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书法家的“囚徒困境” |
| 范文 | 薛元明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问题总在我脑海中萦绕——书法圈为什么很多相同或类似的问题会不断上演、重复出现，似乎总是无法解决，有的甚至越来越严重？书法家变得困兽犹斗：从个体来看，文化修养急速退步，出现透支和恶性透支，即便是名家，艺术水准呈现下降趋势;从整体上来看，投入和产出极度不合比例，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圈养如此之多的专职书画家。朋友对我说，这是理想主义者的苦恼和苦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典型的，就是批评文字几乎没有用，奈何不了现实半分，一切坚硬如铁。书坛各种潜规则还不是照样盛行？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坚守，没有现今的批评文字，也许会更糟、更嚣张、更出格。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可怕，因为没有了底线。任何时候，一定要守住底线！面对坚硬的现实，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什么？沉默的羔羊，还是温水中的青蛙？ 对于今天种种令人忧虑的状况，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只要你真正热爱书法！ 目前的现实状况表明，很多书法家正在步入了“囚徒困境”：初涉书法，生欢喜心，便想如何出人头地，找到各种办法求取捷径;登堂入室后，汲汲于名利，参展入会，顺理成章，哪怕不择手段;成名既久，获得名利无数，就有了千秋之想，不管是千秋大业还是千秋大梦，总想一试“变法”，有意无意之间会竭力一搏。似乎只有两种人不在“囚徒困境”之中：一种是真正的高人，看淡名利，拥有完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种是真实的普通人，自始至终没有名利欲望的纯粹爱好者，自得其乐、自生自灭。真正面对“囚徒困境”的，恰恰是居于两者之间的渴望名利而有一定目的的人。不过，这两种情况无一例外地要把“江湖书法”排除在外：一種是伪装的高人，看起来不可一世，却极度渴望名利;一种是未入门径、本质是嘴尖皮厚、腹内草莽的货色，却放胆招摇撞骗。 “囚徒困境”之提出 “囚徒困境”是1950年由兰德公司所提出：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通常无法信任对方，因而会倾向于相互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就是在博弈的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一个虽未说明但事实上早已确定的策略，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这是“博弈论”中有关“非零和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的最佳选择并非集体最佳选择。这一观点可以用来解释书法圈中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会重复上演。 “囚徒困境”的例子在书法家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现在的书家印人销售作品大多采用“低价策略”——寻找各种逢年过节的机会，找各种噱头来打折销售。这是大多数书家真实状态。名家看起来都是天价，其实也是一种“面子工程”，因为过度提价，造成“有价无市”。成交价和报价不是一回事，悬殊极大。这于商家流行的价格战策略如出一辙。假设有一位经营家电的零售商，在他商铺周围有很多竞争对手，势必面临降价和不降价的选择：如果对手不降价，那么降价便有利可图，如果对手降价，那么“我”也必须降价，否则就会面临一件都卖不出去的局面。综合来看，降价就成为优势选择。对于竞争对手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拼到底的最终结果就是所有竞争对手只有微薄的利润。 为什么现在有些书家相互间在比风格的丑陋，比谁的书写方式更低级下流呢？类似的各种近乎无耻和无底线的行为泛滥，有可能是让“江湖书法”给逼的，也可能是从“江湖书法”的手段中看到了商机，因为“江湖书法”从来不怕显示龌龊，越无耻越能吸引眼球。这就好比现实中生产“毒木耳”的例子。生产毒木耳会对人的身体产生危害，而且终难长久，整个产业时刻都有垮掉的危险，但为什么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呢？摆在生产商面前的博弈是这样的：别人生产毒木耳，某人生产优质木耳，别人赚很多钱，某人则无钱可赚。一个人的善行就像滴入大海中的一滴清水，不会改变什么，也不会引起关注，木耳产业最终会倒掉。别人生产优质木耳，只有某人生产毒木耳，别人赚少量的钱，某人赚很多的钱，一人的恶行就像滴入蓝色的海水中的一滴污水，不会改变什么，也不会引起关注，木耳产业照样不会倒掉。所以，无论别人生产毒木耳与否，个人生产毒木耳都是“优势策略”。然而，一旦有太多的人如此选择，群起而仿效，直到整个行业腐烂、崩溃。 “囚徒困境”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对于参加展览和培训的过度投入。