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试谈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
| 范文 | 摘 要：传统史学所带有的局限性和西方史学理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促使了“新史学”和社会史的诞生。史学的发展更加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原有内容，对民众的生活更加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史的研究也随时代的变化，在研究方法、研究方向等方面出现明显的时代特征，而这也促使社会史研究更加趋于成熟。 关键词：传统史学；社会史；区域社会史 1 传统史学特点与局限性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史学传统浓厚，史学作品浩如烟海，史书种类繁多，有涉及社会各领域的丰富历史资料，这使得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当中独树一帜。官方和民间对史书编纂的重视和参与这使得通史与专门史种类繁多，涉猎广泛，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材料。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为主要叙述内容的，它具体叙述的是精英人物的活动，其编纂目的也是直接为统治者服务，有着很强的政治目的。 鲁滨逊概括说：“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与最容易写的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其颁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历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伯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作真正的历史。”[1]传统史书对史料的的选择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上存在一些问题，它往往引用政治史材料，将历史变化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政治因素。这也使得传统史书带有详于叙述国家大事而略于叙述民众生活的倾向。而传统史学书写方式也以叙事为主，往往习惯于从国家、制度层面的高度概括历史，忽视了区域的、群体的历史，缺少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与思考。 2 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一）、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研究 1902年梁启超在其著作《新史学》中对传统史学的弊病进行了抨击，发出了先声。他敏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存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呼吁“史界革命”[2]。他认为新史学应当更加重视国家、群体、社会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强调突破原有历史叙事写法，认为史学研究应当做细致的分类，主张史学思想的创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提出使学界传统史学思想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改变，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桎梏，深刻影响了当时一大批学者，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在20世纪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和史学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史学开始接受西方史学新方法，新视角。鲁滨逊《新史学》一书中提出历史研究应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新成果，该书译者何炳松也认为“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其研究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真相”，“所谓新科学，即人类、考古、古物学、社会学等是也。”[3]而在往后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学者们也更加注意对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利用，用新视角、新方法看历史。 （二）、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而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新史学观念的不断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成果进一步在学术界传播，史学的发展更加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桎梏，对民众的生活更加关注。跨学科研究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如傅斯年创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提倡开展民族学、民俗学研究，鼓励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得当时学界研究风格有所变化。当时社会学研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学者，做出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顾颉刚在进行民俗学研究中，提出了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话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4]的主张。他一方面重视民间戏剧和歌谣等材料的运用，借鉴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由此来探究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他又对民间社会习俗颇感兴趣，下功夫研究了各地方社会的仪式和习俗。同时他也注意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成果，在北京、福建、廣东等地区利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实地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傅衣凌在家乡福建永安进行经济社会史研究时，十分注重对民间文书的收集。他认为在进行农村经济的研究时，应该对中国社会形态进行概括说明，反对以偏概全。在方法论上他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要“回归历史现场”，将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用乡村习俗、实物碑刻、民间文献来证史。 而在同时容肇祖、钟敬文等人也开展了有关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他们开始关注民间宗教、民间仪式、民间文献，并展开乡村调查深入研究。杨承志、江应梁、陈序经等人对西南少数民族、少数族群进行研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三）、建国后到7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史学占据主导，而此时社会史也开展了对社会性质、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的研究。汉族形成问题、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被包含在社会史的研究范围之内，这些研究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促进了学术界对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发展。”[5]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总体来说发展缓慢，虽然这一时期对社会关系、社会性质的研究具有很大成果，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和与西方史学缺乏沟通，使得社会史研究受到极大阻碍。 （四）、中国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社会史研究者重新反思以往以阶级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开展了对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并开始吸收西方史学理论新思想。在研究方法上开展对建设中层理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适应当今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6] 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者对社会史学研究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重新探讨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分成了两派：专史派和通史派。支持专史派的学者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从社会生活史、社会行为史的角度出发去探究历史。而以陈旭麓、张静如等支持通史派的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应当以对历史发展整个过程的探究为目标，一部好的通史应“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部面貌”[7]，应该“讨论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8]。而在社会史划定研究范围后，许多学者从不同领域各个角度出发，开展了对社会史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在1994年召开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使得区域社会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更加成熟。区域社会史“不等同于叙述一地之地理沿革、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的地方史，它把特定地域作为整体，全方位把握这个整体。”区域社会史“更加注重地域社会整体的历史，从研究地域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方面出发，力图展示这一地区历史全景，并且在历时性地研究中，加入其它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注重结构和功能的共时性研究。”[9]区域社会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向，有助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全面、深入发展。迄今为止诸多学者从对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和传说、地方宗族社會等课题展开了有关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为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注释 [1]鲁滨逊：《新史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3页 [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6页 [3]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5年 [4]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26—129页 [5]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7页 [6]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室：《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六期 [7]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5期 [8]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9]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7、28页 参考文献 [1]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2]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J]，《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马新、齐涛：《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文史哲》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郝斌（1991-），男，汉族，山西省大同市，在读研究生，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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