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生猪产业链收益额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
| 范文 | 李铁权 摘要：本研究报告通过概览中国生猪产业链方面的研究文献，结合产业链方面的理论，根据中国生猪产业链的实际情况，分别从“饲料价格、猪肉产出率、调控稳定性、合作多样性”的角度对中国生猪产业链收益额度的过程进行研究。参照李克特测量量表，编制调查问卷三百份，发送给生猪产业链上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研究。运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最后运用演绎逻辑推理的方式得出研究结果。本研究报告得出：“饲料价格、猪肉产出率、调控稳定性、合作多样性”都对“中国生猪产业链收益额度”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生猪 产业链 生猪产业链整合 1.绪论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与消费大国之一，这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息息相关。通过官方资料的数据比较，可以做出以上判断。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文献：《中国统计年检》数据显示，从1972年起至今，中国猪肉产量一直 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猪肉份额高达50% 。2006年全球生猪存栏量、肉猪屠宰量和猪肉产量分别为9.27亿头、14.68亿头和9484万吨，这一年中国大陆地区生猪存栏量、肉猪屠宰量和猪肉产量则分别高达4.94亿头、6.81亿头和5197.2万吨，占全球同类指标的份额分别为53.29%，46.38%和54.4%，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可以参考以上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这样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在中国这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生猪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生猪产量大幅上升，2006年中国猪肉总产量高达5197万吨，是1980年同期的4.3倍，占中国肉类总产量的64%。中国猪肉产量占世界猪肉的生产份额由1980年的22.67%上升到目前的54.4%。生猪产业是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之一，在中国养殖经营范围最广、涉及从业农户最多。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当时有38.5%的农户从事生猪饲养，人均养猪收入约200元人民币左右。养殖业收入一直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8%～10%，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生猪产业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是农民提高家庭收入的重要可以操作的商业模式之一。 2.文献概览 2.1“饲料价格、猪肉产出率、调控稳定性、合作多样性”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的关系。 刘刚（2007）研究了产业链的知识转移与创新结构问题，给出了基于产业链的知识转移与创新结构模型。吴金明（2006）研究了产业链、产业配套半径与企业自生能力，指出产业链有内涵的复杂性、供求关系与价值的传递性、路径选择的效率性、起讫点的一致性四个显著特性和吸引投资、聚集企业，发挥比较优势、打造竞争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稳定经济三大基本功能。刘刚（2007）指出产业链的培育，主要表现在产业的配套类型和配套半径上，并将产业配套分为省内、国内和国际配套三种类型，相应形成了省内、国内和国际三类配套半径。 这十多年以来，中国中大型养猪场发展较快。于爱芝（2005），李桦（2006）、郑少锋（2008）、王艳花（2011）等从养殖成本构成和生猪饲养效率角度，分别对不同规模的生猪养殖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这些农户散养、专业户饲养和国营集体大规模化饲养等养殖方式各有利弊，应因地制宜的进行推广。张晓辉（2003）、李桦（2006），郑少锋（2008），郭亚军（2011）通过对中国近年来生猪产业的结构、成本、效益、饲料用途等状况一系列分析研究，一致认为中国生猪生产在向规模化发展过程中，综合效益最高、最适宜的是中等养殖规模。而卢凤君（2003）、刘晓峰（2004）、彭涛（2007）、卢凤林（2009）则是从养殖方式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传统养殖、过渡养殖、现代养殖、生态养殖和健康养殖“五类”生猪养殖的内涵和特征，在此基础上，指明健康养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促进传统养殖、过渡养殖和现代养殖向健康养殖演化的主要方式。从行业发展与规划的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生猪产业链的发展现状、趋势与整合路线。卢凤君（2003）为代表的中国农业大学团队，从消费需求、投资模式、战略品牌、利益连接、合作战略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中高档猪肉产业链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细致的研究。卢凤君（2003）指出随着人们食品安全意识增强以及市场进入门槛提高，普通猪肉产业链供应模式已经不适应需求。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进入中高档猪肉产业链的各主体一体化投资行为已成趋势。具体来说，以大型猪肉加工贸易企业为核心、适度规模的养猪场为养殖基地、超市或专卖店为销售商、中高收入的理性消费者为目标客户的供应链组织，是高档猪肉有效供给的理想组织模式。从政策、理念、技术、组织等方面，在生猪产业中导入供应链管理是加快中国优质猪肉生产的有效途径。而养猪场开展健康养殖则是根本保证。同时一方面猪肉供应链节点企业间形成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和有效的利润分配是中国生猪产业链持续发展的关键。另一方面提升中国生鲜猪肉供应企业的品牌竞争力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发展升级。 占养猪总成本70%左右的是饲料成本，饲料价格近年出现连续上涨的趋势，这对生猪产业大影响非常显著，猪肉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形成类似股票市场走势的特征，生猪仔猪的购买价格高低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是否亏损，可见猪肉市场的价格波动之剧烈。玉米是饲料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玉米产量不足，国际市场上的粮食减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使用玉米制造工业乙醇，直接致玉米价格大幅上涨。