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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视角下的入藏火车旅行研究：体验、实践、意义

范文

吴寅姗+陈家熙+钱俊希

[摘要]在“流动转向”的背景下，“流动”成为了情感体验、物质和社会关系相互牵连的复杂过程，而交通工具作为一种“流动性技术”也不再仅仅是克服距离的功能性工具，每一种流动方式都被赋予了丰富且独特的意义。同时，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入藏旅游成为了一种神圣的、精神的旅程，而不同的入藏方式对这种旅游体验又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入藏火车为案例，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3种研究方法，从新移动范式的角度研究入藏游客、目的地西藏与青藏铁路沿途景观、入藏火车内部环境这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文章认为，首先目的地西藏的特殊性，使得物质技术以及其运动中相伴的渐变海拔，共同以“高原反应”的特殊形式嵌入游客的身体，致使游客对地方和运动产生了独特的流动性体验，进而赋予了入藏火车以特殊的文化意义。其次，作为视觉体验对象的沿途景观与游客存在着紧密的情感联系，而这种情感体验又在游客的实践过程中借助一定的媒介得以生产、维持和流动。另外，入藏火车内部物质空间在流动过程中，扮演着主动参与建构游客流动性体验的角色，这一内部空间的身体、物质设施与物质文化在相互交织和作用中，共同融合成了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和意义的有机整体。再者，游客互动过程中的信息交流关系、情感关系和旅行时间关系的生产和变化，促使车厢空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共同的意识和行为准则的微社区，进而深刻地影响了游客的流动性体验和实践。总而言之，入藏火车旅行是一种“流动的仪式”。研究的创新点在于，联合情感体验、物质和社会关系3个维度来展开流动性的研究，并尝试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将旅途过程本身，而不是旅游目的地，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实用层面上则指出，目的地特殊性、流动的物质景观、物质设施和物质文化，以及社会关系这4种非经济因素也是影响游客旅游决策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流动性；火车旅行；体验；物质；社会关系；西藏

引言

现代化和全球化两大背景催生了空前增强的流动性（mobility）。流动性的概念不仅包括了大范围的人口迁移，物体、资本和信息的全球流通，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小尺度的交通、通勤和游憩等。不同对象、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流动通过有机的结合构成了现代社会中复杂多样的流动现象。对于流动性的研究，有助于挖掘这些流动现象背后，各主体之间所蕴含的复杂关系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而有助于理解人们如何通过流动性实践来塑造和体验世界。因此流动性的内涵不仅仅包含物理流动这一层表面的含义，更重要的是，由这种“流动”引申出的社会网络关系、身份建构、公平性等一系列话题。流动性视角下的旅游流动性话题，将旅游視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内容，因此，旅行过程中的流动性体验和实践愈发受到学界重视，旅途中的交通流动性行为也日益被学者挖掘出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情感内涵。

本文则从流动性的视角出发，围绕流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物质和社会关系3个维度，以入藏火车为切入点，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3种研究方法，探讨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入藏游客、目的地西藏与青藏铁路沿途景观、入藏火车内部环境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入藏火车旅行作为一种“流动的仪式”的内涵。重点关注以下4个研究问题：（1）目的地的特殊性对于交通工具的体验与文化意义的影响；（2）游客在火车上对于沿途景观变化的感知；（3）火车内部的物理环境和设置对于游客感知和情感意义的影响；（4）火车内部的人际交往与互动是怎样的。

1文献综述

传统有关“流动”的研究强调流入点与流出点的区位，以及这种区位的固定性（immobility）和边界的确定性。在Sheller和Cresswell等学者看来，对“区位”与“边界”的强调使流动性研究局限于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等主题，将流动性仅仅看作是人或物在两点间的空间流动，忽略了人在不同空间之间的运动过程所能产生的意义和体验，以及人、物体、信息和资本等不同流的相互联系。可见，传统的流动性研究将流动过程本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枯燥乏味的机械运输过程，这其中并不存在情感、信息与意义交流。这种固定化的模式是20世纪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静态主义”（sedentarism）影响的产物，它难以捕捉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本质，也无法解析在流动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物体、信息和资本在世界中的流动比以往更快速、频繁且远距离，这迫切需要学者转变分析方式，用动态（dynamic）和联系（relational）的视角来理解微观和宏观尺度的个体及人类流动行为。由此，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流动转向”（mobility turn）的浪潮，“新流动性范式”（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也应运而生。

