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大运河文化论纲 |
| 范文 | 唐嘉 杨秀 李修建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运河，纵横三千里，绵延两千五百多年。大运河沟通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并连接海路，与域外相连。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发挥过极为重大的作用，蕴积出异常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培育了中华民族多元统一、包容开放的文化精神。大运河文化，值得我们去深入探析、继承并弘扬。 一、上善若水 水被视为生命和文明之源。世界早期文明，莫不依傍河流发展演进。古埃及的尼罗河、古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中国的黄河和长江，皆被视为各自文明的母亲河，人类在其中孕育成长。由此，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尽管自然环境千差万别，社会形态多种多样，但对水的基础地位都有类似的认知。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将水视为宇宙的根源，赋予其本体论的地位。古印度以地、水、火、风为构成物质世界的四大元素。北欧神话认为世界诞生于水中，主神奥丁饮用了智慧泉中之水，获得了太初的奥秘。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对水同样给予特别强调，水性至柔而能克制刚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不竞，最好地体现出“道”的哲学意蕴，因此道家高扬“上善若水”。 道家哲学对于水的推崇，基于中国的自然环境以及中国古人的日常经验。中国大部分区域处于北温带和北亚热带，整体而言，气候濕润，四季分明，降水充足，适合生存。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流经区域达 三百万平方千米，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主体。而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对于水有着更深切的认知。 作为自然的产物，水不仅是生命所需，同时还具有极强的破坏力。有史以来，洪涝灾害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祸首。大洪水神话存在于众多文化之中，是人类对洪水灾害的集体记忆。《史记 · 夏本纪》有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滔天洪水浩浩荡荡，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淹没山川丘陵，毁坏村庄田地，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威胁。 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从来不是被动地接受自然。面对滔滔洪水，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应对之道，《圣经》故事中是建造方舟避难;中美洲神话中是制作箱子脱险;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将独木联成木排求生;印度神话以及诸多民族的传说中借助葫芦存活。大禹治水的故事，则为中国人津津乐道。这一故事无疑反映了上古华夏先民治水的艰苦卓绝历程，以及惊人的毅力和高度的智慧。大禹利用水的特性，采用疏导的方式引流下行，变害为利。可以说，中国古人在围绕水所进行的生存斗争过程中，既发展出丰富的治水经验，更善于利用水为国计民生服务。中国古代，陆路运输主要依赖人力、畜力，手提肩扛，牛拉马驼，运载能力有限，长途运输尤其耗时费力，成本亦高。相形之下，船的运载能力大大提升，借助水运，可以实现大规模运输，尤其是运载一些体量巨大的物品，尽显水运之优势和古人之智慧。 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日益强大。秦国定都咸阳，居地势之要，但都城人口众多，加之这一区域气候干燥，要想养活大量人口，必须利用泾河之水，进行人工灌溉。由于泾河水位较低，无法直接引水。公元前246年，秦王任命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开凿水渠。秦国征调民夫10万人，历时10年，在泾水上游设堰截水，引泾河之水东注洛水，渠长150余千米，灌溉农田号称四万顷，遂使关中成为沃野。秦国并吞六国，实现统一，郑国渠功不可没。西汉、隋、唐均定都长安，随着人口日繁，关中的粮食生产已不能满足所需。更由于关中地势偏狭，北面的黄土高原大部分不适合耕作，南面的绵延秦岭阻隔交通，遇有饥荒之年，吃饭就成了严重问题。所以，在隋唐之世，出现过皇帝“就食洛阳”的尴尬局面。如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大旱，隋文帝率群臣“就食于洛阳”（《隋书 · 帝纪第二 · 高祖下》）。