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电视剧《红高粱》与小说、电影的叙述视角对比分析 |
| 范文 | 【摘 要】2014年电视剧版《红高粱》在四大卫视齐亮相后，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原著和电影珠玉在前，人们已经有了固定的心理图势，“红高粱”这个文本留下的空白已经很少，因此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是戴着镣铐去跳舞的勇气之作，无论成败得失，它反映的是当今影视创作的现状和趋向，带有时代和社会的烙印。 【关键词】《红高粱》；叙述视角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8-0113-02 从小说叙事到电影叙事，再到电视叙事，由于各自的叙事媒介不一样，表现方式也不一样。因此从小说到影视的文本转换之间，“红高粱”这个“元故事”在不断的改编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审美倾向。本文将结合小说和电影版的《红高粱》，对比分析电视剧在叙述视角上的不同之处，就改编的得失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并简要分析出现这些得失的当代社会原因。 叙述视角是叙事者与人物之间认知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呈现故事时采用的方式和观察故事时所用的角度。叙述视角作为叙事学中的一个概念，以前主要在文学叙事中分析，当电影和电视逐渐成为新的叙事载体，并有不同于文字的叙事技巧时，对影视作品中如何运用叙述视角来更好地讲故事显得迫切而重要。比如：画外音可以跳脱出当前的叙事时空，丰富叙事的层次，出现的独白是叙述人称的转换，蒙太奇手法可以使多时空并列交错进行。因此，电影与小说对同一个故事的表达不同，电视又与电影的表达不同，因为“谁在讲故事”“以谁的眼光看故事”和“讲谁的故事”在不同的叙事载体中有各自适用的表达方式。叙述视角按照所知视角来分析，可分为三种情况，即“全知叙述视角”“限知叙述视角”和“纯客观叙述视角”，热奈特称之为“零度聚焦”“内部聚焦”和“外部聚焦”。全知视角即上帝视角，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既知道事情的外部冲突，又知道人物的内心活动；限知视角是指叙述者与故事中的人物知道的一样多，故事中人物的命运、前因后果是随着剧中人自己的行动而发生的，叙述者并没有拥有事先知情权；纯客观叙述是指叙述者比任何一个人知道的都少，它仅仅叙述某些特定的人听到的、看到的。申丹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种视角：1.零视角（即全知叙述）；2.内视角（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主人公经验叙述视角和处于“故事”中心第一见证人叙述）；3.第一人称外视角（第一人称回顾式叙述自我眼光和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4.第三人称外视角。《红高粱》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各自运用了不同的叙述视角。 小说《红高粱》讲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传奇人生故事，作者运用了三种叙述视角，在不同的场景叙述中选取不同的叙述视角。小说一开始就以“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开头，串联起“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和抗日故事。“我”是叙述者，是拥有当代身份的人，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视角。“我”回到故乡高密县后，通过自己查资料以及旁人的叙说，知道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当时的“我父亲”也只是十四岁的孩子，我更是不可能知道“我爷爷”颠轿时或“我奶奶”临死前的内心活动，显然，“我”并不是参与故事建构的当事人，而只是一个故事的转述者，因此“我”的叙述拥有全知视角也是可以理解的，并在故事叙事中充当了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将以前文学作品中隐含作者无法发声而需要读者去想象和揣摩的格局打破。小说中除了“我”的视角外，还有“我父亲”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比如从“我父亲”的角度去讲述最后抗战的画面和罗汉大爷被剥皮示众的场景。这种视角随时切换的讲故事方式并没有让观众误解，反而增加了文章表达的丰富性，因为不同视角的叙述并不是重复，而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当时的场景进行描述，比如罗汉大爷被剥皮示众的时候，“我父亲”看到的不是反抗日军侵略暴行的行为，而是民族气节的展示，是不带有政治因素的纯粹感官上的认识，而“我”作为一个现代人，以全知视角去想象那段画面时，对罗汉大爷的牺牲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父亲”作为目击者是充当了历史代述者，而“我”的叙述属于子孙后辈的想象，带有当代社会语境，同样的事情切换不同的叙述视角，打破了时空阻碍，将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和文化意蕴，同时将作者的观点通过“我”这个隐含作者之口表达出来。 电影《红高粱》沿用了“我”的叙述视点，影片开头黑场的时候即以叙述人“我”的画外音形式解说：“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紧接着画面就是“我奶奶”身穿红色嫁衣出场的特写镜头，开始讲述“我奶奶”被嫁去单家，路上遇到土匪，回门和“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的故事，这时叙述者“我”处于第三人称外视角的位置，是外聚焦叙事。