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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简析自媒体的兴起对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影响
范文

    王博宁

    【摘 要】自媒体的出现和社会技术变迁密切相关,它的兴起对适应了媒体集团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与过去的媒体集团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病相比,自媒体的优势在于质朴、模块化和翻转专业,但它自身却可能制造出其他社会问题。

    【关键词】自媒体;媒体集团;播音主持;技术

    中图分类号:G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24-0089-03

    一

    2003年,美国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尝试捕捉一种新的媒体现象,并暂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自媒体(we media,或译为草根媒介),它初步的定义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種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1]异军突起的自媒体是否会颠覆整个传媒行业我们不得而知,但它的表现已经让所有人为之侧目。当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师关起门来沾沾自喜地教学生节目应该采用“主持人重心制”的时候,自媒体已经在门外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格局。学者伊尼斯有句听上去颇为极端的名言,“一种新媒体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它们的密集涌现和交互勾连意味着,新的人类群体正被开发,一种不受政府和企业利益支配的独立媒体成为可能。自媒体是由基层自发组织,一种由人的行为而不是由人的意图所造成的,媒体自动演化的结果。“人类社会中发明的产生、影响和保存不仅仅遵循发明人的意志,起选择作用的社会环境像树上的苔藓一样可能发生改变,某种发明可能在根本没有树而只有灌木和花的环境中得到迅速地发展。”[2]鲁迅说:“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自媒体正是无数普通人在信息密林中踩出的传播小径。

    与自媒体相比,媒体集团的运营成本极大,每个栏目、节目开始前都必须经过调研论证、策划设计、可行性研究,调动无数人力、物力,考验当事者的决断以及对诱惑的抵御力。正式开始后很难变通,如果遭到观众批评,只能做些局部调整,直到阅读量、收视率明显下滑,广告收入骤降,才忍无可忍叫停。因此,原本指望的规模优势反遭规模制约,宏大的体系、繁复的信息印证机制都可能被相互抵消,导致资源垄断者还要去收割民间资源以弥补自身虚弱。据说,现代媒体集团的愿景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然后精准地交付给需要的人。超能提纯手法和全面预知受众需求的梦想能否实现,取决于未来的人类如何理解技术统治。回到传播学的角度,这种思路依然沿用过去的“主体-受众”二元框架:主体具有正确意志要推行,主持人代表主体出场,在主体与受众之间负责“传必求通”,关注者是白纸似的传播对象,保持假想的忠诚。更不用说老套传播理论中“宣传目标、听众类型、媒介特性”的分类方式,所依据的无非是我说你听,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态度。在平民时代,即便不考虑塔西佗陷阱,媒体集团公信力的流失也在预料之中。

    媒体集团将自媒体之“新”当作客户端数量上的增加,混淆了发展媒体和媒体发展的区别,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媒体所用的技术不是中性的,政府和企业由于本身的职能和结构,注定不能融合这些优势。变化的岂止平台?任意一个自媒体冒出的创意,只要其他自媒体觉得有趣就会跟进并改良,如果反响不佳则如逆水小舟及时调头,迅速完成特定情势下的自我调适。如果将来有谁受此启发获利,也不会卷入版权纠纷,拖累资本链条。一个分散的系统是一个需要各方独立作出决定的系统(哪怕某个决定可能与其他目标相冲突),自媒体每次测试只需付出极小的代价,它应对未来的方式不会像媒体集团那样因为触及利益而发动权力斗争,或绞入行政体制的惰性循环里费时耗力。

    当然,解构大流媒体并不会自动摆脱一种声音,任何媒体上的内容都可以变为另一种媒体。在发达国家,自媒体主动退守社会边缘,用自己的偏见反拨大流的偏见,起到补偿甚至争鸣作用,以期扭转全球同质化趋势,反抗媒体集团的符号霸权(川普在Twitter说《纽约时报》做假新闻即是例证)。不过就如同不允许存在脱离银行系统的集资方式一样,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允许外资控股自媒体,除非它们可以被纳入国有媒体发展计划且不需财政供养。这些国家普遍的态度是,自媒体可以凭借解决就业问题的功能而暂时存在,其法律地位暧昧不明,始终徘徊于灰色地带。因而在市场发育不全的地区,那些既没被媒体集团收编,也没被行政手段消灭的媒体,常常扎根于媒体集团难覆盖,收益少,不愿进一步延伸的位置,比如偏远山区、LGBT社群、反对党、移民团,或者行政管控不便细化的层面,比如地下娱乐业等,而在灾害预警自救、群体抗议联动等领域难有作为。[3]

