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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儒家物力论与会计价值取向
范文 王敏

Gray(1988)将Hofstede(1980)的社会价值的四个维度与其所界定的会计价值取向联系起来,构造出两者之间基本的关系模型。本文通过对Hofstede和Bond(1988)提出的东方价值观的分析,即儒家物力论,将其与Gray(1988)的会计价值取向尝试性地进行了关系模型建立。
一、会计系统分类的非物质因素:文化与会计价值取向
如何将各国的会计体统进行分类是实务界和学术界都非常关注的话题。通过对各国的会计系统异同的比较分析可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国际会计趋同和跨界的执业活动。会计系统分类的要素通常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社会环境变量(e.g.Zeff1972;Nobes and Parker1985; Nobes 1998)例如,所有权特征,融资系统、税务体系和是否有被殖民的经历等。第二是实务操作差异(e.g.d'Arcy2001;Nobes2008),例如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等。Gray(1988)进行了非物质层面因素,会计价值取向,对会计系统影响的探讨。他认为社会文化对会计价值取向和对在其环境内所有的社会系统产生影响。而这些社会系统,或多或少,都会对会计系统有着影响力。因此,会计系统直接受到会计价值取向的影响并间接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熏染。在Gray(1988)的理论框架中,他提出了会计价值取向和Hofstede(1980)社会文化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假设。Hofstede(1980)提出了关于社会文化的四个二元性的维度,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力差距(大/小)、对回避不确定性的态度(强/弱),男子气概和女性特征。权力差距是指社会成员对组织与机构中权力分配不均等的容忍程度。换而言之,在权力差距大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规定的等级次序较为容易接受。而在权力差距小的文化理念中,等级次序通常容易遭到挑战和需要就这样的安排给予特别的理由。男子气概和女性特征旨在表明社会文化对以性别划分的社会角色的支持程度。Gray(1988)的四个二元性的会计价值取向包括职业判断和法规控制,会计处理的统一性和适应性,谨慎性和乐观性偏好,信息披露的守密性与透明公开。Gray(1988)对社会文化与会计价值取向两者之间提出了四个假设性关系。
Gray(1988)认为,第一,职业判断和法规控制:在国家的文化中偏好个人主义,对回避不确定性的愿望不强烈并且权力差距低,在会计价值取向中,对职业判断有所偏好。第二,会计处理的统一性和适应性:一个国家文化中对回避不确定性的愿望强烈,权力差距高并且对个人主义认同度较低,在会计问题处理上偏向于统一性。第三,谨慎性和乐观性偏好:在国家的文化中对回避不确定性的愿望强烈,对个人主义和男子气概认同度较低,谨慎性会得到较高的接受程度。第四,信息披露的守密性与透明公开:在国家文化中对回避不确定性的愿望强烈且权力差距高,对个人主义和男子气概认同度不高,守密性会得到偏好。
二、东方价值观:儒家物力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对文化的研究和探索,在人文社科类研究和企业管理活动中风靡一时。Hofstede(1980)的文化四维度的理论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在对其的批评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文化四维度带有浓郁的西方文化特色而缺乏对东方文化的探究。Hofstede和Bond(1988)在探讨亚洲国家1965年到1985年的经济发展与对东方世界造成长久和深远影响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了另一个文化维度:儒家物力论。这是对儒家文化的双向解读。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化取向反映了动态的,以长期利益为导向的特点。而从消极的方面而言,它又是因循守旧的。两位作者认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对真相的探求而东方的则是对美德的推崇。此外,他们还提炼出儒家物力论的两个系列的价值要素,相对重要的价值要素和不那么看重的价值要素。
在本文中,笔者就四个相对重要的价值要素当中的三个(“节俭”除外)与Gray(1988)的四组二元的会计价值取向进行分析。这三要素包括:对目标的持之以恒,以地位建立社会次序关系并予以遵守,有羞耻之心。
三、儒家物力论与会计价值取向
(一)职业判断和法规控制
这组相对概念的会计价值取向的核心在于公权力对会计实践和行业管理的涉入程度。职业判断偏向于鼓励从业者进行个人职业判断和行业自治。并且认为这样的鼓励是会计系统立法的基本理念。继而言之,有最高层面的规则赋予从业者实施职业判断的权力。例如"the true and fair"原则允许就满足这一原则而突破具体的会计或法律的规定(Van Hulle 1997;Aisbitt and Nobes 2001)。但是并没有统一的可度量的方式来衡量这一原则的实施,仅能就个案予以判断。而在会计系统中对职业判断呈现出负面后果的容忍度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行业管理包括会计规则的制定和监督执行,行业竞争,行业纪律监管等。行业管理的权力分配与机制安排体现在国家监管和行业自治在范围与程度上的划分。
在儒家物力论的三个价值要素中,与职业判断/法规控制这组会计价值取向有密切联系的,笔者认为是“以地位建立社会次序关系并予以遵守”。在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下,地位越高,得到的尊重和敬畏就会越多。权威性就会比专业性显得重要。因此,既定的规则比个人的职业判断重要。并且,违反规则意味着对既定规则的有意冒犯继而被认为是对社会次序的破坏。这样做的后果会导致混乱局面的出现。在此社会文化的环境下,会计规则往往由政府部门而非行业专业组织来发布,以彰显其权威性。并且,规则会制定地非常具体、详细和严格以防止对规则不同的解读。因此,留给个人职业判断的空间就不会多。而违法规则的后果较为严重以显示规则的权威性。实施职业判断的成本和风险就会相对较高,因此这样的行为就得不到鼓励。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中,较高地认同“以地位建立社会次序关系并予以遵守”,那么对会计实践和行业管理偏好实施法规控制。
(二)会计处理的统一性和适应性
会计是一门商业语言,可以将不同性质的经济业务和结果转换为可比的和可归纳的信息,从而服务与微观的经济活动和宏观的经济管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会计实践的多样性。不仅如此,即使是同样的或类似的经济业务和交易事项,不同国家和地区,会计处理方式都可能会不同。因此,Gray(1988)认为统一性和适应性这一组会计价值是对会计方法的可选择程度的衡量。
