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因科技介入竞技运动的伦理回应 |
| 范文 | 摘要：以基因增强为代表的高科技对传统的竞技伦理提出了挑战，也直面了伦理道德的最深层次问题。竞技运动的范式是后天的努力与先天的天赋的全面展现，竞技正义要求对卓越禀赋与优异表现给予奖励和荣誉，而基因科技与运动禁药的所触及的最根源问题则是破坏了正义的自然法则。 以基因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介入引发了普遍的质疑，但人们接受通过常规饮食和特殊训练带来的成绩提高。在科技无限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竞技运动表演化的趋向愈见明显，这在艺术界也同样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以大法官贝卡利亚为代表的观点更具普遍性：竞技规则是随意的、无终极目的的，但无论如何，这种观点显然背离了竞技正义。 关键词：基因改良；竞技异化；竞技正义；伦理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4-0021-07 Abstract：High-tech represented by genetic enhancements has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sports ethics， and also confronted with the deepest ethical problems. Paradigm of competitive sports is a comprehensive display of acquired efforts and innate talent. Competition justice requires giving award for outstanding talents an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yet genetic technology and athletic doping have destroyed the natural law of justice， which is a root problem. High-tech intervention represented by gene technology has led to a widespread skepticism， but people accept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by regular diet and special train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increasingly obvious that competitive sports tend to be performance-oriented， which has aroused two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art world. The viewpoint represented by grand justice Beccaria is generally accepted： competition rules are optional， without ultimate goal； however， this view is obviously deviated from the sports justice. Key words： genetic modification； competitive sport dissimilation； competitive sport justice；ethics 以基因改良为代表的全新技术时代直接对职业运动员们自由行动的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经过专业的训练和衔胆栖冰式的努力突破短跑10秒，与借助激素药物或基因改良的肌肉达到这个成绩显然是两回事儿。