    有趣的是,为审查言论而开发新技术以控制新技术的做法在客观上推动了新一轮技术升级,更坐实了媒体变革潮流的势不可挡。如今已经很少有国人在网络平台上观看电视节目了,更多的人是在电视平台上观看网络节目。网络流行语和电视主播口语之间已经有了不可弥合的时差,这种时差正是技术化程度不均的表现。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事了:许多自媒体从业者都没有经过“正规培训”或“科班教育”,而他们制作的节目,仅从大数据显示的结果来看,却要比“专业人士”在“正式平台”上推送的成品影响更广泛、持久。[4]不少有编制的媒体人借助风口往自媒体方向流动,还有的节目干脆不再需要主持人,或以巧妙构思架空,或请更具表现力的嘉宾取代。

    与此相应的,是全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毕业,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被媒体集团吸纳,其余要么转业,要么失业。而在广播电视节目发源地的美国,仅有几所大学开设通讯、广播、新闻学士或广播电子媒体艺术专业。学生在公共服务场所(商店、公司、学校、交通站、临时会议等)的广播系统工作,甚至只要求高中文凭即可。[5]于是有人问:本专业的竞争力到底在哪?我们是否还有花4年学习的必要?

    二

    简单地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是为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集团配备的,在后者的工作岗位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前者扩招当然会导致学生就业无门。直到自媒体来临,学生对体制的依赖才有了纾解,不过,它的兴起却冲击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专业主义”。这一点上,我们从刚才自媒体与媒体集团的对照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在以下对自媒体的三种时而交叉,时而趋离的特征的分析里,将看得更清楚明了。

    (一)质朴

    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评选的封面人物是一个人和一台电脑。那个人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可以是任何在网络上记录、传播信息的人。每个互联网的使用者都把21世纪推向数字时代,这股潮流所引发的传播方面的变革,要求减少、降低、缩短节目的制作成本、周期等因素(与媒体集团动辄数百万的设备不同,自媒体设备价格几百到上千不等)。我借用波兰导演杰西·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Poor Theatre)这个词汇,描述自媒体为“质朴媒体”,其核心要素是:一台可联网设备和一个自觉的人。

    质朴不是专业性的初级阶段,而是网际传播的最低要求。其代表首推以艾当·酷睿的“每日源代码”为标志的播客(Podcast)一族。這颗在媒体集团盘踞的环境中突然冒出的新芽,仅用了数年时间就在世界各地播撒完种子,其秘诀总结起来非常简单:播客们录制节目上传网络,关注者搜索点击订阅下载。这种传播形式将信息权转移到平民手里(储存、删除内容,离线欣赏;控制播放速度,跳过、重复、优先观看,截取某个片段;改变原声画;打赏或发弹幕),完全改变了媒体集团中整齐划一的辐射路径,首次将必须达到预定目标的“反馈”,真正转化为发生在同一平台上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动”。反馈越多,预定目标越难达到,而互动越多,提前预定目标的意义就越小。自媒体处在粗糙、开放的广场中而不是精致、封闭的镜框内,令声像的生产与消费得以相互切换,提高了关注者参与创编的热情,更促进了播客的自觉性。

    新闻方面,和中国不少网媒关闭评论区的小动作相反,韩国自媒体“Ohmynews”的特色正是评论区内产生新闻。它们的口号是:“每个公民都是记者”,因此这个网站编辑、发布读者公民的新闻来稿,“开源报道”。为回应对事实验证的质疑,Ohmynews开设了免费的“公民新闻学校”,在这个彼此分享的中心,志愿于新闻的普通人相互认识,并学习使用编辑、印刷、广播、电视、摄影等门类常用设备与软件。[6]瞬间发生的街头新闻要求报道和传播要即时生成,此事唯有恰好身在现场的公民能胜任。从速度上比较,它肯定快过最高效的层层上报,最简短的开会研究和最直接的宣传指令;从内容上观察,自媒体极少使用官方样板语言,既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不比“英国女王去美国找川普聊天”多出什么实质信息,那么为何不用质朴版本,使其更容易成为各方解释的公共素材?

