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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毛泽民的苏联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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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涛

1939年初夏，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苏联学习、治病。这一年，他43岁，时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又是新疆“八办”的主要负责人。他持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批准入境的批件。毛泽民在苏联境内仅停留了8个月，他的苏联之行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一、苏联首脑层最关心自己的领土安全，毛泽民刚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便紧急通知他汇报新疆问题

毛泽民在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刚安顿下来，就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紧急指示，要他写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几天后，在苏联养病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又给毛泽民带来指示：“随时准备去共产国际汇报新疆的最新情况。”

进入1939年，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战争的烟云。莫斯科首脑层最担心德、日两国联手发起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新疆目前的情势令人担忧。新疆“八办”成立仅9个月，新疆督办盛世才与中共代表邓发之间即产生巨大的隔阂。这不能不引起莫斯科首脑层的高度关注。

苏联与中国新疆有长达3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苏联从本国边境安全考虑，自然希望有个亲苏的新疆政府。1933年靠政变成为新疆最高统治者的盛世才心机诡秘，他知道只有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1935年，盛世才在联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了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1937年12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新疆“八办”成为中共在新疆的指挥、联络中心，也是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干部往来的中转站。

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首先派出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的负责干部。如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任教育厅长；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海外留学归来的原中共东京支部支部书记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来新疆工作。中共在新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所领导的部门在工作上都取得相对的成功。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他感到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便可以向莫斯科讨价还价了。他向斯大林要“党票”，要支援，却被斯大林一一拒绝。盛世才败兴而归。他耿耿于怀，认定中共代表邓发在捣鬼，要在新疆向他夺权。

这时，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三全大会”）在迪化召开，会前会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更让生性多疑的盛世才怒火中烧。

大会召开之前，黄火青主持修改反帝会章程。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他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他认为自己在新疆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在会上散发。歌集的封面上依次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看到自己被排在最后一个很恼火，认为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

大会的成功使与会代表对在新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而参加大会的90%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与会名单恰恰又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盛世才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了群众。

“三全大会”之后，盛世才再也憋不住了，把所有怨气都撒在邓发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盛世才眼中的那些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转而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毛泽民也因财政厅档案室无端起火（疑似人为纵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月的处分。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请病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盛世才曾几次约毛泽民谈话，发泄对邓发的怨气。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我们的工作难免存在缺点。但方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盛世才一反常态的种种表现，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

在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自习室，毛泽民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报告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他希望由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打破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与盛世才之间的僵局。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作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8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与他充分交换了意见。谈话后，毛泽民又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在信中指出：“盛之为人，盛的缺点，以布尔塞维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考虑，“今天是统一战线，他今天在苏联帮助下，还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共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因此，为了顾全统一战线，为了保全苏联、国际与中共各方面之联系，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等”，“党最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领导，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认为另外派人为最好”。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是一致。不久，周恩来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从全局考虑，决定立即调回邓发，由不久前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接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新疆“八办”负责人。

二、季米特洛夫要他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党工作情况的报告，毛泽民用犀利的笔锋戳穿王明的“天方夜谭”

毛泽民对新疆情形的深刻分析，以及在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精彩发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了谈话方便，共产国际干部将毛泽民的住处从中国党校搬到了柳克斯饭店。马特维洛夫部长多次与他深入交谈，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马特维洛夫为毛泽民与季米特洛夫总书记之间建立了联系，多次在其间传递指示和书信。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他通过马特维洛夫，向毛泽民转述，要他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接到任务后，毛泽民集中阅读和研究党的历史文件，写下厚厚一沓读书心得。当他感到手中的学习材料还有欠缺，对于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考证时，季米特洛夫及时给予支持。苏共中央档案馆借出资料，提供毛泽民阅读。

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向共产国际呈交这份报告？毛泽民决定以一名中共普通老党员的身份，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

毛泽民的《读后感》很快被译成俄文，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这份俄文文件通篇用铅笔做满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画了圈。这份《读后感》主要包括“痛苦的教训与经验”和“关于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两部分。其中对中共建党以来“左”倾错误的梳理和批判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而重中之重又是剖析立三路线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更加巨大的损失和危害。

在毛泽民阅读俄共（布）十七大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关中国问题的发言材料时，当他看到米夫、王明编造的大量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气愤至极，他将这些谎言逐条记录下来，以“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为题，给以有理有据的批驳。

早在一年前，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米夫被怀疑为反革命，已被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秘密枪决。而米夫对中国党造成的重大影响，却远远没有肃清。毛泽民的第一个目标，即对准王明的后台——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随后，毛泽民针对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天方夜谭”——对红军根据地，红军歼敌、缴获数字等不着边际的、连篇累牍的夸大和造假，给予不留情面的“回敬”。

王明说：“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国苏区，即稳定的地区和有游击队行动的地区，面积总计为135万平方公里。仅稳定的苏区就有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的面积大31.3%，比日本的面积大54.15%，比英国的面积大64.5%。此时，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多人，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

毛泽民针锋相对：“这种说法像是天方夜谭，远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1934年，稳定的苏区最多是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整个苏区的人口不超过400万到500万。”“到1934年初，全中国的正规红军共有15万人。这是最大数字。”“如果我们有王明同志所说的如此之多的军事力量，那么，国民党政府早就被推翻了！”

毛泽民援引王明的这段发言，以及毛泽民的批驳和更正，共产国际领导人阅读时，在段落旁边全都画了标注重点的双线。

王明在报告中还谈到白区和苏区党组织的状况：“1933年，中共有党员41.6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

