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当前影视作品与贵州新形象传播研究 |
| 范文 | 摘要：21世纪以来，贵州影像在中国电影这一版图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他者的文化解构视阈下，贵州的影像符号显现出一种被凝视、被固化、被暗化的影像色彩;而在自我意识的建构上，贵州影像在传统的物化与意化符号上出现了新的嬗变，向观众传递一种绚丽、奇幻、真善美的全新贵州图景镜像。 关键词：影视作品;贵州新形象;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2-00-02 贵州地处西南腹地，全省都属于高原山地，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贵州被认为是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更有“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物三分银”这样的民间俗语来形容贵州形象，久而久之，人们形成了对贵州整体的刻板印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教育、娱乐、宣传等社会功能。影視作品推动城市形象的传播，源于自我投射与当地场景的有机结合，是观众能够将影视传播的文化记忆内化到自我记忆中，并通过模仿行为将影视记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1]。21世纪以来，贵州的形象不断被中国电影书写和重构，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贵州”为标签的电影，以王小帅的“三线”三部曲为主，但是仅仅传播了一个三线建设中的贵州形象。而在近10年与贵州相关的影视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多彩且奇幻、隐秘而伟大的贵州新形象，尤其是毕赣的《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饶晓志的《无名之辈》、陆庆屹的《四个春天》，走出了一条与以往贵州影视不同的商业化运作道路，赢得了口碑和市场的强烈反响，掀起了贵州电影的新浪潮，标志着贵州电影生态的重大转变，而且“贵州导演+贵州地域+贵州文化”的制作传播策略，也引发了学界及大众对贵州电影现象、贵州电影新力量、贵州新形象的强烈关注[2]。本文旨在探讨当前影视作品传播贵州新形象的方式，以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策略。 1 当前影视作品中多彩奇幻的贵州新形象 之前呈现贵州形象的影视作品，由外省的导演团队摄制完成。有些导演凭着早先在贵州生活的经历，用电影书写了一个三线建设的贵州，如王小帅的《青红》《我11》《闯入者》;有些导演并没有在当地生活的经历，因此带有某些刻板印象，描绘了一个灰暗的、没有什么色彩的贵州形象，如蔡尚君的《人山人海》。《寻枪》里隐秘古镇的围困、“三线”三部曲里的生存挣扎和自带灰暗性质的影视作品，只是这些导演他者视角下带有某些刻板印象的认识构建。当前很多贵州籍的导演将视野转向他们曾经生活的地方，用自己的亲身体悟在中国电影史的画卷上描绘了一幅幅不同于以往的贵州图景。如用少数民族文化景观书写贵州的丑丑，用奇幻的时空艺术展现贵州的毕赣，用小城空间的和“小人物”的情感流露刻画贵州的陆庆屹、饶晓志。 1.1 呈现贵州多彩的山地风光 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资源丰富的地域，这里分布着17个世居少数民族，每个民族的文化景观和民族风情都极具吸引力。其中，苗族和侗族是贵州最大的两个少数民族，身为侗族的丑丑导演，长期生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对苗侗文化有着深刻的体悟。她的第一部影片《阿娜依》就将苗族、侗族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全景式地呈现在银幕上，如蜡染、鼓楼、风雨桥，以及上千位盛装打扮的苗侗姑娘在姊妹节上载歌载舞的宏大场面，让观众通过电影看到了贵州的异域风光和少数民族的多彩魅力。随后的《云上太阳》，把观众带入了世外桃源般的丹寨，运用外国人的他者视角描绘了一个静谧恬静、自然纯美的原生态村寨。导演运用视听语言呈现了黔东南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芦笙舞、锦鸡舞，以及苗族的绘画和医疗术等。《侗族大歌》直接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片名，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侗族美妙感人的音乐旋律，展示了侗族淳朴怡人的民俗风情。此外，还有一些影片刻画了贵州的山地风光，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对安顺黄果树、坝陵河大桥、石头寨小巷的描绘，《送我上青云》对贵阳花溪夜郎谷和高坡云顶草原的呈现等。 