“人类个体获得成功的意义在于在追求幸福过程中彰显其长期的努力”[1]，通过自己的坚韧努力、凭借自己的高度责任感拼搏而获得赞誉显然是传统竞技伦理所弘扬的目标，所以在公平道义、竞技伦理的角度我们尊重前者，而对奠基于药物或基因科技的卓越成绩并不会感觉五体投地。因为崇拜后者，也意味着我们从本质上是在钦佩是对其“点石成金”的药品、科技或是钦佩让他的短跑成绩颖脱而出的药品商。这给传统的竞技伦理提出了挑战。 1 竞技运动的疑难：努力还是天赋 基因改良的卓越效果让向来作为万物主宰的“人”在现实社会的作用不断减损，单纯从功能论的角度出发，甚至会对此感到沮丧。然而，竞技选手越依赖以基因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科技或特殊药品，那么他取得的成绩距离他本来能够取得的真实成就也愈加遥远。一如1997年“深蓝”电脑击败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却并未影响人类对象棋对弈的兴趣，排斥外在因素、发挥主观能动性依然是竞技主旋律。迄今为止，最高的竞技伦理追求的仍然不难想象，如果足够可能，借助植入计算机芯片的“生化运动员”，在乒乓球、羽毛球等各个赛场上完美无瑕地把握每一个稍纵即逝的角度和时机，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场无任何瑕疵和失误的比赛，但结果未必会给我们带来异样的欣喜。一些远见的业内人士对此深深忧虑，认为“它的危害将远远超过已有的兴奋剂，对体育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2]”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借助植入高科技芯片而成功的“生化运动员”，其成就并不属于他自己，而应属于他体内芯片的发明人。沿循这样的逻辑演绎，使用基因改良或高科技药品而成功的选手，其成就也属于科技发明者或药商。同理，以基因改良为代表的基因技术至少在客观上侵蚀了人的能动性，“威胁到人性，其终极表现则是对人类行动的全然机械式理解，将人类自由和道德责任抛到脑后”[3]。 然而除此之外，基因改良的更深层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令人恐惧却又毫无节制的欲望——通过己之先见之明而预订计划，根据我们的需要来改变自然，进而改造人性。这种征服的欲望无边无界，其将包括自然人在内的一切均看作满足自我需要的客体。人的机械性趋向愈发明显，而征服的欲望愈加膨胀，不仅遗漏了对人类天赋资质的感激之情，更破坏了对生命偶然性的敬畏态度。所以即使人类通过艰苦的努力来最大化地实现个体的天赋才智，但只要认识到生命和天赋是个恩赐，那么即是认识到每个人的天赋和成就是上天赐予，而并非仅仅是个人作为；更应明晓世上万物均非全可以依据人的设计而被恣意使用。对生命怀抱恩赐，对自然怀有敬畏，这种超出宗教情绪的感恩之情抑制了征服的欲望，让人类得以保持谦逊。 这在体育竞技中有着更加直观的表现。体育运动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类型：努力型与天赋型，两种类型同样能取得竞技运动的卓越成就。对于先天条件并不优异，而通过后天的艰苦努力取得成功的选手，比如乒坛宿将邓亚萍、棒球名家皮特·罗斯，在自身天赋、条件并不上乘的客观条件下，依靠坚持不懈地拼搏取得出色成绩自然令人崇敬；但如丁俊晖这样一派优雅、游刃有余，以天生好手之姿睥睨群雄的选手，也仍然值得钦佩。然而在以基因增强和高科技药品步步紧逼的环境下，如果这些选手的卓越成绩都是依赖药物或基因手段，那么努力型与天赋型两害相权，哪一类型的运动范式更让人愤怒和绝望？ 对大众而言，可能努力型的选手使用禁药会更让人愤怒，因为不用努力而胜出的方式为资质平庸的选手造就了颖脱而出的终南捷径。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出现了，竞技运动的主要目标是竞技，其最终的价值重心在于优中取优而非艰苦努力。然而个人的资质、禀赋以及与生俱来的才华自然包含在卓越成绩之中，天生卓越的精英选手无须努力而轻易成功，这显然是让一个习惯了民主理念的人们并不自在的事实。民主社会中的通行理念是：对个人而言，人生的成功和卓越来自于个人的艰苦奋斗而非优秀禀赋的继承。