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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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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明++丁海燕

摘要：文章基于城镇入户调查数据（UHS）考察1999年-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及其原因，通过不平等分解发现：教育、地区、年龄等人口特征能解释的组间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1/3左右，其余部分的不平等由组内不平等所导致。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国企改革、城镇化和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城镇化对降低不平等起到了一定作用，国企改革对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全球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明朗。因此，應加快城镇化步伐，降低城镇内部不平等，从而改善整体收入分配状况。

关键词：组内不平等;固定效应模型;UHS数据

一、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国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城镇居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我国已经从一个国民收入相对平均的经济体变成财富分配很不均匀的经济体。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只有充分地了解收入差距变化的事实和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更好地制定相应的政策，从而平衡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使得经济和谐持续的发展下去。

国内外已经有一些文献研究中国城镇的不平等问题。Kahn等和Meng等都利用中国社科院的CHIPS数据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居民不平等的变化进行了分析。Cai等利用城镇入户调查数据（UHS）对1992年～2003年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1992年～2003年国企改革、城镇化和全球化都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上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国企改革成为这一阶段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上升的最主要的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5年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万广华[3]发现城镇化在1995年以后对减缓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2003年后它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使整体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虽然还不足以抵消扩大收入差距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万广华提到城镇化对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性。此外，关于全球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万广华发现全球化对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最新的1999年～2009年城镇入户调查的微观数据（UHS），从国企改革、城镇化和全球化三个不同的视角试图对这段时期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我们采用Krueger等[8]的方法把总的收入不平等分解为组间不平等和组内不平等，并进一步分析了总的不平等和组内不平等变化的原因，着重分析了国企改革、城镇化和全球化这三大结构变革因素在这段时期对城镇内部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研究国企改革、城镇化和全球化对中国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尤为重要。

本文的结构如下：接下来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数据来源、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介绍;第三部分是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分解为组间不平等和组内不平等。第四部分是对总的不平等和组内不平等的变化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数据介绍和收入不平等总体变化

1. 数据介绍。我们采用的是1999年～2009年间国家统计局的连续城镇入户调查微观数据（UHS）。该数据提供了详细的关于个体和家庭的收入信息，以及家庭成员的人口特征。我们在该研究中利用的样本数据是从1999年到2009年，覆盖的省和家庭数量是随着时间变化的。1999年～2001年，我们的数据覆盖了北京、辽宁、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四川、山西、甘肃9个省份，每年有5 454户家庭。2002年～2009年，城调队入户调查数据分别报告了个人和家庭的数据。我们每年分别拥有30 000户家庭和120 000个人的数据，并且覆盖了北京、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以及甘肃16个省份。表1是三个代表性年份（2000年、2005年和2009年）的家庭的人口特征的总结，其中包括家庭人数、户主年龄、子女个数、国企职工比例、受教育程度。

2. 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总体情况。本文的收入是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由所有这些收入的总和除以家庭总人口数得到的。所有的收入都是真实性收入，用2000年的城镇CPI指数做了平减处理。我们采用了基尼系数和对数方差两种不平等的度量方法。从表2中可以发现，城镇居民的收入对数方差从1999年的0.31上升到2009年0.42，同一时期的基尼系数从0.31上升到0.34。这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上升很快，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但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之后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对数方差的度量收入不平等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见表2。

三、收入不平等的分解

为了对收入不平等的来源进行分析，本文采用Fields的方法把不平等分解成不同的来源，然后评估每种来源的相对贡献。

其中yi是第i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xi是一系列解释变量，包括户主的年龄、年龄平方、教育、职业、行业、单位性质和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根据Fields，Cov（xik？茁k，yi）是收入不平等能被解释变量xik解释的部分的不平等度量。Fields证明每一个解释变量所解释的份额是与分析中所采用的特定的不平等测度方法是独立的。收入不平等能被解释变量xik解释的这部分的比例可以被回归方程（1）的R2表示。Krueger把收入的横截面对数方差可以被一系列解释变量xi所解释的部分，称之为组间不平等，而残余的部分被称之为组内不平等。

