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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湖泗窑衰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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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天梓

摘要：湖泗窑址群的发掘改写了湖北无瓷器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武汉周边许多地区出土的青白瓷中，有不少是湖泗窑址群梁子湖系的产品，可见湖泗窑所烧制的瓷器在当时极为畅销，这与便利的水路运输条件是密不可分的，但到了北宋晚期，湖泗窑却意外地走向了衰落。本文通过对江夏瓷器当前研究现状的考察，整理分析了导致湖泗窑走向衰落的因素。

关键词：江夏;湖泗窑;瓷器;衰落

1 湖泗窑址群概况

湖泗窑址群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南部的梁子湖与斧头湖之间，由于在这一古窑址群中首个被发现的窑址位于湖泗夏祠，故按照考古学惯例以“湖泗”命名。[1]实际分布范围非常广阔，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所在区域东临梁子湖、鸭儿湖、保安湖等水系，西临斧头湖水系，如同镶嵌在梁子湖和斧子湖之间的一颗璀璨明珠，地理位置优越，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植被覆盖率高，制陶的原料和燃料充足，且梁子湖湖面开阔，利于航行，具有天然的水面运输优势。湖泗窑址群包含梁子湖沿岸烧制青白瓷的主窑系和斧子湖沿岸烧制青瓷的窑系。

瓷器以青白瓷为主要特色，也有青瓷，瓷器种类为碗、碟、盘、壶、罐、炉等日用瓷器，出土最多的是碗和盘类的器物，多按照不同尺寸配套生产，釉色多为青白色，白中带青，釉层较薄，许多器物的釉层表面还有开片，器形整体呈现出小巧精致的特点。[2]装饰题材以缠枝花纹、茶花、牡丹、菊花、荷花等传统植物纹饰为主，风格精致淡雅，具有理性美。

2 湖泗窑开始衰落的年限

湖泗窑址群的梁子湖窑和斧头湖窑，年代上均可追溯到五代末期，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北代中期，湖泗窑的工艺水平比宋代晚期更高，这时的瓷器造型规整均匀，胎质坚硬细密，釉色匀称，晶莹明亮，类冰似玉，有翠绿的光泽，白中泛青，又有一定的透明度，影青效果相当好，釉色美不胜收，是当时制瓷业的上乘水平，甚至可媲美宋代著名的五大名窯。

到了北宋晚期，胎土中通常含有较多石英砂，导致胎质粗糙，釉色不稳定，装饰也有所减少。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湖泗窑址群是持续到明代开始转向衰落的，但是根据近年来对湖泗窑址群的考古研究，发现这里的多数瓷窑都是在北宋晚期就已经断烧，仅仅有少数几处延续到了明代初期，而且许多产品含有晚唐五代的风格。[3]由此推测，湖泗窑址群其实早在北宋晚期就已经开始衰落，而非从明代开始。

3 自然因素

制作陶器所需的原料离不开瓷土与燃料，瓷土的质量和烧制方式对于成品的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荀子·礼论》所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和，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①这是荀子关于“人性本恶”的观点，强调无论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一件美好事物的形成，都必须满足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在天然原料基础上加之人为因素。同理，想要完成一件优秀的瓷器，高质量的瓷土原料和精湛的烧制工艺缺一不可。接下来从瓷土的质量和烧窑方式来探讨湖泗窑走向衰落的因素。

3.1 瓷土质量

表1《湖泗窑址瓷片、瓷土分析测试表》显示，江夏区不同采集地点的瓷土质量差异较大，梁子湖周围有着优质的瓷土，但是也有许多地区，如青山窑等窑址处的瓷土稀松，一般较薄，且质量较低。[4]进入南宋以来，江夏出土的器物普遍质量不高，与北宋出土的湖泗窑瓷器有着较大的差异，即使是曾经最为出众的梁子湖窑和斧头湖窑，也是粗瓷的数量多于细瓷，粗瓷的数量可达总产量的80%以上。[5]

产品质量的降低必然与原材料的质量有着直接联系，从测试表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瓷土熔剂浓度较低，难以致密烧结，还含有过多的氧化铁等杂质，因此湖泗窑在除铁工序和去除杂质上成本相对许多名窑较高，很难烧制出精美、无瑕疵的高档瓷器，在瓷土质量这一方面，就与景德镇窑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景德镇窑所在地区的瓷土富含高岭土和瓷石，瓷石是一种石质原料，主要矿物成分包括石英（SiO2）、高岭石[Al2Si2O5（OH）4]、长石和绢云母等，这些成分组合在一起如同一种天然配制而成的极佳的制瓷原料，长石会在蚀变后转化为绢云母，而绢云母在质地作用下逐渐转化为高岭石，绢云母为层状含钾的铝硅酸盐，具有晶体结构，当烧制温度达到1000度左右时发生熔融玻化，晶体被破坏而变为液相，提高了透明度。随着温度升高，致密度不断提高，气孔减少，温度超过1250度时，瓷石进入瓷化状态，致密度达到最高。[6]故而景德镇窑所烧制的瓷器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和致密度，呈现出非常精美的外观。

