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长城文化论纲 |
范文 | 王玉玊 谷卿 刘先福
引言 长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建筑奇迹,横亘在中国的北方,地跨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经历了自春秋时期以来2000余年的修筑,总长度达21196.18千米,自东向西贯穿了中原与大漠,连接着中国的东端与西部。 公元前7世纪,在诸侯割据的春秋时代,楚国为御敌而修筑的方城,是有历史记载的最早长城。[1]方城由列城发展而来,一系列具有军事功能的小城依地势排开,或依天险,或以城墙连接,便成为长城最初的形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修建长城,短者数百里,长者数千里,至秦始皇横扫六合,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 · 蒙恬列传》),自此有了“万里长城”的说法。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西段修缮秦昭王时旧长城,东段、北段沿用燕、赵旧长城,再向东,直抵辽东,历时9年。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一样,筑长城也是秦帝国为适应和巩固国家统一而采取的政治措施。自此以后,万里长城就成为中原地区历代政权统一与强盛的象征。 自汉至明,也包括北魏、北齐、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几乎都留下了修筑、修缮、利用长城的历史记载,清代虽不再兴筑边墙,却并未停止对长城的修缮和使用。 明代特别重视北方防务,长城的修筑工程殊为浩大,技术水平也有了极大发展,前后历经200余年,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12700余里的长城修筑工程,并形成九边十三镇的防御格局。在绵延的边墙两边,是星罗棋布的军堡城池,烽火台与驿路两套通信系统连接着明朝的边疆与腹地,驻军、屯田、沿边商贸都极大促进了长城沿线地带的人口集聚与经济开发,明代九边重镇的所在地,如宁夏银川、山西大同等,至今仍是重要的中心城市。 长城的修筑技术在2000余年间不断发展进步。遵循“因地形,用制险塞”的原则,长城屹立处,往往是高山深谷、戈壁草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凭借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因地制宜、克服重重困难,代代相继,共同创造出长城这样一个伟大的建筑奇观,在人类建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修筑长城,会采用不同的建筑材料与建筑工艺。春秋战国至秦代,长城墙体修筑往往采用夯土版筑工艺,在石料丰富的山地,工匠们也会将石片错缝叠压垒砌成墙,再在两面干垒石墙间填充石块或夯土,形成的墙体既坚固又耐侵蚀。汉代长城遗址中则可看到采用土坯砌墙的墙体。到了明代,越来越多的长城选择采用坚固的砖石材料修筑,这种转变与制砖技术的发展关系密切。砖砌的墙面内部填以夯土或石块,就形成包砖结构,这也是明代长城最典型的建筑结构。砖块质硬,结构稳定又便于搬运和垒砌,但烧制成本较高,即使在明代,高成本的通體包砖长城也不多见。九镇之中,这些建造精良的包砖长城往往出现在靠近京师的蓟镇等区域,比如今天河北省境内的金山岭长城,就是一段通体包砖长城。[1] 除了砖、石、土等常规材料外,不同地区的长城也会根据本地物产情况,选用不同的长城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辽宁省东部山区发现的木柞墙明长城遗址,便以当地盛产的柞木为主材修建而成;西北戈壁地区则会用芦苇、红柳、梭梭木等本地耐旱植物加固松散的沙土,形成芦苇、红柳、梭梭木夹沙长城。 长城的修建还常常借地势之险,或沿山崖陡峭处略加修整形成山险墙,或将缓坡挖成断壁形成劈山墙,等等。除山险外,江河水域亦能成为天然屏障,九门口长城,便是建于水上的长城,集城、桥、关于一体,形成了“城在水上走,水在城中流”的雄奇景观。金代长城最初建于平缓的草原地带,难借天险,因而形成由壕堑、壕墙等组成的界壕,是长城的一种特殊形态。 作为物质实体的长城不是一线孤立而绵延的墙,还包括骑跨在城墙上的敌台、用于传递军情的烽火台、作为边境出入口的关隘等组成部分,长城沿线内外还有驻军和住民的城堡、城障,许多关口也会建筑关城,甚至发展为边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场所。关隘、敌台、烽燧、城堡相互呼应,联动成完整的军事工事和建筑群。多种复合的建筑单元构成了御敌系统、烽传系统和兵备系统,实现了进攻退守的纵深空间。[2]明长城的空心敌台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发明。《明史 · 戚继光传》提到戚继光曾“议建敌台”:“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戚继光还在《练兵实纪》中对敌台的修筑方式与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仅蓟镇所辖长城便有空心敌台上千座,骑跨在城墙上的敌台有效消除了对敌时的射击死角,增强了长城的防御能力,在今天则成为长城上的标志性景观。 尽管长城在建造时更强调实用性,但仍旧形成了自身宏阔雄壮、质朴刚健的独特美学风格,无论是沿着山势曲折延伸的城墙,还是错落有致、庄重挺拔的敌台,或者威严大气的关城城楼,都会让每一个目睹它的人,被它吞吐山河的气魄震撼。从细节处着眼,则无论敌台拱券门或穹顶上的雕花,还是形式各异的射孔,都能在粗豪中见细腻,体现出中国古代建筑雕刻艺术的独特韵味。 长城不仅是单纯的物质实体,还是一套不断演进的军事防御体系与政治管理方式,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实现军事、经济、文化碰撞交流的界面与窗口。以长城为中心的独特文化带,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长城诞生于亚欧大陆最强盛的农耕民族与最强盛的游牧民族交汇的地带,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在2000余年的漫长历史中,农耕文明为抵抗游牧文明的压力而不断修建长城,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共同成就的文明奇迹。对于中国人来说,长城还是心中的精神寄托,是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精神构筑物。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抵抗外侮的过程中,在《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激昂旋律中,长城成为自强不息、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前赴后继、众志成城的爱国情怀的象征,成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伟大中国的象征。在新的时代,长城也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与文化内涵,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化地标,既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体现着兼具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俱进的发展活力的当代中国独具特色的风格、气派与风采。 