Urry和Sheller总结了“新流动性范式”，提出一系列流动性研究需要探讨的主题和对象。第一个方面是讨论在不同的流动方式中，人的身体作为情感的媒介对于地方和运动的感知，即关注个体与流动方式之间复杂的“感知关联性”（sensuousrelationality）。流动行为并不是简单地追求以最快的方式从起点到达终点，不同的流动过程为个体提供了不同的实践、感知和体验的支持。在微观尺度的日常流动实践中，个体对公共、私人交通工具赋予的情感内涵的差异，会最终影响他们日常出行的决策。宏观尺度上的移民迁移过程，更包含了个体复杂多样的社会实践、文化感知和情感体验，因此Burrell强调，迁移旅程本身就是迁移体验的核心内容。

在流动过程中，物质实体和空间可以从感觉和视觉等方面对人的身体产生作用，从而构成了个体对流动过程的感知和体验的重要部分。因此流动性研究还需要关注物质性（materiality）和物质文化的“即时感知”（sensuous immediacy），及其与个体流动性的体验和实践的关系。即讨论非人类的因素，如物体、技术和物质环境等，对于实现流动过程和塑造个体流动性体验的重要作用。如乘客可以用随身物品将自己包围起来，从而在公共的火车空间中寻找一种临时的家或办公室的感觉。Cresswell则指出，物质景观是人和物共同建构的结果。因此对于景观的认知，需要思考身体在流动的情况下，如何与非人类因素在相互牵连中捕捉、想象和感知景观。

“流动”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化的过程，也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对于流动过程的讨论，还需分析个体如何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维持固有的社会关系。Watts认为，个体不同的社会实践建构了多样化的旅行时间（travel time），且乘客的旅行时间并不是相互孤立，而是彼此邻接的。Symes也发现，火车的车厢构造在旅途中所塑造的封闭微社区，使得学生可以体验到远离日常生活监管的自由。同时，移动通信技术的革新使得个体可以在流动过程中稳固已有的社会关系，如借助各种移动设备与远方亲友进行更便捷、更频繁的持续互动。综上所述，虽然已有大量学者针对流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物质和社会关系这3个话题，在不同尺度、类别的流动中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多数流动性研究仅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维度，将这3个维度联合起来进行分析，且对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展开讨论的研究仍较欠缺。

对于以上3类流动性话题的探讨，都离不开支持它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而交通则是实现人或物“流动”的一个重要媒介。在传统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交通工具简化为运输乘客和货物的装置，同时假定人们选择交通工具时完全处于“经济人”的状态。然而，交通基础设施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促进交通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对汽车等“流动性技术”（mobility technologies）在视觉、动觉和感觉上形成了新的体验模式。针对这种更流动、更复杂的新模式的分析，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模式，即新流动性范式，以打破交通研究和社会研究的二元结构。

关于交通工具的流动性，现有研究主要从汽车、飞机和火车3类话题展开。Sheller认为，“汽车流动性”（automobility）一个重要的特性在于给驾驶者带来了一种自由、掌控的情感体验，这种汽车流动性极大地提高了个体自由活动的能力，并满足了个体对新奇的未知世界的探索，汽车也因此成为了自主权和流动性相结合的象征。同时，数字控制、移动信息技术和安全技术的发展，使得汽车内部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安全，且便于交流、娱乐和获取信息的社会空间。在“航空流动性”（aeromobility）方面，航空旅行通常被看作一种现代的、自由的和冒险的旅行方式。Adey认为，航空流动性可以使乘客体验到由逃离地心引力和地面限制所激发的兴奋感，以及由机场的安全设计所带来的安全感。Budd则指出，航空旅行创造了一种新的视觉体验模式。乘客在观赏一种振奋的和超脱的鸟瞰景观时，能够形成独特的“视觉印象”（visual impressions）和“空间意识”（spatialconsciousness）。同时，航空公司可以通过缓解乘客在航行途中的不适体验，进而提高乘客的满意度并增强自身收益。在“火车流动性”（railwaymobility）研究中，火车作为社会交往或社会隔离的场所，能够对个体的实践和情感体验产生复杂影响。如Crang与Zhang在分析春运中的农民工群体时，发现漫长的排队过程成为了他们表达无聊、焦虑的一种身体状态，而笨重的编织袋则通过强烈的情感融合成为了他们社会身份的代表，这些特定的身体状态和物质文化，都给农民工群体带来了一种深刻的集体认同和共同体验。Bissell则认为，身体、物体和技术复杂的相互作用，促使车厢空间形成了多样化的情感环境（affective atmospheres），它既有促使不同乘客形成“集体”的能力，也有分隔和疏远乘客的作用。因此，新流动性范式下对于交通工具的研究，更侧重于挖掘在流动过程中，情感体验、物质和社会关系3个维度的复杂关联，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涵。

