因此在上海ReBAM发展的4个阶段，其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基本上保持在36.1～36.7 km，变化范围较小。 历史文化类与乡村休闲类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尽管有小幅波动，但变动幅度不大（不超过3 km），总体上仍呈增加趋势。历史文化类游憩地的空间外推主要与上海新增加历史文化资源有关，而乡村休闲类游憩地的外推则体现了政府意志与市场扩散效应的结果。 2.2.3 游憩地的分布重心偏向城市西南，具有向东北方向迁移的态势 理想的环城游憩带空间结构是围绕中心城区的同心圆圈层结构，然而区域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以及人文环境都会对环城游憩带的空间结构产生影响[3]。本研究用游憩地分布重心和标准差椭圆来表示游憩地的分布偏向。若分布重心与城市中心不一致，说明该阶段环城游憩带游憩地的分布不均匀，即出现了“重心偏离”，其偏离方向是游憩地分布的高密度区域；而狭长标准差椭圆可以反映游憩地的分布趋向。采用ArcMAP软件测量并绘制不同阶段上海环城游憩带的分布重心和标准差椭圆示意图（图5），结果显示： 上海ReBAM游憩地的分布重心在4个阶段均与上海城市中心不一致，偏向城市西南方向，说明在上海行政区域内游憩地的分布在西南方向密度较大。探索期游憩地分布重心呈严重偏离，位于松江区佘山附近，而后3个阶段游憩地分布重心逐步向东北方向移动，大体位于闵行区七宝镇附近，偏离程度逐渐减弱。分布重心位置的变化体现出上海环城游憩地的分布逐步从分散向集聚、从严重偏离向逐步回归城市中心演变的趋势。 从标准差椭圆的形态与位置看，在探索期，环城游憩地除东南方向及崇明的游憩地分布非常稀疏，其他方向均有一定分布，环城游憩带还不是一个围绕城市中心的闭合圈层。从介入期到巩固期，随着越来越多的游憩地在各个方向的开发，上海环城游憩带逐渐形成围绕城市中心城区的闭合圈层；同时各个区（县）的标准差椭圆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大，表现出上海ReBAM游憩地分布越来越均匀的发展趋势。 2.2.4 游憩地的空间分布呈现从离散到集聚的趋势，关联度越来越高 在点空间格局研究中，通常使用最近邻点指数进行量化测度。将环城游憩地抽象为点状要素，计算不同阶段上海环城游憩地最近邻点指数NNI（见表2）以判断环城游憩地的分布模式，是趋向更集中，还是趋向更分散。 结果显示，在探索期NNI=1.21>1，上海ReBAM游憩地呈离散型分布。由于这一阶段上海ReBAM游憩地的数量较少，分布相对分散，不具有集聚性或随机分布特征。介入期之后的3个演变阶段的最近邻点指数均小于1，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游憩地数量的增加，上海ReBAM游憩地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型分布的演变趋势。其中，在发展期最近邻点指数最小，NNI=0.58，说明这一阶段大量新开发的游憩地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游憩地之间的关联程度很高。一方面有利于游憩地之间的进行产品与线路的组织联动，但同时过度集中也可能导致同类产品竞争的加剧，产生空间屏蔽效应。在巩固期，NNI=0.59，较前一阶段略有提高，随着新增游憩地在更多区域的扩散，集聚性比发展期稍有下降。这也呼应了在巩固期ReBAM圈层融合的特点。 2.2.5 游憩地集聚空间形态呈现点-核-轴-块的发展趋势 利用ArcMAP对各阶段上海环城游憩地进行点密度分析，以分析在不同发展时期环城游憩带的空间集聚形态。4个阶段的上海环城游憩带点密度分析图（图6）显示： 探索期游憩地的集聚形态呈散点状分布。上海ReBAM游憩地数量少而分散，分布密度较低，在宝山、嘉定、闵行、松江、青浦、金山、南汇（现属浦东新区）均有分布，整体上呈现出散点状分布形态，3个相对集聚区出现在宝山、松江和南汇。 在介入期，随着政府与企业对上海城郊旅游的开发介入，环城游憩地的集聚空间出现多极核分布形态。除了宝山吴淞口和松江老城仍然是游憩地分布密集区外，嘉定和崇明也出现了新的密度中心，成为上海环城游憩带新的增长极；其他区县如金山、浦东、青浦、闵行也有游憩地相对集聚的区域。在介入期，游憩地集聚区明显增多，初步显示出上海ReBAM游憩地较强的极化作用。 在发展期，上海环城游憩地的集聚呈现出点轴联动形态。这一时期游憩地数量不仅大量增加，其分布也越来越密集，松江成为全市密度中心，在松江、嘉定、宝山、浦东、闵行甚至出现了多个集聚区。随着上海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受扩散效应影响，集聚区之间呈现沿高速公路、国道等重要交通轴线发展（如松江与青浦的游憩地沿318国道布局）的点轴联动形态特点。 巩固期上海环城游憩地的集聚呈组团状分布。密集区数量激增并广泛分布于各郊区县，密度中心出现在松江、宝山和嘉定。围绕中心城区，集聚区之间出现了连绵发展的团块状区域，如宝山与嘉定、松江与青浦、嘉定与闵行、松江与金山等区域之间的游憩地连绵发展，呈现出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扩张为主的空间形态和游憩地集聚区的网络状填充式发展态势。 总体来看，上海ReBAM游憩地集聚空间形态的演化呈现出明显的散点-极核-轴线-团块的发展趋势，具有典型的点轴系统极化与扩散特征。 2.3 上海环城游憩带时空演化特征小结 据前文分析，1970—2015年上海ReBAM的时空演化分为探索期、介入期、发展期、巩固期4个阶段。1970—1983年为探索期，上海环城游憩带为严重偏向城市西南的单环离散型结构，游憩地呈散点状离散分布。1984—1997年为介入期，上海环城游憩带为偏向中心城区西南的双环密集型结构，游憩地分布凝聚型较强，主要在距离城市中心30～40 km和10～20 km两个半径上，呈现多核心分布特点。1998—2009年为发展期，上海环城游憩带为偏向中心城区西南的三环密集型结构，游憩地分布凝聚型较强，主要在距离城市中心30～40 km、10～20 km、50～60 km 三个圈层空间上，呈现点轴联动的分布特點。2010—2015年为巩固期，上海环城游憩带为偏向中心城区西南的双环广域型结构，游憩地为凝聚型分布，主要在距离城市中心30～50 km和10～20 km的广域空间上，呈现团块状的分布特点。随着时间发展，6类游憩地在各阶段所占的比例有上升、下降、波动3种类型，而其空间区位的演化也表现出内推为主、基本稳定、外推为主3种形式（表3）。 3 时空演化特征的动力机制 通过实地调研、发展规划与政策梳理、文献内容分析、GIS空间分析以及对旅游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科研工作者、企业业主/经营者等的深入访谈，分析上海环城游憩带演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发现上海环城游憩带的时空演化是在市场供需机制、游憩地集散机制、政府调控机制综合下各种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3.1 市场供需机制 市场的供需是环城游憩带形成与演化的最重要的机制。 