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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北京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信息素养比较研究
范文 李杨　步一


[摘要][目的/意义]信息素养是信息化时代人们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了解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对于改善和提高大学生信息素养有着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文章在了解前人工作、现实需要以及现存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以了解北京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的信息素养情况。[结果/结论]结论表明，目前两校本科生在基本信息素养、信息源与信息检索、学术规范、信息政策与伦理等方面的整体信息素养较高，在信息源和信息伦理方面，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要远远强于北京大学本科生。文章据此给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信息素养；港澳台；本科生；比较研究
DOI：10.3969/j.issn.1008—D821.2017.06.023
[中图分类号]G254.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7）06—0144—04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成为各高校乃至各主要国家所面临的越来越热门且实际的问题。我国《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战略》（以下简称《战略》）指出，我国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这不仅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更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战略》指出，对于高校而言，教育信息化在国家信息化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因为教育信息化是衡量学校教学科研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更是因为加快教育科研信息化步伐是推进社会信息化的必由之路。《战略》还指出，提高当代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的信息素养是提高信息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提高他们的信息素养提高，才能带动我国整体信息素养的提高。
信息素养是全球信息化时代人们应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它包括判断信息、获取信息、评价和有效利用信息等。这种能力在当今信息化大潮下颇为重要。对于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来说，信息素养则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以往的信息素养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针对高校学生（特别是本科生）的信息素养研究也并不鲜有，但基本上局限于中国内地地区和英美等地。部分较好的研究对于中国内地和国外高校本科生信息素养进行了比较，但是却极少注意到我国港澳台地区高校的本科生信息素养问题，特别是与内地高校本科生信息素养的比较。本文将通过对内地高校（以北京大学为例）本科生和香港高校（以香港城市大学为例）本科生作比较研究，从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等方面揭示其差异。
1调查设计
文章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相关资料。问卷分为7部分：基本信息素养、信息源、信息检索、信息伦理、参考文献、信息管理习惯、信息法规。各部分使用量表对问题的答案进行收集，以将问题量化。因为内地和香港学生在文字形态、用词和表达习惯上均有较大差异，所以分别针对北京大学本科生和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设计了两套问卷，但测量的内容大抵相同。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注意随机性和被调查者的多样性。将数据按照编码表录入后，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对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着重对比分析北京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信息素养的情况与差别，并为进一步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2调查结果分析
2.1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
本调查面向的对象是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包括留学生）和香港城市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包括留学生），这也是研究总体。由于受到时间、人力与财力的限制，调查问卷共发放150份，其中北京大学100份，香港城市大学50份。因为问卷中的问题涉及网络使用，所以为了更好地选择样本，此次调查采用实地发放纸质问卷而非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
2.2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2.2.1基本信息素养
在“信息对现代社会是否重要”的问题上，94%的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认为“很重要”，6%的被调查者认为“有点重要”；在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中，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88.5%和11.5%。调查结果表明，两所学校的本科生都较为认可信息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信息意識，北京大学本科生对信息的重视度略高于香港城市大学的本科生。
2.2.2信息源
调查使用了李克特五维量表测量学生对于不同信息源（图书、期刊、报纸资源、数据库）的熟悉程度，其中“1”表示“很不熟悉”，“5”表示“非常熟悉”。
对于图书，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66%表示“非常熟悉”，34%的被调查者表示“比较熟悉”，均值为4.66，标准差0.476；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对于图书熟悉程度的均值为4.65，标准差为0.480，其中65.4%表示“非常熟悉”，34.6%表示“比较熟悉”。
对于期刊，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13%表示“一般熟悉”，74%表示“不太熟悉”，其余的13%表示“很不熟悉”，均值为2.0，标准差0.512；在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26.9%表示“一般熟悉”，69.2%表示“不太熟悉”，有3.8%表示“很不熟悉”，均值2.23，标准差为0.509。
对于报纸资源，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20%表示“不太熟悉”，80%表示“很不熟悉”，均值1.2，标准差0.402；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23.1%表示“不太熟悉”，76.9%表示“很不熟悉”，均值为1.23，标准差为0.425。
对于数据库的熟悉情况最为不理想，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14%表示“不太熟悉”，多达86%表示“很不熟悉”，均值为1.14，标准差为0.349；有46.2%的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表示对数据库“不太熟悉”，53.8%表示“很不熟悉”，均值为1.46，标准差为0.503；如图1所示。
在对每种信息源中北京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的熟悉程度进行假设检验后，p值分别为0.94、0.009、0.667、0.00（如图2所示），表明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与北京大学本科生相比对期刊和数据库的熟悉程度高。
图书、期刊和数据库是在进行学术研究时3种常用的典型的信息资源，对于这三者的掌握能力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的学术能力以及对信息资源的了解程度。从媒介形式上来看，数据库一般是电子媒介的形式，图书和期刊以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形式并存，而这一调查结果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对于网络电子资源的了解程度略优于北京大学本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数据库资源的熟悉程度方面，两者的反差十分明显，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国内高校对数据库知识的通识教育远远不足，而数据库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强烈反差足以引起重视。