一、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如前所述,自长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既是一道防御工事,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一条民族融合的纽带,见证着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深度参与了推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一)重构 “天下”,巩固新的政治秩序 秦统一六国后,调动巨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建筑长城这项浩大的工程之中,并非仅为自我封固,甚至恰恰相反,万里长城的建造反映出秦帝国的视野极为广阔。秦始皇不愿重蹈周天子面对“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而“不能制”(《史记 · 秦始皇本纪》)的覆辙,因此努力让可见的“周边”成为帝国控制的区域。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取得富饶的河套地区之后,命令大军继续北进,在与匈奴交界处设置了九原郡,这里也是黄河流经区域的最北端,郡治九原城正处在长城和黄河之间。不久,秦始皇又沿长城西段所经之处,自榆中直到阴山东部设立44个县,傍河建筑县城以成要塞,后更以“拜爵一级”的奖励政策“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史记 · 秦始皇本纪》),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实边。秦人在陇西的长城内外屯垦生产,显著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不论是九原郡还是陇西郡,都处于北部边疆的区域。由于存在很多少数民族,在这些地域设置的管理机构与内地并不完全相同,所谓县“有蛮夷曰道”(《汉书 ·百官公卿表》)[1],如陇西郡的狄道等即是。为了便于管理,秦王朝还特设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属邦”[2],政府在相當长的一段时期内允许所属少数民族政权在遵守秦法的前提下享有自治和一定的轻罪赎除之权。一些学者指出,秦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优待政策体现了多民族国家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对于“华夏”及其范围的划定,决定性的影响因素逐渐从民族与血缘的区隔,转向了治权与地域的考量。而所谓地域的标准,实际上最终都着眼于文化的异同。[3]随着西北和西南地区郡县化和编户化的推进,这些区域逐渐被纳入国家秩序,文化改造、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在加速,长城内外的“夷夏之辨”逐渐模糊。 长城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工事,它构成了“保障”的基础,“保障”使一切变得更加“有序”。经过重构的政治秩序,是这种“有序”的高层级体现。当秦帝国疆域内文化差异不断淡化,一个稳定的“中国”开始显现出共同体的性质,这一共同体的文化向外辐射,使得长城内外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先秦时期,列国长城主要标明两侧国家间的敌对攻防关系;到了秦汉时期,长城内外虽仍然时有紧张对立,但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数时候被看作中原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这也对应着汉代儒家心中“多重型天下”的理想形态。[4]此后,人们开始通过反思长城及其防卫功能来考虑民族关系,推求理想的天下秩序。在汉代对外政策调整和完善过程中,长城的象征和参考意义颇为多元: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新修筑的如漠南长城等“外长城”是昭示帝国实力、军事胜利和君主伟略的丰碑;另一方面,秦长城犹在而秦帝国二世即亡的教训,也提示统治者注重“德”与“仁政”,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应更加强调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史记 · 孙子吴起列传》),即“仁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盐铁论》)的观念。在战与和、通与断的两极之间,在汉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整体政治格局的动态调整过程中,农耕与游牧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既彼此对抗,又相互依存,在持续而深刻的互相影响中共同发展。 (二)界分农牧,见证两种文明互动融合 观察长城之实迹,很多学者指出它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严格地说,长城是一个混合着游牧和农耕的过渡地带,并未造成两者的隔绝,事实上长城在相当长时段内反而促成了沿线不同文明间的互动、聚集与融合。 即使从犬戎攻入镐京致使西周灭亡开始算起,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冲突史也已足够漫长。游牧民族不时迁徙、抢掠,给定居族群带来动乱和恐慌,为确保稳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定居族群将一段段修建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城墙连接为“长城”。长城在混合地带的竞争过程中产生,它在护卫资源的同时保障了中华文明核心部分的延续,有效降低了农牧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使二者的交往融合能有序进行,并在此后对其内、外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施以影响。 公元前302年,锐意改革的赵武灵王带头“易胡服,习骑射”(《史记 · 赵世家》),并在全境推广,使“贵族服其教,黎元化其俗”。[1]他通过招募胡人骑兵和培养本国骑兵相结合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庞大精锐部队,赵国因此不仅军事实力空前壮大,更使周边游牧民族和有戎狄背景的外族大臣对之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归依心理。对内而言,随着“唯夏”意识的松动,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游牧经济和文化在赵国获得更大范围的普及,以此为契机,以邯郸和代郡为代表的两种文化和政治势力所形成的南北分裂困局也得以解决;对外而言,与始建赵国南长城有效防御邻国入侵的父亲赵肃侯相比,赵武灵王致力修筑赵国北长城体现出更为开拓进取的政治意图。