而此时的东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之世已得到了极大开发，物产丰富，文化发达。如何将南方的粮食运到京师，成为当时的一大问题，这是促成大运河开凿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凿运河的历史由来已久。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开凿了南接长江、北入淮水的邗沟，这是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战国时期，魏国开凿了鸿沟。秦汉及之后，历代均开凿有运河。如秦朝开凿灵渠，西汉时开凿漕渠、大白渠，曹魏时期开凿睢阳渠、白沟，吴国开凿破岗渎，两晋时期开凿浙东运河等。这些运河都是区域性的，规模不大，较为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水运系统。隋朝统一全国后，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到隋炀帝大业六年（610）的20余年间，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开通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达浙江余杭的大运河。唐宋时期，基本沿用隋代大运河的体系，后人遂有“隋朝开河，唐宋受益”之说。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使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规模。[1] 大运河的开通，对于中华民族意义重大。唐朝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它不仅收一时之利，更建万世之功。由于中国的大江大河多为东西走向，在大运河开凿之前，南北交流很成问题。隋唐以后，北方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南方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南北并峙，极不利于国家统一与政权稳定。大运河开通后，使南北成一整体，大大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南方丰富的物产，通过汩汩流淌的运河水道运往北方;南北之间的文化更是沿着运河传播交融。大运河的存在，无疑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两岸市镇的繁荣、南北文化的交流，以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二、运之河 “运”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庄子· 天道》云：“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成玄英疏：“运，动也，转也。”“运”是天道所以成万物，帝道所以得天下，圣道所以服海内的助力，促进人口、物资、思想、能量在天地间畅通地转动起用，为苍生谋福利。“天地之道，功尽于运化;帝王之德，理极于顺通”（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 · 体极不兼应四》），“运化”显用，即有“顺通”。 “运”意义的生成，来源于动。《说文解字》：“运，移徙也。从辵，军声。”又，“移，迁徙也。从辵，多声”，“徙，移也。从辵，止声”。故“运”具“移”“徙”“迁”义，以动、转（《说文解字》：“转，运也。从车，专声。”）为特点，有运动、运行、运度、运转、运通、运载之能，如日月运行、江河运转、车船运载，连接彼此，无所滞碍，周而复始。运，包括了动态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应运而生，周流天下，即合“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 · 系辞》）。运，进而也有气运、命运、国运之意。大运河之“运”是历史整体之运，指应天运而起，由历代中央政权运筹规划开凿，国家组织船舶运载漕粮与百货，实现南北运通，使江河湖泊互补运转，经济与政治协同运行，将自然气运、生民命运乃至国运连通起来，生生不息，利在世间，功在千秋。 隋唐以降，南北一统，政治中心先后经历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但最终北移，定都北京，北方占据重要战略位置，经济上则以农业、手工业发达的江南为重心。宋代已有“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以及“苏湖熟，天下足”[1]之说。为实现国家统一调配战略、经济资源，各朝政府主导并出资，征集方案，组织徭役，开凿运河，会合诸水，效法自然，穿山越岭，裁弯取直，创造出南北流向的水道，贯穿东西方向的自然河流，把海、江、河、湖、泊、塘、渠、泉、沟等水系，以舶、船、筏、舟等运载工具，桥、坝、闸、堤等人工助运设施，与沿线市镇、乡村联系起来，开辟区域水网通路，顺势连通国家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实现国家战略规划。