对于流动性的全面解读还需要方法论上的创新。Sheller、Urry、Hannam等学者总结并提出新流动性范式下的研究方法：第一，观察人们的流动。利用让被观察者察觉不到的方法，例如尾随、隐藏拍摄等方法记录人们的互动、对话。第二，“同行”（walking with）。研究者与对象同时流动，采用观察与记录的方法，如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第三，问卷调查。如Lyons和Urry利用问卷数据分析人们在火车上的行为与性别、行程和乘车目的等因素的相关性。第四，文本分析和博客分析。它利用关键词、用词偏向等方法分析人們的体验与感受，如春运流动人口研究所采用的分析工人文学的方法。

新流动性范式中的旅游流动性研究，需要将旅游视为一种涉身化、感知多样化和技术化的实践活动，进而分析游客的“旅游情感”（tourist sensibility）是如何在实践过程中被生产和维持，以及这种情感体验又如何影响他们在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流动。然而多数旅游流动性的研究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都普遍集中在了旅游目的地上，缺乏对游客在旅行过程中的流动性体验与实践的讨论。游客在旅途中的交通流动性行为，反映的是一种对文化感知、情感体验、提升自我精神境界的诉求和欲望，或是一种通过“感知景观”（sensescapes）获得深层次的认知和意义的过程，流动方式本身甚至可以是整个旅程的本质特征。如在自助旅游者看来，自主的旅程中对于汽车流动性的体验，要比目的地的体验更深刻、更重要，也更能满足他们在旅途中对掌控权、灵活性和冒险的需求。su则用定量的方法探讨往返游客在旅游动机、火车旅行满意程度和目的地体验的差异，以及火车旅行本身对于目的地体验的重要性。然而，游客在旅行途中对于交通工具的流动性体验和实践，以及由此建构的意义与话语，仍是旅游流动性研究中的空白。

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弥补传统研究在研究维度和研究区域选择上的不足：联合情感体验、物质和社会关系3个维度来展开流动性研究，并试图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将旅途过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强调游客在旅途中对交通工具的流动性体验，是游客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在实用层面上指出，对交通工具的流动性体验成为了影响游客旅游决策的重要内容，而这种流动性体验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目的地特殊性、流动的物质景观、物质设施和物质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在分析游客的旅游决策时，还需要综合地考虑这些非经济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2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

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西藏神秘且独特的自然风光、宗教氛围和社会文化，使其成为了旅游者创造难忘神圣旅程记忆的佳境，西藏旅游也普遍被塑造为具有特殊“精神净化作用”的神往之旅，而不同入藏方式又对游客的入藏旅游体验具有深刻影响。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运营，这一进藏线路的建成增加了西藏地区的可进入性，提供了一种游客人藏的新方式，改变了游客的旅游行为和体验模式。这条“天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东起西宁，南至拉萨，翻越众多江河的源头——唐古拉山，成为了众多游客渴望体验的铁路交通旅程。

本文选取入藏火车（西宁一拉萨）为研究案例。因青藏铁路起于西宁而止于拉萨，故本文将西宁一拉萨的这段旅程界定为“入藏”旅程。由于西藏自治区海拔高，青藏铁路沿途景色独特，再加上火车进藏在费用、体验上更容易被大众游客所接受，因此搭乘火车进藏是大部分游客采取的入藏方式。在入藏火车里，人（乘客、乘务员等）、物体（火车中的设备等）与火车车厢构成了一个“流动的空间”，这个空间与沿途的物质景观共同构成了“入藏火车旅行”这一特殊情境。