笔者认为会计处理的统一性与儒家物力论中的两个价值要素,对“目标的持之以恒”和“以地位建立社会次序关系并予以遵守”。对“目标的持之以恒”是对既定目标的执着最求,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以结果论成败和目的可以让实现的手段正当。在这种情况下,会计有可能被作为实现经济或其他目的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进程有变化的时期,新的经济业务和交易会大量涌现,而同时规则的制定有时候会滞后。这时候,对以实现目标为导向的行为就有较大的自由度且为此承担的风险和可能付出的代价会相对较小。例如,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更有利于经济主体目标的实现。因此,会计处理对目的的适应性会得到偏好而统一性的认同度会相对低。
对于“以地位建立社会次序关系并予以遵守”而言,统一的规定彰显权威性,而选择的自由是对这种权威性的削弱和对次序的扰乱。而在会计系统中,可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在会计规则中是被严格限定的。并且,非常规的会计处理方式是被严格监督以防范这种选择权的滥用。更重要的是,对过多例外情况的认可是对规范次序的扰乱和规则权威性的消弱。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在一个国家的文化氛围中,对“以地位建立社会次序关系并予以遵守”有较高的认同度而对“目标的持之以恒”着重程度较低,那么会趋向于会计处理的统一性。
(三)谨慎性和乐观性偏好
会计信息不仅仅是对过去事项和交易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它有对未来财务业绩或事项拥有合理预测的功能。衡量其预测的准确度是财务信息效能性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确定的财务信息出现是,通过预测和确定信息的对比可以以事后效验的方式对前期的预测信息质量进行评估。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大致)相符;第二是(过于)悲观(实际高于预测);第三是(过于)乐观(预测高于实际)。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务报表编制者在实施其专业判断时是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未来事项。
笔者认为这一组会计价值与儒家物力论中的两个价值要素“以地位建立社会次序关系并予以遵守”和“有羞耻之心”相关。如果对次序非常重视,在对未来事项进行判断时往往会考虑很多限制因素。在这样的文化中,谦逊会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它表示为对规则的遵重。并且,最糟糕的情况会予以较为周全的考虑。这些都是导致不能对未来做出过于乐观的预计。即便是从目前的信息考虑,可预见的将来形式好的几率很高,乐观的预测仍然被视为是非常危险的。“有羞耻之心”可以看做是经常自我反省的动力,同时更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方式,即使是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情况下。然而,当事情出现糟糕结果的时候,“有羞耻之心”可以演变为“责怪文化”。就是总得有人对糟糕的事情承担责任。当结果比原来预计的业绩或事项后果要好时,就会皆大欢喜。反之,做预测和参与这些工作的人就会感到需要对此负责任,从而产生负疚感。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在一个国家的文化中,较高的重视“以地位建立社会次序关系并予以遵守”和“有羞耻之心”,那么会计价值取向会有谨慎性偏好。
(四)信息披露的守密性与透明公开
对于这一组会计价值,Gray(1988)是用于描述是否会计信息的披露对于所有利益相关者没有差别性对待。守密性表示对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实现差别性信息披露策略。这个价值取向与儒家物力论中的三个价值要素均相关。就“对目标的持之以恒”而言,无差别的信息披露可能会导致来自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目标实施过程的更多或更频繁的干预和监督。对目标实现的渴求往往会将不利的事项进行保密。因此体现出对守密性的偏好。
对于“以地位建立社会次序关系并予以遵守”而言,会计信息可以被看做是很稀有的资源,因此,在等级体系下,具有高地位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获得相对多的信息并借此可以强化或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从管理层的角度来看,根据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的地位和影响力制定差别性信息披露策略也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和保护。“有羞耻之心”这个价值要素可以非常明显的体现在财务舞弊的动机上。当经营实体的业绩不理想时,在羞耻心的驱使下(这和其他物质利益考虑不相矛盾),会不愿意披露实际情况而采用粉饰行为。况且,这种保留真实信息的行为可以为未来的经营留有空间。例如,如果将来经营业绩好转了,将暂时不那么好的信息保留在少数的利益相关者范围内而非全面披露不失为一项很好的权宜之计。但事情往往只会是越来越糟,这就导致了“滚雪球”的效应。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本文的第四个假设:
在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对儒家物力论中的三个价值要素“对目标的持之以恒”,“以地位建立社会次序关系并予以遵守”和“有羞耻之心”,都由较高的认同度,那么守密性这一价值取向会得到偏好。四个假设总结为表1。
四、结束语
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对于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得到了很多关注。儒家智慧,这个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多年前的中国文化精髓,对当代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仍然有着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本文就Hofstede(1988)提出的儒家物力论中的三个价值要素和Gray(1988)四组二元的会计价值取向的关系尝试性的阐明了笔者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这可以看做是从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解读为出发点,阐发对会计价值取向在儒家文化中的理解。
作者单位:卡迪夫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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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8: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