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英雄一念：论《拆弹专家2》的个性化叙事与警察群像 |
| 范文 | 《拆弹专家2》（以下简称《拆弹2》）是由邱礼涛执导、刘德华监制，由刘德华与刘青云主演的2020年悬疑警匪片。影片讲述拆弹专家潘乘风（刘德华饰）的故事：意外残障使得潘乘风被迫离开警队的拆弹前线，他在一场炸弹恐袭行动中醒来后，发现自己成为了身负人命的通缉犯，原来他在四年前加入了暗网中的恐袭团伙“复生会”。在惊慌之时，他被告知自己是卧底警察，此后逐渐寻回自己身份，并一步步知悉残酷的真相：原来自己确实是恐袭分子，正策划一起炸弹袭击，核爆危机能否解除系于他的一念之间。 一、个体复杂性的极致化 《拆弹2》展现了邱礼涛导演对警匪片的把握能力，在剧情方面用紧凑的叙事节奏营造悬念与反转，调动观众情绪;同时密集安排爆炸案，穿插安排枪战、追逐等戏码，并用高速的运镜与剪辑增强警匪械斗的可观性。在影片的中、后段设置近30分钟铺排主角心理的转变，并塑造了多个丰满的角色，为影片对人性议题的探讨留下思考空间。影片视点也跟随着潘乘风的移动，在警队到恐袭团伙之间的徘徊，勾勒社会的光明面与黑暗面。《拆弹2》因恢宏的灾难场景与主流价值陈述而位列主流大片，但是影片的一大亮点是关注退役拆弹专家的边缘视野，以及围绕人性与身份立场的思考，这些元素在导演的创作生涯中都有迹可循。 邱礼涛在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取得博士学位，其电影实践多少带有理论自觉，他在文集《一个电影导演的文化思考与实践》中表示，“希望透过电影重新呈现（Represent）社会中被边缘化、被剥削、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弱势社群”及“主流之外的观见”[1]。他凭借拍摄B级片起家，早期以《人肉叉烧包》（1993）等邪典电影闻名，被称为“怪鸡导演”（cult director）[2]。他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拍摄反思社会的纪实题材电影，如《等候董建华发落》（2001）、《性工作者十日谈》（2007）等反映青少年犯罪、性工作者遭受不公待遇的问题;也从独特的角度切入警察题材，或是用黑色幽默调侃公职人员，如《反收数特遣队》（2002）;或是关注卧底警察的心理状况，如《黑白道》（2006）与《LaughingGor之变节》（2009）。导演在处理警匪题材的类型片时，善于将独特的关怀视野与对警察职业的敬畏融为一体，在树立警察的正面形象时，亦体察人性的幽微与复杂。 《拆弹专家》（2017）（下文统称《拆弹1》）将拆弹专家与英雄相关联，而《拆弹2》则反思这一逻辑，并通过个体复杂性的极致化，指出英雄在一念之间也能成为恐袭分子。潘乘风以拆弹警察的专业素养来做自我要求，并且享受“职业英雄”这一光环，因此他的英雄主义情怀兼容了对弱小的关怀和强烈的自我人格。最初在钟表店解救小女孩时，他将防弹衣脱下来保护她;当被董卓文指出此举操作不当时，潘乘风却解释，是因为怕被小女孩质疑自己的专业能力。警察职业使得他对自身的价值认同必须外求于社会评判，由此催生的逞强心理和大义救人的出发点相结合，互为表里地构成潘乘风悲情命运的伏笔——由于关怀弱小才导致残障，又由于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渴望，才致使愤怒情绪无法疏导，自我人格逐渐偏执化，堕落为恐怖袭击分子的“暴雪”。因执行公务而残障，更使他在心理上将个人命运与警察制度捆绑在一起，最终偏执地将愤怒的对象从制度上升到整个世界。更深一层，潘乘风的愤怒不单来自于被警察制度“辜负”的英雄主义，更是因为拆弹专家的自我认知与英雄主义是统一的，这令他难以在其他职业上寻找“英雄”的认同感。《拆弹2》阐述了英雄主义与偏执心态一体两面的逻辑，将拆弹专家视为“英雄”的职业认同，可能在极端化的过程中导致问题。 其次，董卓文作为正面警察的典型代表，其端正的行事方式与潘乘风形成对比。