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驱动企业创新的微观机制：一个研究综述 |
| 范文 | 摘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变革下的国家战略。在市场经济中，创新的活动的主体是企业。如何驱动企业创新活动是当下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驱动创新的机制包括宏观、市场和微观三个层次。文章聚焦于微观机制，从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和薪酬设计三个方面，回顾了国内外关于驱动企业创新的前沿文献，为企业创新的微观机制提供了一个综述性的讨论。 关键词：企业创新；创新驱动；机制设计 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创新驱动发展已经上升到我国的国家战略。 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企业。这一点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得到了强调。该文指出“把握好技术创新的市场规律，让市场成为优化配置创新资源的主要手段，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让知识产权制度成为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 企业的创新投资，与常规投资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创新投资往往具有着周期长、转换成本大等诸多特征。如何驱动企业创新，是学术界一个长久的研究话题。 具体来说，驱动企业创新的机制设计包括宏观机制、市场机制和微观机制三个方面。宏观机制是指经济社会总体情况，包括法律体系、制度环镜、政策背景、资本市场发展等。市场机制是指产品市场竞争、产业结构、投融资渠道等。微观机制是指企业内部的机制安排，也就是广义上的公司治理，包括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和薪酬设计等。本文侧重于讨论驱动企业创新的微观机制的文献。 二、 驱动创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产权结构和性质的影响。创新活动要求风险承担和对短期收益低的容忍。这一特点很大程度依赖于企业的所有者对待风险的态度和长期收益的追求。因此，企业的产权结构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很大。吴延兵（2014）系统地比较了中国不同产权结构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创新能力最强，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最弱，私营企业具有专利优势，外资企业创新投入少但在创新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上拥有显著优势。李文贵等（2015）的研究则发现非国有股权比例有助于促进民营化企业的创新活动。Chen等（2014）使用中国数据也发现，产权多样化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机构投资者是现代资本市场中一类典型的投资者。Aghion等（2013）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引入，能够通过“职业关注”的机制提高企业的创新动机。但这一问题在中国数据中的证据并不明确。温军和冯根福（2012）发现，机构投资者的引入提高了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但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同时他们认为这一异质性现象与中国两类企业的经理人市场竞争程度有关。而鲁桐和党印（2014）则发现，基金持股比例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随着国际化程度地提高，跨境投资和并购变得日益普遍。Guadalupe等（2012） 基于西班牙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在实施并购后，外资股东会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转移等方式帮助企业开展创新活动。Luong 等（2017）基于26个主要经济体的数据的发现，外国机构投资者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其渠道包括积极监管、高管保障和知识外溢。 权力配置和部门结构的影响。企业组织的典型部门结构分为事业部型（Multi-Divisional）和单一型（Unitary），Qian等（2006）在理论上分析了事业部型组织和单一型组织在创新绩效上的差异。企业的组织形式影响了企业的信息结构，从而影响了企业在面对创新投资机会时的协调和应变能力。文章的理论结果显示，企业的权力配置和部门结构对企业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与创新活动的规模和成功概率：当创新成功概率较低时，事业部型组织在实施小型创新活动上有更大的灵活性，从而有更高的创新效率；当创新成功概率较高时，单一型组织因为其专业化优势能从事大型创新活动，从而有更高的创新效率。这一理论模型的预测在政府的政策实验（Policy Experimentation）中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实证证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企业的权力配置和部门结构对于创新表现的影响，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 董事会特征和组成的影响。相比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企业股东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的规模和范围，还能通过更有效的监管来降低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成本。Balsmeier等（2017）通过对于独立董事的外生规制改变，发现董事会独立性更强（拥有更多独立董事）的企业的创新规模会上升。具体来看，董事会独立性提高，使得董事会的监管能力增强，提升了企业的专注度和工作效率，使得企业更加专注于成熟技术领域的创新，但不影响风险较高的新领域。周建和李小青（2012）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董事会成员职能背景异质性、教育程度和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创新战略具有积极的影响，董事会成员行业背景异质性对创新战略没有显著影响。 员工组织的影响。员工组织中的一类典型代表是工会。工会作为出发点是为员工争取利益的组织，强化了员工的话语权。然而工会组织的存在，往往会带来企业经营上的妥协和灵活性的下降。与之对应，Bradley等（2017）使用了断点回归的计量方法，巧妙地使用了工会选举的外生变异，建立了工会组织权力和企业创新的因果推断。他们发现，强有力的工会会挤出企业的研发支出，造成现有科研人员工作效率下降，以及部分科研人员离职，从而降低企业的创新质量和数量。这一现象对于企业内部员工福利和话语权的争议，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 驱动创新的企业管理模式 绩效考核方式的影响。与传统的工作不同，创新活动本身有着高风险和长周期的特点。传统绩效考核方式强调“赏罚分明”的特点。这一点在创新活动中是否还可行？