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析公民参与的技术方法及对我国公民参与情况的反思 |
| 范文 | 摘 要：对托马斯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书中的公民参与的技术方法进行分析并与我国现状进行比较。 关键词：公民参与；技术方法；我国现状 读完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使我受益匪浅。本书的核心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公民参与的完整的决策模型：引入七个问题、判断并找到与之对应的合适的公共参与的程度；在确定了公共参与的程度之后，在七种相关的参与技术中做出选择。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托马斯关于公民参与技术的分析，并由此想到了我国公民参与中的技术方法的现状。下面我将就这七种参与方法一一解释并对我国现状加以对比。 1 关键公众接触法 这种技术需要管理者向公众的一小部分个体，通常是有组织团体的领导人提出问题，就特定的政策问题表达其观点。显然，这种方法合适于相关公民形成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的公民团体。采用这种方法有助于高质量信息的产生，且不需要任何的正式规划或专业技术，也不需要向关键接触者分享影响权。 我国主要的公民组织以基层社区委员会或村委会为主，但无论是村委会、居委会还是社团组织的改革都无法摆脱政府的影子，它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大，独立性弱，尚不能充分发挥其公民参与载体的作用，但它仍然是对公民权力发展的良好培育过程。另外，即使确定了相关组织，对于组织中的关键人物是否具有权威性，是否能够代表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我们也无从得知。 2 公民发起的接触法 在这种途径中，公民自发地与政府管理机构联系，要求某项服务，表达对某项服务或机构的不满，或提出其他的一些要求和意见。这种方法在评估公民对现存公共服务状况反映的强烈程度方面作用最大。这种方法反映着较大范围的公众意见且成本较低。 我国公民主要通过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来进行自发的接触，对政府的工作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在民意表达制度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定，造成大量非理性的公民参与事件，如聚众闹事等。还有，由于信息搜集的成本及尚待提高的信息透明度，使得公民很难获得必需的信息资源来进行对政府的接触，而且一般情况下，能够主动发起接触的主要限定在中等及高等收入人群，并不能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 3 公民调查 在某一问题上，如果管理者对于公众持有的观点不能确定，或者针对此问题的行动方案选择被明确界定了，亦或是围绕着问题存在由许多个有组织的团体和无组织的团体构成的复杂的公众，这些情况下适合使用公民调查法。它具有向较多人口征询意见的潜力，能够提供比较完备的公众意见和感受趋向的信息。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民意调查成为了较为有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参与形式。一般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包括纸质问卷及网络问卷，但我国的民意调查机构发展的还不够完善。近些年来，网络问卷的方式相当流行，这种方式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快捷的方式，提高了参与度，但公民调查的方式仍旧是一种呆板的方式，而且部分公民的责任感不强，对调查问卷草草了事，就算针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倾向却不能充分显示他们对问题的感情强弱度。另外，相关政府也应对调查结果充分重视，否则任何形式的调查也只能流于形式。 4 新的通信技术 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为公共管理者提供了全新的工具和方法，使得政策制定者和公共管理者可以更好地从公民那里获得信息，同时不必分享其决策影响力。 近些年来我国关于利用新的通信技术而进行的公民参与主要以微博问政为代表。在2010年两会期间，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使用微博与网民就某一个议题进行互动交流，最终形成合意提交大会审议，成为微博问政的典型表现。微博因为其涉及面广、参与者众、现场感互动性强、信息发布迅速的优点成为时下我国最流行参与方式，但网络发展的数字鸿沟，客观上制约了网络舆情反映民意的充分性和全面性，这在以白领、学生及媒体人为集中使用群体的微博中体现更为明显，使得一些被排斥在关注视线之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得不到关注。但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对于网络留言的重视程度不够，处理不及时不认真，造成了网民对于网络问政的不信任。所以我国政府面临的是解决网络问政机制问题，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以及增强微博用户的道德自律意识。 5 公民会议 当被告知要让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管理者的第一反应就是举行公民听证会或公民会议。显然，在公共管理者希望和公民进行交换信息时，或者在部分相关公众未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公民会议能极好的发挥作用，产生出具有代表性的公民意见。 近些年我国的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等发展迅速，例如，各地在电费调价、出租车调价等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具体问题，通过举办听证会的形式，从社会中征集到了很多解决方案，使政府部门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相关信息，从而使行政行为取得良好的结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关的公民参与机制问题上仍存在较大漏洞。公共管理机构的官员可能要么草率地处理公民会议提出的意见，要么完全忽视听证会中公民表达的意见。另外，参加公民会议的人是否具有代表性也不能得到确定，就算与会者的构成本身具有代表性，但其表达的言论未必有代表性。 6 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由利益集团的代表组成，其中包括商业组织、劳工组织、公共管理机构官员以及公民组织。在政策问题的相关公众至少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团体及未组织化的公众时，或者当管理者希望在重大问题上与公众分享一定的决策权力时，咨询委员会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因为在某个政策问题决策存在着多个利益相关团体时，相比其他方法而言，咨询委员会能够更快地做出决策，而且获得咨询委员参与资格的成员会站在更广大的团体利益上考虑问题，所以咨询委员会更能获得公民的接受。 在我国，咨询委员会发展的还很不成熟，我国利益集团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形成“合力”，即在公民参与主体为了特定的目标和公共利益形成一个参与整体，并通过有效的方式表达公民意愿和诉求的过程中，组织化形式难以形成。另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意也是我们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 7 斡旋调解 斡旋调解技术就是借助于不为任何利益团体效劳的第三方，通常是职业斡旋调解人员，通过各方的利益调节的方式寻求争议的解决之道。斡旋调解常常在争议陷入僵局之后进行，而且争议对立双方势均力敌、都有和解的意愿。与此同时，在斡旋调解中，对立的各方的代言人都必须拥有一定的权力对做出解决争议的决策。使用这种形式有助于提高公民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其获得的问题解决方案的质量也很高，它还能够促使最终协定方案的执行。但在我国斡旋调解手段还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 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中，公民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管理的主要途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其代表作用还需加强。目前我国民众有事第一反应都是直接找政府找领导，或通过上访等渠道解决，甚至大部分民众连当地社区的人大代表是谁都不清楚，所以这就需要对公民参与从法律上赋予效力，从机制上保障运行，及时有效地消除人民群众与人大代表之间的隔阂。 隨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公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公民参政的意识与参政积极性，而如何在太多的公民参与和太少的公民参与之间找到一个适宜点，是公民参与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本书正是给个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使公民参与的运用为市政管理与决策增添活力。 参考文献 [1]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作者简介 史方方（1991-），女，河南省开封市，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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