因为参加展览和培训班，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去拼工资、拼学历、拼头衔、拼职务，只是为了看起来比别人优秀。长此以往，势必会疲惫不堪。很多人要的不是优越感，只是比别人看起来优越。就像电影《搏击俱乐部》里面所说的：“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自由，没有地位，没有世界大战，没有经济大恐慌，我们的大战都是心灵之战，我们恐慌的只有我们的生活，我们从小看电视，希望有一天会变成富翁、明星、摇滚巨星，但是，我们不会。那是我们逐渐面对着的现实，所以我们非常愤怒。”为什么书法家需要不停地通过参加展览和培训来“刷存在感”？因为别人都在拼命地参加展览等各类活动。如果不参加活动，似乎就要被“淘汰”了。有一位名家曾当面和我说：“感觉自己两个星期不办一次展览，所有人都会把我给忘了。”拼命追求名利，看起来风光，实质包含几多无奈。不管入展不入展，成功不成功，针对这方面有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投入乃是一种“优势选择”。绝大多数人都可能这么想。这样拼的结果，原本可以改善生活和学书法条件的财力用来投资未必会成功和带来效益的展览和培训方面。由此造成某种竞赛和竞争，一直拼到个人财力的最高极限，陷入现实困境。 综合来看，人总是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按照自身逻辑进行所谓的“优势选择”，最终却成为最大的劣势。在一个群体中，个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却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各种相互内耗导致了集体的“囚徒困境”。对于每个个体来说的优势选择，集合到一起，往往会造成群体的灾难。群体发生灾难，每一个个体逃脱不了。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结果往往会伤害其他人，到最后一定会伤害到自己。明明知道自私的结果是大家都遭受损失，但为什么还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呢？除了天性这一解释之外，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如果别人都自私你不自私，那么你会受到损失;如果别人都不自私而你自私，你会获益。所以，无论别人自私与否，自私总是优势选择。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和正常的路径来研究，付出的成本实在太大了，时间太长了，还未必成功，于是就幻想“走捷径”，最终成为大多数人的“优势选择”。其实学书法哪里有什么捷径呢？“优势选择”和“囚徒困境”之间存在一种恶性循环，导致创作、批评、思考、创新等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和断裂。 “囚徒困境”之危害 “囚徒困境”的存在，使得书法家存在自我膨胀和自我矮化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书法在现实中特别火爆，另一方面，有名家而无名作;一方面，人人都觉得当个书法家特别容易，书法家泛滥成灾，另一方面，“著名书法家”的称呼等于骂人，最终导致了当代书法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心理分裂。从现实中能感觉到，接触单个书法家似乎没有太多的不足，只是个人的不足，但无数的小问题累加起来，变成了整体上的大问题，甚至是一种潮流，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书家存在表里不一的情况。说出来的都是好听的，私下里却是另外一种话语，表面上都说喜欢听到批评，实际上更喜欢得到表扬。说真话会得罪人。都知道做学问要淡泊名利，盲目追求名利不好，现实中做不到，口是心非、明知故犯，因为书法家成功的不确定性，可能“血本无归”，一些人迫切需要在现实利益中获得补偿。都知道整天应酬不好，需要静下来读几本书，心有余力不足而打肿脸充胖子，皆是为了名利。不要说知行合一，即便是言行合一也做不到。首先体现在“文与墨”的脱节上。书法过去称为“翰墨”，“翰”就是文，文在先，“墨”为书写。当没有了“文”这个前提，就只能抄唐诗宋词，因为文化修养不够，抄也会抄错。不照抄的话，就写所谓自作诗，充其量也只是打油诗和顺口溜居多，错别字一大堆，还有很多常识性问题。其次是心与手、心与口、心与身等背离，口是心非、身心分离，心手两隔，所以不可能有“称意”之作。在内容上失去优势，在具体创作方式上，只有“惯性”书写，所有作品都是急匆匆完成，變成了“应景之作”“应酬之作”“应付之作”，缺少自然生发、有感而发、有需而发的心理和生理准备，无病呻吟、装模作样的比比皆是。 书法批评已经高度物化和套路化，导致批评家和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极度扭曲。一方面，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制约，一些书法家与批评家变成了利益共同体，诸如不同目的的策展会、研讨会或观摩会等，往往在星级宾馆中把盏言欢之际，办展主角的艺术价值就得到充分肯定。一些批评家在众目睽睽的公共场合宏论灌耳，然而一系列直接抑或间接的利益潜规则早已进行预设，出场露脸，做个表演秀而已。