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试从苏轼词之意象窥其词作风格的多样性 |
| 范文 | 魏琳 【摘 要】苏轼的词具有风格多变的特征，其笔下同一类意象所体现出的词之风格也是变化多端。本文拟从苏轼比较重要的作品中选取涉及“月”“雨”“水”三类意象的词作，浅探其人生境遇、人生价值观对于同一意象的不同折射，进而探其词作风格所受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词；意象；风格；人生境遇；人生价值观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237-02苏轼是宋代文学成就最为杰出的代表，其作品对当时存在的多种文体均有涉猎，其词作更是一扫晚唐五代以来绮靡浮艳的词风，突破了专写男女之情、离愁别绪的狭隘题材，通过“以诗为词”的手法将题材予以扩大。因此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此举有效地使词之地位得到提高，逐渐摆脱了“诗余”“艳科”之名。作为宋代词坛最具代表性的文人，苏轼词极具风格多变的特色。他虽被后世誉为宋词“豪放派”之鼻祖，然其作品却涵盖了颇多具备“婉约派”特色的词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其思婉转，其情甚哀，表达丝丝入扣。由此观之，苏轼词之风格特色，并不能单纯通过“豪放”“婉约”等标签加以划分、概括。由于苏轼是典型的“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式文人，因此笔者认为，其词之所以呈现出风格多变的特色，离不开苏轼本人的人生际遇与多元的价值观。本文拟对苏轼词中“月”“雨”“水”三种意象进行分析，从其多元的价值观与人生际遇入手，探究苏轼在同一写作题材下产生的不同风格。一、“月”之意象的旷达与豪迈月亮作为一种经典的诗词题材，向来深受历代文人喜爱，月之阴晴圆缺总能使文人将人生际遇与之产生联想。苏轼也是一名咏月高手，据统计，苏轼词中涉及到“月”之意象的词共有88首，其中“月”之意象出现的频率更是高达121次以上。[1]在苏轼众多的咏月词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莫过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彼时苏轼在朝堂上进退失据，外放至密州为官两年，逢中秋因感与苏辙分别六年未得团聚，遂写下此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2]词的开篇直接以“明月”这一意象引出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则是苏轼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他既对“天上宫阙”即“明月”充满了向往，同时又对天上未知的世界充满了担忧，尽管观望明月令人心驰神往，但“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片多为抒发苏轼对现实生活的感慨与迷茫，仕途上的进退失据使其萌发出“不如归去”的归隐思想。老庄思想对苏轼的影响颇为深厚，道家讲求个人对现实的超脱：“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庄子·在宥》）苏轼也从中吸取了超然世外的处世态度：“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论修养贴寄子由》）所以由苏轼思想观之，其道家思想超然世外的影响立即现于词中，“我欲乘风归去”正是他想要摆脱红尘俗世，实现自我超脱的真实写照。然而“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又为他在俗世的滞留提供了理由，羽化登仙固然诱人，但世俗的生活也令人迷恋，所以他才发出“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感慨。苏轼毕竟是一个生长、熏陶于儒家文化中的士人，因此在词中关于月宫去留这一问题的踌躇，无疑是他对“出世”与“入世”这一人生矛盾所做出的简明考量，儒家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大士子指明了一条可仕可隐的道路，所以苏轼虽然在仕途上处于劣势，看待前途的晦暗也萌生过“归去”的隐退想法，但最终入世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下片主要抒发苏轼对人生的感想，他将中秋月亮的阴晴圆缺同人间的悲欢离合联系起来，在感念人生离合无常的同时，又将这一不可避免的矛盾上升到宇宙哲理的高度，发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感慨，表现出词人淡然旷达的心绪，也颇有道家超脱之风。而最后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苏轼乐观精神的体现，对于明月的爱能跨越时间、空间的阻隔，将分离两地的亲人朋友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传达了苏轼对普天下饱受离别凄苦之人的美好祝愿。如果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代表旷达超脱的“月”，那么《江城子·密州出猎》则代表着一种入世进取之“月”。此词作于苏轼密州知州上任期间，主要抒发了词人抗敌强国、肃清西北隐患的政治主张，词风刚健豪放、气势恢宏，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上片主要描绘了出猎时气势豪迈的场景，下片直抒胸臆，表达了杀敌报国的慷慨之情，“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作为千古传诵的名句，道出词人的安国定邦之志，其豪迈之情使之千百年来被世人列为豪放词之代表。二、“雨”之意象的超然与沧桑“雨”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自先秦起就被文人锻造引入作品中，如《诗经》中的《豳风·东山》、《邶风·谷风》，可以说《诗经》是首次将“雨”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融入诗歌中的作品集。苏轼作为一名天才词人，将“雨”之意象有机融入词作，并加入了自己的感发情思、价值取向，观之其词，遂觉风貌万千、才情逼人。《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正值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期间，此词描写了苏轼与朋友春日出游，醉归遇雨的场景，其间穿插了苏轼对于人生逆境的思考，在扩大词境的同时又体现了道家旷达超然的神韵。