高岭土属于土质材料，化学式为Al203·2Si02·2H20，由三氧化二铝（Al2O3）、二氧化硅（SiO2）和水（H2O）按照一定比例组成，但通常含有杂质，在烧制过程中，高岭土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经过脱水和形成转化为新结晶两个阶段，加热到1100度时，形成假莫来石，假莫来石受热后失去二氧化硅，形成莫来石晶体，使烧成的瓷器化学性质稳定，机械强度较高。[6]景德镇窑所采用的高岭土本身杂质含量较少，故而产品具有很高的质量。

3.2 烧窑方式

湖泗窑址群的窑炉普遍采用龙窑形式，考虑到江夏的地势，依山坡而建能够降低成本，提高热效能，但是不如景德镇窑所采用的“系从龙窑并参考北方馒头型窑，又根据松柴特性而修建的发展起来的”窑炉形式考虑得完善，烧制所消耗的燃料要比景德镇窑多出三成。[6]因景德镇窑燃烧室空间较大，故燃料燃烧更为充分，同时柴块体积较大，燃烧层空隙较多，减少了热量的散失，降低了燃料成本。

景德镇窑以投柴的方法烧制，便于不断控制燃烧室内的温度，获得理想的成品，提高了成品率。在湖泗窑的这类龙窑内烧制器物时，窑内某些部位或多或少会受到温度波动的影响，且无法控制，烧制大型器物时可能会受热不均匀而发生变形。[7]具体体现在湖泗浮山窑出土的器物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火候虽大但器物变形者较多”。[8]如此一来，成品率和产品质量皆难以保证。

3.3 资源损耗

据统计，在湖泗窑址群分布范围内，已发现的瓷窑窑址堆积多达145处，窑膛的数目超过170条，从图1《湖泗窑址群分布示意图》中可以看出，梁子湖、斧头湖区域内的瓷窑分布十分密集，而且附近还分布有不少其他手工业的工厂，都需要以木材作为燃料。尽管这里本就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过度的消耗导致这里的资源开始枯竭，制瓷所需的瓷土、燃料等自然资源日渐匮乏，限制了制瓷业的发展。[7]对于任何产业来说，一旦原料出现问题，那么走向衰落是必然趋势，是在所难免的。

4 社会因素

4.1 市场竞争

北宋被称为“瓷器的时代”，其陶瓷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和分工细致程度都远超之前，无论是享誉全国的“宋代五大名窑”，还是或大或小的民间瓷窑，产品数量和质量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是我国古代陶瓷史上最为美妙的一章。北宋制瓷业兴盛，定窑、汝窑、哥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瓷窑百家争鸣，烧制的青瓷闻名于世，这势必导致竞争加剧。江夏湖泗窑凭借精湛的工艺水准和丰富的装饰手法，尽管在宋代陶瓷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相比景德镇窑、龙泉窑和著名的宋代五大名窑，还是差距较大，尤其是到了后期，片面追求产量，又因瓷土纯度低和龙窑带来的问题，产品质地普遍较粗糙，外形多有变形，且釉色不纯。例如，王麻窑“胎质粗糙厚重，石英砂含量较高，釉色不稳定，青中泛白、泛青、泛黄、泛灰者皆有，釉面有气泡烟熏痕迹，制作草率，少见刻划花纹器，生产量大但成品率低”;[9]杨家澥窑“陶瓷产器原料加工不够精细，多夹砂，烧成产品胎色多呈灰色和褐色。釉色以青色为主，少量为酱釉，部分为素胎。釉层不匀，釉色不纯”。[10]反观其他许多流芳百世的名窑，龙泉窑釉色苍翠，吉州窑无论产品种类还是装饰手法都在整个宋代首屈一指，钧窑的“窑变”、哥窑的“开片”独具特色。[11]对比之下，差距十分明显。

在北宋那样一个工艺美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一旦没有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就意味着即将走向衰落。可以说，北宋陶瓷激烈的市场竞争为湖泗窑带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催化了它的成长，但同时也是阻碍它发展，导致它走向衰落，最终退出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4.2 社会动荡

既然湖泗窑在北宋时期极为兴盛，但在北宋晚期开始衰落，那么两宋之际就是湖泗窑整个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朝代更迭引起的后果就是战事频发，在发生战争的地方，精美的宋瓷极难幸存，或被大量摧毁，或被掠夺而去，制作瓷器的瓷窑也大都被烧毁，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陶艺师也有不少在战争中遇难。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和人们不安的情绪，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行业和销售系统。[12]位处江夏的湖泗窑，尽管远离军事重地，也未免会遭受战争的祸害，失去大半的购买群体，销量也就随之下滑。

另外，频繁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北宋王朝为了继续实现其职能，从而满足社会需求，增加赋税就成了必然，日益增长的赋税也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许多产业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制瓷业。

5 结语

盡管有许多因素导致江夏制瓷业衰落，最终退出市场竞争，但它在北宋所取得的成就和对江夏地区的历史意义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作为湖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改写了“湖北无陶瓷”的历史，填补了湖北陶瓷史上的空白，它是当地文化的传承，蕴藏着丰富的艺术设计灵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13]

注释：①《荀子》礼论篇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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