2.2.3信息检索
对于信息资源检索中常提及的一次信息、二次信息、三次信息的区别，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65%表示“很不了解”，30%表示“不太了解”，4%表示“一般”，只有1%表示“比較了解”；在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40.4%表示“很不了解”，53.8%表示“不太了解”，5.8%表示“一般了解”。
对于所学专业的主要信息源，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5%表示“比较了解”，89%表示“一般”，有6%表示“不太了解”。在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3.8%表示“比较了解”，92.3%“表示一般”，3.8%表示“不太了解”。
对于不同渠道获得所需信息的情况，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78%表示自己使用常用搜索引擎找到所需资源时“很顺利”，而另外22%表示“比较顺利”；而在使用图书馆馆藏书籍找到所需资源方面，68%表示“很顺利”，其余32%表示“比较顺利”；但在使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并不十分乐观，14%表示“偶尔不顺利”，其余的86%表示“通常不顺利”。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的情况基本类似。76.9%的被调查者在使用网络搜索引擎查找信息时“很顺利”，23.1%表示“比较顺利”；69.2%的被调查者表示使用图书馆馆藏资源时“很顺利”，30.8%表示“比较顺利”；图书馆电子资源的使用结果也不乐观，42.3%表示“偶尔不顺利”，57.7%表示“通常不顺利”。
对于在信息媒介的变化，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3%表示“比较关注”，93%表示“一般”，4%表示“不太关注”。在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5.8%表示“比较关注”，90.4%表示“一般”，3.8%表示“不太关注”。
对于信息的诸多特性，被调查者的关注程度基本一致。对信息各特性的关注程度普遍较高，不具有显著差异。对于某句话蕴含信息的关注点上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2.2.4参考文献（学术规范）
在参考文献方面，3%的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表示“比较熟悉”参考文献中各部分组成和含义，94%表示“一般”，另有3%表示“不太熟悉”；在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3.8%表示“比较熟悉”参考文献中各部分组成和含义，92.3%表示“一般”，另有3.8%表示“不太熟悉”。18%的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表示“知道参考文献标准但通常不会按照标准标引”，82%表示“不知道什么是标准”；在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二者比例分别是28.8%和71.2%。由此可以看出，相比于北京大学本科生，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在学术规范方面的了解程度更强。
2.2.5信息管理习惯
在个人电脑中如何保存和管理文件的问题上，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只有1%表示“自己学过如何组织和管理文件，并能使用这些方法保存管理”，而59%表示“自己有一套管理标准或方案”，其余40%表示“自己没有标准，完全按照一时的兴趣和方便”。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这三项的比例分别为1.9%，51.9%和46.2%。由此看出，两校本科生的信息管理习惯没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2.2.6信息伦理
问卷列举了一些网络常用应用名词和与信息素养相关名词，让被调查者对名词的熟悉程度进行评价，1表示“不熟悉”，5表示“非常熟悉”。在对两所学校的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发现，他们对与信息素养相关词汇的熟悉程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2.2.7信息法规
对于常见的侵权行为，在复印资源时，被调查者均表示不太会注意是否侵权，其中有49%的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表示“不太注意”，51%表示“不注意”；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有48.1%表示“不太注意”，51.9%表示“不注意”。下载资源时，被调查者也基本不会在意侵权，43%的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表示“不太注意”，57%表示“不注意”；46.2%的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表示“不太注意”，其余53.8%表示“不注意”。在引时，被调查者对侵权的注意程度要优于前两者，55%的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表示会“比较注意”，45%表示“一般”；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有73.1%表示“比较注意”，26.9%表示“一般”。
对于在网络环境中对个人隐私的注意程度这个问题，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46%表示“非常注意”，43%表示“比较注意”，8%的被调查者表示“一般”，只有3%表示“不太会注意”；在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5518%表示“非常注意”，28.8%表示“比较注意”，11.5%的被调查者表示“一般”，只有3.8%表示“不太会注意”。由此可以看出，在信息法规和伦理方面，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在著作权等方面的注意程度远远大于北京大学本科生。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注意。
3对策分析与结论
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于北京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的信息素养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和分析，最终分模块给出了建议和结论。
在基本信息素养方面，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均认为信息（资讯）较为重要，统计表明绝大多数本科生均认同信息与现代社会及自身的学习生活紧密相连。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需要在本科生的通识教育课、专业核心课中强化这种意识，并使学生努力践行。
在信息源获取和信息检索能力方面：两所大学的本科生都有着较为优秀的获取信息能力。然而，统计结果显示，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在数据库使用上较北京大学本科生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这一结果可能由以下两方面因素导致：其一，北京大学本科生缺少信息素养课程的教育，缺乏对常见数据库和专业数据库的认识；其二，很多知名数据库仅提供英文的查询结果，北京大学本科生使用数据库的能力受到一定的影响。为此，学校一方面应为本科生增加“大学生信息素养”和“电子资源检索与利用”等课程，并将其作为本科主干基础课或者全校必修课；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本科生英语课建设，并力求在英语必修课内加入一定量的外文数据库使用环节，或开设“英语与英语类电子资源使用”一类的课程。
在参考文献规范方面：虽然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的参考文献能力较北京大学本科生强，但两所大学本科生的参考文献规范能力都不容乐观。建议在专业课程中加强对参考文献规范的要求，并在开设的“信息素养概论”等课程中增加参考文献规范方面的讲解和实践。
在信息法规和伦理方面：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在著作权等方面的注意程度远远大于北京大学本科生，这一点非常重要。建议北京大学加强信息伦理和法规教育，使学生自觉树立信息伦理意识，预防和杜绝有可能侵犯信息权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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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2/5 23: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