正如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所观察到的,包括赵国北长城在内的建立在游牧区的长城,是中原政权“怀着军事进攻和领土扩张的意图”[2]修筑的。随着农耕技术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君主集权体制的保障下,农耕民族不仅能够对抗游牧民族的侵扰,更开始了一种以守为攻的扩进。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与不能全然自足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它们势必同毗邻而居的定居族群发生经济互动,以补足生计;与农耕民族的贸易和战争,正是“互动”的两种表现形式。汉王朝建立前后,匈奴势力渐强,“白登之围”的危机及其解除方式仿佛后世汉匈关系的预演,战争间歇,常常可见和亲与通使、互市与贡赐。贡赐常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贸易,一方进贡,一方赏赐,其功能主要在于双方社会上层通过物资交换和分配来对各自的政治体系加以巩固。匈奴依靠这一制度和体系收获颇丰,即使政治地位有所下降,成为汉的“外臣”,却有效地控制着长城以北的领土。官方贸易之外,边境的私人贸易也在两个民族间不时进行,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世纪后半叶,北匈奴多次主动要求与汉人进行贸易交换,甚至不惜为此引发冲突和战争。 起于北方草原的鲜卑人建立政权后,越来越依赖农耕经济,汉化的进程也同时开启。胡人统治者将建立中华王朝视为目标和使命,积极起用汉人士族,虽然也曾在短暂的时间内实行“胡汉分治”,但民族意识已相对薄弱。494年,北魏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迁往黄河以南的洛阳,以便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程度因此进一步加深,社会结构中的“血缘”纽带逐渐让位于“地缘”联系。在此前后的70余年间,北魏的数位国君花费了不少精力分别修建、加固了泰常八年长城、畿上塞围、六镇长城与太和长堑,其目的是防御北方的柔然,对移民垦殖和管理边民也多有助益,他们希望凭借这道可视的城墙以及文化政治上的改革,彻底摆脱游牧民族的“纠缠”。即使面对从之前的部族首领到之后的鲜卑贵族持续性的反对,北魏的主要统治者仍毫不动摇地坚持汉化,中华文化也在此际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和容摄力。在研究者的眼中,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秦汉“华夏帝国”转变为隋唐“中原王朝”的关键阶段,由于部分匈奴、西羌、鲜卑部族迁于塞内,他们吸取华夏文化中糅合儒、法的礼仪教化与治术,配合原有之游牧部落与部落联盟等组织概念,尝试建立兼治长城内外之民的政权,因此当新的统一帝国再度出现时,统治阶层已经融合了游牧民族的血统与文化,在对待长城以北游牧部族的策略上,隋唐与秦汉之异相当明显。[1] (三)护卫通路,促成国家与民族间交流 北魏的高闾曾上表陈述修筑长城的“五利”,除防御、备战等功能外,还有一条是“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北史 · 列传第二十二》)。确实,长城不仅是一套复杂完备的军事防御系统,还承担着居住屯田、边境管理、内外交通、贸易税收等功能。长城沿线的军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是北部开发的重要动力来源,这种开发推动了定居人群向北的迁移和游牧民族向南的内附。 《史记 · 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得到大宛汗血马后,认为是“神马当从西北来”的谶应,欢喜异常,名之“天马”,继而为再获大宛宝马下令开筑令居以西的长城亭障,并设置酒泉郡以为据点,便于沟通西北各国。此后,沿着这条路线往来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的使者乃“相望于道”。当然,河西建郡的实际原因必不止于此,还应包括戍兵屯田以御匈奴和群羌的军事需求,但区域得以开发、交通受到保障,确是自然的结果和事实。稍晚的《汉书 · 西域传》也提到,“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屯田规模的扩大,不仅解决了使者的口粮供给问题,也使中原的农业技术在西域传播开来。随着长城沿线贸易通道的贯通,中国和中西亚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迅速展开并走向深入。从这一角度看,作为汉民族文化边线的长城,同时又在亚欧内陆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承担着大动脉的作用。 汉武帝开河西四郡,位于敦煌的长城边陲玉门关和阳关成为出入西域的要冲,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在此交汇、传播,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当地的佛教洞窟最早开凿于4世纪中叶,到了十六国时期,敦煌更成为全国的佛经翻译中心。1500年后敦煌石室遗书重见天日,其中包含的古代民族语言文字种类之多,令人惊叹,那些用古藏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西夏文、粟特文、康居文、吐火罗文、龟兹文等书写的卷子,是认识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各少数民族如吐蕃、突厥、粟特、回鹘、党项、蒙古等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研究古代欧亚历史和摩尼教、景教、祆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的珍贵材料,由此可见汉唐之际敦煌地区人文交流的多元性和深刻性。关于长城,在敦煌遗书中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破碎资料,像P.5019和BD11731缀合后的《孟姜女变文》就有金河、烽火、塞北、诺直山、燕支山、长城等字眼,残卷背后画有长城的城墙、门洞和守城者。但纵使鲜见于相关文献材料,毫无疑问,在敦煌遗书得以诞生的那段历史中,长城始终作为一种坚实的保障隐没于背景,悄无声息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物资的交换总是与文化的交流相辅相成。在汉代的边境关市中,马匹是重要的贸易物资,到了唐﹑宋﹑元等朝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易的关市仍称“马市”,尽管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但收买马匹仍是“马市”存在的主要目的。在以骑射为主要武备的古代,马的数量和优劣关乎国家军事力量的盛衰。明朝建立以后,从太祖至后世诸帝都非常重视马政建设,除在民间首创代官养马制度外,还颁布了凡来朝贡马者皆予重赏的政令,考虑到边民来京贡马一路艰辛险阻,朝廷遂开广宁、开原等处马市以提供便利。为了笼络、安抚和防治北方的劲敌漠西蒙古(瓦剌),1438年,明英宗准大同巡抚所请,令军民平价市骆驼与马,并派专门官员经理互市商品事务。嘉靖年间宣大总督在此创修长城,其中府谷长城线最南端的重要关隘镇羌堡就开设有马市,其遗址至今留存。 明朝与蒙古鞑靼部的冲突和纠葛直至隆庆年间才得到缓和,但其间彼此的交往并未中断。