在持有民主理念的人看来，个人的努力是获得崇高美誉与丰厚报酬的主要原因，而卓越禀赋与天生才华带来的尊敬，羞辱了精英观念，这种理念在现代民主社会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下的主流是无限度地拔高个人不懈努力的道德意义，而对精英意义的天赋价值或视而不见或有意贬损，这种扭曲的现象让人们司空见惯甚至产生优异禀赋包含着不努力的罪恶之类的错觉。当下的宣传媒介对此更是不遗余力地弘扬，在忽略竞技运动中选手创造奇迹缔造功勋的同时，将焦点集中于运动员攻苦食淡发奋图强，或是在失败后卧薪尝胆再创佳绩，不断夸大个人后天努力在成功中的比例而让民众完全忽略先天资质禀赋的意义，个人努力成为竞技运动的最高典范。即使在此意义上，基因科技的最大罪愆就在于规避了近乎严苛的训练与努力过程的艰辛。然而拼搏与努力绝对不是优秀与卓越的内涵全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资质平庸的职业运动员即使受到最严格的高强度训练，也几乎无法造就迈克尔·乔丹的神话。一切竞技运动的终极价值是赋予卓越天赋或培养才能以恰如其分的鼓励和荣誉，使取得卓越成就之人的“名”与“实”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基因科技与运动禁药所触及的最根源问题则是破坏了这个源于自然法则的规则，“名”与“实”不再相符，凭借先进科技带来的卓越也不再值得钦佩。由此来看，以基因改良为代表的先进科技实为努力与意志的道德标准之最终极体现，这种高科技的奋斗实则为一个天造地设的结合点——为意志的道德标准和参与其中的科学技术之间联手反对优异禀赋提供了一个天然平台。 2 高科技与竞技异化 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是，培养卓越资质与使用技巧破坏天赋二者间常常并非那么泾渭分明。显而易见的例证是赛跑选手所穿的跑鞋历史，在最原始的比赛初期，敢于穿上跑鞋比赛的选手可能被认为让比赛的精彩大打折扣，定然遭受到质疑与非议；然而世易时移，人们发现，通过设定公允的比赛规则——比如让每位选手都穿跑鞋则显然是更加凸显了赛跑竞技的精彩程度。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显然超出了人们的预料，选手们为了颖脱而出而在选取的比赛设备和取巧方式上用尽心机，口含血液胶囊假装受伤和马拉松比赛中途搭乘地铁的事件此起彼伏①。并没有一个类似试金石一样的标准能够将选手增进表现的所有设备准确评判，介于跑鞋和地铁间的现实案例往往让评委们左右为难。比赛设备的创新显然是改善，但提高成绩的新型设备层出不穷，人们不由得困惑于这种技术设备的改进更新到底是让比赛技巧得以提高还是趋于模糊。 然而当下人们所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是选手自身体质增强的合法性所带来无休无止的争议。支持通过增强选手体能来提高成绩的人们认为，通过现代基因科技与新型药品提高体能的方式与严苛训练的手段并无二致，这只是改善方法的运用不同。而且，支持者认为，包括特殊饮食、营养药品甚至手术，都是合理的手段。他们认为，足以说服反对意见的一个成功例证是体坛名宿泰格·伍兹（Tiger Woods）②。 通过医疗手段治疗原有的身体缺陷并无不妥，也不会引发人们的质疑。不过问题在于，如果有选手原本视力正常，而其想通过手术拥有超出常人的视力，是否也同样是正当的？如果一种先进的手术能够让泰格·伍兹们能够具有远超出竞争者的特殊能力，那么这种技术是否可以定位为选手体质的非法增强？至少从道义伦理上看，判断此项技术的合法性标准并不困难，高尔夫球比赛的价值在于展现参赛选手们的优秀才能与竞技技巧，而参赛选手们提高视力究竟是提高、完善这些才能、技巧还是扭曲了这些竞技素质甚至让其异化？无可否认，对于高尔夫比赛而言，无论是手术还是隐形眼镜的手段，还是大量的维他命饮料食品等其他方法，都不能成为选手改善视力合法性判断的根据，在这一点上，体质增强支持者的理由的确成立。竞技运动中选手的体质增强无视天赋、扭曲了与生俱来的才华，但这并不足以让支持者感觉不安，其原因在于这些问题绝非基因增强与高科技药品所独有，如果对此点反对者们的异议成立，那么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身体训练与科学饮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显然是人们不能接受的。