    (二)模块

    社会的演进逐渐把作为最小单位的模块从整个传媒活动中凸显出来,它的插接组装类似细胞的有丝分裂,是一种在多层次框架下各分布节点的交互整合与迭代循环,得到诸如将一个软件挂接到另一个软件的Technorati API、多平台文件同步响应的resilio sync的技术支持。

    媒体集团不可能主动变革,它既受制于行政命令错失良机,又日渐臃肿缺乏动力,一旦遭遇发展瓶颈,要么继续扩张吞并,加重尾大不掉的官僚主义,要么投资新媒体集团,在追求全局、整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引发管理危机,而不是像我们从iTunes、YouTube、Tumblr、Facebook、Wikipedia、line等成功的网络平台所学习到的那样,打破某个刚性结构均衡,引发模块的分裂与重组,灵活调配使用比例,引领未来媒介的方向。

    举例说明,在美国主持类职业词汇中,有播报员、体育赛事解说、新闻主播、谈话节目主持、音频驭者广告制作与产品促销人之类的对口区分,而中国却统统将这些人冠以播音员、主持人头衔。播音员、主持人这两个名词,由于学科建制的原因,包揽概括了许多本不属于它们的概念,以至不少人在播音、主持究竟有多重要的无谓争论中迷失了要点。它们并不是职业身份,而是和策划、采访、写作、拍摄、录音、编辑并列,由工作内容定义的工种,是记者和演员在特定语境下的模块别称。其专业训练大量借鉴了新闻专业和表演专业的方法,比如口语评述和声音控制。

    当然,表演与主持不同。表演排练不同于仪式模拟;表演是角色转换,主持是推进仪式活动;表演者是舞台角色的扮演者,主持人是活动仪式师(a master of ceremonies)。不过从模块的角度看,主持虽然不是表演,主持活动却可以看作社会戏剧中的仪式表演(ceremony performances),无论这个仪式活动发生在媒体还是现场,他都“将现实生活行为转换成观念化文化形态……藉此团体得以调整以适应内部变化和外部环境”。[7]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改变思维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去探索分解组合法。越是在传达与表现难分难解的现在,我们越是要识别出模块,以便自由合成各种形态,进而提升跨主题、跨平台、跨地区的联合节目制作水准。

    (三)专业翻转

    采、编、播固然有信息工业的内在逻辑,但其外部流程却完全任人作为。当带有宣传任务的媒体集团把一切交给貌似专业的既定流程的时候,照稿子念的人形传声筒、按脚本演的提线木偶就接踵而至了。他们在节目与节目、主题与主题之间塞些无所用心的串词(好的,让我们来看下一条)、言不及义的评论(大家要好好反思了),下意识地把为了完成绩效而滋生的厌倦情绪吐给观众。说白了,节目并非“我”的关切,播音主持只是谋生的饭碗,至于“我”说了什么,不必记忆。试问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又有谁愿意天天看这样的节目呢?

