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高福源：红军和东北军的重要牵线人 |
| 范文 | 王恩收 榆林桥战败被俘，学习后思想转向共产党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500余人进攻沈阳北大营，当时驻守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王以哲部有1.2万人，但未作抵抗就撤退了。高福源当时是一名下级军官，他对上级的不抵抗命令十分气愤，发誓有一天一定要打回东北报仇雪耻。 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东北军在热河很快溃败。但高福源率领自己的部下，顽强阻击，英勇杀敌，赢得了作战“猛将”的称号。此后不久，他就被提拔为团长，深受67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任和倚重。1934年初，他随张学良去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11月，他奉命率部尾追徐海东和程子华率领的红15军团进入陕西。 1935年10月22日夜，徐海东指挥的红15军团突然包围了驻扎在榆林桥的高福源团。榆林桥是郎县一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群山环绕，村前有一条公路通往延安。毫无防备的高福源从梦中惊醒，他还未来得及部署应战，东西两侧的高地已失守，红军冲进村内，一鼓作气把他的4个营压到了树林子里，又经过几次猛烈冲锋，将他的全团消灭，高福源左膀臂受伤后也当了俘虏。 高福源被俘后，自觉必死无疑。所以红军干部最初找他谈话时，他的抵触情绪很大，说：“我既然被你们俘虏了，就没准备活着出去，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随后，程子华、徐海东等红军高级领导人又找高福源谈话，对他说，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红军，是一箭双雕，实际上是想让我们两败俱伤。我们红军和东北军都不应该上他的当。我们认为，你们东北军中有民族气节、不愿做亡国奴的占多数，你们与红军交战完全出于无奈，都是蒋介石逼迫所致。今后，我们的观点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自己打自己。 听了红军将领们的一席话，高福源有所醒悟。再加上近些天红军卫生员亲切地给他疗伤，红军战士给他送来可口的饭菜和御寒的新棉衣，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久，高福源和其他被俘的东北军官兵，被送往党中央和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瓦窑堡。在瓦窑堡，他参加了被俘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这个学习班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优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还经常来这里讲课。给他们讲全民族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国，听了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演说，高福源认为中共领导人说法是正确的。 高福源看到，红军对东北军兄弟没有报复，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对受伤的官兵，给以疗伤，还专门腾出西岭一排较好的砖窑洞让他们居住。红军本身粮食相当紧张，但对他们的供应给予保障，红军战士还穿着单衣，却给他们送来了棉衣。更令人激动的是，共产党不把他们当外人，在1936年元旦举行的阅兵式上，还让他领着东北军方队，参加检阅。这使他激动万分，感到与红军亲如一家。 在这期间，彭德怀司令员还经常邀请高福源来自己的司令部谈心。有时，两人一谈就是一夜。彭德怀告诉他：“共产党就是主张停止内战，联合东北军和一切抗日力量，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高福源听了很赞成。 高福源通过和中共领袖们接触，感受到共产人的光明磊落，对人真诚。他还看到红军官兵之间亲如手足，红军与老百姓之间是鱼水之情。所以，他决心做红军和东北军的沟通者，推动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抗日。一天，他向彭德怀提出，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东北军）110师，劝说他们停止对抗，与红军联合抗日。彭德怀当即应允，并说：现在甘泉城内的守军可以说处在弹尽粮绝的境地，为了表示出红军与东北军停战谈判合作抗日的诚意，我已派战士采购了三十垛猪肉以及牛羊肉和柴米油盐，随你带着转送给甘泉的东北军守军。 1935年12月的一天，高福源带着红军赠送的物品来到甘泉。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被红军围困在城里的官兵现身说法，讲明东北军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可能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在他的苦口婆心劝说下，守军营长周祖尧终于同意派人与红军谈判。最后，两方达成协议：红军主动撤围，停止敌对行动。在甘泉城北门外二里的空场上设立市场，自由买卖。守城的东北军可外出购粮，解决严重的缺粮问题。从此，红军与守城的东北军成了友好邻居。 回西安劝说张学良，终使东北军联共抗日 高福源从甘泉回来后，彭德怀、李克农（中央联络局局长）等红军领导人又几次找他谈话，询问他东北军的情况。他说：“据我的了解，东北军中不仅是下层官兵，就是张学良、王以哲等高级将领也都想抗击日寇，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是普遍的。他们与红军作战是被逼的，是无奈的。如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 彭德怀说：“我们想让你回西安，去做这个工作，不知你是否愿意？”高福源听了很高兴，问：“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能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彭德怀说：“我们相信你，你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我只是有一点担心，你回去后有没有危险？” 高福源说：“我知道张副司令不愿打内战，并且对我很好，所以，我回去做工作是有把握的，没危险。如果真有危险，为了联合抗日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 彭德怀一听，很高兴，并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回去，高福源说：“明天一早我就去。先去洛川67军（军长王以哲）军部。”彭德怀说：“好！”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就派人送给高福源二百元路费，还派骑兵把他护送到驻洛川的东北军67军的防线外。 高福源到洛川后，王以哲军长首先和他进行了长谈。随后，他给在西安的张学良发去了一封密电，密电说：“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已被红军派回，据高说，他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到电报后，又惊又喜。惊的是高福源没有被红军杀掉，喜的是来了和红军搭桥的人。近一时期，他的思想非常苦闷，因为自从东北军调入陕北剿共以来，经过几个月的交战，就被红军消灭了三个半师，死了两个师长。他向南京政府要求给战死的两名师长家属各补助10万元时，遭到拒绝。不仅如此，南京方面还撤销了他的两个师的番号。他很恼火，他感到：东北军再也不能与红军打内战了。 考虑到西安国民党的特务太多，容易走漏风声，张学良看完电报后，立即给王以哲发一密电，说他准备亲自到洛川会见高福源。 第二天，张学良就亲自驾机来到洛川。高福源一见张学良，就立正敬礼：“报告副总司令，我回来了，这次回来，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我要向您报告……”张学良不等他说完，就猛一拍桌子说：“你好大胆，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枪毙你！”（其实，这是张学良故意作个样子给别人看的） 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会来这一招，但他并没有被张学良的气势所吓倒，而是慷慨陈词：“报告副司令，我要是怕死就不回来了！你要枪毙我那就如同踩死一个蚂蚁。但是，你忘了日本鬼子强占了东北三省了吗？你忘了先大帅是怎样被炸死的吗？现在人家共产党要帮助咱打回老家去，你怎么骂人家是匪呢？你眼看着东北军要被消灭光吗？老蒋又不给咱补充，咱为什么要为老蒋卖命呢？”说罢，嚎啕大哭。张学良也动情了。他站起来拉着高福源说：“你说得很对。我刚才是要试试你，察看一下你的真情，来！你坐下好好说。” 张学良、王以哲和高福源三人谈了一整夜。高福源把在红军那儿的所见所闻全部都讲了出来，并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对张学良的愿望。