从需求角度看，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消费水平提升、闲暇时间增加，人们对于高弹性的享受性消费的需求增加，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加大了旅游游憩的消费支出，对愉悦身心和短期休闲度假的需求日益增强。1998年，上海人均GDP为25 206元，首次超过3000美元，消费呈现富裕特征，对旅游与游憩的需求大量增加；2005年，上海人均GDP为51 474元，迈入6000美元大关，在2009年更超过10 000美元，标志着休闲时代的到来①。游憩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郊地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越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周末出游的首选。围绕城市周边的旅游与休闲活动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市民对城市周边游憩产品需求的数量、质量、类型和层次的变化，形成近城游憩产品的市场需求拉力。 从供给角度来看，城市周边地区旅游与游憩用地供给的充足程度、游憩资源的质量、游憩设施与活动的供给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的可达性，是环城游憩地形成与发展的资源基础。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大、土地利用程度高、地价昂贵，是工业、金融商贸等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高度发达与集中的区域，游憩用地比较稀缺。而在上海城郊，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强度和价格相对较低，拥有与城市中心相異的良好生态环境和绿色开敞空间，以及包括佘山、淀山湖、崇明岛、众多古镇、迪士尼等在内的丰富的旅游与游憩资源，再加上交通系统的不断完善与可达性的提高，为上海各类游憩设施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加快、生产力水平提高、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不断创新，游憩产品供给的数量、质量、类型和层次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由此形成环城游憩地供给的推力。 诸多影响因素通过市场作用于环城游憩地的供需关系，这种动力随着经济发展并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便从对微观的游憩地产品的推力与拉力，变为对宏观的环城游憩带的供给推力和需求拉力，形成环城游憩带产品的供需均衡并随时间发展而出现数量与类型结构的变化。 3.2 游憩地集散机制 作为独立个体，游憩地在空间上集散机制导致了其空间分布的时空演化。 从集聚效应来看，首先，游憩地的选址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或独特的游憩资源，因此佘山、淀山湖、崇明岛等拥有这些资源条件的区域容易成为上海游憩地密集区，作为环城游憩带的增长极；其次，游憩地的区位往往是旅游成本和土地租金的双向力量作用下，投资商与旅游者达成的一种妥协，在与城市中心适当距离的地方容易形成游憩地的合理区位，相同或相似距离的游憩地因此共同组成有规律分布的圈层；第三，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时空距离大幅缩短，市民出游的时空约束被降低，也有利于游憩地间建立合作联系，促进部分游憩地空间上的集聚。这些因素共同促使环城游憩地之间产生集聚力，从而推动环城游憩带在空间上“协同集聚”。 从扩散效应上看，空间作用力也有扩散力。游憩地在空间上集聚到一定程度形成增长极，但通常因依赖于相似的游憩资源导致产品同质化竞争，加上土地与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升高、拥挤效应等负向效应而难以无限累积循环，必然促使一部分游憩地在竞争下消亡或向其他空间扩散；同时，交通运输的改善或通信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城市居民的出行范围，使游憩地可扩散至更广的地域进行开发。 在集聚力和扩散力共同作用下，游憩地在空间上的集散便趋向于一种空间均衡；这种空间选择从游憩地微观层面汇聚到中观和宏观层面，便形成环城游憩带整体分布的空间均衡，并随着时间推移形成均衡演化的动态轨迹，从而实现环城游憩带时空结构的演化。在探索期，扩散力大于集聚力，集散合力表现为扩散，游憩地的空间分布更为平均；从介入期开始，集聚效应越来越大于扩散效应，集散合力整体表现为集聚，游憩地分布更加集中。 3.3 政府调控机制 上海环城游憩带的发展离不开规划的指引、重大项目的推动以及政策法规的扶持。 首先，相关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同环城游憩带的开发与演化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共进行了4轮城市规划的编制，对上海郊区的土地利用原则也有所变化，先后从控制工业区到发展卫星城、再到建设小城镇城乡统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总体规划在完善城市功能、合理调整城市布局、优化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城市周边郊区的土地逐步得到开发利用，城乡空间得到有机统筹，郊区环境得到明显提升，为城市居民的近城游憩提供了切实的承载空间与资源基础。《上海市旅游业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更明确提出“三圈三带一岛”的旅游空间布局，其中，对郊区旅游圈层提出建设以7个郊野公园为载体的生态旅游功能区和9条乡村旅游休闲带的目标，这将对未来上海环城游憩带游憩产品的开发与空间配置提供更多介入机会。 其次，政府主导的重大项目或重要事件推动了上海环城游憩地数量的增长。