为保证研究方法选择合理且应用得当，本文依据前文综述所总结的新流动性范式下的研究方法，选取其中的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3种方法进行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访谈调研工作分为两个阶段：2014年8月12日-2014年8月14日从广州火车站上车，并搭乘广州一拉萨火车前往拉萨（中途在西宁西换乘）；2014年8月31日-2014年9月2日从拉萨火车站上车，并搭乘拉萨一广州火车离开拉萨（中途在西宁西换乘）。调研时间总计6天，其间共对4位乘务员和12位即将前往或已经结束西藏旅游的游客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年龄在18岁到60岁之间，包括学生、工作者和退休者，其中4位受访者访谈2次，共得到20个访谈转录，访谈时间在15分钟到60分钟左右。由于火车内部环境具有狭窄、拥挤等局限性，因此在保证访谈样本结构多元的基础上，研究者主要从自身所在车厢和相邻的两节车厢中寻找愿意受访的访谈对象，并在游客和乘务员的访谈信息饱和后终止访谈调研工作。

在广州一拉萨火车上，研究者对西宁西换乘之前的4位入藏游客所进行的访谈，主要与入藏旅游的交通工具决策相关，此时暂未涉及入藏火车旅游体验等内容，如“为什么选择火车而不是其他交通工具去西藏？根据哪些情况或者了解到的信息做出了坐火车的决定？”，并在换乘之后对这4位入藏游客均进行了二次访谈（换乘前是前往拉萨的乘客，均需在西宁西换乘，但换乘后乘客的火车座位并没有发生变动）。同时，对于从西宁西上车的“新”入藏游客，则以同样的原则和方式进行访谈对象的选取。而在拉萨一广州火车上对返程游客进行的访谈仅与入藏火车旅程相关，不涉及出藏问题。另外，研究者对入藏游客在车厢中的实践和态度等情况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并撰写观察笔记和获取照片素材。最后，对于访谈转录文本的分析，则通过提炼关键词并进行话语内涵的归类，最终概括为本文实证部分的4大主题，进而借助这些实证素材对主题展开科学论证。

3火车流动性的体验与实践

3.1目的地的特殊性对于交通工具的体验与文化意义的影响

人们在做旅游决策时倾向于追求最大效益，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选择自然、文化环境与居住地差异较大的旅游地旅游。西藏因其特殊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一直被认为是热门的旅游地选择。而在旅游目的地前往方式的决策上，一般经济因素会影响游客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本研究的访谈数据则显示，搭乘青藏铁路入藏的游客中，有33.3%的受访游客表示，选择火车的首要原因是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收入以及愿意支付的交通成本。确实，与飞机入藏相比，火车入藏的价格优势较为显著。然而，在新流动性范式下，旅途时间不应被看作“浪费的时间”（waste time）。因此尽管火车入藏耗费时间较长，但同时它也能显著扩大游客体验的时间跨度，使得游客以更为渐进的方式适应高原反应和感知沿途景观，甚至有游客建构出青藏铁路“神圣”、“付出了许多心血”等文化符号。因此，剩余66.7%的受访游客出于这一考虑而更倾向于选择搭乘火车入藏，这种交通工具的流动性体验对于游客旅游决策的深刻影响，可以从“来了的话，肯定要走一下青藏铁路嘛”（安徽男学生，2014年9月1日）这类话语中得以体现。

游客与火车入藏这一流动方式之间复杂的“感知关联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目的地特殊性的深刻影响。正是由于目的地西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游客的身体在火车入藏途中，对地方和运动产生了独特的流动性体验，进而赋予了入藏火车以特殊的文化意义。

其中，“高原反应”是入藏火车旅程给游客带来的最深刻、最特别的身体和情感体验。在经西宁西换乘之后，火车设备的更新、海拔高度的增加、车厢内的弥漫供氧和乘务员的温馨提示等一系列变化，都营造了一种即将入藏的氛围。因此，在入藏旅程中，入藏火车这一种物质技术，及其在运动中所伴随的渐变海拔，共同以“高原反应”这一特殊形式嵌入游客的身体中，进而深刻地影响游客的身体和情感体验。如访谈结果显示，游客在旅途中所经历的高原反应，能够增强游客对目的地的期待值，同时也是暗示游客开始重视高原反应这一伴随身体和交通工具共同流动的特殊身心体验，提醒游客要为入藏做好充分準备：

“供氧设备会促使你认真对待西藏这个事，它会提醒你要接近高原了，提醒你这个高原反应是不是能够适应和承受，周围的人也会一点一点暗示你，要接近了要注意了，西藏我来了这样。”（深圳工作女士，2014年8月13日）

