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时代下党政秘书腐败的文化治理 |
| 范文 | 摘要：党政秘书腐败，是腐败现象的特定表现形态。治理党政秘书腐败，既是党和国家反腐新常态的重点领域，也是推进依法治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研究党政秘书腐败的成因不应局限于狭隘范围，而应置于 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视野来考察。关键词：党政秘书 腐败 文化成因 文化治理中图分类号：D262.2 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代中国，秘书机构及其人员广泛分布于各级组织体系内部，是中国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领导机关与下级机关的桥梁，是协调部门之间的纽带。党政秘书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服务角色”，其本身并不拥有决策权。但近年来，中国党政系统的秘书岗位却成为重要的公共话题，一些高层党政要员的专职秘书，尤其是秘书长因滥用权力、腐败渎职等被查处，为社会舆论所诟病。虽然涉及腐败的秘书只是极少数，但腐败产生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危害不容忽视。治理秘书腐败，既是深化反腐败斗争工作、提升党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推进依规治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1 党政秘书腐败的现状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持续展开“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行动中，秘书群体成了腐败的“重灾区”，领导干部身边的“秘书腐败”正在逐渐显露。当前的党政秘书腐败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党政秘书腐败涉及领域较广，人数较多；二是地方党委、政府被查处的秘书腐败主要集中于省、市层次，县级及以下基层报道较少；三是腐败人数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四是党政秘书腐败案例中担任秘书长职务的高层秘书较多；五是党政秘书腐败类型涉及领导者违规使用秘书、秘书自身违纪违法犯罪，曾任秘书或秘书长的高官被查处等。 由此可见，秘书政治已经成为滋生腐败大案、窝案的土壤，容易造成公私不分、权力运用私人化、私密化等诸多问题。作为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秘书群体，已成为利用隐性职权或独特优势进行腐败犯罪的高危人群。 2 党政秘书腐败的文化成因 党政秘书腐败是腐败现象的特定表现形态。研究秘书腐败不应局限于秘书群体这一狭隘范围，而应置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视野下来考察。国内外学界的腐败研究多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展开，反腐败实践主要侧重于市场、制度、体制等方面，文化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了。“文化是制度之母”，任何制度、体制都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对腐败行为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超越了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成为导致腐败行为的主导因素。从文化视角研究我国腐败现象不仅是迫切需要的，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切入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学界关于秘书腐败成因的相关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利用与领导之间结成的依附关系，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转轨体制漏洞，介入到市场商业活动或者寻租，具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过渡性特征；二是秘书自身的素质不过硬，经历相对简单、经验有所欠缺、缺乏主观世界改造和基層成长磨炼；三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冲击；四是缺乏监督机制的制度建构；五是职业化发展的缺失。党政秘书腐败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公共权力腐败。组织体制、经济理性和社会条件固然是重要影响因素，但个体内在的价值观念、外在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也不容忽视。 2. 1官本位意识仍有较大市场 “官本位”思想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政治生活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直到现在“官位”依然是衡量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标准，想当官、争当官的社会心理仍较普遍。党政机关的不少秘书“官”念仍然比较强，而职业观念、服务观念则比较淡漠。部分秘书角色定位不清，思想动机不纯，肆意追逐权力，甚至利用接近权力核心这一特殊的角色地位，盗用领导权力，滥用领导授权，谋取一己之私。 2. 2家臣传统根深蒂固 家臣传统根源于古代中国“家国合一”这一独特的国家精神和文化形态，在“家国合一”形态中，国家作为某家的私有财产而神圣化、法律化。近年揭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当代中国政治系统中的秘书制度研究—基于‘秘书腐败现象的透视”（项目编号：15C0949）。作者简介：丁知平（1982—），男，汉族，籍贯：湖南宁乡，学历：硕士，职称：讲师，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露出来的腐败大案中，人身依附和群体性腐败问题触目惊心。在“秘书帮”等腐败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人身依附关系。大家依附“帮主”，下层依附上层，盘根错节、沆瀣一气、政商输送、聚敛财富、穷奢极欲、鸡犬升天。