Ederer和Manso（2015）使用控制实验的研究方式发现，与“赏罚分明”的传统绩效考核方式相比，“容忍早期错误，鼓励长期成功”的考核方式让参与实验者更愿意从事具有风险的探索性任务，从而获得了更好的创新表现。这一文献为理性个体从事创新行为的选择和权衡提供了比较扎实和可信的行为基础证据。除了实验研究之外，后续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Azoulay等（2011）利用美国科研人員的数据发现，当资助科学研究的科研基金能够更大程度地包容研究人员早期的失败的时候，科研人员的产出数量和质量都获得了提高，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包容程度更大的科研基金产生出来而更多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的科学研究。余明桂等（2016）以2009年国资委修订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为切入点，研究了这项不涉及民营化的央企高管业绩考核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更有效的考核办法的确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绩效。 任期政策和保障的影响。与绩效考核类似的是，任期保障也是保障创新动力的重要因素。Manso（2011）的理论文章证明了，当创新个体面临职业终止风险时，会显著地降低他的创新意向。这在实证中获得了检验。Gonzalez-Uribe和Xu（2017）使用1994年～2008年间的571个高管样本的数据，发现高管任期剩余年度越长的企业，拥有更加具有影响力、更广泛和更差异化的创新表现。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更长的任期保障能够让高管更有意愿投入到创新的投资项目中，而不必担心短期绩效的压力。特别地，该研究认为一些欧洲国家试图减少高管任期长度的政策调整将对企业创新起到反向的作用。 授权模式的影响。对于一般投资项目的授权模式，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讨论。但这些文献一般假设企业的投资機会是外生的，在对于创新项目投资的应用中有很大的缺陷。在理论文献中，Dutta和Fan（2012）较早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他们通过一个经典的holdup问题的基准模型，考察了企业的投资决策授权方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显示，授权型的投资决策方式相比于集权型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在实证研究中，鞠晓生等（2013）也发现中国企业的营运资本对创新活动的平滑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备的情况，授权型的投资决策模式就变得更加重要。江宇轩（2016）通过中国政府放权改革的自然实验，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能够减轻政策负担、增加创新资源，及缓解薪酬管制。最终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管理人员选择的影响。企业的高管团队，特别是CEO级别的核心高管，掌握着企业内部资源分配和外部战略决策的重大权力，他们的个人特质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有着直接的影响。Galasso和Simcoe（2011）使用其他学者所构建的CEO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指标和1980到1994年的450家美国大型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CEO的过度自信特质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他们的研究发现有着过度自信特质的CEO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特别是在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Hirshleifer等（2012）则使用1993年～2003年1 500家美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类似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CEO具有过度自信特征的企业，会产生更高的回报波动、投资更多的研发项目、产出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创新专利并且有着更好的创新绩效。除此之外，Custodio等（2017）的研究还发现CEO的通用管理技能更强的企业有着更好的创新绩效。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这一影响主要是因为有着更强的通用管理技能的CEO，能够在项目失败之后在管理者劳动市场上更顺利地找到工作，从而对创新项目有着更高的失败容忍度。还有一些研究讨论了CEO自身的关系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Faleye等（2014）使用了1997年～2006年间的1500企业的数据，发现如果CEO有更好的关系网络，企业会更多地投入资源到创新活动上，同时也会获得更多的创新产出。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CEO自身更强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和更多的创新项目的信息来源是两个主要的影响渠道。 人力资本建设的影响。Chemmanur等（2015）讨论了高管团队的人力资本问题。他们根据高管团队的学历、工作经历、社会关联等变量，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定义了管理质量，结发现管理质量更高的企业能招募到更多、能力更强的研究人员，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Liu等（2017）讨论了员工的人力资本问题。他们根据企业研发人员流动的数据，发现企业的创新表现很大程度上能被研发人员的人力资本解释，特别是专利的数量和质量。 四、 驱动创新的薪酬设计 工资合同设计的影响。工资合同的设计是合同经济学中一个古典的问题。“依表现支付”（Pay for Performance）的原则一直被认为是工资合同用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基本准则。在传统委托代理模型中，“依表现支付”可以有效地激励管理人员付出超额努力。然而，在Manso（2011）关于创新活动的工资合同的理论研究中，他指出“依表现支付”对于管理人员可能出现的错误进行了过度的惩罚，会降低管理人员的创新动机。他的研究发现工资合同的设计应该拉长周期，在工作的早期降低工资与业绩的敏感度，鼓励管理人员大胆创新，在长期奖励需要长期投入的成功成果。除了个体工资设计之外，部分文献还讨论了团队薪酬设计的问题。团队薪酬设计是指在高管的工资合同引入团队考核因素，设置较低的团队内工资绩效敏感度差异。Jia等（2016）使用了其他学者所构建的工资绩效敏感度（Pay Performance Sensibility）度量，通过研究发现，过高的工资绩效敏感度差异，会带来高管内部的不平等感，降低了他们的创新动机。 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高管和员工持股是一种常见的薪酬补充方法。