尽管入藏火车旅程伴随着高原反应所带来的身心不适，游客普遍认为这种特殊的经历和感受是入藏旅行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考验，这也恰恰是入藏火车旅程区别于一般火车旅程的独特之处。因此对于高原反应所形成的深刻身体和情感体验，加深了游客对西藏的特殊性的感知，并构成了火车流动性体验的重要内容，成为了整个入藏火车旅行的重要特征：

“花钱买罪受，肯定是难受嘛，大家现在又有头疼的表现，但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一种体验，你可能这样子来了以后，对拉萨、西藏的印象和感觉会更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湖南工作女士，2014年8月14日）

不仅如此，高原反应对游客体验和感知的影响，还表现在部分游客将自己或他人开始出现严重高原反应这一现象，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入藏标志。在他们看来，即使西宁西到格尔木这一段路程才是青藏铁路的开端，但因多數游客尚未有明显高原反应，所以并不能算是真正开启了“入藏”之旅。而唐古拉山作为青藏线海拔最高点的客观事实，以及乘务员或车厢内海拔表的提示作用，则进一步引导游客将唐古拉山感知为高原反应的敏感地段和“重灾区”。特别是当自己身边的朋友或亲人相继出现高原反应时，游客的这种“入藏”体验和感知就显得尤为强烈。由此可见，高原反应编码了敬畏与期待，促使游客由“波澜不惊”的情感状态逐渐转变为一种紧张与期待交织的“波澜起伏”的情感体验。

这种因高原反应而形成的独特身体和情感体验，使得入藏火车的意义远远超越运输乘客的内涵，而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文化意义：其相对平缓的运动过程，以及过程中相伴的渐变物质环境，使得游客的身体在其中流动时，能够不断积累对目的地的期待，进而不断获得或忧虑或惊叹的情感体验。可见，入藏火车这一物质技术不仅为游客的身体在运动中感知地方提供了重要支撑，更构成了游客流动性体验的一部分，促使游客产生一种不断嵌入全新的时空情景的即时感。

3.2对沿途景观变化的感知

青藏铁路的建设依托特定的地理环境，因此西藏自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使得入藏火车旅行具有提供一种“流动的视觉”（mobility of vision）的能力青藏铁路具有其他线路所不具备的特殊景观条件，因此促成了游客对于沿途渐变景观的独特视觉体验，而这种视觉体验又对游客的情感体验和流动性实践具有深刻的影响。即入藏火车旅行所带来的“流动的视觉”能够塑造游客内心的“情感景观”（emotional mindscapes），致使流动的物质景观成为游客通过涉身化的实践来表达惊喜、期待等情感的媒介。

入藏火车作为流动性和视觉性的集合体，其较缓慢的运动过程，为游客呈现出一系列较具体的流动景观图像。而游客话语体系中“震撼的”“异域的”自然风光，常常成为他们通过拍摄、录像等实践方式所感知的景观，部分景观也会对游客的视觉感知产生强烈的感官刺激，致使游客借助激动的言语或肢体来显露内心的“情感景观”：

“开始下雪了，呼呼呼的，然后有个广州来的姐姐，哇，生这么大，第一次，第一次见到雪（笑），太激动了，使劲给她爸妈在电话里叫。”（安徽男学生，2014年9月1日）

需要注意的是，游客并不是简单地对渐变的景观在视觉上进行“旅游凝视”或“旅行浏览”（travelglance），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情感上“融入景观”（taking in a landscape）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地方的感知或想象，并在期待中产生了一种不断接近目的地的特殊情感体验：

“外面环境的变化，整体的地貌，还有那种风景变化，会感触到离拉萨越来越近……特殊的景色，比如在西宁西那里看到了雪山，刚才那个措那湖，还有包括近距离看到那个牦牛、羊和草甸，就感觉好像快要到了。”（深圳工作女士，2014年8月13日）

同时，游客对渐变景观的感知和捕捉，会受到乘务员或其他游客的引导，而集体导向一些被赋予特殊象征意义的自然景观，进而激起整个车厢群体狂喜的情感体验和激动的摄影或录像行为，由此进入一种“集体欢腾”的旅游体验共睦态。兴奋、期待的情感立即在车厢空间中爆发，并借助特定的物体（如照相机、录像机）和身体（如乘务员或游客的言语、肢体）而迅速扩散：

“应该说是越来越期待，看到一路不一样的景色开始。反正从明天早上开始，整个车厢就会发出‘哇！这样子，有人就开始拍照了，明天早上体验应该很强烈吧，那时外面的景色完全和现在不一样了。”（兰州男学生，2014年8月14日）