但是影片没有将这一角色符号化，而是刻画了正面人物的无奈。由于他坚守克己敬业的职业操守，作出了违背内心感情与伦理道义的决定。比如，他不支持潘乘风复职的诉求，致使兄弟反目;或是在获知母亲癌症末期的消息后，仍坚持前往现场执行拆弹任务;或是为了拆弹，对几步之遥的同事阿图“见死不救”。实际上，董卓文的“冷漠”与当初潘乘风不顾安危的职业认知，源出于同一逻辑。警察制度奉行公义至上的理念，警员的个人情感、同事情谊乃至生命都为此服务，潘、董二人的遗憾都来自于对这一理念的服从。 此外，庞玲的行为动机是片中最为复杂的。表面上，她“帮助”潘乘风寻回记忆，在他的自我认知中起引导作用;实际上，她却对潘乘风植入记忆，并让他冒生命危险来担任卧底。但是，庞玲做出关于重建记忆的提议，也是基于帮他躲过终身监禁的深思熟虑，并隐含修复二人感情的愿望。她在警员与情人两个身份之间的切换，加上赎罪与查案相合一的逻辑，使得公义掩盖了私心，私心中却又能析出公义，二者难分彼此。 《拆弹2》将正面警察与恐袭分子两种身份集于一个角色之上，通过非典型正面形象的拆弹专家，反思这一行业可能的精神困境，让观众在光环的裂缝中，窥见“英雄”的平凡人本质，也令社会更理解牺牲所意味的生命代价。 二、类型边界融合的自然化 自进军内地市场后，邱礼涛获得更多中高成本制作的机会，也更集中地投入警匪动作题材，如《拆弹1》（2017）、《泄密者》（2017）、《扫毒2：天地对决》（2019）等影片。在投资方与市场的压力下，邱礼涛有意识地把控合拍片的文化价值立场与工艺水准。他在商业类型片的拍摄中逐渐适应内地市场，亦善于通过人物设置，巧妙地表达独特的电影理念，将导演个人特色融于商业电影。《拆弹2》是新主流合拍片创作的又一次成功尝试。 《拆弹2》糅合了暗黑類型的英雄题材与邪典电影，营造心理压迫感。香港的警匪题材中多见暗黑类型的英雄，杜琪峰、韦家辉、游达志、刘伟强与麦兆辉都对警察与卧底的身份逆转桥段运用得炉火纯青，因此邱礼涛并不以警察堕落为创新点，而是通过这一设置潜入拆弹专家的心理阴暗面。他在《黑白道》中，便从边缘人的视野切入警察职业。该电影中频繁使用平行蒙太奇，展现卧底警察归队后孤独、扭曲的心理状态。《拆弹2》延续了此类边缘视野，对退役拆弹专家蜕变为恐袭分子的心路历程，作出具有逻辑性的推演。此外，邱礼涛对邪典电影的创作积淀和对社会现实的长期关注，亦支撑起《拆弹2》中潘乘风及恐袭团伙的行事逻辑，从无政府主义者马世军入手，以点带面地塑造恐袭团伙复生会。 编剧善用经典叙事技巧与反套路设定，并使反转与拆弹素材紧密结合，符合情理。从《拆弹1》中年轻警察无法拆除炸弹、最终殉职，以及章在山剪错线路、逆反拆弹题材中经典的“红蓝线”桥段，再到《拆弹2》中潘乘风的意外残障，影片正是通过打破主角光环的反大团圆结局，真实地展示了拆弹英雄的高死亡率。《拆弹2》围绕悲情人物潘乘风布置多个反转。第一类反转是拆弹题材特有的惊险状况。如在第三桩爆炸案中布置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第三个炸弹，潘乘风在拆除人质的炸弹后放松警惕，误触藏在猫笼下的炸弹，导致失去左腿。第二类反转来自叙事剪辑与性格变化之间的错位，在影片第22分钟处出现了一个叙事断层，将两个相隔4年的情节单元在未经交代的情况下放在一起：潘乘风积极复健，以及潘乘风操控2桩“独狼行动”。如此设置，令观众误会潘乘风是执行任务的便衣警察，直到警局指出潘乘风的身份为退役警官与嫌疑犯时，观众才明白潘乘风已是复生会核心成员，并对之前的“交接细节”恍然大悟。第三类反转来自于真相与谎言的对位——恰是基于同一原理与事实依据，才造就令人惊叹的反转。如庞玲在潘乘风失忆的状况下，以二人间真实的感情为铺垫，植入一段关于卧底身份的虚假记忆，构成了影片叙事结构的核心矛盾，使二人关系与潘乘风后期的价值选择越发扑朔迷离。潘乘风失忆后再见庞玲，疑惑地说“你是庞玲”，他忘却自己姓名却仍记得对方，这一幕柔情涌动;而庞玲后来在董卓文的逼问下坦白记忆植入的真相，则令之前铺垫的回忆从温情转为残酷。真相与谎言的多重反转，使男女主人公之间爱情线的发展更具层次感。 