早在1543年,俺答汗就用两种不同的手段寻求明朝开放关市,武力逼迫之外,他有意识地接纳越过长城进入漠南的汉人逃兵和难民,鼓励他们就地垦殖生产;在明朝这边,因修筑工事而迁徙至长城脚下的人口聚居形成许多村落,普通百姓在与蒙古人毗邻居住、长期对峙的过程中互相熟悉、增进了解,他们向往和睦相处、互通有无,因此常有私下进行贸易的行为:这些都构成了“隆庆和议”的社会基础。根据和议,贡赐关系再度建立起来,大同得胜堡、新平堡、守口堡、助马堡等处马市终于开放,长城沿线自此“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宣府镇志》)。毫无疑问,在明蒙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正是长城沿线关城促进了人口聚合、边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守边士卒的任务不仅是“修城堡”,更有“广屯种”(《明史 · 兵志三》),他們很少使用“长城”这个称谓,更常见的叫法是“九边镇”—直至王朝终结,浩大的建设工程仍在继续,他们在长城的政治和军事体系之外开拓出生活模式和社会模型。 作为军事边界的长城不仅没有将不同的文明隔绝开来,还让“中国”具备了更广阔的视野,让“天下”的内涵更为多元和丰富。长城内外,不同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无论是以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都是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动因。从秦长城到明长城,这一不断修建、加固、拓展的特殊的工事体系,一直在为看似“边缘”的地带带来活力:人口集聚、区域开发、物资流转、文化传播、生活方式改易等,多民族之间的交融持续在长城所代表和构建的秩序框架内有序展开。 二、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 · 离娄上》)“家国天下”本是一体,君子“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 · 大学》)。这种由家及国,从切身的家庭关系出发来理解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知习惯,直到今天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家国意识。长城作为古代中原帝国统治疆域的边界标识,作为守土卫国的防线,也自然而然地在这一套“家国天下”的政治想象中获得了重要的象征意义,成为国家力量的象征。 (一)古代中国,长城诗文中的故土之思 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中,长城的雄壮往往联系着国家的强盛。如唐代袁朗在歌颂“四时徭役尽,千载干戈戢”的太平盛世的诗歌《饮马长城窟行》中,便写到“长城连不穷”的壮观景象;北宋毕仲游《送范德孺使辽》同样将“坐见长城倚天宇”的宏大画面同“际天接地皆王土”“桑麻万里富中原”的盛世景象联系起来。 唐代边塞诗的雄浑气象,亦往往以长城为背景。遥望长城,回首秦汉,无论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二首 · 其一》)的苍凉沉郁,还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二首 · 其一》)的抚今追昔,都能悲而不凄,体现出盛唐的豪迈与壮美。唐代疆域辽阔,越过了长城的边界,故而在唐代边塞诗中,长城雄关与其说是实指的战争场所,不如说是一个连接古今的文学意象。将秦汉古战场的厮杀之声与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想相互交叠,无论是征夫苦战思乡泪,还是投笔从戎报国心,都因而有了历史的纵深,更显出文学表达的独特魅力,长城也在这样的作品中跃出物质实体的局限,具有了精神性的意义。 从北宋末年到南宋,风雨飘摇的宋室江山引起爱国诗人无尽的忧思。陆游《书愤》中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杨冠卿《贺新郎》中的“待西风、长城饮马,朔庭张弩”,“怅未复、长陵抔土”,读来都令人唏嘘。在强敌环伺、偏居江南的南宋,长城对于爱国诗人们而言,不仅是聚合了无数英雄故事的古战场,还是一个太平强盛的中原王朝本该保有的国土边界。他們的长城记忆,因而融入了对中原王朝昔日荣光的无限追忆。此时以长城入诗,便总会勾起想要收复失地、北定中原,却又报国无门的沉痛悲凉之情。“长城万里英雄事,应笑穷儒饱昼眠”(陆游《送霍监丞出守盱眙》),长城作为文学意象再一次重叠古今,与秦汉守边名将的英雄事迹相对照的,却是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悲怆现实。这种借由长城意象表达家园沦丧的悲愤之情,以及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的文学结构,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传统。无论是在明末的飘摇乱世,还是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中,都能看到相似的情感与表达,长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国人故土家国意识的核心象征。 作为守卫疆土的重要军事防线,长城还常与对国家的忠诚联系在一起。韩翃《寄哥舒仆射》中的“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和徐九皋《送部四镇人往单于别知故》中的“马饮长城水,军占太白星。国恩行可报,何必守经营”等诗句,都借长城抒发着尽忠报国的情怀。如果说在这两首作品中,长城主要还是一个空间意象,象征着国家疆土,那么在“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王维《燕支行》)及“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黄中辅《念奴娇 · 炎精中否》)等诗词中,长城还有着另一层文学表意的功能,即被用来指代忠臣良将、国之栋梁。南北朝时期,宋国名将檀道济因功高盖主而遭宋文帝猜忌下狱,檀道济感叹宋文帝的这种行径是“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宋书 · 檀道济列传》),因此有了“自毁长城”的说法。在这一用例中,长城便因其坚不可摧的强大防御功能,被用来比喻人才作为国之根基的重要地位。以长城喻名将由此成为传统,唐代名将李勣曾得李世民“其为长城,岂不壮哉”(《资治通鉴 · 唐纪十二》)的赞赏;明代开国将领徐达也被朱元璋称为“万里长城”(《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二月)。“身作长城”的文学修辞与此同源,不仅强调了能臣名将本身无人可及的才干能力,更强调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以身许国,国家安定强盛是个人功绩的最佳证明。 千年诗词文赋,未曾间断地描绘着长城的模样,长城早已不只是跨越崇山峻岭、莽原戈壁的庞大建筑,更成为属于中国与中国人的文学意象、文化记忆与精神寄托。长城,无论象征着统治疆域还是国之栋梁,始终脱不开的是那份厚重而深沉的家国情怀。每有思乡之情、报国之志,人们就会想起长城,想起它的雄壮与苍凉,想起世世代代发生在长城脚下的英雄故事。 (二)走向近代,“英雄造势”与长城新解 近代以来,长城的形象进一步凝练升华,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赴京参加顺天乡试,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未果,同年夏天游览居庸关长城,写下《登万里长城》:“秦时楼堞汉家营,匹马高秋抚旧城。鞭石千峰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并。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此处以称赞的口吻写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事迹,是此前历代文人中少有的角度。大部分古诗提到秦始皇筑长城,都持批判态度,如唐代汪遵(一作褚载)的《长城》:“秦筑长城比铁牢,番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将长城与尧阶对比,认为秦始皇大兴土木修建长城,却并不能阻挡秦朝的灭亡,与尧这样勤俭爱民的贤君根本无法相比。陆游的《古筑城曲》:“长城高际天,三十万人守。一日诏书来,扶苏先授首。”同样讽刺了劳民伤财修筑的坚固长城,并不能阻挡秦王朝的内部溃败。对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批判,无论秦皇的暴虐,还是战争的残酷,都十分常见,康有为并未因袭这样的立场,而是盛赞秦始皇“英雄造事”的惊人气魄,认为这种改变历史的强大行动力,甚至比“却胡”的实际功绩更值得赞叹。 在康有为写下《登万里长城》之际,中国近代史的百年屈辱已经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中拉开了帷幕,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间周期性的冲突与战争已不再是清王朝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对于有经国济世抱负的康有为而言,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是一道新的“长城”,一道能够阻挡列强入侵脚步的“长城”。列强的侵略也让康有为意识到中国的积弱与落后,唯拥有秦始皇修筑长城时那种“英雄造事”即创造历史的魄力,革除积弊、变法维新,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属于中国的“新的长城”必然不再是砖石堆砌的高墙,而是新的思想、文化、技术,以及新的中国人。 在这首《登万里长城》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吟咏长城的主题的变化:一方面,求新求变的现代性历史观成为正面解读秦皇事迹的新视角;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压力打破了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动态平衡,长城作为文学与文化意象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开始从一种中原王朝本位的天下观,逐渐转向由汉民族与诸少数民族共同熔铸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观。伴随着国家的近代化,长城的文化内涵也开始经历近代化过程。 (三)抗日救亡,“血肉长城”中的家国情怀 1931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14年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但与此同时,艰苦卓绝的抗战也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役包括1933年的长城战役,1937年的南口战役、忻口战役等,其中,长城战役有着尤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3年初,已经占领了东三省的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强占山海关,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激烈的战斗从1月1日夜间持续到3日下午,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9旅626团的两个营。一营营长安德馨死守山海关,并在作战动员中发下了“我安某一日在榆关,日人一日绝不能过去。日人欲过去,只有在我们的尸首上过去”[1]的誓言。激战中,安德馨战死,两营官兵伤亡殆尽。团长石世安率余部撤退,日军随后控制了山海关及关内外交通要道。安德馨及626团两营官兵拼死抵抗、以身殉国,揭开了长城抗战的悲壮序幕。全国各地报刊争相报道山海关战役的情况,包括安德馨誓与山海关共存亡的英雄事迹。东北爱国官兵宁死不当亡国奴的英勇悲壮极大扭转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而放弃东三省所导致的舆论悲观情绪,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2月23日日军进攻热河,3月11日热河全省沦陷,日军推进至长城沿线,在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关口与守军交战。其中,古北口成为长城抗战的主战场,双方在这里投入兵力最多、战斗历时最长。在防守龙儿峪的过程中,17军第25师145团团长王润波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牺牲。师长关麟征亲自率军增援,在途中与日军发生遭遇战,关麟征身先士卒,被手榴弹炸伤后,仍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最终成功击退日军。 3月12日,守军连续击退日军3次大规模进攻,因伤亡过大而撤出古北口。145团一个军士哨因通讯断绝,未能接到撤退命令,坚守哨位的7名士兵抱着必死的决心用一挺轻机枪和几把步枪封锁山下公路,多次阻挡了日军的进攻,伤敌、毙敌100余人。日军使用重炮与飞机几乎炸平了7名士兵所在的山头,7名士兵直到全部殉国也没有后退一步,连敌军都对他们的英勇精神肃然起敬,将他们的尸骨合葬在一起,称为“支那七勇士之墓”。在中国官兵血战到底的顽强抵抗下,日军虽然最终占领了古北口,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持续近3个月的长城抗战虽然以失败告终,却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阻止并延缓了日军侵略华北的进程,激发了全国人民勠力同心、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捐物被送往前线,各爱国团体也纷纷组织慰问演出,长城抗战成为全民参与抗战的重要起点,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长城在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地位,也为长城战役赋予了重要象征意义。