1.2 展现本土空间的艺术奇幻 多彩贵州的新形象已经深入人心，2015年毕赣导演的《路边野餐》横空出世，将一个神秘奇幻的贵州展现在人们面前。这部影片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备受好评，而且获奖无数，毕赣也因此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的殊荣。影片让人记忆深刻的是长达42分钟的奇幻长镜头，将黔东南那个真实而又虚幻的“荡麦小镇”——凯里的云雾、多雨、坡坎、村寨、洞穴以及葱郁植被等环境特色呈现在观众眼前，这些因素被导演融入似真如幻、时空杂糅的影像语言中，模糊了在地的现实和超现实性，将贵州本土形象与电影艺术有机结合，呈现了一个奇幻的本土空间景观。他的另一部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可以说是上一部电影艺术风格和镜像表达的延续，讲述的仍然是发生在潮湿多雨、云雾缭绕的黔东南凯里的故事。银幕上的凯里在导演梦幻般的长镜头里，依旧是亦真亦幻、神秘模糊的小城。毕赣导演将凯里这个西部三线小城的文化风光展现得奇幻隐秘，打造的“黔东南宇宙”吸引了更多人来这个奇幻小城一探究竟，也让贵州的方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整体上塑造了一个艺术奇幻的贵州形象。 1.3 折射贵州“小人物”的光芒 2018年可谓是贵州电影年，这一年的两部作品《四个春天》和《无名之辈》，不仅获得了好的口碑，而且在商业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使贵州电影在中国电影史的长河中有了一定的地位。这两部电影描绘的都是贵州小城里“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真挚情感的表达，朴实无华的叙述，折射出了底层人物的光芒。陆庆屹的《四个春天》作为一部纪录片式的电影，通过对父母生活的真实记录，传递了普通人真切、平凡、温暖的感情，令无数观众动容，也让黔南独山小城的岁月静好映入观众的眼帘。饶晓志的《无名之辈》通过对几个荒诞戏剧化底层人物的多线叙事，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朴实、善良和单纯。石板街、西山大桥等特色风格建筑都被作为叙事元素呈现在银幕上，让观众感受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印象的贵州小城形象。 2 当前影视作品中贵州新形象传播的制约因素 虽然当前很多优秀的影片都是贵州籍导演摄制的，但是这些电影作品几乎很少有贵州本土制作宣发的，都由省外团队和影视机构来完成，贵州的在地性其实是被架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贵州新形象的传播产生了制约。 2.1 缺少强大的媒体宣传机构 在当前的影视产业环境下，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如果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宣传发行，那么这部作品大概率会隐匿在海量的影视作品中，不被人发现。其实当前但凡票房比较好的影片，除了质量上的保证之外，宣发费用不菲。目前贵州的影视作品投入没有那么大，而且本土影视作品更没有什么宣传，导致拍完就结束，没有考虑后续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贵州缺少强大的媒体宣传机构。一方面，贵州卫视在全国电视台的收视排名和影响力上一直处于中下游，不像湖南卫视、东方卫视那样，更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节目，无法为影视作品的宣传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本土缺少宣传发行公司，大部分影视作品在没有大规模宣传的条件下上映，票房惨淡，传播效果差。 2.2 忽视了年轻观众的需求 当前影视作品的受众呈现出年轻化的态势，年轻人成为电影消费的主力军，而他们的影视体验重在身心愉悦和娱乐层面。纵观当前与贵州相关的影视作品，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风情、山地自然风光类型的影片，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省内观众认为少数民族风情最能代表贵州形象，而省外观众认为自然景色是贵州最大的特色。所以需要充分了解受众需要，作好细分受众市场的准备，《无名之辈》能够一鸣惊人，就是因为很好地将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和娱乐、喜剧结合在一起，吸引了大批年轻受众。因此，当前贵州的影视作品在制作传播时，一定不能忽视年轻观众的需求，需要细分受众市场。 2.3 本土影视企业不发达 贵州虽然有上百家影视文化公司，但大多数都是注册资本不足千万的小公司，有的公司甚至采用三五人作坊式的运营模式，产业规模小，制作能力弱，大多数都承担不了院线电影的拍摄制作成本。本土影视企业的“小、散、弱”，直接制约了本地影视作品对贵州新形象的传播。