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预算助人行为：构念与量表 |
| 范文 | 高严 朱晓波 【摘 要】 作为预算过程中组织公民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预算助人行为本质上是预算执行人在帮助他人完成预算任务或者相关工作时的行为。我们不仅要对这一理论范畴进行构念界定，从质的规定性上区别于其他预算组织公民行为，还必须为进一步的定量研究提供测量工具。在文献回顾、理论分析后，通过深度访谈和焦点座谈，整理了预算助人行为的8个测试题项，以459份调查问卷为测量工具，运用EFA和CFA分析，获得三个维度，以及对应的8个正式题项，构建了基于本土情境的预算助人行为量表，并阐述了其应用价值。 【关键词】 预算助人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 预算管理 【中图分类号】 F8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7-0012-04 一、引言 预算是管理会计中研究最广泛的课题之一，涉及到管理会计的方方面面（Covaleski，2003）。然而在预算实践中却难觅成功的范例，而对它的非议和质疑却甚嚣尘上。究其原因固然许多，但对预算管理过程中忽略所涉及的人的行为因素，无疑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如Gary Cokins（2014）所指出的，管理会计必须引入社会学、行为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才有可能在实质上提高其效率。 在预算契约的签订和执行中，预算个体既是预算的制定人、执行人，也是相关预算信息的使用人。由于预算个体之间效用的差异性，会导致预算个体表现出不同的预算行为，进而会对企业的预算管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考虑到先前的文献很少涉及预算相关行为的研究，也没有可供使用的测量工具，本文旨在借鉴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的大量研究成果，探讨预算个体助人行为的前因及后果，理清其理论边界，并开发能够用于测度的量表。 二、文献回顾和测验题项 （一）理论和文献 印象管理理论认为，人们通常喜欢比较美好的事物，希望展现出他们积极向上的态度（Baumeister，1982），人们通常会在工作中采用帮助他人的方式，来给他人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Leary & Kowalski，1990），管理者的助人行为会给他们带来好的评价，这对企业的绩效评估有正面的影响（Allen and Rush，1998）。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看，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受助者和助人者是互惠互利的：助人者在日常工作中会给予同事一定的帮助，而在以后的工作中受到帮助的人也有可能会去帮助他们（Bolino et al.，2002）。而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预算过程中的助人行为，会受企业文化环境下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根据Hofstede（1998）的文化理论，在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预算参与人会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当别的预算参与人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自己有能力去解决时，自己会很自然地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确信如果自己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其他的预算参与人也会尽力帮助自己，因此预算助人行为在预算管理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 （二）构念定义 一般的助人行为是指，不考虑自身利益的得失或不以得到任何回报为目的，仅出于为了改善他人不利处境为目的的行为。助人行为旨在帮助他人更好地完成工作或与工作相关的问题的合作行为（Van Dyne & LePine，1998）。有的学者认为，工作中的助人行为会加强员工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士气和凝聚力（Podsakoff，2003），进而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Brass，2005）。 结合预算管理情境，笔者认为，预算助人行为是指不求回报改善他人在预算中不利情况为导向的预算行为。此处应该关注以下两点：一是预算参与者帮助他人的行为不是以自己的利益而是以他人的利益为导向；二是预算参与者帮助他人的行为不是以期望得到回报为目的。 （三）题项生成 OCB理论研究已经提出了许多助人行为的测验量表，代表性的例如Van Dyne & LePine（1998）的7题项量表、Choi（2009）的3题项量表等。结合先前的研究并根据预算助人行为的内涵，能够提炼出助人倾向的两种表现形式。其一，以他人利益为导向的预算助人行為；其二，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预算助人行为。本文认为，预算过程中的助人行为可以按照以下两个维度来划分，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预算助人行为和以他人利益为导向的预算助人行为。同时由于预算参与者不仅关心物质类的“物品”，也关心精神类的“物品”，因而本文将以自身利益为导向预算助人行为，进一步划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类。 在总结出上述三个维度后，向8名从事预算管理的专家征求了意见。专家们认为这三个维度可以比较全面地概括预算助人行为的内涵和意义。同时对这三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后总结出8个测验题项，如表1所示。 得到测试题项后，再由8名从事预算管理的专家组成讨论小组，逐条讨论测试题项的有效性，并进行相应的修改。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小组讨论之后，构建出了本文的初始量表。但由于现有文献中没有相关成熟量表来借鉴，所以本文拟采用演绎法，利用5级Likert方法来度量，从“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记为1—5分。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数据 （一）研究设计 研究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为了能在3个维度8个测试题项中，挑选出最合适的因子，本文通过SPSS 22.0进行探索因子分析；其次，为了确保理论模型能够有比较好的拟合优度，本文通过AMOS 24.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由于上述不同分析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交叉有效性（Cross Validation），所以两个分析步骤分别在两个样本中独立进行。 （二）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自行编制的8题项测验量表，于2016年11月调查了来自于中国电信、中粮集团、中泰化学等6家国有大型企业，被调查对象都具有长期参与预算的经历，以及具有丰富的预算管理经验，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比较真实有效的研究数据。研究共发出600份调查问卷，收回调查问卷476份，此次调查的问卷收回率为79.33%，本文所有的调查问卷都由上述企业的调查对象自愿填写。