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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农民获得感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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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丽王欣

摘要：增强农民获得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目的。以技术接受模型（TAM）为基础，分析影响农民文化获得感的主要因素。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必须充分供给文化产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知觉易用性、有用性、态度和行为意向，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文化支撑。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农民获得感;T人M;公共文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在三农领域推出的最新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1]因而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既是乡村振兴的目的，也是乡村振兴的动力。获得感的内涵宽泛，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其中文化获得感是主体在实际获得的基础上，基于人的需要和现实可能性对文化理念、文化宣传、文化活动、文化产品等做出的认知和评价。根据目前我国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城乡文化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关注农民的文化获得感，实现乡村文化全面振兴。本文在界定文化获得感内涵的基础上，研究当前农民文化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及可能的提升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启示。

1 文化获得感的内涵

与愿景描述、目标许诺不同，获得感是人们对现实获得的评价。获得感不能通过直接观察得到，需要用具体的维度来界定，乡村振兴战略出台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推出振兴乡村文化的举措，丰富了农民文化获得感的内涵，见表1，鄉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对应的是农民文化获得感内涵。

文化获得感作为一种感知和评价，寓于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农民对文化的评价难以衡量，但会对可以看得见、感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作出评价。在此，我们以各类主体，包括党、政府、村级组织、企业、个人等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为评价对象，衡量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接受情况及影响因素。

2 文化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技术接受模型（TAM）为文化获得感的衡量提供视角。TAM最初用来探究用户接受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决定性因素，由Davis[2]整合前人研究成果提出。该模型包含五个变量，即知觉有用性、易用性、态度、行为意向、行为。TAM作为理论框架被广泛应用在政治学、经济学、情报学、图书馆学等研究领域，用来解释用户对慕课、电子政务、网络教学等新事物的接受及使用行为。

TAM模型对于测度农民文化获得感非常有益。乡村文化建设虽然不断推进，但农民能否从中有所“获得”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认知影响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态度，进而影响其使用公共文化服务。本文借鉴TAM模型中的变量，探析农民文化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2.1 公共文化服务的知觉易用性影响农民的文化获得感

互联网在公共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和村组织通过线上阅读、电子阅览室等方式打造“互联网+乡村文化”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文化发展模式对网络和用户信息获取、检索技能要求较高，这也成为农民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障碍：一是城乡发展存在数字鸿沟，农村网络接入并不普遍，贫困边远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这限制了村民通过互联网、手机等电子产品接受公共文化服务;二是虽然手机、电脑走进农村千家万户，但农民利用这些电子产品接触数字文化的技能不足，也使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利用率不高。很多农村中老年人认为网络操作复杂，他们很难学会，进而难以享受到便捷的数字文化服务。因此，公共文化的知觉易用性影响农民的文化获得感。

2.2 公共文化服务的知觉有用性影响农民对文化服务的态度

政府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断开拓文化惠民工程，如保护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农家书屋、文化展厅等。但农民受到知识水平、文化意识和习惯的制约，不了解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务项目，感觉和自己关系不大，这种知觉有用性的缺失限制了部分农民使用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乡村人口出现了分化。乡村人口分化成三种：一是城市化的农民，举家进城但仍保留农村户口，这些人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二是在农村经营农业或经商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为了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忙于扩大经营规模，容易忽视各种文化服务项目;三是留守务农的老年群体和无法外出的妇女儿童等农村弱势群体，他们有时间和精力体验文化项目，但认为对自己没什么帮助的态度影响了对文化服务的认知。城市与乡村的分化与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背景。[3]针对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需考虑乡村的实际情况，做到服务对象细分。

2.3 公共文化服务的知觉易用性影响农民使用的行为意向

农民实际参与的文化活动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各种文化设施和场所，如文化礼堂、文化广场、乡村图书馆、数字文化等;二是乡村传统的民俗和节庆;三是政府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农民要实际接触到这些场所和文化产品，并且认为从中获得价值，才会产生文化上的获得感。村组织兴建便民健身设施，这种建在村子的文化服务设施受到村民欢迎，因为健身设施获取方便、简单易用、老少皆宜，在村民中广受欢迎。而一些设在乡镇的图书馆、文化娱乐活动因使用不便、流程繁琐使村民不愿意参与，更愿意接受村组织提供的就近、便捷的文化服务。

2.4 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态度影响其使用的行为意向

农民会在体验公共文化服务中对其做出评价。因体验产生的获得感，是积极获取文化服务的原始驱动力，因此，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弄清楚农民服务感知的影响因素。农民的文化服务选择受到年龄、文化程度、行业、时间、精力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同种文化服务，农民的态度不一，比如有的认为农家书屋能够生“金”，引导村民致富，而有的则认为农家书屋离农民的生活太远，不如在家看书或看电子书，这都影响了对农家书屋的使用意向。

