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谈淮剧在上海文化氛围中的自觉突破 |
| 范文 | 翟永军 【摘 要】淮剧进入上海后，在曲调和唱腔上的改革和突破是十分显著的。受海派戏曲文化的影响，1927年，谢长钰、陈为翰、戴宝雨合作首创了“老拉调”，开创了淮剧弦乐的先河。1939年，由筱文艳创造的“自由调”和此后的“大悲调”“小悲调”相继出现。这些无一不是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不断求新求变、适应时代发展的艺术结晶。这些艺术结晶，表现出淮剧艺人观念上的自觉转变。 【关键词】淮剧；文化氛围；自觉突破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9-0036-01 淮剧别名江淮戏，它与全国各地大多数地方戏曲一样，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到20世纪上半叶才趋于成熟、定型的。大多数地方戏曲都经历了以下发生、发展过程：起源于农村，从民歌小调、香火戏、门叹词、土台、庙会直到剧场。淮剧进入上海后，又经历了搭墩子、拉围子等早期简陋的表演阶段。早期的淮剧在农村演出，往往以板门为台，门闩当剑，柳枝抵马，只唱不做。直到吸收徽班表演程式以后，淮剧才开始讲究“一引、二白、三笑、四哭”“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龙套带下手”。1906年，苏北地区洪水暴发，“三可子”班底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从草台进入戏馆，为了生存，淮剧完成了无意识的文化突围。 一、淮剧从乡野到都市的发展历程 在刚刚进入城市时，淮剧演出的剧目还带着泥土气息，带着农民的眼光，表现农民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后来，淮剧剧目开始慢慢发生变化。由于京剧演员经常参加淮剧戏班、同台演出，这种被称为“京夹淮”的演出形式极大地丰富了淮剧的剧目和表演程式。在京剧的影响下，淮剧的连台本戏也得到了极大发展，《狸猫换太子》《封神榜》《七世不团圆》《十把穿金扇》等剧目，就是那个年代的常演淮剧剧目。淮剧班社的数量也在不断扩大，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骆家班、谢家班、武家班、韩家班、单家班、顾家班等。 在建国之前，淮剧是没有固定名称的，其称谓相继经历了“盐淮小戏”“三可子”“徽夹可”“皮夹可”“江北戏”“江淮戏”等，淮剧班社也一直是松散型的社团组织。直到1949年11月，剧种的称谓才得到统一，政府帮助淮剧等地方剧种完成建制，成了国家剧团。 进入40年代中后期，淮剧无论剧目还是形式都已相当成熟。不过，淮剧的第一次辉煌时期，应该是建国之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时期到60年代中期，这是淮剧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在抢救、挖掘、整理大量经典剧目并得以继承与创新之后，淮剧《女审》《三女抢板》《秦香莲》《探寒窑》《海港的早晨》等剧目在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影响。 如今，我们依然沉浸在《女审》《秦香莲》《探寒窑》的优美旋律之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的淮剧已和苏北的淮剧产生了明显的风格之别。这是因为，淮剧已深受海派文化的影响，深深打上了都市的烙印。这是淮剧前辈艺术家们努力与城市观众沟通的结果，是海派淮剧第一次整体的、有意识的、自觉的文化突破。 二、“都市新淮剧”艺术形式的蜕变 有人曾对“都市新淮剧”的提法提出质疑。其实，当淮剧进入上海那天开始，淮剧就是都巿淮剧了，与苏北的淮剧相比，它在气质上已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区别越来越明显。《金龙与蜉蝣》问世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全国地方戏舞台的走向。很多剧团学习《金龍与蜉蝣》的舞台形式，结果形成一种新的固定模式，似乎说到“都市新淮剧”就只想到《金龙与蜉蝣》了。“都市新淮剧”的真正内涵，也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带给淮剧的内涵，应该是前卫、探索、创新、实验。它不是某一个固定的模式，不是定格，不是静态，它是一种动态平衡，始终站在戏曲改革的最前沿，思考、探索、实践戏曲舞台的未来走向，以满足现代人们的审美需求。 “都市新淮剧三部曲”不仅在剧目、舞台表现形式上作出了创新，而且在表演上也突破了传统，进入体验层面，达到了体验与体现结合的全新境界，适应了现代文本的表现形式要求。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都要经历一个被人接受的过程。因此，对于淮剧唱腔的创新、对于“都市新淮剧”的提法有争议，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推动淮剧事业的发展，这才是“硬道理”。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正逢改革、转型的时期。思想的大解放产生了创造的大环境，有了创造的大环境就有了“戏剧整体思考”，就有了自身的价值，这是历史的进步、人生的幸事。 “都巿新淮剧三部曲”已成过去。事实上，它也只能是历史的某个阶段。以历史的眼光看整个上海淮剧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觉突破和创新的过程”，是一部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变迁史，是一部充满悲情美感的奋斗史。它的每一页，都浸透着上海的百年沧桑巨变，它身后那或大或小的脚印，有意无意间构架了这个剧种波澜起伏的生命曲线。这条跌宕起伏的生命线，负载着淮剧人为生存而博弈的变革意识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品质。正因淮剧从根本上承袭了楚文化的基因，具有楚文化的气质，所以它才能临危不惧、背水一战。从敢于面对时代要求，到善于面对时代要求，它历经了种种成功与失败的尝试，经历了文化蜕变与发展过程中的转型和新生，才最终确立了其在上海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胡应明，柳隐溪.当代中国戏曲的现实情境或曰振兴之可能[J].艺术百家， 2011（01）. [2]冯磊，方汝将.“振兴戏曲”误区探析[J].大舞台（双月号），200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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