书法批评看似尖锐却充斥碎片式的分析，甚至异化为赞美，最终沦为“互害模式”——人人都成了“老油条”。另一方面，批评家和创作家之间的互助、互补、互动的关系，曾几何时，已是“冤家路窄”，成了一种“敌对关系”，以致互相看不起。创作家认为写书法评论就好比写不了小说才去评小说，铸不了铁锅才去补锅。就批评家自身而言，言行不一致，因为自身不时有“表扬文章”出现，说话没分量甚至言而无信，不敢批评。因为人都有软肋，都有三朋四友，软文多了，批评家就当不了硬汉，而是“双面人”。双面人只会丧失立场，甚至威信扫地。批评家必须是“孤臣”。也就是说，纯粹意义上的批评家一个都没有。面对坚硬的现实，批评成了自说自话，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被批评的对象如果位高权重，根本无法撼动。即使更换了目前的这一位，后继者仍就如此。一个“拖”字诀，就是万能。被批评者，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所有新闻最终都会成为旧闻，终将不被关注。 “囚徒困境”之焦虑 应该说，当代书法用当代人的审美理念去寻找自身发展契机是对的，也是必须的。然而，当下一些所谓的书法创作，却显得极不严肃，有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胡闹。创新成了一种幌子。让人揪心的是，批评某些人没有传统的人，自己作品却是俗气无比的江湖书法，批评某些人没有创新思想的人，自己作品却缺少传统的历练。就书法创作本身而言，面临着颇为尴尬的处境：一部分书法家不断地“去东方化”，本质是对于西方当代艺术的低级模仿，比如所谓的“现代书法”，一部分艺术家不断地倾向“东方主义”，在作品上贴上神秘主义的标签，比如“江湖书法”。有人提出，书法在新的时代面临新的抉择，尤其是功能的转变，从实用转向艺术，从文本转为图像，甚至是视觉表现。与此同时，书法的交流方式也改变了，从书斋尺牍到家居园林，单件的小范围交流，现在主要是展览，必须强调创作意识，强调视觉效果，甚至据此将书法认定为“书法艺术的视觉化，代表着一种发展方向”。应该说，有些观点确有道理，书法在现实时代确实面临很多新问题，与其说是书法面临的问题，不如说是书法家面临的问题。书法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可以应对任何时代的变化。以史为鉴，即便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同样也可以应对。即便将书法界定为“视觉艺术”，观点不能说错，但只是一家之言，所谓的“代表着一种发展方向”就有点夸大了。因为不仅要看到时代的“变”，更要看到书法本身的“不变”。“变”和“不变”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仅仅有“变”，没有“不变”的核心，书法早就灰飞烟灭了。经典永流传，历代经典成为不可动摇的基石，唯有这些基石才有“方向性”的作用。即便书法要注重创作意识，注重展厅效果，注重视觉效应，但并不是完全否定固有的文化意识、文学意识和经典意识，进而以此为借口忽略书家字外功和字内功的积累，只是在原有的内敛性基础上变为扩张性，而不是本质的改变。如果完全撇开以往所有的要求，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下很多作品在视觉效果，在形象设计上不能不说煞费苦心，殚精竭虑，但为什么变得普遍不耐看，形式空洞，原因正在于忽视了笔墨内涵和个人精神内涵的积累。不妨对比一下：选几件王铎的巨幅代表作放到展厅中，仍然熠熠生辉，视觉冲击力不可阻挡而当代名家的作品对比之下，则不堪入目。事实证明，只有具有充足的文化含金量和艺术含金量的作品，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谈得最多，却最为空洞，沦为“正确的废话”，在各执一词的讨论中，直至二者严重对立起来。其实很多成功的历史人物已经有了很好的示范，却被视而不见。书法需要原创，但无法苛求。原创只属于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只是模仿和改良，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书法的原创性，首先是思想的原创性。当代书坛无疑处于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每个自由的个体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共同价值观的分崩离析日渐模糊了主流思想的疆域，在喧哗和骚动之中，缺乏清晰的、有原创性的思想。知识结构越来越专业化所导致的狭隘性，使得有洞见的生活之思和建立在专业整合基础上的革新性、方向性的思考迟迟没能出现。思想的原创性不可能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中皈依精神世界、审美境界和道德边界，进而导致书法思想家的缺席，甚至于不要说思想，就连深入思考常常缺席。 “求变而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焦虑。古代的经典再好，不属于我们自己，也不完全属于这个时代。当代自身应该有自身的创造。这个道理谁都懂。批评家认为当下很多人沉不住气，各种怪招频频出现，抄西方、抄民间，不单单是名利心或浅薄心作祟，有时也真的是想寻找一条出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过于急功近利导致走上了不归路。不能说有错，但也不能说没错。扭曲、放荡、狂躁、失控，既是身陷困境的原因，也是身陷困境的结果。