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论市场经济新时代下我国报业的角色定位 |
| 范文 | 张千+盛道利+莫强安 摘 要：作为一份有着百年历史的近现代报刊，在当代中国，《大公报》引发了包括传媒界、政府官方、文化界等各方的持续性关注。建国后，对《大公报》历史地位进行过多次争论，褒贬参半、毁誉兼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本文作者有感于此，想暂搁其不当言论而从《大公报》的办报理念、报纸定位、报人定位和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来为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下纸质传媒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关键词：办报经验；新记《大公报》；角色定位 在市场化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报业最大的发展瓶颈就在于报业的经营和价值观难以两全，其症结就在于缺少既懂新闻又通经营的全能人才，以及坚定而准确的角色定位。而新记《大公报》在这个层面为今天的新闻媒体行业做出了表率，它对人才的挑选、培养和爱护以及对报纸的经营管理等方法，值得今天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分析和学习。 1 报纸定位——社会机构和经济实体的双重角色 1926 年 9 月 1 日，在新记《大公报》的创刊词上，张季鸾发表了《本社同仁之志趣》的文章，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并做出了具体解释。早在1902年创刊之初，英敛之就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口号，他认为《大公报》应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强调“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开创了自由主义的先河。张季鸾对 “四不方针”的解释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它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1]显然这是作为社会机构的《大公报》的首要职责，也是其报纸定位的角色之一。 虽然《大公报》一直以“客观公正”自居，但是也有事实表明，在遇到与国家主流声音相违背抑或是有损与国家利益的时候，《大公报》会毫不犹豫的以“国家中心论”为立言的出发点。然而我们并不能说它导向谁或者是屈服于谁。《大公报》所做的正是我们任何一代传媒人所必须做的本职工作。现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自由民主的声音此起彼伏，不少传媒业羡慕西方报业能公然谩骂总统的自由，可西方的伪自由使我国报业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而国人不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国不存焉有家？”作为社会公共舆论机关的报业媒体，我们的首要职责便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促使国家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用西方的伪自由来制造社会动荡阻碍其发展。我们的客观公正是在国家利益之上，不受任何人、任何机构的左右，就像百年名报《大公报》一样。 其次，除了作为社会公器外，报纸还具有经济实体的功能。要想一份报纸能保持独立的言行、公正的判断而不受任何人、任何机构左右，那么其经济实力就必须能够为此支撑，这也是当前我国报业面临的窘境。纵观《大公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大公报》在经济实体与社会公器之间的角色转换很是和谐。它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报纸定位从而为两者的平衡寻找节点。作为经济实体的《大公报》关心受众、有选择的迎合受众的需要，从而为其言论公正累积了资本。 2 报人的定位——公名与私利的考量 《大公报》的著名报人胡政之说：“作新闻记者、作报人最重要的是一个 ‘诚字，各方面要诚，不能不诚。新闻记者要站在时代的前面，敏于度察时势，抢先报道，要像猎犬一样地嗅觉敏锐，行动迅速，要有忠于事业的献身精神。”[2]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立言原则体现在：一是“诚”，指诚意，尽报人职责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二是“公”，指动机纯正没有私利，评述问题竭力将“我”撇开，做到公正报道；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重视对政治的言责，与对社会扶助匡道的责任。这三个方面代表了《大公报》的报人风格和立言态度。 《大公报》秉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去严格要求其名下所有的报人，可谓宗旨定而高。那么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阿特休尔认为：“新闻媒介思想体系由四条信念构成：1.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2.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3.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4.新闻媒介客观公正报道事实。”