在重大事件的发生前后，新增游憩地数量、城市居民出游需求与消费规模等指标均有明显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放开发，广泛推行的土地批租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游憩用地；为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2003—2011年期间环城游憩地数量呈两位数增长，极大促进了上海环城游憩地数量的增加；迪士尼国际旅游度假区落户浦东川沙，进一步刺激了一批新建游憩地在川沙集聚和川沙板块的土地开发。此外，国家旅游局将2006年确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从国家层面发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信号，并从政策、资金、人力等方面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也对上海环城游憩空间与设施的建设有较大促推作用。 第三，相关政策与法规的介入对上海环城游憩带的演变有扶持作用。从2009年起，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等多项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旅游业的发展，形成旅游市场的供需两旺。2007年12月31日，《上海市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要求》正式实施，随之而来的是上海环城游憩带的工业旅游景点蓬勃发展；上海农业旅游专项扶持资金项目对上海环城游憩带的农业旅游景点发展影响深远。此外，近几年特色旅游小镇、美丽乡村、自驾车营地、农业庄园等相关扶持政策，更催生了各类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可见，政府调控机制具有内在的均衡稳定作用，能对环城游憩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推（或抑制），其促推力或抑制力会叠加于市场供需和空间集散动力之上，使前述的供需均衡点和空间均衡点发生偏移而形成新的均衡[33]，并对环城游憩帶演化的整个过程产生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环城游憩带不仅成为我国城市居民短途休闲游憩的重要空间载体，而且对增加休闲产业收入、改善城市和外围环境具有积极效果。然而，学术界对于环城游憩带的研究远落后于产业的实际发展，当前对环城游憩带的研究主要是对其空间结构的探讨，多以某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资源、产品、市场等角度分析环城游憩带的空间构成与格局，从时间与空间双重视角分析环城游憩带发展的研究较少。上海是我国最早观察到环城游憩带现象的城市之一。本文以上海1970—2015年新增的401处环城游憩地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深入访谈、文献分析等方法收集相关资料，运用地理数学方法和空间分析技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环城游憩带的演化特征、规律及背后的动力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环城游憩带的时间发展具有阶段性规律。伴随着宏观经济的增长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环城游憩带游憩地的开发经历了波动形前进过程，从数量上看具有明显的阶段分异特征。先后经过了游憩地自发增长的探索期（1970—1983年）、平稳增长的介入期（1984—1997年）、爆发式增长的发展期（1998—2009年），目前停留在相对稳定的巩固期（2010—2015年），新增游憩地数量逐渐趋于缓和，整体上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这与城市居民的游憩需求、城市周边可供游憩的土地与资源供给、游憩休闲业经营者的介入等密切相关。 （2）环城游憩带的空间结构具有从简单到复杂、由分散到凝聚、由近城到远郊的演化路径。上海环城游憩带为近似同心圆的圈层结构，偏向中心城区西南方向，这与吴必虎在2001年对上海环城游憩带圈层结构的研究结果[1-2]基本一致。利用回转半径法绘制空间分布曲线、计算最临近点指数、点密度与标准差椭圆等方法，是研究环城游憩带空间结构的有效方法。从1970年到2015年，上海ReBAM空间结构的演化表现出一定的规律，如游憩地的平均城市距离由近到远，分布模式由分散到凝聚，集中分布的圈层数量由少到多，布局形态具有散点状-多核心-轴线状-团块状的演变特征等，反映出上海环城游憩带的发展越来越成熟。 （3）环城游憩带上的游憩地具有时间演替与空间移动规律。从数量结构上看，不同类型的游憩地随时间发展具有明显的演替特征。受城市人口市场偏好而产生更大需求的乡村休闲类、娱乐类、度假设施类游憩地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受原生资源限制的历史文化类游憩地比例越来越小。从空间位置上看，不同类型游憩地也存在内推、外推趋势或处于相对稳定的空间范围。 （4）环城游憩带的时空演化是市场供需机制、游憩地空间集散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三者性质看，前两者主要表现为内生性，市场和空间都主要通过作为微观主体的游憩地的趋利性选择，决定游憩产品生产和需求的数量、质量、类型和层次，并决定在哪里进行生产或在哪里获得需求，向哪里集聚或向哪里扩散；而后者主要表现为外生性，通过调控和引导以影响游憩地选择的状态集合，或者直接参与和实现环城游憩带发展战略的重大事项。3种机制相辅相成，互动制约，共同形成综合动力机制，推动着环城游憩带的时空演化。 4.2 研究启示 环城游憩带是今后城市休闲和游憩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对盘活城市郊区的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市民游憩空间、统筹城乡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环城游憩带的培育也将为现代城市休闲游憩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要有效而健康地推动上海环城游憩带发展，必须做好引导和调控相结合的基本政策支撑。 首先，要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激发对市民休闲游憩的需求，同时应进一步提高环城游憩土地的供给能力，特别是对于深受市场欢迎、在环城游憩地的份额越来越大的娱乐类、乡村休闲类、度假设施类游憩地的供给给予保障；不断开发符合市场需要的新的旅游与游憩产品，减少游憩地的同质同构、恶性竞争，确保供给与需求的有效结合，避免城市居民游憩活动的空间溢出。