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后现代视角下的巴纳德权威理论 |
| 范文 | 王贝贝 摘要：传统的权威观点认为权威是自上而下产生的，而巴纳德提出了“权威接受论”，指出权威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在后现代的背景下，权威被视为话语体系中的位置，权威关系中的个体需要放在共同的场域中来分析。本文利用后现代的“场域”概念，在公共能量场中重新建构的权威关系，并利用公共能量场理论和话语体系理论平衡了传统权威理论和权威接受论，探索了后现代视角下的权威关系分析，为新时代重新建构权威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后现代 权威 公共能量场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巴纳德被认为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他第一次提出并运用系统观点研究组织，并将组织置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去考察。巴纳德从政治学中借鉴了关于权威的观点，在其行政管理思想中提出了“权威接受论”，也就是权威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巴纳德认为，权威产生于指示的接受者，而非指示的发出者，这种以人为本的权威理论被广泛认同和研究。在现代性视角下，“场域”“符号”“话语体系”等概念将传统的权威理论进行了重构，丰富了传统理论的适用范围与接受范围。本文通过运用现代思想家布迪厄的现代性理论，重构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探索现代性视角下的新权威模式。 1 巴纳德与“权威接受论” 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 1886—1961）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在现代管理学领域，巴纳德被称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是行为科学时期的代表。他对管理思想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学科角度分析，巴纳德主要是在组织理论上实现了突破和创新，至今几乎没人能超越。 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提出了“权威接受论”，认为组织成员或贡献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接受或不接受组织下达的命令、任务。巴纳德认为权威并不取决于发布命令的人，权威应当是从组织成员是否接受一项命令、决定或指示的角度去分析。在这种理论视角下，权威关系的产生是由于组织内一个一个成员接受了组织中另一个成员的命令或指示。 在这种理论基础下，权威的实质是信息交流。组织内部上下级的权威关系建立在信息交流的基础之上，这种组织理念将组织中的每个个体都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来考虑，每个个体既接收信息，同样也发出信息。传统的权威理论忽视了个体发出信息的能力，把组织中的个体当作是单纯接受上级命令的工具，而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尊重了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将组织中的关系当做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2 后现代语境与“场域” 后现代语境是分析现代公共政策的一个全新的视角。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中，权威的实质是信息交流，而信息交流的载体是话语体系。话语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文化活动，人们通过话语进行信息的发出、传递、理解与接受，回应与反馈。话语是人们进行交流与交往的基础。公共政策话语是对群体利益及群体行动规约做出的语言表述，是传递到相关集体成员并被理解、接受、反馈的符号信息。与一般话语活动一样，公共政策话语过程也包括话语的发出者、话语的传递过程、话语的接受者。当话语通过一定渠道传达到接收者时，接收者对符号意义进行阅读、理解与阐释，然后接收者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反馈。 法国著名思想家在其著作《实践与反思》中提出了“场域”的概念，他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大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也就是说，布迪厄将整个社会按照社会活动，划分为各个小的“场域”，各个场域拥有自身的话语体系与逻辑。整个大的社会被各个场域划分为小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每个场域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系统，系统中遵循自己的内部逻辑和客观关系，场域中的各个主体既存在合作与联系，也存在着冲突和斗争。 行政主体内部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场域”，而在这个场域内部，组织内的各个成员按照场域内特有的话语体系来进行沟通，而权威关系也成为场域内部逻辑的一部分。在这种视角下，权威被当成场域内部的运行逻辑的一部分，每个个体在权威关系中的地位根据其所使用的话语体系来决定，话语权资源的分配影响了权威关系中的位置。 3 公共能量场理论中的权威关系 巴纳德在批判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权威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权威接受论”，在行政主体这個场域内部，这种自下而上的权威逻辑被广泛接受。