[3]李良荣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新闻媒介必须以服务社会大众为宗旨，新闻工作必须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4] 由此，在笔者看來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涵义可以概括为：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媒介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以服务于全体公众为目标、报道客观公正并以媒介伦理和法律规范、自律与他律为依据的一种崇高职业理想。《大公报》对旗下报人的要求体现了报人的公名性。 作为一个社会个体，要想我们能在社会上生活，那么首先就必须满足生存的需要。记者、报人都是身兼重任的瞭望者，在他们身上我们往往寄予厚望甚至给他们披上神圣的外衣，殊不知脱下外衣的他们也是普通人。社会上无论任何人，上至执政者下至乞讨者，要想对社会的发展贡献一己之力，那就必须先满足其生存的需要，记者、报人更不例外。《大公报》深知这一点，对于要继续深造的青年，不但支持，而且还照付薪水。报社还主动送编辑记者去学校进行专业培训，而且满足其日常开销。这样既满足了报人的生活需要又最大限度的实现报人的潜在价值。《大公报》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设身处地的为报人考虑，在承认私利的基础上将公名发挥到极致，于人于己都是双赢。 3 经营管理的定位——规章制度与人为关怀双管齐下 新记《大公报》在“不养圣（剩）人，不养贤（闲）人”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对于人才的网罗“举才无类，因材施位”，不分党派、性别、出身，真正做到了合理使用人才、培育人才和挽留人才，激发了在职全体员工的工作激情和工作能力，使报社内部处于良性竞争和高速运转之中，形成了作为公司的报社以人才架构为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因而在激烈的新闻媒体竞争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创造出一个报纸的神话。 在人事录用上，《大公报》有着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在人才引入的过程中，从来就不马虎。报社想尽了千方百计的方式方法以吸纳高水平的人才。有通过招考进社的、有经人举荐的，还有从同行业人士中拣选的，不仅如此《大公报》还特别注意从水平高的投稿人和通讯员中网罗人才；只要认为合适，《大公报》就会想方设法纳入报社进行进一步考察。除此之外，《大公报》报社领导层也起到了以身作则的典范作用。在报社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领导依靠权力随意安插人员的徇私行为，而且即使你是某位高级领导极力推荐的人才，但如若你不能展示你的才华、发挥你的长处，那么《大公报》也会毫不犹豫的解雇你。 虽然严苛的规章制度让人觉得在《大公报》工作会如履薄冰，其实不然，新记《大公报》一方面将契约精神深刻地融入了报社，制订了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相关规章制度，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大公报》也恪守了人文关怀的感性原则，宅心仁厚的态度感化了报社同仁的心，挽留住了人才。 据徐铸成回忆，他每次远赴外地采访新闻，时间经常一两个月，虽然开销项目比较多、总额比较大，但是任务完成返回报社以后，徐铸成只需要简单的汇报一个总账目即可，从来不要求罗列细目，更不曾查阅收据，这是《大公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处事原则；除此之外，“新记《大公报》时期，报社还设有退职赡养金、子女教育补助费、婚丧补助费、医药补助费等。报馆职工自身和家属生病、亡故、婚嫁，都可按相应规定享受医药补助费和婚丧补助费。”[5]由此可见，《大公报》对员工的爱护、对人才的重视、爱惜以及用心程度是现在大部分报业都望尘莫及的。 《大公报》清楚地了解现代化报纸不仅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于是在规章制度与人为关怀的通力协作下，《大公报》留住了人才、创造了辉煌。在当今市场经济下报业的竞争又何尝不是人才的竞争呢？只是我们报业缺少的就是《大公报》的优质经营管理之道。 4 总结 纵观《大公报》的成功辦报经验，我们不难得知在市场经济时代，媒体就应该继续发扬《大公报》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准确的报纸、报人定位以及严格而又暖心的管理体制，以行使媒体“社会公器”的进步职能。具体的表现在：一是注重读者心理，出版读者喜闻乐见的从而提高报纸发行量，增加资金储备；二是合理的设定报社组织机构，科学全面的制定报社的规章制度，保证公平、公正、节约、高效；三是以“刚柔并济”的方式为报社引进和储备人才。这些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反思与学习。 参考文献 [1] 周敏.《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对当今报业的启示[J].新闻记者.2003.（9）. [2] 郭恩强.重塑新闻共同体：新记《大公报》职业意识研究[D].复旦大学.2012. [3] 冯梦莎.新记《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及其启示[D].湘潭大学.2011. [4] 徐铸成.报海旧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 张千（1995-），女，汉族，湖南临澧人，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报刊业务。 盛道利（1993-），男，汉族，河南信阳，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经营管理。 莫强安（1990-），男，汉族，广西贺州，本科学历，广西百色农业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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