回溯运动史，人类第一个在4分钟内完成1英里的赛跑选手罗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其训练历史可溯及到其在医学院做学生时利用午休间暇与友人一同练习长跑。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竞赛选手的训练基础和训练时间。班尼斯特的成功显然带给了人们更多的启发，诸多大公司、团体也纷纷着手改善长跑运动选手体能的项目③。这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截至目前，国际奥委会在莫衷一是的论争中对是否禁止人工高海拔训练正试图作出终局裁定。不过在此之前，国际奥委会已通过禁令禁止运动员通过其他增加红血球浓度而提升耐力的技术手段，输血、注射EPO之类刺激红血球生产的激素等方式已不再被允许。对于作为药品的EPO而言，其作为新的人工合成的红血球生成素，研发原旨是帮助洗肾的患者刺激血液中红血球的产生从而改善体能，但EPO自诞生伊始，就被竞技选手关注，在马拉松长跑、自行车及其他越野比赛中频频被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始，国际奥委会针对此现象绝对全面检测竞赛选手的血、尿以判断其是否使用红血球生成素。然而更让人忧虑事情接踵而至，基因科技对此很快有了突破，基因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无法通过当前技术手段检测出的方法——通过植入制造红血球生成素的基因克隆品，让经过基因改良的选手们在更久的时间内体内自行产出远高出正常值的红血球生成素④。但这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道德难题。既然通过注射红血球生成素提高体能和运用基因改造高科技的方式均遭到人们的抵制，那么为何耐克公司的“高原屋”项目却并未招致大众的普遍反对与谴责呢？须知他们在提高选手体能和运动成绩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二者原理均为提高血液携氧能力以大幅度选手有氧耐力，并无差别。难道我们可以论证出，通过睡在“高原屋”提高血液携氧能力比基因改造来提高提高血液携氧能力会更为高尚吗？更激进的声音来自于体育界，诸多名人已经呼吁“体育组织应该放弃与提高成绩的药物之间的斗争”[4]，让任何兴奋剂全部合法化。虽然在正式裁决作出前人们莫衷一是，但反对者们已经遵循类似的道德诠释做出了捍卫竞技精神的努力⑤。 运用超出常人理解的训练方式的确会招致非议与怀疑，然而通过改善饮食摄入而提高体能就底气十足、天经地义？以美国国家联赛的美式足球运动员为例，球员体型增大和体重增加是持续发展的趋势，这在崇尚速度与力量的足球运动中显然愈见优势。数据统计表明，1927年超级碗（Super Bowl）进攻内锋的平均体重为112.5公斤，而到2002年，超级碗的攻击线锋均重已达137.9公斤。备受达拉斯牛仔队关注的国家美式足球联赛选手阿伦·吉布森，号称是首位体重超过400磅的重量级选手，其正式登记时体重已近192公斤。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类固醇药物滥用，让竞技选手们体重持续增加的现象雪上加霜。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类固醇药物已全面遭到封杀，但美式足球选手们体重增加的趋势已呈势不可挡之势。选手们通过故意大量摄取高热量的食物来增加体重以应对国家比赛，想进入名单的候选者一个个食量惊人。对他们而言，“关于体型调节的学问已经沦落为杂乱无章的食物补充，或者干脆塞一大袋吉士汉堡”。[5] 显然，高热量的巨无霸汉堡绝对谈不上高科技，但通过让选手无节制地摄入堆积如山的高能量食物“进化”为超大体型坚如磐石的人肉盾牌或无坚不摧的破城槌，这与通过使用类固醇、生长激素以及基因改良的高科技行为并无二致，因为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让选手们的体型变大、体重增加。