    对专业主义的迷信还使专业学习陷入困境,比如,念新闻稿件模仿《新闻联播》的腔调;晚会主持辞套用春晚的浮词;明明是应用语言学,却设置理论笔试;诵读训练挑选同类型篇目,还每隔几届轮回使用;在舞台上表演电视节目;着装、化妆千人一面等现象无不加重了这个问题。播送新闻固然讲究字正腔圆,但是新闻要求的是准确,字正腔圆仅仅是准确的子集。播音主持专业老师强调学生们应该快速掌握它所要演播的节目,却没有意识到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努力,从它将涉及的各领域专家看来,恰恰是对专业的蔑视。所谓“做功课的能力”“金色3分钟”,其实是大家无奈配合媒体权力的结果。

    任何实质内容方面的变化,要数处在第一线的人士最为敏锐,他们的感受力会随着所在行业每一次细微的调整而不断更新。为什么传播任务不能直接交给该领域内的专家来完成呢?事实上,如今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利用自媒体之便,占领了原本由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填补的传媒生态位,比专业传播者更专业的受众,制作出有关自己心爱之物的节目,几乎终结了播音主持专业中“以不变应万变”的神话。从此,主持不再需要复合型人才,样样精通等于样样稀松。专业翻转过来了,由本专业人才做播音主持更受欢迎,节目质量更高。以前从播音主持艺术进入各种社会门路,现在由各种社会门路进入播音主持技术,对播音主持的学习不再属于岗前培训而属于在职培训。不要指望经过4年的训练变成主播,只有具备了深入研究某个专门领域的方法和才能之后,才满足做个好主播的基本条件(同样的,加盟互联网也不会提升应变能力,而是有应变能力的人才能在互联网中立足)。

    三

    然而,人们津津乐道的自媒体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完美,它所制造的问题也许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多。其中最严重的是,“我”从过去的阶层、社团、行业等群体中被解放出来,在新技术手段的辅助下,每个脱嵌的个体逐渐具备了重新生成自我的条件。于是,“我”制作一个节目变成节目制作一个“我”,自媒体以自我发现为前提,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犹如自我流溢的酒杯。各自为主的媒体游客,为挤入欲望名利场的中心,不得不与人共谋,蜷缩在自己编织的蛹中孕育“个人品牌”。蛹壁上裂开的无数双眼睛,维持着一种“我是中心,其他人都是配角”的沉浸式信念:大幕拉开,一束光从天而降,话筒于地心缓缓升起,一个由他人注视环绕的人造世界次第展开,身份在图层间流动,令“我”畅快淋漓地宣泄着被观看的欲望。

    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麦克·卢汉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8]今天许多自媒体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重要性,把数据涨落看成追随者的手浪起伏,心安理得地在现实中演节目,在节目中过日子,追求自我的同时失去自我,最后患上大型“楚门秀妄想”(The Truman Show delusion)[9]这种把生活当作作品去“创作”的做法即所谓“增强现实”,既降低了艺术作品的标准,也败坏了日常生活本身,还让原本具有公共意義的媒体彻底没入大众之中,沦为他们表达妄想的地方和捍卫妄想的权利。

    无疑,在《1984》和《美丽新世界》相互融合之所,人更容易受到图像的操纵(the misleading practice of image manipulations)。此处生长出自媒体,是孤独个体颤抖的哀鸣。在孱弱无能的时代,人们需要的不是信息,而是借信息发表感想,即便信息被证伪,也不影响人们继续发感想。如果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有用,它就必须凭借着专业精神而非专业主义去祓除这类幻觉。虽然它也可以反过来,增强这种幻觉。

    参考文献:

    [1]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5%AA%92%E4%BD%93

    [2]保罗·莱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M].熊澄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1.

    [3]Dan Gillmor.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M].电子版.

    [4]腾讯企鹅智酷的五篇报告:《移动媒体趋势报告:中国网络媒体的未来》《众媒时代:中国2015新媒体趋势报告》《中国自媒体内容创业报告》《2016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2017自媒体全视角趋势报告》http://re.qq.com/大数据仅仅是某种事件的记录结果,其预测的可能性、有效性、准确性是社会学的工作,有待学者评估。切不可对大数据产生迷信与依赖。

    [5]https://www.bls.gov/ooh/Media-and-Communication/Announcers.htm

    [6]http://www.ohmynews.com/

    [7]特纳·维克多.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06:19.

    [8]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20.

    [9]Suzanne Wright.The Truman Show Delusion: Real or Imagined?[EB/OL].

    http://www.webmd.com/mental-health/features/truman-show-delusion-real-imagin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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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2/6 10:0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