仅仅依靠外省机构拍摄贵州影视作品，只会使贵州形象千篇一律，因为他们缺乏深入的在地体验和文化经历，拍摄出来的作品只是他者视域下对城市形象的刻板重构，给观众传递的是一个老旧、没有文化底蕴和色彩灰暗的贵州。因此，本土影视企业的不发达，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贵州新形象的传播。 3 当前影视作品传播贵州新形象的策略 在当前的影视大环境下，影视作品如何更好地传播贵州新形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的优势是当前作品可以乘着贵州影视新浪潮的大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度建构和完善，从而对贵州新形象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1 增强文化自信，构建文化认同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旭光教授认为，在一定程度上，2018年是国产电影的“贵州年”[3]。贵州电影惊艳影坛，是地理、文化等偶然、必然因素“多元决定”的结果。贵州多元深厚的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山地文化、“三线”文化、阳明文化等，带动了相关影视题材的拍摄，因此贵州影视应当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构建文化认同的基础。例如，以欧阳黔森为代表的本土影视创作群体就紧扣贵州文化主题，在增强自身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创作了《王阳明》《伟大的转折》《花繁叶茂》等优秀的影视作品;以毕赣为代表的贵州籍导演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运用本土方言构建文化认同。 3.2 搭建融合平台，促进形象增值 当前，虽然《无名之辈》《路边野餐》等作品在城市宣传上促进了都匀和凯里的旅游业，但是并有没有真正做到平台互联和发展周边产业。而搭建一个影视产业、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和游戏娱乐产业等的融合平台，是进一步传播贵州新形象的新动力，比如打造一个像横店影视城、万达东方影城那样的影视娱乐基地，衍生影视周边。虽然目前贵州有都匀、遵义、大方等不同体量的影视城，但是都没有得到成熟的开发，只是被用来拍摄影片，没有形成前期策划融资、中期拍摄制作、后期文化旅游的一条龙服务机制，缺乏影响力和辐射力。贵州应该根据自身的地域形象打造影视生态游、红色游、少数民族游等，将贵州本土的特色风情和浓郁文化通过影视服装、舞蹈、语言、餐饮、节庆等要素，结合主题乐园、文创产品、游戏体验进行全方位传播，促进贵州新形象的增值。 3.3 运用大数据，完善评估体系 一部影视作品呈现给观众后，收集观众的反馈是极为重要的，针对影视作品的传播效果评估有助于提升影视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运用大数据统计分析传播效果，能够很好地完善评估体系。人工调查和机器检测相结合，可以使复杂的监测工程简单化、精准化、实时化，不仅能对受众的需求、爱好、接触、感受和评价进行监督，对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进行比较评估，还可以对影视作品从选题到生产加工和成品，再到传播和评论，进行全产业链的跟踪和把控。 4 结语 贵州独特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构成了一个神秘多彩的贵州影像空间世界，因此贵州电影的发展要立足本土风格，不摒弃自己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格，亦不能陷入认知模糊、地域内文化同质化的尴尬处境。当前的贵州影视作品不仅要在视觉层面保留有在地经验的人们的精神家园，而且要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给予他们心灵慰藉，凸显影视文化对贵州形象的认同，反映现代化进程中贵州的自我想象与族群认同，让观众在影视作品中获得对贵州的审美体验，塑造贵州的城市社会记忆，加深文化认同以及构筑想象共同体，从而推动贵州新形象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黄鹤，卓伯棠，方志鑫.电影与中国城市形象传播[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4）：16. [2] 安燕.“贵州电影”的三副地域面孔[J].当代电影，2019（06）：11. [3] 陈旭光.中国电影的“空间生产”：理论、格局与现状——以贵州电影的空间生产为个案[J].当代电影，2019（06）：8. 作者简介：王一星（1989—），男，河南焦作人，博士在读，讲师，研究方向：影視艺术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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