“我”在影片中虽然不是直接讲述者，但是是连贯整个影片必不可少的部分，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比如在时间处理上，罗汉大爷走后，我家的现状用“一晃九年过去了，我父亲也九岁了”进行交代，作为故事的引出者，“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可以添加进“我”的想象与理解中，拓宽了单纯从“我父亲”的视角观察到的故事。貌似是在追叙先辈的故事，其实在这种单线叙事的背后由于叙述者“我”的存在，使影片呈现一种“复调式二声部”的结构。与小说相比，电影把许多原来“我”的评论和理解具象化为画面语言，这样既避免了“我”的时常出现打乱了影片的正常叙事，又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形成心理幻觉时保持一份清醒。画面内叙事是隐含的“我”，这个视角的“我”是感性的，带着我对“爷爷”“奶奶”既有的心理认知去讲述，是看似客观的主观；画外音中出现的“我”是发声者，是理性的讲叙者，与画面叙事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但比画面叙事简洁、理性，是以娓娓道来的口吻述说的，是用主观形式对过去事实纯客观的追述。电影对原著中“我”的视角的处理方式符合电影叙事的法则，既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又展现了电影独特的魅力。 相比原著和电影，电视剧《红高粱》在叙述视角上最大的不同是舍弃了“我”这个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从电视剧的叙事特色来看，摄像机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视点，使故事好像并没有讲叙者，呈现超话语的叙述模式。电视剧将原著中的抗战这条主线穿插了“爷爷”“奶奶”的爱情故事，辅线交叉叙述的模式变成了单一直线型叙事，前因后果、情节矛盾都是随着剧情发展而展开的，从逻辑上来看，对叙述者“我”作评论与解释的需要不像小说和电影那么强烈。从时间长度来看，电影有两个小时的叙事容量，需要“我”的画外音来压缩时空，而电视剧六十多集的叙事时间给了充分的荧幕时间去填充画面信息，如果此时“我”的叙述与画面叙述不能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或者体现出一种悖反的张力时，则会显得叙述拖沓，节奏缓慢。因此我认为电视剧舍弃“我”的叙述是一种讨巧的做法，也是符合电视剧叙事规律的。电视剧版《红高粱》虽然在叙述声音上舍弃了“我”这个隐含作者的代言人，故事层次显得不够丰富、深厚，但在同一个场景中，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交叉使用。比如在九儿被张俊杰的爹设计陷害，落到土匪花脖子手上这场戏中，观众不知道九儿的命运将会如何，能否逃脱匪窝，以摄像机的视点作为作为隐含的叙述人，画面给出的是九儿此刻面临的环境，属于故事内的内聚焦，后来九儿想办法自救，用指甲把自己身上抓伤然后去见花脖子，观众已经知道了九儿的计谋，因此在看她与花脖子的谈判时，就很容易产生趣。观众通过摄像机的视点获得了上帝视角，营造了一种希区柯克式的悬念。 综上分析电视剧《红高粱》在叙述视角上与小说和电影的不同之处，原因是他们各自的叙事载体不一样，媒介不同，其接受群体、传播方式、叙事容量和表达方式等都有很大差异。小说依靠文字叙事，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文本空白比较多，读者需要联想、想象去建构故事。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用镜头叙事，且视听语言是针对感官的直接刺激。电影的荧幕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小说则不受时间的限制，电视剧又比电影有更充分的叙事空间。从受众的文化水平来看，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其文化层次是递减的，因而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倾向选取小说的主要片段和场景作为叙事线索，电视剧《红高粱》则把电影中舍去的高密县的历史补全、“我爷爷”“我奶奶”各自的“成长史”和家庭状况也全部呈现出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平铺直叙，并且为了剧情的需要，添加了很多新的人物，形成几组相互牵扯的人物关系，更加写实，故事性也更强。 针对电视剧《红高粱》褒贬不一的评价，我认为这是由于现在客观存在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商业主导下的市场规律，使收视率和收视份额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首要因素，山东卫视拿到版权后，为了赶在十月份高粱季拍，出剧本大纲到正式开拍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精雕细琢每一个人物形象；为了商业利润而将剧情拖到六十多集，使得叙事策略不得不从九儿与余占鳌的单一线索，裂变为多个线索。电视剧的叙事容量本是电视叙事的优势，但过多的叙事线索冲淡了原本的人物特色，把抗日战争加进去却又没有历史真实感和厚重感，抗战成了烘托叙事的一个背景。高收视率反映了商业上的成功，这是电视剧版《红高粱》的“得”，而“失”则在于“红高粱精神”的缺失。原著通过“红高粱”这个鲜明夸张的意象，表达了对原始生命力的赞扬和对“种的退化”的隐忧。电影改编成功的原因在于选择了写意式的改编方式，通过“我爷爷”和“我奶奶”自立自强、勇于反抗的性格来传递“红高粱精神”。电视剧中的人物更像类型人物，流于世俗化，缺少对原始生命力的渴望和野生野长的土气，多了些现代人的烟火气。总而言之，电视剧《红高粱》讲了一个通俗可看的大众性故事，但已不是莫言的“红高粱”，缺了一口高粱酒，红高粱精神便不存在了。 参考文献： [1][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0. [2]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张霞.齐鲁周刊专访——赵冬苓：我为什么重拍《红高粱》[J].齐鲁周刊，2014（42）. 作者简介： 王梦婷，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电视文艺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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