“火车已经沿着这个（措那）湖转了大半圈了……赶紧拍，最好就是把它录下来。你可以告诉朋友，我们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措那湖……（游客：“哎呀，有牦牛，快照上！”）快照上，快照上！”（软卧女列车员，2014年8月14日）

因此，在入藏火车旅行中，游客对于物质景观的视觉体验，会进一步影响游客的“情感景观”的塑造，及其表达这种情感体验的实践行为。故游客在流动过程中对于渐变景观的体验，并非一种单纯的远距离观看行为，而是将整个身体都融入景观里，通过多种涉身化的实践方式来表达激动或期待的情感体验。可见，作为视觉体验对象的物质景观与游客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情感联系，而这种情感体验又在实践过程中借助一定的媒介得以在车厢空间中生产、维持和流动。

当然，也有部分受访者对西藏的期待表现得较为平淡和冷静。从主观角度分析，入藏游客在出发前基本都会提前了解与西藏旅游相关的信息，对西藏之旅的期待已有一定的预设。因此这些游客认为，只有少数标志性的异域风景能给他们带来特别震撼或惊喜的冲击感，且牦牛、绵羊等特定元素只是在旅程之初存在新奇感，随后旅途中相类似的风景已不能满足他们所期待的“意料之外”的景观要求，如“好像本来想着去的西藏应该就这样，还没有超出自己期待以外的事，还没有看到很震撼的东西，应该是宣传得很好，但是看看就是这么一回事。”（郑州工作先生，2014年8月13日）。但是这种平静的景观体验实际上也表明，“固化”的景观本身并非惊喜、期待的来源，真正重要的是流动性带来的渐变景观，对于游客在运动中感知地方的重要性。

3.3火车内部的物理环境和设置对于感知和意义的影响

物质空间具有物质性和隐喻性（metaphorical）。当游客开展一系列涉身化的实践时，他们的身体“邂逅”了空间里各种具体的物质。同时，车厢空问中隐喻文化符号的设计、布置和流动，也具有增强游客对目的地文化感知的作用。可见，入藏火车内部整体环境的设计和打造，折射出火车内部物质空间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特性，即其并非只是消极地被游客所感知和体验，而是主动融入流动过程，并在其中积极参与建构游客的流动性体验。因此，入藏火车内部空间的身体、物质设施与物质文化在相互交织和作用中，共同融合成了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和意义的有机整体。

车厢空间中的人与物共同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静止的密封空间。这个空间里，特殊的物体能被游客清晰地感知，并对游客的入藏体验起到促进作用。如游客普遍认为入藏火车中最特殊的设施配备在于其供氧装置，这一设备能够强化游客感知下西藏的“缺氧”“高海拔”等地方特质，而且如前文所述，还可以增强游客对目的地的期待值和暗示游客重视高原反应，进而促使游客形成一种紧张与期待相互交织的独特“火车情感”。因此，入藏火车内部特殊的物质设施不仅是实现入藏旅行的重要技术支撑，更構成了游客流动性体验的一部分。

其次，车厢整体上整洁宽敞的物理环境，在游客看来都比其他一般火车更干净。入藏火车整体上良好的车厢环境，一个原因在于入藏本身带有强烈的文化暗示，即具有前往圣洁之地的意涵，入藏火车和西藏被赋予了“现代化”“文明化”等意义，这使得入藏火车本身必须保持相对高质量和整洁干净的物理环境。另一个原因则是为了改善游客在旅途中的体验，减少游客因身体不适而产生的焦虑、紧张的消极情绪。可见，高原反应所引起的游客相对不可控的身心不适，可以通过整洁舒适的车厢环境达到缓解的效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重塑了游客在入藏火车旅途中的流动性体验，体现了车厢内部环境主动参与建构游客流动性体验的角色。

另外，入藏火车内还散布着丰富的西藏文化元素，如藏文标示语和藏族民歌等。这些隐喻的文化符号借助一定的物质设施（如标语牌、广播），以及游客身体的多种感官（如视觉、听觉）而在火车内部空间中被传播和传达，使得游客得以在运动中具体地感知地方文化。因此，入藏火车内隐喻的物质文化符号成为了连接游客与目的地之问的重要纽带：既丰富了游客对于西藏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也营造了一种迈入西藏的仪式感：