以大运河为动脉，物资与人员运行其中，形成了具有生气活力的跨地域政治、经济、文化有机循环体，融合各方优势取长补短，打破疆界与壁垒，突破区域经济局限，进一步加强、巩固了江南与首都的联系，维护、稳固了中央集权。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政治中心发生了自西而东，自南而北的转移。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意在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维护中央集权，后人遂有“天子守国门”之说。运转不息的大运河，平衡了东西，平衡了南北，平衡了天下，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气运。 自邗沟、通济渠发端，大运河北上南下，沟通东西流向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引入沿途邻近的鉴湖、射阳湖、白马湖、高邮湖、太湖、洪泽湖、白浮泉等湖泊和多种水源，连通甬江、曹娥江、汶水、泗水、汴河、白河、潮河、榆河、沙河等河流，结合自然水域，凿荒越岭，深挖河道，穿行市镇，纵贯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创造出包括浙东运河段、江南运河段、淮扬运河段、通济渠段、永济渠段、中运河段、会通河段、南运河段、北运河段、通惠河段为一体的水路运道，实现南北全线取直;从北向南，大运河途经北京、天津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江蘇、浙江六省，贯通北京、天津、沧州、德州、洛阳、开封、聊城、济宁、枣庄、临清、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等城市。大运河将水流与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立体运通网络，相辅相成，命运相系，衔接南海交通线与东方海上交通线，进而汇合浩瀚的世界水域。 因运相连，承上启下，大运河的水道载着物产运转起来，人流顺着运河通行南北，文化随着运河沿途传播，自然与人文交融，相得益彰。大运河通过运粮、运盐、运货、运兵、运商、运客，保证南北人员物资统一调配，促进各地经济协调发展和文化交流融合，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社会秩序。 运河通南北，文明传千年，大运河流经多个文化区域，不同文化随着大运河传播至各地，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交往、融会、发展和认同，形成了大运河区域包容并进、多元并存的文化性格，尽显其运化之功。 三、道济天下 （一）水道：会通天下，广济八方 公元前486年开邗沟，沟通江、淮;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穿漕渠，通渭;三国魏黄初六年（225）通讨虏渠;隋初开广通渠，隋大业元年（605）开通济渠，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开广济新渠;北宋开宝六年（973）改闵河为惠民河;元中统二年（1261）开广济渠，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会通河，至元三十年（1293）开通惠河，实现大运河全线通航。南北贯通的大运河上，有广利闸、会通闸、惠济闸、通济闸等调节水流，通运桥、通济桥、永济桥、广惠桥、广济桥、惠济桥、普济桥等连接八方。从“穿漕”“讨虏”到“广通”“通济”“永济”“惠民”“广济”“会通”“通惠”“通运”“广惠”“惠济”“普济”之命名，展现出运河的功能从最初的漕运和军事，到南北大一统之后执政者一脉相承的政治愿景：广济八方、惠民利生、运通天下。[1] 与漕运功能配套，大运河沿线的码头是货物装卸地点和商品集散中心，丰富了当地的交易，繁荣了周边的经济;大运河沿线的水陆驿站，备有客房、驿马、驿船、马夫和水夫，方便来往运河上的官民客商;在大运河一线的重要城市北京、天津、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设钞关，集中征收商货税款，利于统一管理货币、税收系统;大运河航线需大量人力维持运转，为民众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助力解决民生问题。 与灌溉功能相符，早在西汉时期，运河的水源就用于灌溉农田，虽然运河通航时需保证水位而有“保运”之令或致沿途土地、农作物缺水，但当年漕运工作一经完成，也要兼顾当地用水。江南沿河的村庄至今仍保持着从运河取水灌溉的习惯。 与运载功能相应，漕船、官船、货船、客船、渔船通过大运河往来，漕米、盐、木材、百货依靠大运河运输;往来南北的行人、客商因有运河而少受颠簸之苦，“自淮安清河经济宁、临清赴北京”，有云：“向非此河路，则我等于崎岖万里之路，有百技跛行之苦，今乃安卧舟中，以达远路，不知颠仆之虞，其受赐亦大矣。”