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顾家杰民国时期图书馆生涯、著述及贡献 |
| 范文 | 黄雪婷 摘 要 顾家杰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1950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任编目部主任、副馆长等职。论文通过查询若干民国期刊和美国丹佛大学图书馆文献，梳理了顾家杰民国时期图书馆生涯，并总结其在我国图书馆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和贡献。 关键词 顾家杰 图书馆学家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分类号 G257.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5.013 Abstract Chia-chieh Ku is a well-known librarian in China. Since 1950， he has served as Director of Cataloging Department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y consulting several journ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library literature of Denver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combs Chia-chieh Kus library caree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summarizes his academic status and contribu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Keywords Chia-chieh Ku. Library scientist.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0 引言 顾家杰（Chia-chieh Ku，1913—1979），字忍吾，江苏吴县（今苏州） 人，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根据我国图书馆学人分期，他属中国图书馆第二代学人，即“文华的一代”，也是曾服务于美国图书馆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顾家杰曾求学于上海光华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美国丹佛大学图书馆学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并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实习，先后任职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南京中央图书馆。1950年9月，顾家杰响应新中国号召，毅然返回祖国，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担任编目部主任、副馆长。他倡导并组织编写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参加了《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 《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后更名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的编制工作[2]，他在图书分类、图书馆建设、馆际互借、目录体系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研究和突出贡献。目前，国内只有白国应撰写过顾家杰回国后的专题文章，对其在民国时期包括海外的经历、著述与贡献则无专文研究。 1 顾家杰生平梳理 1.1 求学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可知，顾家杰在求学文华之前于上海光华大学肄业两年[3]。结合顾氏就学文华之后翻译不少英文论文的经历来看，笔者推测其在光华大学的专业可能与英文有关。1934年7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合办招考图书馆学免费生，顾家杰应试被录取[4]，成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第十二届学生。顾家杰在校表现优秀，在1935—1936年短短的两年中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如《图书馆界应该怎样负责补救连环图画小说流毒？》[5]《科学书籍之选择》[6]《五年来影响思想行为最深刻的五十本书》[7]《怎样选购〈Humanized〉科学书籍》[8]《分析卡是重要的么》[9]；1936年发表的一系列馆际互借的学术论文《英美图书馆互借概况》[10]《图书馆互借之意义略史及方法》[11]《各国图书馆互借概况》[12]《各种图书馆互借概况》[13]，等等。1936年1月15日，顾家杰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各省市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会议[14]。 1.2 任职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图书馆 1936年6月，顾家杰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任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主任[15]。时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主任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皮高品，1933年，皮高品着手整改武汉大学图书馆全部馆藏，并编制中西文及方志书本式目录。1936年，顾家杰入职后，开始编制西文书本目录补编，次年，西文目录续编编完，但是由于抗战爆发，武汉大学不得不准备迁校，因此补编未能付印[16]。1938年1月，顾家杰从武汉大学图书馆辞职，转任国立同济大学图书馆，任订购及中文编目主任[17]。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原先位于上海吴淞的同济大学同当时国内的许多高校一样，开始了一次次的迁徙。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前，从吴淞首次迁往上海公共租界，不久又迁往浙江金华。1938年初，顾家杰刚入职，同濟大学即由浙江金华迁往江西赣州，在赣州短暂停留半年，图书馆也在赣州镇台衙门旧址开放借阅，然而随着1938年7月九江告急，同济大学又由赣州迁往广西八步，同年冬，由八步迁往云南昆明，图书馆在昆明富春街太阳巷1号开馆[18]。同济大学图书馆在“八一三”事变之后，将大半图书携出，且以德文、医学两科为多，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仍能保持相对丰富的图书设备供全校师生之参考，颇值得庆幸[19]。在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涯中，顾家杰仍不忘编制目录使用法，1938年10月，顾家杰与彭明江编纂了《国立同济大学图书馆中西文字典式目录使用法》，力图“用最敏捷的方法，以最经济的时间来帮助读者获得他需要的书籍”[20]。 1.3 任职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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