毛泽民动怒了！他手中握有铁一般的证据——1937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党中央责成毛泽民，将其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看着表中仅存的党员数字，毛泽民痛心疾首，“左”倾错误路线葬送了革命，葬送了党，“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6万名呢？！”

毛泽民几乎用尽了所有可以表达愤怒的词语：歪曲事实、推卸责任、颠倒黑白、痴人说梦……毛泽民在莫斯科大胆揭露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面前，戳穿了王明假马克思主义的西洋镜！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就是共产国际干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提交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鉴于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以及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领导人提供了虚假情况汇报等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毛泽民的《读后感》写在1939年下半年，距离延安整风——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早了近3年的时间。

三、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的会议结束后，毛泽民和刘亚楼、林彪联署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了解和弄清导致重大失败的主要原因。先期到达苏联的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已经向共产国际作过汇报，共产国际还想从其他中国同志那里了解更多的东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到来，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在交换意见时，毛泽民客观、坦率地向马特维洛夫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中央根据地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红军花费多年艰苦努力创建并巩固起来的。在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建立了拥有包括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10万红军的中国国内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但在1932年以后的几年里，长期坚持在中心城市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那里的领导人陆续来到江西，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把毛泽东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适合弱小红军作战特点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之战略战术，当作“经验之谈”。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逐渐成了“光杆司令”，他的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夺。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不顾国民党进攻军队装备、兵力和供给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竟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摆开架势与国民党军“决战”，眼看着红军花费数年艰难创造、巩固的苏区被葬送，苏维埃给与人民的果实被反动豪绅地主收回，红军空前减员，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

听过毛泽民一五一十的汇报，马特维洛夫极为愤慨，他怒斥李德是“法西斯探狗的阴谋家”，称博古是“这个法西斯探狗的帮凶”！他还告诉毛泽民：“据有关部门认真查证，李德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有关调查材料不久将会正式公布。共产国际监委会正准备解决他的问题。”

闻听这一情况，毛泽民大为震惊。他愈加感到这次莫斯科之行所肩负的重要责任。他决定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帮助共产国际全面、系统地了解博古、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所造下的罪孽。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回忆，毛泽民撰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汇报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呈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12月29日，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以及毛泽民、刘亚楼、杨至成等出席了这次严肃的审查批判会。

会议开始，周恩来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首先陈述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周恩来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随后，周恩来请来自中央苏区、亲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同志们为他的“起诉”作证。

原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和被称作中央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先后发言，陈述了李德所犯军的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

最后发言的是毛泽民。他简要地介绍了从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博古和李德是怎样一步步地排挤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缔造者毛泽东，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巩固的苏区是如何被葬送，以及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惨痛经过。随后，他深入揭露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

在接下来的会上，马特维洛夫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当军事顾问。据有关方面查证，李德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后来，他到了上海，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遇见博古。李德与博古原来就认识，就被博古弄到苏区，成了军事顾问，硬是被捧了出来。

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监委会主席福洛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希望能将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出来，提交给执委会。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刘亚楼）、李进（林彪）、周全（毛泽民）联署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报告正是根据福洛林的要求撰写的。

这份报告只有3000多字，他们以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依据，概述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错误方针是从1932年1月开始的。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造成逃跑主义，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错误方针才宣告破产。报告分别指出了各次错误的负责者，还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质疑：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共产国际派去中国的，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太上皇”？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总负责人？博古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为什么“现在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和相当重要的工作”？“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历时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

……

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其实都与王明有直接的关系。王明从1931年秋天去苏联，到1937年底回到延安，一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主席团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把自己完全凌驾在党中央之上。毛泽民他们向“左”倾宗派主义奋勇宣战。在莫斯科拉开序幕的这场斗争，无疑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四、王明不能代表中共做七大组织报告！毛泽民义正词严。共产国际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所做的工作

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部的安排，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最初，盛世才批准他到苏联治病的时间只有4个月。而此时，他离开迪化已经整整8个月了。他的归期一拖再拖，是因为共产国际希望他能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和讨论。

即将离开莫斯科的那个夜晚，毛泽民回顾着8个月来的经历，回想着见到季米特洛夫时的情景。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和马特维洛夫能够让他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伸张正义。

几天前（1月17日），毛泽民参加了由季米特洛夫亲自主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更没有想到季米特洛夫诚恳地请他发言。但周恩来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做”这件事，让毛泽民久久不能平静，他为中国党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这无疑会为中国党埋下更大的隐患和危机！当然，这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

毛泽民认真回顾了自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到延安后的种种表现：

12月9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第一天，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他的鼓噪对与会者影响很大。毛泽东曾经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任书记。3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大有另立中央之企图。

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王明就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横加批评；他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特别让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

毛泽民的心情很沉重，他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他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握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实权，加上李德的关系，使得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

毛泽民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党章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和政纲。

其次，提出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做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做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周恩来做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张闻天做组织工作报告。

最后，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过去教训绝不应忘记。

毛泽民离开苏联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召开会议，与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分析中共干部状况，并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磋商。

这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重要决议。

3月初，周恩来、任弼时一行启程回国。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一封发送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周恩来将会将一切情况转告您本人，我们就中国事务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切并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最终决议。”

毛泽民离开苏联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出具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苏联期间表现，“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1945年4月23日，筹备了8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延安胜利召开了！然而，毛泽民却再也不能目睹这场盛会，1943年9月2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残忍地杀害了，长眠在人迹罕至的西北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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