出现如此庞大的政商利益集团，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党内人际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蜕变现象。可见，传统的家臣文化对当代党政领导干部的影响依然巨大。 2. 3法治文化不够彰显 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是“阳儒阴法”或者“明儒暗道”，传统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权治”政治。这种传统“权治”政治与以尊严、人权、民主、规则和契约为特征的现代法治政治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政治模式下，孕育的是一种特权文化，而缺少民主的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无论是官吏还是民众中都存在着极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倾向。大众文化心态中的“特殊主义”使得当前中国在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造成一种“二元文化”结构—主流意识形态所宣传、倡导和描述的东西，与社会的实际观念、价值和意识大相径庭，理论与实际脱节严重，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中国传统“特殊主义”文化对主流文化普遍性的消解，使腐败文化得以生成和盛行。这些大众文化因素或多或少对秘书腐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2. 4宗法式人际关系文化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儒教的内在差序化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拓展渗透。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中的个体由于受到关系结构性力量的影响，更加倾向于将不同种类关系对行为方式的义务性界定作为其行为是否合适的标准，而不是将制度对行为方式的规范性界定作为标准。关系的义务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制度的规范性，导致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往往得不到社会个体的重视和遵循；只有当义务性的关系不存在或消失时，制度的规范性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其效果。党政秘书也是生存于社会之中的个体，虽然与传统的熟人社会及以血缘为基础的私人关系网络已渐行渐远，但仍然会受到亲缘、业缘、地缘、学缘、友缘、“情”缘等一系列关系的影响和约束，考虑到利益、信仰、“人情”或者“面子”因素，容易产生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2.5圈子文化在党内滋生蔓延 “圈子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站队政治，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党内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圈子文化”是变质了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它凌驾于组织之上，使上下级关系蜕变为人身依附关系，秘书只对领导个人而不是对组织负责，办事不靠组织而是靠熟人和“圈子”，关系网和潜规则使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成了摆设。“圈子文化”的帮派私利价值观，与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根本对立，使任人唯亲、勾心斗角的恶性政治生态不断蔓延，严重扰乱正常的组织秩序，腐蚀党风政风民风，破坏法治生态，降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可能毁掉我国的道德资源和民族精神。 3 新时代下党政秘书腐败的文化治理 正如有学者提出，只依赖制度改革的“制度万能论”的腐败治理思路不可取，仅仅通过制度的改革来治理腐败是不够的，教育、宗教等非正式制度的教化作用在腐败治理的过程中也不容忽视。文化的本质是价值观。文化的力量是预防腐败行为的基础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和效果，但其作用却是根本性的。只有运用文化的力量来促进制度所达到的目标（即遵守制度），同时运用制度的力量来强化规则意识，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形成制度与文化良性互动局面，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行为。当前，国家将教育、制度和监督三方面内容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其中教育是基础，是解决行为主体“不想腐败”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入文化的力量。可以从如下文化层面着手治理党政秘书腐败。 3.1建设新时代的党政秘书教育文化 大多数党政秘书既是公务员，又是党员干部。作为政党成员的一份子，党政秘书会不断受到党的教育、管理和培养，受到包括政党行动的价值、准则和信仰等政党文化的熏陶，进而清除腐朽思想文化，提升共产党员这一特殊政治人格的素质和能力。 传承弘扬共产党人的公仆文化传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革命文化，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圈子文化”。作为共产党人的党政秘书，既要成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模范，又要弘扬和践行共产党人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只有通过学习和实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党政秘书才能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政秘书应当把职业发展、个人命运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把秘书职业看作是为国奉献、为党奉献、为民奉献的机会，克服视秘书岗位为人生发展“跳板”的心态，真正体现为领导服务和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一致性，对领导负责和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清除头脑中权本位、官本位的封建残余意识。 