无论如何，通过任何方式增加体重促成超大体型球员的行为在实质上都贬低了美式足球比赛，也侵害了其他根据竞技要求而改变身体的选手的尊严。对秉持体育竞技理念的人而言，对于美式足球联赛体重增加的普遍现象，让体育竞技精神减等。沉迷于用巨无霸汉堡增加体能来赢得比赛，并不能展现出体育竞技的技术含量，纯粹依靠体重而动辄压碎骨头的表演显然是对依靠身体敏捷与技术的运动理念是个彻底颠覆。对于体型巨大的前锋们而言，重达400磅的身体让他们无法侧向跑球和跑位掩护，只能凭借相互间用依靠庞大的肚腹像玩碰碰车一样碰撞对手，失去了敏捷、失去了速度，失去了身体协调与腿脚的技术，美式足球陷入了一个畸形的发展泥淖。 3 关于竞技运动本质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对于禁用类固醇药物的理由，人们形成的普遍观念是因其损害了选手们的身体健康，出于安全考虑才普遍禁用。然而这绝非能够成为禁用药物及高科技产品的唯一理由。随着时代发展，以基因改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已经完全达到了安全的标准并呈现出普及化的大趋势，但我们仍然禁止其在竞技运动中使用，因其会对竞技比赛的公正性造成威胁。退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修改竞技规则让选手们自由选择体能增强的方式，从而让层出不穷的新型激素和高科技产品无一例外的变成合法，“违规”“作弊”的词汇成为历史，但这仍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追溯问题的核心，选手作弊仅仅是减损竞技比赛公正性方式的一种而非全部，遵守和执行竞技规则仅仅是尊重比赛、追求公正的手段，二者并不能等同。竞技运动的比赛规则之所以要被遵守执行，之所以被所有参赛选手尊重，是因为这些规则最能彰显竞技运动的核心价值，让优秀选手的精湛技能与所得荣誉成正比。 当下竞技运动的表演化趋向愈见明显。殊不知，竞技体育之所以得以绵延数千年，正是由于其独特的内质而始终被弘扬，如果表演化的比例逐渐提高，那么其独立性也必然会丧失。以棒球运动为例，经过基因增强技术介入的强击手在比赛中会轻而易举地击出全垒打，但人们却很快就会觉得这样的比赛不再精彩。经过基因技术改造而击出的全垒打其中具备更多的表演成分，而竞技比赛的复杂性、不可控性却被人为地削减了，因为棒球运动中失败次数高于成功次数是常态，全垒打的单一表现结果也裁减掉了竞技体育所包含的人性化剧情。我们当下的电视节目中往往有选手们在世界级比赛中的高难度表演和超常发挥，那些完美的瞬间并非给观众带来的是单纯的视觉乐趣，因其背后隐藏的是选手数年汗水、艰辛努力等人性化“剧情”，选手通过个人努力而非先进科技的竞技中所进行的是体力、敏捷、速度与智慧的真正较量，展现的是个人千锤百炼才得以练成的真本领，那些完美的精彩瞬间绝非是凭借外力轻松取胜的刻板表演，而恰是一场竞技饕餮中优秀选手的巅峰时刻。 不管时代如何发展，竞技体育始终有别于表演。竞技运动是追求卓越，不断地激发人类追求体智全面发展的兴趣；表演的实质是娱乐，目的是为了让人类在感官、精神上得到慰藉和满足。比如乒乓球表演式的比赛完全可以用充满戏谑打闹的方式，站到凳子上、球台上来让人们享受感官上带来的精彩；在“弹翻床篮球”运动中，每个选手都能轻易跳到高过篮筐的高度来完美灌蓝，如果允许球员在所有篮球赛中使用弹翻床，那么迈克尔·乔丹也就不再那么引人注目，甚至沦为平庸。但表演性质的比赛，是将体育运动引人注目的这一特点无限放大，凭借其带有娱乐色彩的技巧贬低所有优秀运动员的运动天分和卓越禀赋。 虽然现代科技“会导致体育运动中人的缺失（人文危机），使体育运动沦落为技术的附庸，成为技术的产物。[6]）”但并不是捍卫竞技正义就要反对所有新装备，也并非所有训练和设备的新发明都一定会破坏比赛的公平正义。高强度的碳纤维网球拍既能减少选手的受伤几率，又能让竞技者们的水平得以充分发挥。判断新的技术究竟是促进比赛的公平还是破坏竞技的规则似乎并非易事，也很难找到一个来判断其非此即彼的简单标准，但有一点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了相当有效的参考——即根据此项竞技运动的本质，看一项新发明最终是让选手的水平、天分得以充分发挥，还是让最佳选手的竞技技能被扭曲。跑鞋的出现让选手们的意外事故和安全风险极大地降低，赛跑选手们不必再担忧由于赤足踩到尖锐器物而受伤，跑鞋让所有选手放下了意外受伤的顾虑而得以全力以赴投入比赛而得以充分发挥。