千年来积淀于长城意象中的故土家国意识,在长城即将沦陷的时刻扣紧了每一个人的心弦,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感在血染长城的那一刻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历史上发生于长城沿线的英雄故事,与永眠于长城脚下的抗战爱国英烈的事迹相交叠,凝练升华为捐躯赴国难、虽死犹未悔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中华民族上下一心、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而唱遍大江南北,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每当《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响起,都有力鼓舞着中华儿女继续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那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明确了长城作为全国、全民族精神依托的重要地位,四万万中国人的血肉与精神如同饱经战火而屹立不倒的长城,构成了保家卫国的坚实屏障。《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就取材于长城抗战。1933年2月,在热河战役最紧要关头,聂耳随慰问团到热河慰问参战官兵,并听到了当时在军中传唱的《义勇军誓词歌》,歌词中便有“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等句。[1]同年3月,田汉也随慰问团到达古北口,亲身感受了长城战役的惨烈与悲壮,他在之后一段时间的创作中反复使用“‘新的长城‘铁的长城‘血肉长城”等词句。[2]田汉与聂耳在长城战役中的经历与见闻,成为他们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最重要素材。将爱国抗日战士比喻为“血肉长城”并非田汉的独创,而是当时的长城抗战中常见的动员话语,这种动员话语依托于围绕长城而产生的深厚文化传统,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动员能量,直到今天仍能震撼人心。此后,将人民军队比喻为“钢铁长城”这一修辞传统便延续下来,简单的4个汉字承载的是不曾断绝的中国军魂。 长城抗战能够在唤醒民众、共同抗日的过程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源自长城与家国、保卫长城与保卫家国之间自古而然的密切文化联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潘孑农、刘雪庵为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长城谣》便有“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一句,看似简单陈述,却包含着深厚的情感,道出东北沦陷后东北人民“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的痛苦悲愤。尽管由于上海“八一三”事变的发生,电影《关山万里》最终没能完成,但《长城谣》却唱遍了大江南北,歌中那份深切的故土之思如同万里长城万里长,唱进了每一个中国人心里。多少爱国青年唱着这首歌,怀着“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奔赴战场,为了这片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1938年,青年歌唱家周小燕赴法国留学途经新加坡,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唱片《长城谣》,使《长城谣》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广大侨胞受到感召,积极捐款捐物,甚至愤而回国參加抗战。这也说明对长城的深沉情感不仅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记忆中,还刻印在全球华人华侨的心里,万里长城寄托着他们的故土情、爱国心。 1994年的歌曲《长城长》开头唱道:“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仿佛是对近60年前《长城谣》的一次跨时代的回应。国家独立统一、经济快速发展的今日中国不会忘记那段山河破碎的历史,不会忘记“凝聚了千万英雄志士的血肉,托出万里山河一轮红太阳”的艰难岁月,不会忘记是无数先辈用他们的牺牲铸成最坚不可摧的长城,捍卫了中国的未来。歌中既唱出历史的悲情,也唱出新时代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自信、强大、开放的新中国的昂扬精神。“长城雄风万古扬”一句,一洗古往今来长城意象中常常郁结着的悲凉凝重的气氛,雄健而壮阔。长城意象中寄托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情感在新的时代也有着新的风采与永恒的重量。 自古以来,长城不仅作为建筑物质实体、军事防御系统进入人们的视线,它更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且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意象。居于长城意象核心位置的,总是那份歷久弥坚的家国情怀,无论是太平盛世时的自豪,还是风雨飘摇时的悲愤,都会化作报效国家的勇气与责任感。在这种文化传统下,长城如此自然地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时刻的话语象征系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并升华为面向现代国家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精神构筑物—四万万中国人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城的形象出现在国歌中,出现在身份证、护照上,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中。长城成了中国的象征,也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标识,如同一座精神丰碑,铭刻着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的伟大爱国精神。 三、与时俱进的文化地标 2000多年来,尽管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但雄伟的万里长城始终巍然矗立,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今天的长城,虽然失去了实用功能,却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和精神价值。概括地讲,长城蕴含的伟大精神包括“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1]。这三重精神既是长城文化的核心特质,又是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内在驱动力。从整体看,当代长城文化主要呈现出三类形态:一是文化遗产形态,以长城沿线遗存的大量文物古迹为代表;二是文学艺术形态,以各文艺门类创作的长城题材作品为载体;三是文化符号形态,以语词和图像形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三者互通互融,多元而统一,共同构成了当下长城文化的基本面貌。即将建设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也会充分整合三类当代文化形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等一系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继续讲好新时代的长城故事。 (一)底蕴深厚的文化遗产形态 对当代人来说,长城首先以文化遗产的形态出现,它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山海关、八达岭、居庸关、嘉峪关等耳熟能详的长城点段早已成为必游之地,沿线开发中的其他景区也不乏中外游客。文化遗产旅游是了解长城历史、感悟长城文化的最直接途径。通过登临体验,人们便可以领略万里长城的千载雄风;抚摸墙砖垛口,似乎就能触及其中蕴藏的历史信息。 厚重的历史感是长城文化遗产给世人的第一印象。的确,长城的整个营造史历经春秋战国、秦、汉、唐、明等多个历史时期,其间不断地修筑和维护,留下大量的历史遗迹和文物。长城遗迹的分布范围涉及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4个县(市、区),文物本体总计43000余处(座/段)。[2]如此跨越历史长时段和地理大区域的文化遗产,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因此,早在1987年,长城就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国长城符合遴选世界遗产的多项标准,不仅在建筑艺术史上堪称范例和奇迹,而且在人类文明史和军事史上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以说,长城的修筑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发展史的缩影。 除物质实体外,长城的文化遗产形态也体现在民俗文化上。出于防卫的需要,以城墙为中心的军堡聚集了大量人口,戍边军旅和周边住民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边塞文化。在长城两万余公里的弧形文化带上,自东向西分布着辽东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陇右文化等文化地理区域,差异中彰显着北方粗犷豪迈的统一特征。沿河西走廊向外扩展的长城边界又与古丝绸之路文化带衔接。如今,散落在长城南北的传统村落似繁星点点,依然延续着塞外的古风古韵。 简言之,长城文化遗产携带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基因,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需要世代传承与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城的保护工作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从1961年起,一些重要点段就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2016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国长城保护报告》;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发布《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同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启动。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长城,将以国家文化公园的形式,肩负起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果的新使命。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长城文化将再一次被串联起来。公园项目把各地文化和旅游资源围绕长城主题进行统合,为传承传播长城文化提供支点和基地。总的来说,文化遗产沉淀和包含着长远的民族记忆,弘扬与传承源远流长的长城文化,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和精神象征物。 (二)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形态 宏伟壮丽的长城不断激发着古今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他们寓情于景,抒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叹,也流露出对个人生活境遇的感慨。据统计,有关长城的诗歌超过数千首,创作改编的各类文艺作品更是不计其数。长城给人的独一无二的文化体验值得每个时代浓墨重彩地书写。无论你是否登上过长城,都会在艺术家的创作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万里长城的无限魅力。 长城绵延万里的浩大工程,成为凝聚民间叙事的巨型“传说核”,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等点段都形成各具特色的传说集群。其中,北京地区的“八达岭长城传说”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城传说的主体是地方风物传说,围绕地名和遗迹展开,也包含了修筑长城的工匠传说,保卫长城的英雄传说,王昭君、杨家将、戚继光、李闯王等历史人物传说。民间传说中不乏绮丽想象和神话色彩,生动的细节蕴含着地方生态和伦理道德知识,深刻反映了长城沿线民众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孟姜女传说”是长城传说中最为人熟知的,也是“中国四大传说”之一。据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的最初原型是《左传 · 襄公二十三年》所记载的杞梁妻却郊吊,后不断演变,成为如今的形态,并生成众多异文。[1]孟姜女传说控诉了秦始皇在修筑长城时压榨百姓的暴政,有着鲜明的民众立场。孟姜女故事情节经过添枝加叶进入地方戏曲,也催生出许多经典剧目。 口头传统之外,大量与长城有关的诗文也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宝贵财富。除了许多家喻户晓的边塞诗外,还有不少记叙长城景观、纵论长城意义的名篇,如贾谊的《过秦论》、高闾的《请筑长城表》、徐彦伯的《登长城赋》、龚自珍的《说居庸关》,等等。现代作家中,吴伯箫的《我还没有见过长城》、叶君健的《在长城上》、刘白羽的《关于长城的回忆》、秦牧的《长城远眺》等也都展现了今日长城之美,与旧日怀古之情有所不同。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不到长城非好汉”(《清平乐 · 六盘山》)、“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沁园春 · 雪》),更是意境深远、气势恢宏,将伟大的长征精神与抗战精神和革命情怀融入了长城文化。 文学形态的长城遗产还应包括匾额与楹联。那些巍峨耸立的雄关城楼上的书法,为长城增添了不少审美情趣。山海关的“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雁门关的“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古北口的“地扼襟喉通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都是其中佳品,对仗工整,文辞考究,衬托出长城独有的文化底蕴。 