“这些酸奶啊，牦牛干，在刚刚那趟列车是没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反映你要一步一步进入西藏。”（深圳工作女士，2014年8月13日）

“播的时候有一些西藏的歌……说真的，你来这边听那种青藏高原的歌什么的，特有感觉的！”（山西男学生，2014年8月13日）

3.4入藏火车内的人际交往与互动

在入藏火车旅途中，游客与其他个体一起流动，成为了流动的集体的一部分，而游客在车厢内的人际交往与互动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信息交流关系、情感关系和旅行时间关系。这3种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变化，致使车厢空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共同的意识和行为准则的微社区，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不仅改变了部分个体对于目的地的初始认知和预先计划，更使车厢群体在公共的火车空间产生了一种趋于一致的行为、感知和体验。同时这种微社区中所形成的或沉默、或激动的情感环境，都能够促使游客通过移动通讯设备来维持他们与远方“虚拟同伴”的固有关系。

车厢内的不同群体普遍存在着关于目的地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在与自己有相似价值观、原则和信仰的人进行互动时，游客容易产生一种对同伴游客组成的“想象社区”（imagined community）的归属感。在这样的微社区中，已有人藏经验的游客、“藏漂”一族甚至是藏族人对西藏及沿途景观的介绍和提醒，都不可避免地在其中施加了主观的认识，从而操控着相对“新手”的游客对西藏的感知和印象。在这种信息交流关系中，一些新获取的未知信息会激发游客到西藏实地体验或考察的欲望，甚至重新调整原有的行程计划：

“那个知识不在我的范围之内，但我还是想去看看那个转经道是不是如他所说的，由里外3层构成。”（佛山工作女士，2014年8月14日）

不过，这种信息互动对游客已有认知和计划的影响，主要作用于单独出行且较随性的游客，这类游客一般只会提前制定较粗略的行程，后期的具体安排通常是在旅途中根据新获取的信息随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如“还不知道有没有伴（上珠峰大本营），因为到旅店后还会发现有跟你志同道合的人……你先到那就是了。”（北京工作先生，2014年8月14日）。但更多受访游客主要是跟团或结伴出行，其中还有不少游客是家庭或单位共同出行的，而受到入藏旅途本身遥远艰辛，以及工作者或学生自身的工作时间或经济能力的限制，这些游客在出发前一般都会做好充分准备，包括查阅旅游攻略和设计旅行路线等，因此对西藏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认识，所以旅行途中的信息互动基本不会改变此类游客已有的认知和计划。

同时，邻近乘客的实践行为以及车厢安静的氛围，能够共同创造一种情感环境，进而促使个体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起来。在入藏火车旅行这一特殊情境中，部分车厢会因为较多游客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而成为“重症病房”，因而形成一种安静、冷清的车厢氛围，游客在这种沉默的情感环境中则倾向于相互关注，即主动慰问“重症患者”或自觉约束自身行为。因此，在入藏火车中，游客与其他个体和谐地共同流动，促使不同游客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情感联结和集体意识，由此达成了一种“和谐静谧”的旅游体验共睦态。这种人与人之间无需语言沟通的和谐情感关系，反映出不同游客在公共火车空间中所具有的一种共同行为倾向。

确实，同一车厢空间里人们的行为是趋向于共同性而不是独立性。虽然游客可以通过不同的实践建构多样的旅行时间，但车厢内相对同质的乘客成分，即大部分乘客均为入藏旅游者，这使得他们的目标与行为都具有一致性，因而对火车沿途景观也有着共同的期待。当他们被集体引导而共同关注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沿途景观时，游客的旅行时间在车厢中迅速合为一体，从各自的阅读时间或睡觉时间等，共同切换成了景观体验时间。因此，在这种集体效应的作用下，不同游客对于特殊景观所形成的趋于一致的视觉感知和情感融合，使得游客的实践行为也趋向于相同，进而重塑了游客之间的旅行时间关系：

“对！拍照！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都是雪山，看到了牦牛和小绵羊特别多。特别是硬座那边大家都站起来拍照，拍雪山啊什么的。我坐过的其他火车没有，只有去拉萨的火车才有。”（山西男学生，2014年8月13日）