卓越的选手颖脱而出展现精彩取得荣誉也契合了竞技正义的道德意涵。换而言之，如果允许马拉松选手搭乘地铁而取得冠军，或将乒乓球拍加入特质胶水，显然是故意扰乱竞技正义，为旨在考验出选手真正水平和技能的比赛制造障碍。 以基因增强与基因改良为代表的高科技所持续引发的道德争论，始终围绕在竞技运动的终极价值和目的、竞技运动所蕴含的美德等实质问题上。正是如此，通过特殊训练等终南捷径等方式始终备受争议。20世纪初的英国剑桥大学，一位优秀的短跑运动员因聘请教练而受到校方的批评和舆论的责难。在当时人们看来，选手聘请短跑教练是明显违背业余田径运动精神的行为，业余竞技运动的旨趣是让选手们自我训练或与其他选手一同训练而完全隔绝于外在培训的介入。但被学校处罚的赛跑选手却认为，大学竞技运动的价值在于让每个选手的体育天分得以尽可能的充分展现，聘请教练是更好的帮助选手发掘潜能而非对激发选手能力造成了阻碍，所以不是玷污了竞技运动的精神⑥。对于这样的案例，聘请教练是否是改善选手表现的合法方式，争议背后的实质是大学竞技运动比赛的目的与运动中所蕴含美德二者间的较量。 无独有偶，在音乐领域对于选手增强表现的议题，争辩的声音比体育界只高不低。在音乐领域一个习以为常的做法是，一些怯场的表演者会在登台前服用乙型受体阻断剂⑦等特殊药物保持镇定。对此，音乐界的反应与体育界竟是出奇的相似。反对者认为，表演要求表演者真实的临场发挥，对演出者真实性的要求是第一位的，通过积累经验、自我调节、运用自然的方式缓解压力、调节情绪是成熟演出者必备的素质，而依赖药物镇定来面对大众演出是一种不可宽恕的欺骗行为。而赞成的声音更高，药物并不会使一个平庸的演奏者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即使每天都服用乙型受体阻断剂也并不能使资质平庸的钢琴演奏者成为李云迪或者朗朗。药物的作用仅仅停留在消除障碍的单一作用而非其他，表演者因此能将自身真正的音乐天赋和表演水平呈献给观众。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所隐藏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构成了音乐的优质质量？身处观者如织的宏大场合安之若素是否是一场伟大音乐表演所固有的美德还是无足轻重？ 不过，先进设备的不断改进远比药品的应用要恶劣得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包括音乐厅、歌剧院在内的众多高水平音乐场所逐渐普遍应用先进的扩音设备。这对于爱乐者们显然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在古典音乐的忠实观众看来，艺术家身上装备麦克风，是对音乐的玷辱和艺术的贬低，因而他们竭力呼吁麦克使用者“安静下来！”⑧。爱乐者们认为，伟大的歌剧演唱除了蕴含将音符唱准的要求外，还要求歌者的声音清晰波及到音乐厅的后方，而且这个声音只能是自然的人声而不能经过任何的设备辅助。对古典音乐理念的支持者和接受古典音乐训练的歌者而言，声音的投射绝非仅仅是加强了音量这样看似简单的事情，声音的涵盖技巧无可置疑的是歌唱艺术的天然构成部分，而扩音器的出现成了“优美歌声的死亡之吻”。诸多评论者指出，扩音设备的应用改变、甚至在本质上降低了美国百老汇音乐剧的演出质量：百老汇最初出现的几十年是古典歌剧蓬勃发展和令人兴奋的数十年，保持古典音乐特色的百老汇音乐剧称为令人振奋的文化类型，聪慧的字句与精力充沛、时髦、悦耳的音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由语言、声音驾驭的艺术形态达致了巅峰。然而当扩音设备掌控了百老汇之后，虽然先进的扩音设备能让观众们听得更为清晰，但观众们无可避免地变得不再机敏并趋于被动。由于扩音器的使用，古典音乐剧的每一个元素都开始发生了改变，首先是演唱的歌词从优美、细腻、富有哲理逐渐变为粗糙直白，其次是演唱题材愈发低劣，到最后音乐风格出现了严重改变——越来越豪华、越来越浮夸，古典歌剧的艺术内涵大幅度缩水，最终的结果是百老汇音乐剧变得“更没有文化素质和更浅显易懂，而歌剧品质声音的歌唱家逐渐边缘化”[7]。 故此，学界开始倡导一种新的模式，在以扩音器为代表的先进设备泛滥的大环境下，将传统、没有加装扩音器的古典音乐剧，作为一个品种保存下来。