[2] 与连通功能相关，运河水系滋润着两岸的城乡，大运河沿线作为粮仓、闸口、中转、驻地和旅行目的地的城市，大多也是经济、文化重镇，宁波、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开封、洛阳、天津、北京等地，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居于漕运、货运流转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因与大运河的关联而凸显出来：宁波是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镇江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江南运河段的交通要道;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经过杭州，为之带来充足的物产;淮安因运河而闻名，也是淮北食盐集散中心，明清设有总督漕运公署，城中建有“钞厅”与“漕盈仓”;济宁居“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南通江淮，北连河济，控邳徐之津要，振宋卫之咽喉”（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城中曾有200余条街道名称与运河相关;洛阳曾因通济渠、永济渠的连通而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开封一度水路发达，有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四路通漕;天津位于河运与海运共同的运转地;北京是大运河的目的地，通过大运河运输的漕米、百货等可以直达城内的积水潭。中国民间有“遇水则发，以水为财”之说，水是财富的象征，大运河则促进了财富的流动。大运河沿线，形成了中华经济富裕带。 运河沿线的小镇也因通行而得利，南北航运要道上的杭州塘栖镇、湖州南浔镇、嘉兴石门镇、苏州平望镇、扬州邵伯镇、济宁南阳镇、徐州窑湾镇、宿迁皂河镇、安陽道口镇、淮安清江浦等地，因运河带来商品、聚集人气而兴旺。石门镇位于大运河畔，素称“活水码头”，各处商品在此集散;清江浦因有南河道总督府而繁荣，“清江弹丸之地，旧无声乐，近日流倡数至三千，计每人费一金，则合计岁费当百万矣。清江民人不耕不织，衣食皆倚河饷”[1]。有运河过境，水通则镇兴。 运河城市以水相连，也因水相隔，桥接通河道两岸，起到了重要的连通作用。大运河水系上的桥数量极多，不仅实用美观，而且寓意丰富，苏州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绍兴有“桥城”之名，具“粉墙风动竹，水巷小桥通”之趣。运河上的各种“名桥”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工程设计与施工水平，这些不同风格、特点的桥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苏州宝带桥有五十三孔连拱，形似宝带;嘉兴长虹桥三孔实腹，形似长虹，有长虹卧波之势;杭州拱宸桥三孔驼峰，似拱手相迎;塘栖广济桥七孔实腹;绍兴南浔八字桥跨越三河，沟通四路，状如“八”字;更有无锡清名桥，苏州灭渡桥、通利桥、朱马交桥等，不仅造型优美，还将故事传说与桥本身结合在一起，在通行功能之上，融入并寄托着美好的情感、愿望与祝福。 大运河水道贯通、治理及维护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普济各方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改造自然的智慧、日复一日的耐心和直面艰难险阻的无畏，最终实现会通天下、广济八方的理想，安四民于各地，显仁心于天下。 （二）商道：市井气质、俗雅杂陈 大运河最为显性的功能，在于运输货物与商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运河是一条商业之河。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由“内陆中心”一变而为“运河中心”，他说：“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2] 大运河像一条大动脉，不仅连通起南北和全国各地，更通过水系与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旧唐书 · 崔融传》）南北乃至域外的各色物产，各种“南货”“广货”“洋货”借助运河输送到沿途各地。 漕运官船，无数民间商船、货船和客船，日夜穿梭于大运河水道之上，巨量的人流与物流催生了庞大的餐饮、住宿、娱乐、仓储、搬运、商品交易等多方面的市场，城市之间借助运河连通之利极大地推动了商品贸易，形成立体的商业网络，商机勃发。大运河文化即依托这一商业交通线而兴，并形成其特有的市井气质。 市井乃商品交易之所，关于“市井”一词，《管子 · 小匡》中说“处商必就市井”;唐人释曰：“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尹知章《管子注》）在大运河沿线，众多市镇乘势而起，大量城市成为商业中心，如杭州、扬州、苏州、常州、开封、临清、天津等，八方辐辏，商旅云集。处于运河网络中心的北宋汴京开封，人口曾达百万之巨，时人感叹“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 民俗》）。