影片在多类型化的整合叙事中，将剧情反转与人物性格反转实现同构，以此揭示出立场差异造就的人心隔阂。邱礼涛擅长探索人性中极端的情绪，无论是《人肉叉烧包》中被凌虐的人体，还是《伊波拉病毒》中翻滚的火人，都在扭曲的影像中表现极致的压抑。《拆弹2》在片头抛出一个设问，提示思考恐袭分子贻害社会的动机：“为什么会有炸弹？是愤怒，人的愤怒可以摧毁一切。”随后借助潘乘风的心境转化，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愤怒？他的愤怒来自于极强的自我与立场，以及与身边人的互不理解。这样强烈的情绪，既出现在具体的失落者身上，也作为普遍情感隐藏在社会集体心理中。因此，复生会认为社会有病，策划核爆案来净化社会。 《拆弹2》通过人物性情的反转，建立光明与黑暗两个立场之间的通路，成功塑造了正反两派人物。潘乘风在后期与警察制度乃至主流价值观产生隔阂，这一隔阂被具体化为他与董卓文的决裂。二人的立场之别，在根本上使得他们无法认同彼此的价值观。董卓文始终将警察制度的公义信念内化在自己的批判思维与行动逻辑里，以此对潘乘风作出劝导;而潘乘风不仅要面临与自己与曾经认可的制度之间的撕裂感，还必须独自消化复职无望的愤怒，以及被“用完即弃”的痛苦。因此，他的愤怒来自于无法被昔日同僚理解，来自难以打破的人心隔阂。最后，警员阿图的死亡使他重新检视了董卓文的“冷漠”，再次回到主流立场，并理解了警察制度所追求的大义：牺牲一小部分人，以达成对众生的关怀。从这一刻起，潘乘风寻回昔日对信念的执著，甘愿接受警察制度的一切安排，搁置个人抱负与愤怒，与警察制度重新达成和解。 三、观影体验的具身化 邱礼涛将独具特色的风格融入影像中，他将恐怖电影中令人耸动的血腥桥段，抽象为一种对观影心理的压迫感，以此表现拆弹专家的职业风险。拆弹所形成的惊险感，得益于《拆弹2》精巧的叙事节奏与凌厉的画面剪辑，以及对人物内心冲突的完整铺叙。《拆弹2》善用炸弹题材营造险象环生的情节，渲染紧迫感。影片设有8场规模不一的爆炸戏，其中有5场被密集地安排在影片前30分钟内。此外，爆炸案多以快节奏处理，仅用数秒交代前情便直接切入爆炸场景，极具心理冲击力。这是拆弹题材特有的观影体验。 《拆弹2》在类型化叙事方面具有较高的完成度，这首要来自电影创作团队对电影拍摄水准的严密把控，增强影像叙事的感染力，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用大量出色的打斗场面支撑起警匪类型的特性。邱礼涛的拍摄手法极富表现力，不论武戏、文戏，都能辅以最适切的角度与节奏。他曾在《拆弹1》中安插了一段经典的长距离推镜头，将拍摄轨道安置在红磡隧道的顶部，沿着同一运动轴线俯拍隧道内的枪战，渲染悲壮情绪。到了《拆弹2》，导演运镜同样贴合医院、楼宇、闹市的建筑形态，通过剪辑和机位移动，制造流动感。潘乘风从医院逃脱出来的一场戏十分精彩，他坐在轮椅上，却身手敏捷地甩开身旁的监护人员。电梯内部的空间结构并不开阔，因此摄影机与轮椅同时作旋转拍摄，使动作戏连贯流畅。潘乘风从天桥跳到火车顶的动作戏，则起用远景、全景与车内近景的多机位拍摄，增强了动作的真实性与惊险感。 其二，通过镜头语言展现人物关系的变化。在第三桩“爆炸案”中，电影画面通过左右分屏，展示潘乘风与董卓文拆除炸弹的同步性，二人同生共死的交情尽在不言中。随后，酒吧争执的场景由正反打镜头主导，暗示二人在立场与价值观上的对立。摄影机首先展现潘乘风暴躁的肢体语言，突出其偏执的心理状态。随后摄影机推进，喻示矛盾已升级至精神层面——对警队的价值认同。此处给予潘乘风的脸部以大量特写，酒吧的冷调光线侧打在他的脸上，使其神色中带有一丝阴鸷之意。在这场争执后，潘乘风开始一步步转变为恐袭分子“暴雪”。 其三，通过音效和光线变化，来暗示人物心境的转折。如，潘乘风的复健过程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他积极投入体能训練，此时音乐轻快，大量使用外景照明提高画面的明亮度;第二阶段，他得知董卓文升职而自己仍未复职后，开始在体能训练中加入对抗性的拳击，音乐转向低沉，将窗口作为取景框，进行室内拍摄，昏暗的画面暗示潘乘风内心的压抑。 