最后，张学良说：“你谈得很好，情况我都了解了。你休息一两天后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个正式代表来，两方要正式商谈一下。”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返回了瓦窑堡。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汇报了和张学良、王以哲的谈话情况，并递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毛泽东高兴的对高福源说：“……你的情况李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周恩来说：“你这一步走得很好，把光明的火种引回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醒的爱国军人。”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2月21日，李克农等一行4人，在高福源的引导下，由瓦窑堡出发，25日到达洛川。王以哲、赵镇藩（军部参谋长）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并密电张学良。此时，张学良正在南京开会，电嘱王以哲妥善招待，先谈一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待他回洛川后再谈。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就秘密乘机飞往洛川会见李克农等人。两人通过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恢复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以及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项协定。谈判结束时，张学良握着李克农的手，激动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心中有底了。请转告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我张学良愿意为合作抗日尽力。” 最后，张学良向李克农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会谈，谈判地点确定在东北军防区肤施（延安，当时是东北军占领）。 根据张学良的要求，1936年4月8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李克农陪同下到达延安。次日在延安天主教堂举行会谈。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等人坦诚相见，首先探讨了国家的前途问题。张学良说：“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道路。”周恩来认为，法西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能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他讲述了自己的理由。当张提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主张时，周恩来认为不可能。张学良说：他坚信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 接着，周恩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一致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心，希望能出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至少在陕北两军之间能够观点一致。张学良说，我们都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打内战，共同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最后，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8项协议。谈判结束时，张学良私人还拿出2万银元和20万元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支持红军抗日。 9月22日，毛泽东代表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此后高福源留在张学良那里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促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战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后高福源的表现很好，中共就吸收了他为秘密党员。这在《彭德怀自述》中有讲述。 “西安事变”后被误杀，周恩来关怀他的遗属 1936年12月1日，在西安事变前夕，高福源被提升为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第1旅少将旅长，调到潼关、华阴一带驻防。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料被蒋介石扣留。为救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对南京使用武力，一派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主战派和主和派矛盾十分尖锐，1937年2月2日，以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久等为首的少壮派突然下手，枪杀了主和派王以哲等人。枪杀事件发生后不久，为替王以哲军长报仇，缪澄流军长曾派人追拿孙铭久等人，但没成功。孙铭久等人曾进入苏区，但由于嫌苏区太苦，转而又去了上海。 刘多荃师长与王以哲的关系亲密，血案发生后不久，他将杀害王以哲军长的凶手于连长密令处死。不久，他又听人报告说，杀王以哲军长时，是高福源在粉巷（王宅所在街道）指挥的，刘多荃误认为高福源也是少壮派，因而，刘多荃也准备瞅机会把高福源杀掉。 1937年2月5日，高福源接到刘多荃（驻西安附近）发来电报去师部开会，他路经渭南时受到原自己的部下3旅2团团长葛宴春的招待。午餐期间葛宴春出去接个电话，回来后对他说：“刚才接到师长（刘多荃）的电话，令我将你立即逮捕，就地处决！”话毕，预先埋伏好的士兵一拥而上，将他绑架到院内，然后开枪打死。 实际上，高福源是王以哲的亲信好友，不可能杀王。高当时出现在粉巷，实属偶然，事后多方证实，他并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他的死是冤枉的。 高福源死后，他的尸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由高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市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直到1981年才将遗骨找出。1982年，在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的关怀下，西安市人民政府为高福源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将骨灰盒安放在西安市南郊烈士陵园。 1960年，王幼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陪西哈努克访华，在火车上同周恩来总理谈到高福源时，周恩来说：“此人贡献很大，我们同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是有贡献的。他和王以哲同时遇难很可惜！”随后，周恩来指示王幼平了解一下高是否有遗属，说：“如果有，我们应予关照！”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幼平先后找过公安部岳欣局长、水电部副部长（曾负责过东北军工作）刘澜波、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原东北军政务处长）卢广绩、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等人，1980年3月，终于查到了结果。高福源有两位夫人：原配夫人高许氏于1963年在长春病逝。第二位夫人在高牺牲的时候吞金殉夫。 高福源有两个儿子：长子高本荣曾在国民党空军当驾驶员，抗日战争期间牺牲。次子高本堂（是年69岁，已改名高杰）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报务员，解放后在长春第三货运公司当工人。高杰有四子一女，三个孩子已参加工作。 1981年，高福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高杰随即被转为科室干部，继之又任长春市政协委员。高杰子女多，住房紧张，经济不宽裕。长春市政府为他解决了一处住房并对其三子、四子的就业做了适当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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