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汴河周边的商业盛况，河岸店铺连缀，茶坊酒肆、勾栏瓦舍鳞次栉比，贩夫走卒、行人商客摩肩接踵，繁盛之极，热闹之极。 从日用百货到奇珍异品，从时蔬瓜果到山珍海味，从丝麻竹木到金银铜铁，四海之内的财物在运河商业中心城市里流通，带动了城市的发展。杭州商业繁荣，“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吴自牧《梦粱录 · 团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吴自牧《梦粱录 · 夜市》）;城内“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耐得翁《都城纪胜 · 市井》）。博彩处、酒楼、歌馆丰富了杭州的夜生活，市井之中百货陈列，昼夜四时买卖兴旺。 与杭州相似，扬州、苏州、无锡、嘉兴、济宁等运河沿线商业发达城市均显现出“市井繁阜”“商贾辐辏”、贸易活动昼夜不休的特点，形成大运河流域特殊的商业模式。扬州城内店铺林立，由水路、陆路运来的货物汇集于此，所谓“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橘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孔尚任《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城内从早到晚都有商业交易，成为“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的“不夜城”。大运河交通要道上的嘉兴，南宋时“北门月河一带商业兴盛，居民四附，形成市井。明清时期，月河街区达到全盛。清末至民国时期，从中街、殿基湾、猪廊下、烟作弄、任家弄、官弄、居仁里、救火弄、糕作弄、蒲鞋弄、水弄、坛弄、宝元弄等这些旧街名，可以反映出商业与民居相杂的特点”[1]。明清时期的济宁，位于运河的交通枢纽，人烟稠密，经济发达，停靠等候过闸的南北船只多聚于此，“商贾之踵接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成为“舟车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清雍正《山东通志》），可谓“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朱德润《十月初五日泊齐州飞虹桥》）。城内顺河向的街衢、小巷极多，被誉为“江北小苏州”，时谚云：“济宁州，街巷稠，平房瓦屋木架楼。岸边码头人熙攘，处处笙歌醉酒楼。”道光年间，济宁商号计千余家，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成为运河沿线的七大商埠之一。商业运作不分昼夜的特点改变了从业者的作息，人口聚集的商业中心城区产生了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外也有如“北关夜市”、长安镇闸塘湾夜间米市、济宁南阳镇“南阳夜市”等“夜市”效仿，创造了更多的“商机”。百物聚处，人潮涌动，八方商客，纷至沓来，运河边繁华的城镇灯火通明，各色商品在市井里交易，商铺、食肆、酒楼、歌坊为南来北往的人群提供了多元的服务，买卖双方各得所需，钱货两清。 商业对利润的追求推动了贸易交换，带动了城市扩张、人口增长，促进了手工业、娱乐业发展，加速了农耕社会转型。苏州丝织业遍及城邑，“绫?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清乾隆《吴江县志》）。明代临清手工业生产极具规模，城中81条街巷，以手工业命名的就有31条。大运河沿线手工业发达的大小城镇不胜枚举。丝绸纺织、陶瓷、印刷、酿造、竹木加工、皮毛加工等多种门类在大运河沿线成长壮大。 依赖运河谋生的人群，包含多个社会阶层，其言语行事、志趣好尚多趋近世俗理性、饮食男女及现世幸福观，那些应运而生、满足其精神需求的众多文化产品，亦皆具大众性和通俗性，轻松活泼，俚俗有趣，透出浓郁的市井气息。活跃于勾栏瓦舍中的戏曲、说唱等艺术形式最为典型，例如开封东角楼街巷娱乐业发达，“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 东角楼街巷》）。临水的游艺场所瓦子最大的可容数千人，其文娱形式丰富多样，如杂剧、说书、傀儡戏、杂技、唱曲、讲笑话、马戏等，不可胜数。这些表演深受百姓喜爱，“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 东角楼街巷》）。活动于勾栏瓦舍中的戏曲、说唱等艺术丰富了世人的生活，市井中的表演艺术，承担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解闷”，让百姓在辛苦劳作之余，开怀一笑，得以休息。清朝中后期，济宁的土山是著名演艺场所，时人有谚云：“太白楼、进德会，压不过大桂、二桂和黑脆”;“土山上的茶馆数不清，不如汪麻子喊两声”;“要想解闷胸怀开，去听张善养说聊斋”;“老咬口的干饭，道门口的粥，茹小辫的扬琴翟教寅的吼”。据统计，明清两代小说多出自运河流域作家之手，“三言二拍”、《金瓶梅》等经典作品，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大运河文化的市井风貌和气质。 商业盈利的目标要求市场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既有“瓦子”供民众消遣，也有茶楼、青楼、戏船等处所提供服务。