其四，通过真实建筑景观与地理坐标，强调炸弹带来的公共安全危机。延续了《拆弹1》对香港经典建筑（红磡隧道）的表现，这一部中出现大量展示香港繁华夜景与地图的画面，使得潘乘风的英雄主义具体化为对众生的大义。最后，更用CGI特效模拟青马大桥被炸毁的场面，惊涛拍岸的末世景观不输于灾难片，震撼的视觉效果淋漓尽致地阐释了英雄一念所造成的末世与和平之差，也表达了对拆弹警察最诚挚的敬意。 此外，《拆弹2》的类型化叙事，还依托于贴合题材、设计精巧的商业剧本，以多线索叙事来增加情节复杂性。《拆弹2》共塑造了四個主要人物（潘乘风、董卓文、庞玲、马世军），以及两个组织（警队与复生会）。一方面，编剧注重在各个情节单元中配比不同群体，且由不同场景表达不同的身份指涉。如，医院枪战一幕由警队与复生会互相开火，潘乘风在枪战中躲避;翌日的闹市追逐则是警队与潘乘风为主，暗示潘乘风游离于群体的社会身份。潘乘风失忆后，为寻回自己的身份，分别与董卓文和庞玲单独见面，且发生于汽车内与夜间，喻示身份认同转入私人关系（朋友、情人）。另一方面，叙事线的交错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虽然董、庞二人讲述了不同身份的故事（谎言），但在时间线上前后相续地填补上述叙事断层，交代4年来潘乘风的心境及人生轨迹的变化，包括友情与爱情的破裂。潘乘风亦成为董卓文与庞玲争执的线索。纵观整部影片，潘乘风在两个组织以及董、庞、马三人间游走，建立起不同感情线与叙事线，最后又交汇于复生会策划的核爆危机。紧凑的事件，意外的反转，以及由人物关系构成的网状叙事，使《拆弹2》拥有高水准的剧本结构。 主角与群演角色的出色表演支撑起了多线索叙事。身兼主角与监制的刘德华素以正面形象闻名，他不但中和了邱礼涛的“邪气”，也通过自身演技有说服力地塑造了一个情感饱满的双面人。刘青云驾轻就熟地扮演传统好警察，与刘德华的对手戏张弛有度。比起《拆弹1》中叙事功能单一的嘉雯，庞玲（倪妮饰）一角较为深入地表现了现代女性关于职业与家庭、情感之间的挣扎，此类女性主义视角在《烈火英雄》（2019）等华语电影中亦有出现。饰演反派马世军的谢君豪同样贡献了至情至性的表演。 结语 《拆弹1》与《拆弹2》都体现对英雄光环的打破，但《拆弹2》则更深层地将人文关怀推向英雄具有两面性的深度，并巧妙地把握住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平衡点，少一分便落于平庸，多一分则毁于偏激。更为难得的是，导演并没有俗套地停留于对人性黑暗面的思考，而是通过潘乘风的偏激情绪，剖析拆弹警察在高压下的心理问题，揭示该行业的风险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影片最后落于一个朴素的出发点，即对拆弹专家这一职业的人文关怀。拆弹专家在军事领域中是高危职业，却较少被展现在警匪题材电影中。与《红海行动》（2018）、《烈火英雄》等影片相似，《拆弹专家》系列用残酷的影像叙事，表现对拆弹职业的敬意，并以同一立意贯穿其中：警察制度的运行是以维护社会公序为目的，这注定需要一小部分人牺牲个人安全，从而保障最广泛群体的利益。只不过，《拆弹1》与《拆弹2》对悲情英雄的思考不同，同为牺牲主题，前者以英雄的死亡为情绪触发点;后者则追问，当英雄从爆炸中幸存下来后，如何面对残缺的人生。 参考文献： [1]霍胜侠.为边缘者发声：邱礼涛独立电影中的跨界文化实践[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2）：114-120. [2]陈榆.邱礼涛：等候观众发落[ J ].电影艺术，2007（04）：81-86. 【作者简介】 ?刘婉瑶，女，广东佛山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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