根据历史数据分析2006年6月，全国二等黄玉米的均价为1337元/吨；2007年7月上旬，涨为1720元/吨，价格涨幅为383元/吨。根据以上数据如果我们按料肉比2.6：1计算，100公斤的肉猪需消耗260公斤的饲料，可以得出“玉米价格的上涨就已使饲料成本增加了100多元”的结论。在主料价格上涨的同时，豆粕、麦麸、添加剂等饲料辅料的价格也一路上涨。用于防疫的疫苗、兽药投入，进一步推动了养猪成本的快速上涨。南方周末的报道显示，广东一农户饲养一头生猪的成本在1300元以上。作为生猪肉产业链龙头的养殖环节成本的增加，进而导致生猪肉产业链整体运营成本的增加，这对于生猪肉产业链整体收益率的提高都是明显的阻碍。 在生猪消费方面，人们已从数量消费过渡到质量消费。猪肉的安全生产是对中国生猪产业提出的新要求。吴秀敏（2007）以四川省为实证研究对象，从消费者需求行为的分析入手，探讨安全猪肉的供给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生猪产业链上种猪及繁育体系、饲料、饲养规模及组织化程度、疫病、屠宰与加工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严重影响到猪肉的质量安全。李晓红（2010）指出安全猪肉的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体化经营是中国解决猪肉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谢菊芳（2008）对猪肉安全生产全程可追溯系统进行了研究，对生猪饲养过程、到运输、屠宰和市场等全过程中影响猪肉安全生产的关键因素，建立了各关键参数的预警限值，并构建了安全预警系统。李响（2009）、傅新红（2005）、吴秀敏（2007）以四川省134户生猪养殖户为例的实证分析了养殖户对于安全猪肉的供给意愿，研究结果表明养殖户对生猪安全的忧患程度、对生猪安全卫生状况的关注程度和对政府公布安全生产信息的需求程度对其供给意愿有着显著影响。在消费者的需求意愿下降的时候，这必然会对整体生猪肉产业链的运转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导致收益率的下降。猪肉的品质和安全问题存在于产业链上饲料、兽药、种猪、养殖、防疫、屠宰加工、贮运、销售等每一个环节中，而且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不易识别。目前由饲料、小户散养、定点屠宰、批发、零售等环节构成的传统生猪流通渠道中，各功能主体之间以市场交易为主，联结关系不稳定，组织化程度低，加之各功能主体在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资源方面不匹配，生产和销售行为缺乏统一标准，难以协调和监管，同时外部国家的食品质量监控还不有力，这些造成市场上饲料、兽药、猪仔、生猪等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安全隐患大。下游企业承担着食品安全的主要风险，对他们而言，采购的上游产品是否安全，质量是否合格，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才能得以保证。一方面这样检验的成本是很高的，另一方面完全达到企业所要求的标准的产品数量还是较少。可见猪肉食品安全的控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仅靠市场的松散联系是行不通的。只有形成封闭运行的猪肉产品生产体系，通过对生产中各环节技术进行整合和集成，建立一条从种猪繁育到猪肉销售的链式猪肉产品全程监控生产体系和质量管理模式，才能真正保证猪肉产品的品质和安全。 生猪产业具有周期性产业的特征，市场对供求关系变化反映比较突出，由于目前信息缺乏透明度、供求之间的市场变化统计信息不完善，造成了猪肉价格周期性剧烈波动。通过生猪生产过程的基本描述，可以看到生猪产生产的过程。生猪生产的周期较长，从购入仔猪至出栏一般需要6个多月的时间；如果生产周期从饲养母猪开始算起，则要经过产仔、育肥的过程，加上仔猪饲养则至少需要1年半的时间。这种较长的周期，从全国市场来看更容易产生供求的失衡，如果经历一次剧烈的波动供求关系彻底失衡后，生猪生产要恢复到市场均衡状态，往往需要两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是自由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时候，相关的其他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在市场的主导下进行的。对于中国生猪产业来说应该在市场调节为主的模式下强化政府公共政策的宏观调控。中国生猪养殖大部分是中小规模的散养农户为主的养殖结构。他们所能够了解市场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政府对于该产业的市场信息平台也没有有效的建立。散养农户做出的生产决策的依据往往是参考前一年的生猪生产价格。如果前一年生猪和猪肉价格高，高额利润必然带动农户积极扩大饲养数量。所以合理的公共政策调整对于生猪肉产业链的平稳运转具有重要作用，这对于稳定生猪肉产业链的收益率也就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赵绪福（2009）认为产业链是众多关联产业的集合，产业链整合包括产业链升级和产业链链环关系之间的协调优化，其实质就是帕雷托改进。芮明杰（2006）、刘明宇（2008）在总结了产业链整合的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产业链整合的演化视角、知识基础观、顾客价值导向等产业链整合的基本逻辑起点。刘贵富（2010）等认为现代企业的竞争更多的是企业所在的产业链之间的竞争， 产业链中， 每一个节点企业都无法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市场行为， 而会受到产业链中其他企业的影响。他进一步分析了产业链中节点企业的纵向关系， 研究了产业链中节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 探讨了节点企业间的知识流动模式， 提出了节点企业加盟产业链的一般模式。张琦（2010）、孙理军（2008）在探讨产业价值链所具备的三重属性基础上（价值链属性、供应链属性和产业链属性），建立起了联通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三维角度产业价值链结构模型， 并对其进行优化，强调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来实现最经济最具效率的产业价值链运行模式是分析和优化产业价值链的根本目的。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的概览结果，可以得出：“饲料价格、猪肉产出率、调控稳定性、合作多样性”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存在影响关系。本论文结合现实的工作实践经验，构建研究假设，同时，对研究假设进行定量研究和验证。 2.2研究假设关系如下： H1：饲料价格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H2：猪肉产出率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H3：调控稳定性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H4：合作方式多样性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3.