综上，结合TAM理论的要点，对于影响农民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因素，我们总结为农民的知觉易用性、知觉有用性、态度、行为意向四个方面。

3 文化获得感的提升路径

3.1 充分供给文化产品

获得感生成与发展的根本在于客观获得。[4]文化产品的充分供给是满足农民物质和精神文化诉求，并生成接受、满意、认同、推广等积极主观体验的前提。要充分供给与农民密切相关的文化产品，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可以让农民生产生活受益的文化产品，如村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可以提供对农民有益的资料;科技培训、农业讲座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村落文化、乡土文化的保护维持了农村的生态特色;发展传统手工艺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而且可以使农民增收;二是帮助农民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如完善农民继续教育体系、组织传播正能量的文化节目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5]”，要引导农民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坚信党的领导，关心公共事务，增进农民自身的美德和智慧。

3.2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易用性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符合农民的使用特点，达到资源上获取方便、形式上简单易用、内容上容易理解。目前农村文化资源利用率偏低，既有公共文化机构提供的资源陈旧、形式单一等因素，也有农民难以操作电子产品获取数字文化资源的主观原因：一是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扶持，吸引企业投资农村文化建设，让农村公共文化设施遍地开花;二是要结合地方实际，努力提升农村文化服务的易用性。如利用农家书屋推送党的十九大出版刊物，用農民听得懂的话、看得见的事实宣传党和国家的新思想、新政策;开辟惠农专栏，方便农民及时获取惠农知识;鼓励儿童走进农家书屋，解决留守儿童阅读缺乏问题，从而避免农家书屋流于形式，让农民真正从书屋中有所“得”。政府或村组织可通过讲座向村民讲授数字文化资源的获取，满足村民多样、多元文化需求。

3.3 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用性

由于文化服务不能直接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农民对文化服务的有用性缺乏深刻认识，如何增收、过上好日子才是他们最关心的。增强农民的文化获得感，需要使农民认识到文化的有用性，建构文化认同：一是发挥文化的经济价值，利用民众的趋利心理激发其对文化服务的主体能动性，如有民族特色文化的地区开发文化旅游，既增加经济收入，又传承和保护了民族文化;将文化与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建设休闲度假村、创意农业、生态农园等新兴产业开拓产业文化：二是通过座谈、调查问卷等形式掌握农民文化需求情况，提高文化服务精准性，根据不同层次群体提供不同文化服务，实现文化服务的供需对接。

3.4 转变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态度

农民对文化服务的态度直接影响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使用，进而影响其文化获得感。公共文化抓构作为文化服务提供者，应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保障，努力为乡村提供高质量文化资源和便捷文化服务。村组织是公共文化机构与农民群体之间的桥梁，也是打通公共文化服务障碍“最后一公里”的中坚力量，应负担起教育引导和倡导文明新风的重任，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村民闲暇生活。农民自身也要提高文化素养，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从文化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寻求者，从文化服务中拥有更多获得感。

3.5 强化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使用意向

使用意向表现出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是否满足其文化需求的主观判断，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再次使用的意愿越强烈。所以，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要关注服务效能，做好文化服务的反馈工作，结合农民群体的特点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从而增强其用户体验，拥有更多文化获得感。

自乡村振兴战略出台后，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关注农民文化获得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目的，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以往的研究集中在获得感的价值、影响因素、提升路径等方面，但都没有从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研究。从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研究农民文化获得感是一个新方向。公共文化机构在提供文化服务时，要注重提升农民的满足感和效能感，切实增强农民文化获得感，用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N].人民日报，2018-0.4-24.

[2]Davis F D.Perceived Usefulness，Petceived Else of Use，andUser Acceptance of In to nn ationTechnology[J].M IS Quatterly，1989：319-340.

[3]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19-26.

[4]陈娟，王立仁.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提升研究[J].教育评论，2018（7）：91-95.

[5]习近平再释“第四种自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N].人民日报，2016-05-20.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乡村振兴与农民获得感研究”项目编号：201804030505;唐山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依托红色文化推动乡村振兴研究”项目编号：2019B02;河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编号：SQ192044。

作者简介：李丽丽（1989-），女，籍贯：山东东平县，学历：硕士，职称：讲师，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

王欣（1988-），女，蒙古族，籍贯：内蒙古呼伦贝尔，学历：硕士，职称：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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