其次，应完善环城游憩设施和旅游基础设施，适度提高游憩地空间的集聚度，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和创新。同时，要加强政府调控和分类指导，对于民营资本介入的游憩地开发，要着力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以提高市场化程度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对服务市民的公共游憩空间，要充分体现公平性，最终促进城乡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引导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共同转变。 4.3 讨论 本研究基于时空演化的视角，以中国环城游憩带发展最早、最典型的城市上海为案例，采用1970—2015年的环城游憩地数据，梳理上海环城游憩带的发展阶段、空间格局与演化路径，总结环城游憩带时空演化的普适性规律，剖析背后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是对环城游憩带研究的补充和拓展。研究结论不仅为上海环城游憩带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对我国其他城市环城游憩带的培育路径具有参考价值。 本研究将上海环城游憩地划分为6种类型，并对其空间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显示，自然风景类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与其他类型游憩地相比为近城分布并呈内推趋势，这与北京等城市自然风景类游憩地的远城分布与空间外推[3，15]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市自然旅游资源相对匮乏，外推受到资源限制而动力不足。后续研究应采集游憩地的面积、游览费用等更多数据，从更多角度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城游憩地或游憩产品的空间结构与演替规律。 环城游憩带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会随着不同要素的作用而呈现不同的演化特征。本研究的案例仍然是城市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讨论的是相对成熟的环城游憩带。因此，在其他背景条件和城市规模下，全面、系统、多维地解读环城游憩带时空演化的实质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Wu B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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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egional service industry：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 cas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8）： 1471-1482. [吕韬， 曹有挥， 陈雯， 等. 区域服务业时空演化的动力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8）： 1471-1482.] Abstract： Following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domestic tourism in China， it has become a popular lifestyle and new normal for urban residents to spend their holidays and weekends in suburban areas engaging in recreation. Thus， the concept of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 （ReBAM） was developed to examin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urban residents leisure travel to suburban areas and of the recre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se areas. Many cities with large populations， such as Shanghai， Beijing， Wuhan， and Jinan， mad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their suburban recreation facilities and spaces because ReBAM is believed to be not only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a citys recreation system for relocating urban residents recreation demand， but also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vitalizing urban land resources，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eser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vious practices and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creation resources in ReBAM， preferences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sidents suburban recreation demand， and the formation reasons and process of a specific citys