当民众的热情与时代发展的趋势无可逆转的情况下，将古典音乐作为跟经过电子增强的现代音乐并列的一个版本加以保护，这大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味道，但显然是无奈之举。不过，艺术界的这个建议马上波及到了竞技运动，目前已经有了将基因改良和未经改良的体育竞赛并行的建议。支持者们认为强化联赛一定会比全天然选手之间的比赛更受关注和欢迎，支持者已经明确提出了方案——“为基因改造的全垒打球手创建一个联赛，也为人类级别的强打者建立另一个联赛；帮注射生长激素而振奋的短跑健将举办一个比赛，也帮自由放养的慢动作之人办一个比赛。[8]”然而，古典歌剧与先进科技设备下的音乐，经过基因强化与自然发展的体育比赛能否并行不悖的发展，显然是一个未知数。当下中国最严峻的课题是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古典艺术在与现代接轨中屡次碰壁，现代科技改良过的版本很难不对传统的老式做派造成干扰，就像赵丽蓉小品《如此包装》反映出评剧改良的尴尬境地；而且，长期以来恒定的规范一旦改变，观众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而重新适应，观众接近天赋才能和自然禀赋的权利也就遮蔽不彰了。 回到竞技运动中的相同话题，有反对者对体育的意义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体育从根本而言就是无意义的，所以比赛规则符合竞技运动终极目的的说法没有道理，他们也不认为表现优秀的选手取得荣誉是竞技正义的表现。他们甚至认为，任何比赛的规则均是随意而且可变的，比赛的目的就是娱乐，而且，比赛基于娱乐的目的所吸引的观众人数是比赛规则的唯一正当理由。持有此观点的人绝非少数，刚刚过世的大法官斯卡利亚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例中就曾经有过一个明确的判决。一位职业高尔夫选手患有先天腿疾，带来的疼痛使其无法正常行走，而此位选手对高尔夫球的高度热情最终诉请在职业比赛中使用高尔夫球车，其认为根据美国残障法案，比赛中使用高尔夫球车是其应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后，大法官最终作出了对他有利的终局裁定，所根据的理由在于在球场上用双腿步行并不构成高尔夫球比赛的核心要素。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认为对一项比赛的必要性和附带条件进行精确区分是不可能的，他的意见是：“说某件事是必要的，通常表示它对达成某一目标是不可或缺的。但比赛通常没有目标，只有消遣（这就是比赛和生产活动的区别），所以不能说比赛的随意性规定中有任何一条是必要的。[9]”他认为连高尔夫球规则乃至一切比赛规则的存在都是“全然随意的”，那么审慎评估由管理比赛的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制定的规则也就没有根据。 尽管如此，斯卡利亚的观点仍然未必足够令人信服，热衷竞技体育的人们甚至对其观点感到备受打击和沮丧绝望。如果竞技运动的比赛规则真如斯卡里亚所称是随意而不确定的，那么这种规则显然与竞技正义相悖，这样的规则也不能达到颂扬选手卓越技能和体育美德的目的，竞技比赛的结果也就越来越不重要⑨。一个可以预见的后果是，体育将沦为纯粹的表演不再是人们全身心投入的欣赏对象，而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娱乐的方式。安全性成为所有药物和技术手段的唯一衡平标准，只要足够安全，增进表现的所有药物和基因改造技术再也难以被限制，从而堂而皇之地走进各种赛事。不过在高科技突飞猛进的基因科技时代，竞技运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体育竞技也并非是沦落为表演的唯一个案。 然而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是，这绝非一个简单的技术哲学问题。我们用来增进表现的各种以基因科技为代表的高科技，始终在不断地降低体育、艺术表现中颂扬聪颖天分和卓越禀赋的程度，在当下的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这种侵蚀仍将继续。 