第一，功力未到，急于求成，自然不能成功。“法”是变的基础，不是求变的束缚，有的甚至视其为绊脚石，其实是个人综合实力不够，或者是时机未到。第二，不可能人人都会成功，有成功者，也许是别人，但自己接受不了这一点。第三，创新从来不可能“横空出世”，现在普遍要求绝对的“新”，是古人绝对没有过的，永远没有这种可能，尤其是对于书法来说，历史性的延续必定大于现代性的变革。简单地说，必须是先继承后创新，在继承中创新，不可能凭空肇造、向壁虚构。事实逻辑从来如此。历史规律必定如此。第四，现在大多数人是“为变而变”，既非踵事增华，亦非水到渠成，所见最多的就是“胡乱变”，所用最多的“绝招”就是“反着来”——大家都这样，我偏不这样。大家都用右手，我就用左手，大家都用手，我就用脚，大家都写得端端正正，我就写得横七竖八、歪歪扭扭。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求变。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反过来说也是对的，“通而能变，不通则穷”，如果真正打通了自己，打通了书法的内在关隘，是可以找到“出路”的，也就实现了成功变法。 当下很多书家太在意现实评价，甚至也非常在意未来的历史评价，似乎自己就应该进入书法史。因为种种原因造成力不从心，变得非常纠结。书法家处于“囚徒困境”，是名利诱惑导致精神的堕落。物质享受乃至金钱诱惑使得很多人表现的更为“机智”，使得书法彻底沦为一种“工具”，直至人的自身也变成一种工具。无根的焦虑、文化的隔阂、记忆的陌生，对于自身甚至不了解，到底需要什么、能做什么都不关心，不了解为什么要写书法，只关心成名获奖，所有的虔诚、敬畏、信仰全部丧失殆尽。言行可以疯狂无耻，但本身并不觉得有耻辱感，因为可以通过金钱来弥补。金钱是一个魔咒，扭曲了很多人的方向和心态。金钱成为唯一的甚至绝对的衡量标准和追求目标，导致书法在当代日益走向“工具化”。书家的大脑空隙已被金钱等各种欲望填满。面对汹涌而至的文化产业浪潮，谁也无法挣脱最大限度地寻求剩余价值的潮流，所谓的抵抗不过是自我安慰。资本降落人间之后，对人类社会利益操控远远超过一切道德规则。资本疯狂地原始积累之际，表面上温情脉脉，本质则是面目狰狞。仰视形而上精神空间，艺术和道德理想不可能实现“共存”，只能与资本勾结——一个新的艺术物化维度变得须臾不可或缺，艺术接受主体身份转换成艺术消费者。没有艺术消费者，所谓艺术生产、艺术市场、艺术营销等一系列关联性概念全都缺乏存在的现实基础。资本在进入了书法王国，首先就要致力于将精神个体和审美主体身份转型为狂热的文化消费者。过于看重名利、过度争夺名利的本质，就是对文化的绝望。自从有了微信圈，似乎就有了无数居士和善男信女，但对名利的争夺却超过历史中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抢红包”已经彻底瓦解了中国人的尊严。在移动媒体上，就连抢到一分钱也会沾沾自喜，甚至极度兴奋，忙得不停，觉得是大发横财。如今大多数书家的精神需求浓缩为一点——消费，不但物质用来消费，精神也用来消费，集中表现为对于金钱的极度膜拜，就连“大师”和“老师”等名词都拿来开涮和消费。不要说情怀，就连情趣皆无，一种是穷的只有钱，一种是整天等着卖钱。现在一说书法，不说要心怀家国天下，也不要说具备相当的文化修养，就是参赛、入会卖了多少钱，办培训班，与名人照相，所以当代书家也只能写写婚书，写点录取通知书，写点春联，如此而已。 “囚徒困境”之出路 回望传统，重新加以思考和认知。传统文化就是过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传统文化不仅仅只是过去，凝聚了民族记忆，维系民族信仰的根基，支配着公众的日常生活，赋予社会群体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使得民族具有了特定的身份和意义。传统就是我们自己。时至今日，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认同感越发淡薄，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道德框架的解体、人文价值观的失落、人性的异化变质以及正气的萎缩、良知的消解和浮华世风的滋长蔓延。先哲们对于宇宙和人生有独到见解。古典哲学中关于拓展格局的思想对当代书家大有裨益。道家的“致虚极，守静笃”观点，可培养“静气”。儒家的“执事敬”“事思敬”“行笃敬”“修己以敬”等对“敬”的推崇，可以培养“恭敬心”。儒道的“天地大道”和“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提高人生境界，超越现实羁绊，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构建宏观格局。师承有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本质就是“书法伦理”。唐以前的书家，都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就现实而言，需要重视书法伦理。其他诸如“不诚无物”“君子慎其独”“吾日三省吾身”“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思想，亦能培养诚信、慎独、自省和宽人意识，从而涵养心灵气质，实现智慧生存。中国文化体系中绝少宗教，强调的是人文修养，可以弥补。加强人文修养，从书法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亦从书法开始。 