ReBAM. However，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eBAM has seldom been discussed thoroughly from a spatiotemporal perspective. Shanghai is the first metropolis where the ReBAM phenomenon was observed in China. Using data from 401 recreation spots developed from 1970 to 2015 around the urban area of Shanghai，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nghai ReBAM based on geographical mathematical methods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including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d density analysis from both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 Four main findings were observed from the results： 1. The evolution of the Shanghai ReBAM is a historic process of gradual development， which is both continuative and multistage.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and increasing trends of newly developed recreation spots annually， four evolutionary stages were identified on a temporal scale： i.e.， exploration （1970-1983）， involvement （1984-1997）， development （1998-2009）， and consolidation （2010-2015） stages. 2. On a spatial scale， concentric circle structures deviating to the southwest of downtown Shanghai and spatial extrapolation were found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distribution types of recreational spots in the Shanghai ReBAM changed from dispersion to agglomeration over time. In addition， agglomeration shapes evolved from scattered spots to growth poles， axis and eventually blocks. 3. There were structure succession and spatial movement pattern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ecreational spots. Rural leisure， entertainment， and vocational facility spots are increasing in proportion because of urban residents recently increasing demand for them. The cluster locations for different types also demonstrated three movement trends： inward， stable， and outward movement. 4.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Shanghai ReBAM was led by a dynamic mechanism of three factors： the market demand-supply factor determin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uburban recreation products； the space agglomeration-dispersion factor leads to the proper location and clusters of the recreation spots or enterprises； and the promotion-regulation factor is the governments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measures for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Shanghai ReBAM are propos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uld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nvestment and site selection in suburban areas， with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planning， recreational product and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destination marketing. Keywords：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 （ReBAM）； spatial structur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Shanghai city [責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王玉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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