然而，除了身边的“真实同行者”之外，那些虽身处远方，却被游客想象为与其同行的“虚拟同伴”也是流动的集体的一部分，而移动通讯技术则是维持游客与远方亲友关系的重要技术支撑。在严重的高原反应所营造的沉默情感环境中，有的游客甚至每天都需要向亲友“报平安”。同样，在独特的沿途景观所促成的激动情感环境中，也有游客时而通过电话或QQ、微信等通讯软件向亲友分享或直播旅程中的震撼体验。可见，移动通讯技术等媒介的存在，使得车厢微社区中多样化的情感体验在传达或传播的过程中，得以频繁且快速地打破空间障碍，而更加便捷地扩散给游客远方的虚拟同伴，进而有效地维系、巩固和强化游客原有的社会关系。

4结论

本文以入藏火车为案例，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3种研究方法，从新移动范式的角度研究入藏游客、目的地西藏与青藏铁路沿途景观、入藏火车内部环境这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目的地西藏的特殊性、渐变的沿途景观、火车内部的环境和人际交往与互动，都对游客的火车流动性体验和实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使得入藏火车和入藏火车旅行呈现出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情感意义。

如何从流动性视角理解火车和入藏火车旅行的特征和内涵？概括而言，火车作为一种流动性技术，兼具过渡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本文对这两个平行的特征均进行了分析。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内在联系：过渡性和独立性是入藏火车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流动，以及流动过程中感官与身体体验的快速变化，使得物理“移动”本身被赋予仪式感与体验的意涵；在一个被赋予了仪式化意涵的社会一空间情景中，物理环境与社会关系又为丰富个体的流动性体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可见，过渡性是实现旅行体验的基础，过渡性与独立性又具有相辅相成，互为正反馈的关系。

通过归纳情感体验、物质和社会关系3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联，本文尝试将入藏火车旅行的内涵概念化为一种“流动的仪式”（图1）：入藏火车旅行体验是一种不断嵌入全新时空情景的即时感，特定的身体状态和物质环境这两类刺激因素使得该流动性体验不断被重塑，并促使车厢空间凝聚了两种截然不同且相互转换的情感环境，这两种情感环境作为互动仪式的前提，又进一步推动车厢群体间借助特定信息交流方式而展开相互关注或共同关注的实践活动，进而构成入藏旅行过程中或“和谐静谧”或“集体欢腾”的旅游体验共睦态，最终则反映在车厢空间所形成的一種具有共同的意识和行为准则的微社区。

旅游仪式论最早由Grab啪提出，他认为“旅游是神圣的旅程”，并总结出旅游的仪式结构：世俗一神圣一世俗，即旅游前为快乐的期待；旅游中为神圣的旅游体验；旅游后为忧喜交加的结果。与该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在流动性视角下，过程与结果的边界是模糊的，故入藏火车旅行本身并非一种单调延续的流动过程，因此入藏火车旅行体验是糅合了旅行“前、中、后”3个阶段的特征，这使得游客能够在“流动的仪式”中不断积累期待，进而不断获得或忧虑或惊叹的交通流动性体验。也就是说，“仪式”本身代表着一种过渡，强调仪式前后状态的根本改变：通过这种仪式中的“阈限式”体验，个体在仪式前的预先计划、初始认知和情感期待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重构和重塑，致使个体在仪式后达成一种全新的身体与精神状态以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神圣旅程。谢彦君也尝试对Grabum的神圣旅程模型进行修正，并归纳出旅游体验情感能量的动力机制与旅游共睦态的形成机制。但本文对其中两个概念的解读持有不同看法：互动仪式中的共同关注，并非一种单纯的主体作用于客体的群体性单向关注。本文发现，游客在将整个身体都融入景观里的过程中，与流动景观形成了紧密的情感联系，而渐变景观对于塑造情感体验和改变实践行为都具有显著的能动作用，因此共同关注的内涵应理解为一种“流动性双向关注”；同时，旅游体验共睦态也不能简单地与“集体欢腾”划等号。本文发现，高原反应所塑造的沉默情感环境，能够促使不同游客在相互关注中搭建默契的情感联结，这种群体间无需语言沟通的“和谐静谧”的状态，同样也是旅游体验共睦态的一种重要情境表现。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新流动性范式下的流动性研究，需要以旅行过程本身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关注情感体验、物质和社会关系3个维度之间的复杂关联。在实用层面上，本文指出，游客在旅途中对交通工具的流动性体验是影响游客旅游决策的重要内容，而这种流动性的体验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目的地特殊性、流动的物质景观、物质设施和物质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在分析游客的旅游决策时，还需要综合地考虑这些非经济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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