本文剔除了信息不全的问卷17份以后，得到459份样本问卷，样本问卷的录用率为76.5%，并将以上问卷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230份问卷，另一组为229份问卷。这两组问卷将分别用于探索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问卷条目与样本量的比值达到了129，满足研究要求。 四、实证分析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根据收回的调查问卷，利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保留相关系数高于0.3的题项，最终保留了8个题项，如表2所示。 为了检验数据可否进行因子分析，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发现数据都在0.000的水平上显著。样本的KMO系数为0.779，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说明本文获得的数据可以做因子分析。 继而，计算了8个测验题项的公因子方差，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知，预算助人行为的8个测验题项提取的公因子方差中，公因子最大为0.834，公因子最小为0.689，都介于0.6—0.9之间，符合负载要求标准。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最大正交旋转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同时根据碎石图，保留因子载荷高于0.3的项目，本文共抽取了3个公因子，它们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8.438%，如表4所示，从统计学角度来说是比较合理的。根据图1可以看出，本文所选的8个题项其中有三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以特征值1为分界线，特征值大于1的部分很陡峭，而小于1的部分很平缓。 如表5所示，公因子1载荷V9、V10、V11这三个变量，其载荷值分别为0.735、0.867和0.831，这三个变量的载荷值都大于0.5的统计经验值，说明变量载荷的效果比较好；公因子2载荷V5、V6、V7这三个变量，其载荷值分别是为0.747、0.836和0.779，这三个变量的载荷值都大于0.5的统计经验值，说明变量载荷的效果比较好；而公因子3载荷V2、V3这两个变量，其载荷值为0.839和0.861，载荷值都大于0.5的统计经验值，说明变量载荷的效果比较好。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更好地保证量表的结构效度，本文运用AMOS 24.0利用230份样本问卷对本文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AMOS 24.0中建立了结构方程，采用无偏估计的方法进行因子分析，如图2所示。使用模型的拟合指数主要包括以下5个指标：X2/df、GFI、CFI、NFI以及RMR。表6为预算助人行为量表结构的相关参数。 从表6所列示的各项指标来看，各指标都满足了统计要求。 统计测验量表的内容效度能够反映测量工具选取的适合程度。本文相关的量表测试题项均是参考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再通过逻辑的归纳总结出来的；为确保所选题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本文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保证本文所使用量表的内容效度达到理想水平。 同时为了保证调查问卷和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本文采用克隆巴赫a系数作为检验本文内部一致性的衡量标准，其计算公式为： 经过计算，本文总量表的信度为0.832，三个分量表的信度分别为0.813、0.828和0.805，总表和分表的信度均大于统计经验值0.7，说明本文量表的3个维度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界定了预算助人行為的理论概念，清晰地给出了它的操作定义，而且较好地理清了它与其他预算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预算助人行为主要具有两个特征，即指向他人，以及不计回报。在企业的预算管理过程中，具有预算助人行为或不具有预算助人行为，其预算效果是存在着差别的，预算助人行为显然对改进预算管理质量，提高预算管理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预算助人行为测验量表，是根据已有研究文献和符合实际的理论分析编制和修订的，是按照心理测量原则开展的，严格地遵循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实证规范。通过因子分析，共抽取出三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8.438%。最后获得的以三个维度为主要内容的正式量表，经过测试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为进一步考察预算卸责量表效度，运用另外一个独立样本数据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其结果也表明，预算助人行为量表的理论结构较好地拟合了实际数据。此外，从对量表信度的检验也能够看出，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均高于0.7，这也说明有关测量是可靠的，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多年来所形成的“重财务会计、轻管理会计”的会计理论研究局面，除了资本市场发展的会计准则和外部审计的制度安排，以及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对财务会计的关注所引起的社会效应等原因外，无法量化研究范畴并取得研究数据，也是制约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瓶颈”。本文基于抛砖引玉的初衷，以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学手段，尝试开发了预算助人行为测验量表。该量表是在大样本调查之后，严格按照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信效度检验等统计学要求开发出来的。对于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来说，既可以直接当作研究范畴的量化工具使用，同时也可以为未来更多管理会计研究领域的量表开发提供参考。当然，为了搞清楚各种较为复杂的预算组织公民行为的理论边界，开发更多便于度量的工具，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1] 史有春.价值观量表开发与应用现状及开发方向探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2）：140-147，160. [2] 邓德强，刘昊天，谢华，等.外在控制与自我控制在抑制预算松弛中的作用：基于差异调查和道德认知的实验研究[J].会计研究，2014（4）：49-57，96. [3] 王雁飞，朱瑜.组织社会化与员工行为绩效——基于个人—组织匹配视角的纵向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2（5）：109-124. [4] 王亚鹏，李慧.组织文化、组织文化吻合度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9（2）：137-144. [5] 尹建海，周勇.组织公民行为理论研究述评[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81-8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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