美学家宗白华曾说:“中国最伟大的美术,最壮丽的美,莫过于长城。我们现在谈美,应从壮美谈起,应从千万人集体所创的美谈起。”[2]“壮美”是长城最突出的美学特质,也是它给人最直观的感受。长城的壮美,尤其在视觉艺术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悬挂在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由傅抱石、关山月共同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在表现锦绣山河时,就加入了蜿蜒曲折的长城景观。长城也是摄影家钟爱的拍摄对象,除审美价值外,一些特定时期的纪实作品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作曲家杜鸣心创作的《长城交响乐》则以听觉艺术的形式呈现长城之美,同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以长城为题材或背景的戏剧、影视等综合艺术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涌现。 总之,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用各自的艺术语言,或再现或表现长城的过去与现在,反映出长城文化特有的民族诗性,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这些文学艺术创作,饱含着艺术家对古人修筑长城、守卫家园的由衷敬仰,对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崇高赞颂,以及传承弘扬长城文化的坚定信心。 (三)与时俱进的文化符号形态 文化符号是人类独有的文化表达方式,依靠符号媒介,文化意义得到集中的传达和揭示。在长城文化的深层形态中,物质实体的长城被抽离,符号化的长城,或者说长城意象逐渐显明。今日的长城,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眼中的中国标志。作为与时俱进的文化符号,长城形象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在古人与今人、中国人与外国人眼中,长城有过许多不同的样貌。 西方世界对长城的认知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西方最早关于长城的文字记载可能出现在4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 ·马尔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的《事业》(Res Gestae)曾提及古老东方的赛里斯国被高高的城墙环绕。明中叶后,西方人的长城印象大多来自于传教士的记述,一部分传教士有机会亲眼目睹长城的雄伟,留下了相对详细的记录。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认为,长城是为抵御北方鞑靼人的进攻而建的。到了清代,西方人实地测绘制作的地图,进一步更新了长城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历史悠久”与“工程浩大”成为长城的两个关键词。不过,18世纪以后,随着清帝国的衰落,长城形象也由正面转向负面,代表着清帝国的封闭与保守。直到20世纪,汉学家们的考察活动和研究成果,才真正开始让西方世界认识到长城的重大价值。美国人威廉 · 埃德加 · 盖洛(William Edgar Geil)1909年出版的《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首次对长城的起源、修筑过程、建造目的、作用及意义进行了全方面探讨。[1]此后,在西方人的认知中,长城成了中国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外国游客体验中华文明的重要景点。 相比于西方人眼中的长城,中国语境下的长城意象复杂且深刻得多。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当代,就会发现文化符号意义上的长城,早已以语词和图像的形式浸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实体的长城遗产和长城意象构成了长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长城的词义引申由来已久,并日趋丰富,时常出现于日常修辞之中,比如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誉为“文化长城”,将中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称为“绿色长城”,等等。长城的图像元素则更广泛地存在于各式各样的生活、生产环境之中。仅以商标为例,2020年10月7日,在中国商标网上可查询到的含有“长城”字样的注册商标共有3862个,涵盖了国际商标分类的全部45个类目,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长城汽车、长城葡萄酒、长城瓷砖、长城润滑油等“长城牌”产品。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遍布中国大地的“长城牌”,已经融化为人们对于中国制造的朴素记忆。此外,人民币也曾多次使用长城作为图案标识,长城邮票的发行历史也已有近百年,1990年北京亚运会会徽、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都使用了长城元素。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的设计,长城图像早已是凝固在民众心中的文化符号。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长城的修筑依托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保障了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所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它使得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往融合能够有序进行,沿线形成的关城也成为边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近代以来,长城虽然失去其实用功能,却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物深刻参与了之后中国历史的伟大征途。这正是长城文化能够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长城文化历经2000余年传承至今,影响和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今天,我們继承和弘扬长城精神,发掘和提炼长城文化的内涵要义,就是要以当代视野观照长城历史,把握长城精神,关注长城文化的不同形态和侧面。当代视野下的长城、长城精神、长城文化一体多面,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与今日中国的文化地标,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持续不断地向世界传达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