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杜拉斯《情人》中“中国情人”形象的文化解读 |
| 范文 | 张雪 【摘 要】《情人》是法国当代女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創作的“情人系列”的一篇。本论题将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对文本中“他者形象”——中国北方富公子进行深层次文化意蕴的解读，主要表现在：一、寻求身份认同；二、折射出东西方文化、种族差异。 【关键词】形象学；身份认同；文化碰撞；种族差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9-0221-02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20世纪法国著名女性小说家、电影艺术家，其小说中的情节、环境、人物等无一不具有亚洲风情，因此在国内外引起了一股“杜拉斯热”。综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其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对小说语言、风格、叙述视角以及电影艺术等的研究；二、从女性主义批评、心理视角、话语中心论等进行分析；三、将其视为“爱情”小说，分析爱情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但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研究文本，在国内外是微乎其微的。通过阅读杜拉斯的系列小说，发现杜拉斯笔下的作品塑造了好多亚洲人形象，尤以“中国情人”形象居多。因此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解读“中国情人”形象背后负载的文化意蕴成为本文重点。 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门独立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受到中 国学者的推崇。它是以一国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作品中的“他者”形象以及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之间流露出的自觉意识。中国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外国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如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分为乌托邦时期和意识形态时期。杜拉斯《情人》中塑造的“中国情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深层的文化内涵。 一、开启寻求身份认同之路 （一）与“中国情人”的决裂。在杜拉斯的小说中，塑造最多的是异国情人形象，是跨越了国度、民族、肤色等的一个形象，再加上早年受到东方文化的熏陶，有18年异国生活的经历，因而具有文化探究的意义。小说中我和中国情人的爱情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我出身在一个落魄畸形的中产阶级破产家庭，父亲早逝，母亲严苛死板，性格暴躁，大哥荒淫无度，游手好闲，霸道专横，一家人生活拮据、负债累累却渴望纵情享乐的生活。因而在“我”第一次看到男主时，最先关注的不是他本人外貌和谈吐举止，而是那辆黑色大奔，“我第一次注意到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轿车”。虽然听到他是中国人，我眼神里满是不屑，但我不愿意再过那种贫穷的生活，急切地渴望金钱的浇灌。而男子恰好满足了我的需求，哪怕是情妇，“我不知为何有这般勇气，能冷静对待这份禁忌”。在中国情人面前，我只需要金钱，至于爱情、贞操、伦理都显得微不足道。这种物质的爱情也最终决定了恋爱的无结果，最终我登上了回国的游轮。 （二）与殖民地生活方式的决裂。杜拉斯从出身起就一直生活在越南，“我们跟那些越南小孩一样说越南语，跟他们一样不穿鞋，不穿衣服，在小溪里戏水、游玩。”她看似是个长着卷发，鼻梁高高的法国人，而从生活习性上看却是个越南人。同时，东方人独特的生活习性以及观察欣赏美的方式，都使杜拉斯与这块神奇的土地产生根深蒂固的情结。 18岁的杜拉斯成年回国后，这个繁华奢侈的国度给她带来一种与东方生活截然不同的视觉冲击。自小生活在异国的我开始在文明与野性、西方与东方、过去与现在之间徘徊、迷茫，恐惧和忧郁充斥着内心，成为国人眼中的“异端”。但她毕竟是个法国人，强烈的民族情感使她迫切地想融入这个文明的国度，迫切地想在自己和民族文化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寻找自己心理和身份的归属感。她大量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交际方式，继续从事创作以试图忘记令她羞耻的童年生活。在初期创作受挫后，她将笔触转向了童年时期在殖民地生活的经历，将小说创作的题材转向了那个曾令西方人向往而今使他们厌弃的东方，开启了她人生的异国风情之旅。在她后来创作的小说，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国北方情人》以及《情人》等都是以东方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作品中对东方形象的塑造与西方人的价值观以及对东方的野蛮落后的印象吻合，因而杜拉斯得到了国人的认同。 自此，杜拉斯在中国情人及那片土地，在东西方、在过去和将来之间作出了选择。这一选择是杜拉斯18岁的成人仪式，是她寻求个人合法身份并获得法兰西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付出的代价。 二、折射出东西方文化、种族差异 （一）东西文化的碰撞。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具有不同国籍，肤色，种族，所接受的文化熏陶也不一样。我代表了西方文化，中国情人则代表了东方文化。这两种文化伴随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一开场，我穿着磨破的高跟鞋，浅绿亚麻连衣裙，后背和臂膀裸露在外，戴着西洋帽，涂抹着艳丽的口红，独自一人依靠在码头边，这些都显得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代表了在东方神秘土壤中独树一帜的西方玫瑰。我的侃侃而谈、热情奔放，承袭了西方文化的激情浪漫的因子，吸引中国情人一见钟情。中国情人白色西装革履，一副商人气派，言谈举止透露着独属东（下接第223页）方男人的气息。在两人交往过程中，“我”象征着强势的西方文化，是主动的一方，而中国情人是懦弱、胆怯的。即使他供养我，我依然可以控制他，控制这场游戏的开始与结束。 男主虽留学过法国，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也有过不止一段恋情，但涉及婚姻大事，仍然逃脱不了被封建家庭奴役的命运，仍然得娶一个早已定下婚约的中国传统女子，哪怕接受的教育再高似乎也永远逃脱不了命运的魔爪，依旧得屈从于传统的东方文化。而女主也曾一度迷恋东方，但接触的始终是法国文化，上的是法语学校，接受的教育也是法文教育。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也使这段恋情得而不终。 （二）种族歧视的反映。《情人》可以看成是一部爱情小说，一部反映殖民地复杂关系的小说，也是一部反映种族歧视的小说。不论是文本，还是据此改编的电影，“因为你是中国人”这句话都被反复提到。 形象是意识形态、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因此，“中国情人”这个他者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作者人生的体验，也传达出以她为代表的法兰西民族对中国乃至东方的集体想象物，是白族优越于其他种族的反映。这一种族优越感就集中体现在我家人对中国情人的态度上。 在我家人眼里，黄种人天生就是被征服、被奴役的、被统治的，连当情人都不够资格。中国情人见到我家人时，出于礼节亲吻妈妈的手背，而妈妈却立即收回。在我家人眼中，中国情人是丑闻中的主角，他的存在令人羞愧。中国情人请我们一家在高级的中国餐厅享用美味佳肴时，他们不仅连句谢谢都没有说，还指手划脚，恶语相向，只因他不是白人而是中国人。因为“我”充当了中国人的情妇，被哥哥骂作“你是个妓女”，被妈妈严厉责骂说“他是个中国人，他配不上你”，甚至经常动手殴打。在学校里，同胞都孤立“我”，远离“我”，只因“我”是中国人的情妇。杜拉斯运用心理描写、动作神态描写、正面衬托和反面烘托等艺术手法，塑造了我们一家人和中国情人的形象，反映出在意识形态控制下形象背后深层次的种族歧视。 三、结语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东西方文化中努力寻找民族文化的认同，最终通过创作和过去的决裂，找到了自我的位置。通过创作使杜拉斯有了和自己的过去进行对话的机会，也连接着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大环境中复杂的文化关系。 参考文献：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M].王东亮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袁玉梅.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论杜拉斯小说中“中国情人”形象的文化内涵及意义[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4]卞小松.论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情人形象的嬗变[M]. [5]黄荭.中国视角下的玛格丽特.杜拉斯[J].当代外国文学，200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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