大力加强党内民主传统教育。党内民主建设需要从制度架构上实现党内及政府内部权力的适度分解并使其互相制衡，从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加强党的民主传统教育，在党内养成民主风气并掌握管理党内事务的民主方法，不仅有助于广大党员有效执行党内民主制度，而且对于克服其在行使民主权力过程中导致权力异化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实现对公共权力运行过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党内民主，把民主理念贯彻到党的组织、干部选拔、决策、选举、监督、上下级党组织活动的全领域。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治理党政秘书腐败需要在不断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的同时，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切实改变信权、信钱、信情而不信法的现象，努力培育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制信仰，营造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法治文化氛围，以法律规范作為个人社会行为的准则，以法治精神作为个人社会活动的底线原则，把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3.2培育先进的党政秘书法治文化 一国的法治，外显于制度规则体系，内生于社会文化土壤，文化对于法治及其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缺少文化的法治没有灵魂，不具有可持续性，更无法促进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形成。在立法层面，通过加强秘书立法，确立秘书职业地位、规定秘书人员工资和福利待遇，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有助于在秘书职业群体中形成秘书法治文化。学界部分学者提出，从法律上明确秘书的职业地位和职业资格，使从事秘书职业的人有一种明确的职业定位，可以缓解机关、高校和大型企业的秘书流失问题，明确辅助与主导角色的界限，明确秘书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约束权力，弱化“官本位”思想意识，实现从秘书到职员的归位。同时通过法律赋予秘书应有的权利，使其在履行辅助服务职能时恪守本分、敢于作为，甚至可以实行依法监督，避免成为领导的“私有品”甚至是做出不法行为的渠道和工具。这样既有利于秘书开展工作，又有利于领导者对秘书的管理，同时形成领导人员的拒腐屏障，可谓“一举三得”。有观点认为，秘书立法并不能根本解决秘书腐败问题，关键是要在维护宪法权威和党章约束力的基础上认真并积极推行党内民主建设。秘书立法工作至少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党政秘书与家庭秘书、私营企业主秘书、企事业单位秘书等非党政秘书的关系；二是技术层秘书、执行层秘书、辅助决策层秘书的关系；三是与其他公职人员法律法规的关系；四是与党内法规相衔接相协调的关系；五是与普通公务员的区别；六是论证立法的现实需要是否急迫，立法技术和能力是否具备，时机是否成熟等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 3.3建设清廉的党政秘书职业文化 秘书的职业化是世界性潮流。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决策环境因素的复杂化，社会对领导者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秘书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秘书职业文化主要是从认识和情感两个层面通过刺激秘书人员的需要和行为动机，从而影响秘书人员的行为态度，达到提高秘书工作效能的目的。一是塑造秘书的职业个性。应当塑造出与时代发展相和谐的健全的现代秘书职业个性，以富有创造力为内核，坚持“独立性”和“服从性”相统一，主要表现为执着的职责追求与审时应变的实现方式的统一；大胆的求新求异与围核旋转的活动方式的统一；不断的自我完善与修以致用的学习方式的统一；充分的自我价值肯定与为领导工作所用的价值体现方式的统一。二是规范秘书与领导者关系。为防止秘书晋升提拔中的门生观念、人身依附观念和小团体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三是遵守秘书职业道德。道德能够教化人心，从灵魂深处规范人的行为。作为党政秘书，应当具有坚定的理想信仰、具有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具有遵纪守法意识和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以及任劳任怨、勇于负责、雷厉风行、一丝不苟、忙而有序的职业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甘当配角、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秉公办事、平等待人、谦虚谨慎、履约守信、严守秘密等为内容的秘书职业道德。 参考文献： [1]胡洪彬 .近年来秘书腐败问题研究述评 [J].秘书，2015（1）：6-10. [2]胡伟.腐败的文化透视——理论假说及对中国问题的探析 [J].浙江社会科学，2006（3）：57-62. [3] 徐钝.论法治难行的“圈子文化”之源 [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 （1）：70-75. [4]杨方圆，杨弘.论中国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以党内民主建设为视角 [J].科学社会主义，2012（2）： 58-61. [5] 梁志华.秘书职业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D].暨南大学，2013. [6] 岳磊.我国腐败行为的关系研究 [D].华中科技大学，2013. [7] 刘慧君.严防秘书队伍“圈子文化”的滋生 [J].秘书，2015（7）：6-8. [8]钱世荣.秘书系统：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 [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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