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提高“抬头率”谈高职院校两课教学改革 |
| 范文 | 摘 要：互联网+时代，具有“便捷”、“及时”、“新颖的视听觉冲击”等特点的新媒体出现，对传统的“两课”课堂造成极大冲击，为解决出勤率不高、抬头率不高等严重影响“两课”上课效果的问题，通过探讨开设“两课”的教学目的，分析高职院校的学生特点，提出降低高职院校“两课”授课难度，改进老师上课方式，增强内容的时代性等方法，来改善授课效果。 关键词：互联网+；新媒体；“两课”；抬头率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高职院校开设的思想理论课，也是高職院校开设的“两课”课程。“两课”是以马克思思想为主导，运用相关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紧密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和社会实际，启迪学生思考和探讨有关人生、道德、理想、信念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引导学生正确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两门作为通识课程要求所有的高职学生必须选修，可以说是高职院校思想教育的前沿阵地，对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可是，就目前高职院校“两课”的上课效果来看，结果并不是令人满意，出勤率不高、抬头率不高已成为这两门课程的上课常态，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1 原因分析 （一）“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已成为学生生活必备品。 “互联网+”时代，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手机在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中的优势作用日益凸显，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社交通信的主要工具。年轻人更是手机的主要使用者，以“轻薄”“多媒体”“移动互联”为主要特征的智能手机是时下青年人最喜爱的通讯及上网终端，而处于这一群体中的高职院校学生由于其生活环境较为封闭、可接触的媒介种类也比较单一，因而手机成为他们接收信息、联系社会的最主要工具，在学生群体中具备极高的普及率，对大学生的成长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低头一族”成为当代高校课堂教育的一大障碍，尤其是“两课”这种大课，一眼望去，抬头听课者寥寥无几，教师孤独地唱着独角戏。许多院校针对这一现象出台办法治理，比如上课悬挂“手机袋”，每名同学必须上课前将手机放入讲台上贴有自己名字的手机袋中。这种办法最直接，从源头上切断学生上课玩手机的可能，可是，这一做法给学生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许多学生抱怨一些紧急情况时自己处于失联状态，故抵触情绪很强烈，更有学生准备两个手机，上课交一个留一个，所以这种简单粗暴地解决学生上课玩手机的办法显然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二）网络时代，学生从传统课堂获得的信息量在一天所获得的信息中比例不高。 随着“网络电视”、“播客”、“门户网站”等新媒体的出现，大学生群体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方式日趋丰富，“便捷”、“及时”、“新颖的视听觉冲击”使得新媒体在学生群里中广泛应用。 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课堂带来了不小冲击，“一是新媒体将文字、图片、影像和声音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塑造，再加以呈现，信息量大且生动性强；二是新媒体较传统媒体相比，使用资费较低且快捷方便，可通过不同的平台实现获取信息；三是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传播的实效性强，国内外时事新闻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新媒体得以传播，让大学生可以在校园内了解全球新闻动态”。[1]如果我们带给学生的信息是学生早都知晓的，学生对课堂自然没有太大的兴趣。同时，新媒体的繁荣也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当我们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时，不免遭到部分学生的质疑和不理解。 （三）教材没有分层，理论较难，高职学生不感兴趣。 高职学生较本科学生而言，就“两课”的学习，只在大一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近代史纲要》。可是，学习所采用的教材并没有分层次，也就是说无论是重点本科院校还是普通高职院校所采用的教材都是同一本。我院学生的生源分为“单招”和“普招”两种，其中“单招”学生为主要生源。“单招”考试与普通高考不同，考察科目不包含政治这一门，所以很多学生的理论功底并不扎实，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知识掌握的并不牢靠。这使得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程时，很多学生表示这门课程过于“高大上”，自己根本听不懂。 当理论知识的难度超过了高职院校学生的理解程度，从听不懂演变成不愿意听，而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度直接决定了上课的效果，所以这是解决高职院校“两课”上课“抬头率”所绕不过的一个难题。 2 “抬头率”影响两课授课目的地实现 （一）开设两课的初衷是什么，希望达到怎样的教育目的？ “两课”教育，实际上就是一门“公共理论课”，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就可以达到目的，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也不会从事专门的理论研究。所以在理论的掌握层面，我们只要让学生做到了解，就可以达到教学目的。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理论的深度和难度，学生因为理解不了而出现厌学这门课程，上课根本不听，上课效果得不到保障，教学目的势必不能达到。 其次，将“两课”作为通识课要求所有的大学生都进行学习，其实是希望达到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即希望通过理论的学习让学生们认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的信仰。可是理论本身就是枯燥的，若老师们坚持知识讲授的完整性，实行满堂灌的高中授课方式，就目前大学生的上课状态和考评方式，显然这一教学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如何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应是高职院校思政老师备课的重点，一节课下来，哪怕只讲了一个知识点，可是讲透了讲懂了，学生毕业后都记得你这堂课或者你上课时的一句话，那我们的“两课”教育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二）较低的“抬头率”违背开设两课的初衷 思想教育，首先要受众愿意听，才能通过潜移默化地灌输来影响他们的思想。可目前高职院校的“两课”课堂却是老师和手机抢学生，当学生根本不听老师上课，又怎么能接受正确的观点从而树立正确的“三观”，又怎么会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国家现在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教育，给予“两课”教育极高的重视，要求不光提高“抬头率”更要提高“点头率”。