从个体来看，二王的魏晋风度和颜真卿刚毅忠烈的人品皆为后世所仰慕，两者的核心概括为一点，就是“风骨”。风骨对当代书家来说是罕有的。当代书家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会写字的，一類是不会写字的，一类是不会写字假装会写字的。为什么现在出不了米芾，出不了黄宾虹，更出不了黄道周，原因在于，文化修养和才情天赋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气节、人格和风骨相去甚远。米芾是才气字，黄宾虹是修养字，黄道周是英雄字，心中有家国天下，有济世情怀。从时代来看，秦汉晋唐之所以成为书法史中灿烂的时代，在于将天地精华与彼时的文化精神交融在一起。近世以来，书家的文化学养大不如前人，文化商品化、物质化的现象愈加严重，在经济利益诱惑下，创作心态日益浮躁，所谓的创作逐渐演变为一种谋生手段甚至敛财手段，不但作品气象日益失落，笔墨法度更是极度松懈，一心只为取悦于时人，用笔轻佻，愈加空洞。 “囚徒困境”的存在，意味着一种断裂和脱节，如果能够实现融通与和谐，自然不存在所谓的困境。困境人人都会面对，可怕的不是单纯的困境，而是身处困境不自知，或是陷入困境不能自拔。面对困境，置之死地而后生，柳暗花明又一村，必定会迎来全新的境界。书法家自身的禀赋包含着一种强大的升华力量，自身完善的修养可以在冲突机制中保持着一种弹性，有利于身心。强调这一点，并非要求书家十全十美，而是说，不管成就高低，个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必须是一个完满而自足的系统。也许目前做得不够好，毕竟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但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里，自己的方向在哪里，如何去实现，至少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是个人境界，从“言行合一”到“知行合一”，前者的一致是个人走向真实的条件，后者的一致是达成自由意志行为的条件。“不知”必定会缺乏行为发生机制。“知”是“行”的前提，具体行为表现生成于无形的精神意志过程。任何命题的讨论不管如何宏大，最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第二是书写境界，从“心手合一”到“身心合一”。就中国传统而言，“手艺”是身心合一的东方智慧。从一堆藤条到一副箩筐，从一块粗铜毛坯到精美的铜器，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书法自始至终保持了手工艺性的特点，只是由手操作完成，但不仅仅只是手的作用，必须用全部身心。书写是从心手合一到身心合一的结果，必须落到实处。看一句写一句，创作时嘻哈喧闹，这种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精品力作。读帖时心无旁骛，极其专注，心眼合一、心口合一，听从批评诤言，必须诚心接纳，心耳合一、心神合一。《菜根谭》有言：“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立业建功，事事要从实地着脚，若少慕声闻，便成伪果;讲道修德，念念要从虚处立基，若稍计功效，便落尘情。”第三是文化境界，从“书人合一”到“天人合一”。“书如其人”永远不会过时。此处的“天人合一”不必过多解释，侧重强调“天时”，重视潮流，把握潮流，但不能随波逐流。不要完全将责任推给潮流。潮流就是无数人选择的总和。做好自己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所谓的时代，就是一个人真切地生活在当下，清楚地知道自己活着，如何更好地活着。首先要把握好自己，才能谈及把握时代。自己都把握不好，又如何奢望把握时代？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潮流，改变不了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现实问题就在于共同价值观没有了，就没有了主心骨，“心”主神明。当代书家如果能够最终形成一种共识并坚守共识，“囚徒困境”问题便迎刃而解。文化呼唤着书家的心灵回归，历史的积淀要求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精神追求使人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生活、感受世界，拒绝盲从，展现不一样的思想和价值，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坚守信念。精神追求可使内心强大，对社会和人生有独到认识，有自身的审美标准。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与挑战，都能够从容应对。有鉴于此，应该回到書家本身和书法本身来思考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把文化作为生命的底色，将书法重新作为认识的对象，以修复、反思和重建的方式呈现出来，以没有任何目的心境去品味书法，观察自然，热爱生活。如是，皈依自然的情感便随时在个人内心深处升起，还一片宁静、恬淡的清流给这个纷繁芜杂的书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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