注释： ①1980年波士顿马拉松大赛中，选手罗茜·鲁伊斯中途开小差搭乘地铁，从而赢得冠军，其行为被披露后，其荣誉被撤销。参见《体育史上令人咋舌的十大欺诈事件》，载《亚太日报》2015年3月20日。 ②泰格·伍兹视力存在严重缺陷，为矫正视力取得更好成绩，于1999年做了激光手术，视力得以明显提高，泰格·伍兹在其后的比赛中取得五连冠的佳绩。参见Hank Gola，“Fore！ Look Out for Lasik，” Daily News， May28，2002：67. ③目前，耐克公司为改善美国马拉松跑者的体能，在美国俄勒冈州波兰特市一个密封的模拟“高原屋”举办了一场高科技训练实验。其具体过程为：通过分子过滤器从模拟屋里去除氧气，使其中的空气环境等同于海拔12 000～17 000英尺高度的稀薄空气环境，公司选拔5位最有潜质的选手居住于高原屋内4～5年，以测试耐力训练中的“高原/低氧训练”理论。跑步者睡在跟喜马拉雅山同样高度的海拔线上从而产生更多携带氧气的红血球，而这正是增加耐力的最关键原因。而且，训练者在海平面的高度每周进行100英里以上的高强度训练，便可将选手肌肉的耐力提高到极限。在配套设施方面，高原屋还安装了各种高科技设备以定时检测选手的耗氧量、红血球数量、心跳及脑波频率和激素浓度，根据这些生理指标来决定他们训练的强度与时间。参见Andrew Tilin，“The Post-Human Race，” Wired， August 2002：82-89，130-131，and Andrew Kramer，“Looking High and Low for Winners”， Boston Globe， June 8，2003. ④参见Matt Sesto and David Adam，“If This Years Tour de France Is 100% Clean， Then That Will Certainly Be a First，”Guardian， July3，2003：4， and Gladwell，”Drugstore Athlete.” ⑤2006年，世界运动禁药管制组织的道德小组便是遵循这样逻辑做出裁决，认定使用类似“高原屋”低氧房间和其他人工“缺氧设备”视为违反“运动精神”。这个裁决引发了越野赛选手们的抵制，制造设备的公司和贩卖设备的商人更是严重抗议。参见Christa Case，“Athlete Tent Gives Druglike Boost.Should It Be Lega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2，2006. ⑥休·赫德森1985年执导的《chariots of fire》（火战车）详尽反映了先天天赋与后天努力、宗教信仰与世俗体育精神等多元冲突，该片播出后反响强烈。 ⑦乙型受体阻断剂等药物的发明本是用来应对心脏疾病，其原理是阻断肾上腺素受体，放缓窦性心律，减少外周血管阻力，它有助减少肾上腺素的影响并降低心跳的速度，从而缓解表演者的紧张情绪，也让怯场的音乐家不致双手颤抖而影响了演奏。参见Blair Thindall，“Better Playing through Chemistry，”New York Times，October 17，2004. ⑧2006年，以安东尼为首的古典音乐爱乐者们曾对扩音器等音乐设备的使用发出过严重抗议。参见Anthony Tommasini，”Pipe Down！ We Can Hardly Hear You，”New York Times，January1，2006：AR1，AR25. ⑨奥尔里兹指出，体育竞技运动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对优异才能和美德进行褒扬，优异者得到奖赏和荣誉恰恰是正义的体现。参见Gumbrecht， “In Praise of Athletic Beau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参考文献： [1] 陈伯礼，张富利.人类基因增强之禁止的伦理剖释[J].道德与文明，2015（3）：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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