开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穿林打竹声”运用通感的手法，通过描写雨声的扰人，从侧面渲染出雨势之大。其中以“莫听”“何妨”为妙处，一方面表现出词人不屑于外界干扰的淡然心绪，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词人面对外界挑战的不惧与随和。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更是苏轼从容面对人生逆境，在坦然接受坎坷挑战的同时又以举重若轻的乐观心态去面对苦难的真实写照。上片显示出苏轼清旷超脱的胸襟，他以豪放坦荡之心怀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其中不禁体现出他从佛教思想中汲取的“随缘自适、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静而达的生活心态”。[3]下片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以其包含人生哲理的韵味成为了全词的点睛之笔，此句与庄子《大宗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4]之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以“忘”来达到解决矛盾的目的，并指出人要放下外界的纷扰，才能摆脱拘束、成全自我，得到解脱与自由，可见老庄思想对苏轼影响至深。《定风波》抒发的是勇敢面对人生逆境的旷达豪放之情，《满江红·怀子由作》所表达的则是无可奈何的沧桑之感，此词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彼时苏辙正于济南任职，二人亦是多年未见。苏轼与苏辙感情深厚，“恨此生，长向别离中，雕华发”抒发了兄弟常年未得相见的苦闷，饱含了对弟弟的思念之情，“雕华发”又渗透着一丝叹年华飞逝、聚少离多的沧桑之感。而上一句“辜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指的是苏轼在早年曾与弟弟苏辙约定，入仕之后要早日功成身退，携手隐居田园。然而这个愿望历经数十年而未达成，所以苏轼只能想象：“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此词由“对床夜雨”阐发了苏轼对兄弟的思念、对官场的厌倦和强烈的归隐之心、对人生流逝的伤怀，整首词透露出一股寄感遥深、沧桑无奈之情。三、“水”之意象的豪情与愁绪“水”在苏轼的笔下不仅变幻无穷，还被赋予了诸多宇宙人生之理。所以若要深入研究苏轼词的风格内涵，决计离不开对苏词中“水”之意象的探讨。在苏轼以水寄情的词作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同样作于贬谪黄州期间，表达了词人怀才不遇、老大未成的痛苦，然其加入了苏轼对于人生、历史的思考探究，加之场景描写宏大，因而全词呈现出一种气势磅礴、雄浑豪壮的境界，本词也因此被视为苏轼豪放词作的代表作之一。开篇即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将奔腾的江水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联系起来，于时空上营造出宏大境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与上一句“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交相辉映，顿时将场景转换至一千年前的赤壁战场，江山如画与英雄豪杰交织出的时势造英雄，为下片的展开作了铺垫。下片“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极言周瑜少年得志，婚姻美满，“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更是凸显出他在战场上风度翩翩、调度娴熟，进而表达出对于周瑜年纪轻轻就立下不世功劳的羡慕之情。“故国神游”则抒发了对于自身处境的感慨，念及周瑜年少得志，观及自身华发已生却依旧蹉跎岁月、毫无建树，不禁悲从中来。而“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终于使他释怀，只有江水与明月才是永恒的，一切功业人物都将随历史长河消逝。词中有苏轼政治理想成空的惆怅，但他将个人的得失融入历史与山河中，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人生，让庞大的宇宙历史将个人的愁苦消解掉。本词格调雄浑，境界阔大，将豪情与超旷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词开辟出新的道路，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蝶恋花·京口得乡书》中，苏轼所表达的则是深切的怀乡之情。“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琼梳拥青螺髻”，江南风光固然美好，但却不是故乡，春光满目万花艳的盛景并没有使苏轼开怀，反而勾起了思乡之情，故而由“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发出了诸多感慨，家乡寄来了一封信，问苏轼何时归家，然而苏轼并没有回答，而是报以“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这种不答之答比直接回答更具感染力，将他有家不能回的惆怅之情抒发到了极致，而绵绵的江流更似词人内心的一腔愁绪，怀着思乡之情奔流向东。综观之，苏轼词中的“月”“雨”“水”意象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价值取向息息相关。正是他将这些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情思融入作品中，所以世人才能从苏轼词的同一种意象中读出不同风格，这也是苏轼作为一代词宗最重要的品质。参考文献：[1]周剑斌.苏轼词中“月”的意象探微[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5）.[2]唐圭璋编纂.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3]翟晴.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D].济南：山东大学，2010.[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作者简介：魏 琳（1992-）女，重庆渝中人，西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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