从表3中可以发现，在1999年总的收入不平等的40%是由组间不平等导致的，而到2009年组间不平等的28%是由组间不平等导致的。而在这段时期组间不平等在1999年和2009年都是0.12，没有变化。而同时期的组内不平等1999年的0.19上升到2009年的0.30。因此这段时间内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主要是由组内不平等的上升导致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我們进行了进一步地分析。

四、组内不平等背后的因素分析

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在迅速上升。然而，可观测的教育、地区、年龄等人口特征只能解释最多40%的收入对数方差，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解释的程度越来越少，到2009年只能解释不到30%。我们怎么解释剩余部分的收入不平等？在这一部分本文检验了1999年～2009年期间三大重要的结构转变因素对收入不平等以及组内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到底如何。

为了调查国企改革、城镇化和全球化这三大结构转变因素对城镇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构建了省级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如下方程：

其中，yit是指在第t年第i省的人均家庭收入的对数方差值，或者组内的人均家庭收入对数方差值;SOEit是第t年第i省的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与该省总的就业人数的比率，利用UHS每个省国企就业人数与该省总人数的比率;城镇化率（Urbit），定义为第t年第i省的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率;外商直接投资率（FDIit），定义为第t年第i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该省GDP的比率;出口率（Expit），定义为第t年第i省的出口与该省GDP的比率。每个省专有的因素由？滋i解释，对所有省的宏观冲击被年虚拟变量？啄t给出。所有关于城镇化率、FDI比率和出口比率的省级数据都是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这些关键解释变量都具有较大的偏差。

表4是方程（2）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列和第三列报告了只包括国有企业就业率这一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分别是总的收入对数方差（第一列）和组内的收入不平等（第三列）。结果表明国企就业率的系数是负的，但是不显著。国企就业率对收入不平等和组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的系数分别是-0.14和-0.09。第二列和第四列检验了国企就业率、城镇化率、出口比率和FDI比率对总的收入不平等和组内不平等的影响。在增加了其他解释变量的条件下，国企就业率对总的收入不平等和组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依然是负的，但是程度有所下降，分别是-0.07和-0.05。

为什么在1999年～2009年这段时期国企改革对城镇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很大可能是国企改革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7年的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极大地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Hsieh等）。而1999年之后并没有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没有对收入不平等造成大的冲击。随着市场化经济的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收入更加趋于平衡，以及国有企业临时用工形式的增加也使得国有企业就业率变化对城镇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减弱。

在1999年～2009年城镇化对降低城镇总的收入不平等和组内收入不平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回归系数分别是-0.47和-0.57，并且都是显著的。万广华发现城镇化与贫富差距的关系呈倒U型，但不同国家或地区，甚至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倒U型关系是不同的。我们的结果说明城镇化已经可以改善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更多的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而这些城市新移民的进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使得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改善。

总的收入不平等和组内不平等对出口占GDP的比率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07和0.08，这表明出口占比上升是会增加收入不平等，但是回归的结果并不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率的回归系数都是负的，分别是-1.78和-1.59，并且是统计显著的。全球化包括出口和FDI两个方面，而出口占比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全球化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明朗。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9年～2009年城镇入户调查数据（UHS），试图对这段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这段时期收入不平等上升较快，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但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之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组间不平等能解释约30%～40%的收入不平等，其余的部分由组内不平等解释。通过进一步分析总的收入不平等和组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原因，我们发现在这段时间国企改革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两种不同的效应，其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总的影响并不明朗。而城镇化与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的，这说明1999年～2009年期间城镇化对降低城镇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基于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状况，我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中国应该加快城镇化步伐，并且降低城镇内部不平等，从而改善整体收入分配状况，同时也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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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趙人伟，李实，Carl Riskin.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715031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号：14YJC790067）。

作者简介：朱东明（1963-），男，汉族，黑龙江省虎林市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丁海燕（1983-），女，汉族，山东省滨州市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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