这一安排能够有效的缓解被雇佣人员和公司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鲁桐和党印（2014）以2006年～2010年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按照要素密集度将样本公司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个行业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无论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董监高的持股比例对研发投入均有正的影响。Mao和Zhang（2017）利用2005年美国FAS 123R会计规制的政策变化，发现强制高管股票期权的公允价格政策降低了高管的风险承担动机，从而降低了企业核心业务和开发性发明的专利数量。Chang等（2015）使用美国数据发现，发现员工股票期权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正向的影响，而这一影响的主要渠道是提高了员工的风险承担激励，同时这一效应在核心技术人员身上体现得更加巨大。同样地，鲁桐和党印（2014）使用中国数据发现，核心技术人员的期权激励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除了传统的股权安排之外，一些新兴的股权设计也被纳入了讨论。将公司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加以区别的双股权制就是典型的例子。Chemmanur和Jiao（2012）首先在理论上证明了在短期不确定性较高的投资项目的内在价值远高于短期不确定性较低的投资项目的行业中，双股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石晓军和王骜然（2017）在使用BvD-Osiris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中2004年～2013年全球互联网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区分了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之后，发现：在成熟经济体中双股制和创始人任经理人相结合的股权安排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强度，在新兴国家中双股制和外聘职业经理人相结合的股权安排也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强度。这背后的逻辑主要是双股制能够提高经理人控制权和职位安全，但这一机制对于创新的影响需要结合所在地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才能发挥效应。 五、 总结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到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新常态”的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创新驱动战略的意义得到进一步地突显。基于国内外的文献，本文总结了在驱动企业创新中的微观机制；这些研究为中国进一步深化“创新驱动战略”的基本战略提供了若干启示。企业创新不仅对于企业本身的竞争力意义重大，同时更在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从驱动创新的微观机制着手，从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和薪酬设计三个方面，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于驱动创新的前沿研究。企业层面的微观机制纷繁复杂，但往往并不会跳脱这三个方面的框架。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出本文结论推广的局限。第一，企业创新只是企业绩效和产出的一个维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位于不同特点行业的企业，对创新能力的需求并不相同。虽然在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来看，总体创新能力的提高能够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社会总福利，但微观企业在进行决策时仍需要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创新战略。第二，因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发展本身并不完善，很多基于成熟经济体的研究结论仍需要结合我国实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这也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思路。 参考文献： [1] Belloc， F.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novati- on： A survey.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12，26（5）：835-864. [2] He， J.， & Tian， X.Financ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A Survey.Working paper， Tsinghua Universtiy，2017. [3] Manso， G.Motivating innovation.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1，66（5）：1823-1860. [4] 江軒宇.政府放权与国有企业创新——基于地方国企金字塔结构视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6，（9）：120-135. [5] 李春涛，宋敏.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所有制和CEO激励的作用[J].经济研究，2010，45（5）：55-67. [6] 李文贵，余明桂.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J].管理世界，2015，（4）：112-125. [7] 鲁桐，党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分行业比较[J].经济研究，2014，49（6）：115-128. [8] 石晓军，王骜然.独特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自互联网公司双层股权制的全球证据[J].经济研究，2017，52（1）：149-164. [9] 温军，冯根福.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J].经济研究，2012，47（3）：53-64. [10] 余明桂，钟慧洁，范蕊.业绩考核制度可以促进央企创新吗？[J].经济研究，2016，51（12）：104-117. [11] 鞠晓生，卢荻，虞义华.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13，48（1）：4-16. 作者简介：王梓雄（1992-），男，汉族，江苏省盐城市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应用微观经济理论、产业组织和政治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8-0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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