但是，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场域的运作和转变都需要有原动力，也就是确定的资本关系，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的场域，公共行政主体需要维持场域运行的原动力就是社会话语和公共政策，而这个场域也被成为“公共能量场”。 公共行政主体表现的意向性，也越来越变成切合情境的意向性，保证话语是针对特定事件、特定语境下的行为，强调普遍的参与以及实质性的贡献，在公共能量场，公共行政主体运用自身掌握的话语体系来激发公众的参与意识，以确保公共行政的有效实施。 在公共能量场中，行政主体和普通民众都被当成场域中的个体，在这个场域中，所有个体共享一套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与巴纳德自下而上的权威体系不同，行政主体内部各个层级、行政主体与普通民众间的权威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各方都在话语体系中拥有自己独特的位置。特别在网络时代，普通民众拥有更多的手段反馈或是表达自身的行政诉求，而传统权威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也变得更加多元。信息量的急剧增多使得各个话语主体对于信息传递关系的掌握变得更加重视。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场域内部永远存在着冲突和斗争。而在公共能量场中，这种冲突就变成了对话语体系中位置的斗争，也就是公共话语权的争夺。而由于这种争夺，也使得权威关系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之间产生了流动与变化。 4 话语体系中权威关系的流动 布迪厄在场域理论中提出了“符号”的概念，他讲“符号”作为信息传递的最基本载体。在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中，信息的传递需要通过符号来完成，话语的发出者通过“编码”，形成话语体系内的符号，符号通过场域内的话语体系传递至接受者，接受者根据自身对符号进行阅读、理解和阐释，也就是“译码”过程。接受者译码完成后，对符号进行阐释和表达，编码成新的符号，传递给符号的发出者，也就是“反馈”过程。 在这个“编码”—“译码”—“反馈”的过程中，话语的发出者和接受者都能成为信息交流的主体。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认为权威来自于下级对上级的合作态度。而在公共能量场的话语理论中，信息接收者的譯码和反馈过程受到其在话语体系中位置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话语体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影响另一方对于信息的阐释。而在话语体系中弱势的一方也可以通过争夺话语权来获得更加强势的地位，从而影响信息的阐释。这种对话语权的争夺就是权威流动的基本逻辑。 在公共能量场中，公共行政主体与普通民众构成了话语体系中的两个基本单位。公共能量场形成之初，公共行政主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是政策的主要参与者。为了让普通民众更加有效地参与公共政治，行政主体将话语权下放给普通民众，打破了信息的垄断地位，但仍然保持了信息的不对称。普通民众掌握了部分话语权后，就通过自身掌握的手段向行政主体反馈自身的政治诉求，积极地参与公共政治。伴随着公共政治参与度的提高，普通民众开始争夺话语权，试图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地位，掌握话语体系中的主动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行政主体就会将话语权部分收回，形成信息垄断，来巩固自身在话语体系中的主要地位。重新巩固自身地位之后，公共行政主体就会出让部分话语权来使得民众参与公共政治，开始新一轮的博弈。 在公共能量场中，公共行政主体仍然是掌握着话语体系中的主要位置，通过自身对话语权的掌握，影响民众对于信息的阐释和表达。而民众也通过不断地斗争来争夺话语权，参与公共政治。这种在话语体系中的动态平衡，形成了公共行政主体和民众在公共能量场的开放性对话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通过对话语权的博弈，权威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直接流动，保证了每一个个体在权威体系中相对平衡的位置。 5 结束语 在公共能量场理论中，公共行政主体和民众都成了权威体系中的主体，这种权威体系中和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巴纳德“自下而上”的权威，转而运用话语体系视角，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对权威进行动态的分析。在这种视角之下，权威关系在信息的不断传递中维持着动态平衡，既保证了行政主体的主动地位，又保证了民众的参与程度，从而形成公共政策的开放性对话模式。 后现代的理论对传统的权威关系进行了解构和重构，后现代强调权威关系的消解，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追求理性的平等对话。在中国当今的政治改革背景之下，这种视角对于我们分析当下、展望未来，都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饭野春树.巴纳德组织理论研究[M].王利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 [2] 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出版社，2011. [3] 切斯特？I？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译者的话）[M].孙耀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 [4] 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楚艳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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