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论文以定量研究方法，运用演绎逻辑的方式进行推理，把中国生猪肉产业链上的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的总体，通过把调查问卷随机发放给研究对象的方式，获得原始数据资料。本论文进行定量研究的工具是调查问卷，这是参照里克特测量量表形式编制的。总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有效回收288份，有效回收率96.0%，误差率仅为4.0%。在调查问卷回收以后，本文运用专业的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调查问卷的信度水平、效度水平、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本论文在调查问卷发放的过程中，都随时遵守商业伦理道德，随时注意保护被研究对象的个人隐私，随时保护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的伤害或干扰。 4.数据分析 4.1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有效的288名调查对象中有43.4%（125人）为女性，56.6%（163人）为男性；9.7%（28人）为25岁或以下，24.7%（71人）为26岁～35岁，35.4%（102人）为36岁～45岁，21.9%（63人）为46岁～55岁，8.3%（24人）为56岁或以上；月均总收入3500元或以下的占14.2%（41人），月均总收入3501-4500元的占45.8%（132人），月均总收入4501-5500元的占30.6%（88人），月均总收入5501元或以上的占9.4%（27人）；9.7%（28人）为工作年限1年或以下，20.5%（59人）为工作年限2年～5年，43.4%（125人）为工作年限6年～10年，26.4%（76人）为工作年限11年或以上。 4.2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变量 总体均值中最高的是饲料价格（4.5731），其次是合作方式多样性（4.2624），第三是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4.0664），第四是调控稳定性（3.8611），第五是猪肉产出率（3.5651）。由此可知调查对象对于“饲料价格”的回答评价得分最高，对于“猪肉产出率”的回答评价得分最低。标准差中最高的是调控稳定性（0.95646），其次是猪肉产出率（0.88798），第三是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0.84853），第四是饲料价格（0.80626），第五是合作方式多样性（0.73853）。由此可知调查研究对象对于“调控稳定性”的回答评价意见分歧最大，对于“合作方式多样性”的回答评价意见最为集中。 4.3信度分析结果 饲料价格为0.782；猪肉产出率为0.763；调控稳定性为0.695；合作方式多样性为0.857；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为0.719。究变量的信度数值都大于数值0.6，这表明关于上述研究变量的属性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等价性，即调查问卷的设计问题都能够对上述研究变量进行稳定的测量，说明调查问卷的数据可以采用。 4.3.1效度分析：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因子载荷值为0.681-0.897，超过0.5，这表明研究数据辅合效度符合设计要求，各个题目与其相应变量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这表明调查问卷中各个题目与其相应研究变量之间都存在较大的相关性，调查问卷的结构效度中辅合效度符合论文设计要求。运用最大方差法的方式对研究变量的数据进行正交旋转，获得旋转成份矩阵，此旋转矩阵把本论文的研究变量分为五个独立成份，这基本验证了本论文测量量表的各题目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调查问卷的结构效度中判别效度符合设计要求。 4.3.2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在显著性水平为0.01（双侧）时，自变量“饲料价格、猪肉产出率、调控稳定性、合作多样性”与因变量“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552、0.580、0.465、0.633，介于0.40-0.80之间，说明这四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中等强度以上的正相关性。所有自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19～0.151之间，均小于0.4的相关性，表示自变量相互之间具有独立性。 5.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相关研究文献概览，结合研究数据的结果分析，本文对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这在回答前面章节中提出的研究问题的，同时，也对于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 本文通过文献和数据分析得出的关于“饲料价格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具有相关性的结论，基本与文献概览中研究者提出的观点之间得到相互支持与印证。由此可知，饲料价格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本文通过文献和数据分析得出的关于“猪肉产出率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具有相关性的结论，基本与文献概览中研究者提出的观点之间得到相互支持与印证。由此可知，猪肉产出率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本文通过文献和数据分析得出的关于“调控稳定性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具有相关性的结论，基本与文献概览中研究者提出的观点之间得到相互支持与印证。由此可知，调控稳定性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本文通过文献和数据分析得出的关于“合作方式多样性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具有相关性的结论，基本与文献概览中研究者提出的观点之间得到相互支持与印证。由此可知，合作方式多样性与中国生猪肉产业链收益额度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本论文由于研究对象数量有限，时间跨度较短，地域研究范围较窄，这对于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是一个限制，建议以后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扩大研究范围。 参考文献： [1]王凯，韩纪琴.农业产业链管理初探[J]，中国农村经济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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