可是，大学生这一群体，不同于中小学生，他们思想更为成熟和独立，无法通过强制的做法来保障“两课”教育的教学目的，若老师的授课内容不能吸引他们，他们会直接拒绝听你上课，就算人到心也不到，而这大大影响了开设“两课”教育的教学目标的实现。 3 改进方法探索 （一）结合高职院校学生实际情况，降低授课理论难度，增加实事案例 思想的教育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他们不应该是记住了怎样的知识点记住了怎样的理论，而应是发自内心地认同，认同我们的理论认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案例教学法是最有效的教育手段，比起枯燥的理论，生动的案例第一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他愿意去听你所讲的内容，第二容易达到情感上的共鳴，比如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一章时，在讲解的最后，我播放了一段记录我国外交发展的视频，当看到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飞行员王伟因驱赶闯入我国领空的美国飞机而壮烈牺牲，很多同学哭了，他们深刻体会到“弱国无外交”的屈辱从而激发奋发图强让祖国更加强大的信念。 在实践课上，要求学生就《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概论》第八章的内容选取一个知识点进行介绍，很多同学在讲解经济建设时所举的案例是我在讲改革开放时讲的，甚至有人还讲了第一学期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时我给他们讲的案例，更有甚者讲出了我当时的原话，我想他们之所以记得这些案例，是因为这些案例触动了他们，他们正是在认同这些案例背后的理论和观点才会记得这些案例。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理论的完整性，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很可能就是他们背下的理论知识考完就忘，而触动他们的案例会让他们记一辈子，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他们会更加认同案例背后的理论，这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过度的过程。对于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这一阶段我们是不是用更多感性一点的案例来感化他们，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会取得更好的思想教育效果。 （二）防止课堂“娱乐化” 因为“两课”的授课内容理论性较强，课堂讲授比较枯燥无趣，老师们便希望通过多样的授课形式来活跃上课氛围，这种做法的初衷是好的，可是很容易因为度把握的不好而造成课堂过度“娱乐化”，使本该严谨严肃的课堂变成了游戏室，比如有的老师带领学生在课堂玩“杀人游戏”。 多样化的授课形式固然对于改善授课效果有益处，可是，形式只是外在的一种方式，真正要让学生对课堂感兴趣还是要在授课内容上下功夫，内容不吸引学生，授课方式再多样化也是治标不治本。 （三）授课内容吸引学生是提高“抬头率”的最直接方式，教师应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授课内容的改进上 1.优化课程体系 “从目前高职院校‘两课的内容上看，普遍强调理论的系统性，在内容上追求多而全。教师在短短一个学期的教学中，要完成课本上动不动就是十几章多达三四百页的内容讲授，” [2] 而我们的教学目的不是把学生各个培养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我们是要通过理论教学来达到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增强社会主义建设自信的一种情感教育。因此在授课内容的安排上，我们可以探索“专题式”授课方式，即将理论知识进行整合，将相同或者联系紧密的知识点整合成一个个专题，对理论性过强、高职学生不易理解的知识点进行取舍，集中精力在有限的课时里突出重点，重点讲解高职学生容易理解并能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知识点。 2.体现“两课”时代性 美国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设置理念基于这样的信仰：“让每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不仅受到专业的学术训练， 而且还应该受到广泛的通识教育。学生需要指导以达到目标，学院有责任和义务把他们朝标志一个人受过良好训练的知识、智力技巧和思维习惯的方向引导。”我国开设“两课”这样的通识课程也是为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提高综合素质。基于这样的教学理念，我们是否可以适当地提高课堂教学的开放性，即将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解和分析， 通过教学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这些社会问题， 并且培养他们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 鼓励他们提出自己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举措。这对学生走出“ 象牙塔” ， 走向社会， 搞社会调研， 成长为一代有责任心、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新人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同时，在授课过程中对于所举的案例要时刻更新，尽量将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国际焦点作为教学案例进行讲解，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上课兴趣，也可以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与其让学生在网络了解社会问题，接受谣言，曲解我们国家的制度、政策，不如由教师带领学生来讨论来分析。比如之前的“杀人辱母”案，案件一发生，网络上谣言四起，抨击我们的法治制度、诋毁我们的公安机关，那么，当教师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制度这一知识点时，完全可以引入这一案例，让学生们讨论分析，正确理解中国的法治，让同学们觉得自己学的内容有用，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自然学习热情高涨。 “两课”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前沿阵地，面对当今多元的价值观、多渠道地信息获取方式，思政教师在课堂上要和手机抢学生，在思想上要和网络谣言抢学生，可谓形势异常严峻。只有学生爱听、愿听我们的课，在内容上吸引学生、在情感上感化学生、在思想上触动学生，提高课堂“抬头率”，才能正真打赢这场课堂保卫战！ 参考文献 [1]洪昀“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思考”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2（12）：68-71. [2]蔡斌. 高职院校“两课”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探索[J].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4（2）：82-84. 作者简介 梁馨月（1988-），女，汉，河北，讲师，就职于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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