富商大贾多喜与文人交往，谈论文学、吟诗作画、听曲观舞、弹琴品茗，追求高雅品质，并且积极资助本地文人，赞助各类文化活动[1]，成为文化事业的推手，“扬州八怪”扬名即有商人之功。徽商、赣商、粤商、湖广商在扬州与本地商人共同经营，得利后多喜营造园林，尤以乾隆“南巡”前后为盛。“扬州的建筑是北方的‘官式建筑与江南民间建筑两者间的一种介体。这与清帝‘南巡，四商杂处交通畅达等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匠师技术的交流。”[2]商业带来的高额利润吸引着社会各阶层，宋时“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士人、农民皆有从事商业之举，而商人家族也通过科举、捐官等方式改变社会地位。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业以逐利为目的，大运河文化浓郁的市井气质和商业属性，使其有别于传统中国的农耕文化和士人文化。农耕文化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其特点是尊亲敬老，注重礼仪，崇尚节俭，安土重迁，思想上趋于封闭保守，随遇而安，缺乏创新意识。士人文化大多儒道兼综，出入经史，注重德行之修养，追求内心之逍遥，以琴棋书画为伴，崇尚高雅的审美趣味。商业文化则大异其趣，商业重利，因应市场所需，必须灵活机动，从事商业需要游走四方，广开财路，所以其文化更为开放，更具冒险精神。 三种文化并非针锋相对，反而有效互补，为彼此带来新的活力。运河一线的商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即融会了士人文化与农耕文化，如临清地处鲁西平原，元代以前，“家习儒业，人以文鸣，农桑务本，户口殷富”（清康熙《临清州志》），运河带动临清商业发展后，传统儒学思想也成为临清商业文化的底色之一。清雍正年间编修的《山东通志》中记载：“临清州，俗近奢华而有礼，士虽务名而有学。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于东方。”商业文化与士人文化之间良性互动，商业发展带动财富增长，士人文化助成礼仪风范。宋室南迁，士人顺运河南下定居沿岸宜居地，将雅致的生活方式带到彼处，影响当地风气，如乌镇多有士大夫迁居，茅姓、颜姓成为当地的旺族，其地“负贩之广，耕桑之勤，又日盛一日。且士知问学，科贡有人，民知尚义，输赈多室，缙绅士大夫摩接街市，民风土俗一变而为富庶礼仪矣”[3]（清康熙《乌青镇志》）。受士人文化影响，市井贩夫经商谋生，亦能向学慕道，富而知礼。 大运河商业文化以市井气质为底色，带有俗雅杂陈的特点，融会了农耕文化和士人文化。农耕文化和士人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有效地调节了商业文化，以礼节之，以文化之，以义感之，使其富而知礼，义利兼顾，从而保障了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 除了商业属性和市井气质的特点，除了各阶层文化的互补之外，大运河文化还体现出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并存与融合。 （三）世道：多元交融，兼容并蓄 大运河流经区域构成了一个宽阔绵长的文化带，各区域的文化本来截然不同，地方特色明显，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如京津文化与吴越文化，燕赵文化与淮扬文化，在空间上分立南北，语言、饮食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皆差异极大。在運河开通之前，它们相对隔绝，交流甚少。运河开通后，各地文化随着运河上南北辐辏的船舶、熙来攘往的人烟，传播流布，互通有无。有的文化在沿途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与原有文化彼此映照，形成多元杂糅的热闹场景;有的文化与原有文化交合融汇，生成新的文化景观。 天南地北的种种物产沿大运河输送到各地，也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融，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沿线区域旧日的生活习惯。以茶叶为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已有饮茶之风，北朝则不好此道。南齐王肃投奔北魏，因好饮茶，北人视为咄咄怪事，送他一个外号“漏卮”，贬其为“苍头水厄”。大运河开通后，到唐代中后期，饮茶之风盛行北方，遍披民间。唐人封演提道：“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封氏闻见记》）北方对茶业的需求大增，江淮之茶沿着京杭大运河源源不断运送过来，进一步促进了饮茶的风行。与之相应，明代饮茶之风传至济宁，明清时济宁运河两岸茶行林立，成为鲁西南最大的茶叶集散地。 民以食为天，商家为满足南来北往顾客的需要，调制百味，使运河沿线的美食融合各地特点，创造出杂糅、调和的口味。隋唐之前，扬州饮食的基本风格朴素清淡，与其他地方并无太大差异。运河开通之后，扬州成为交通枢纽，城市经济繁盛，各地食物纷至沓来。乘运河之便利，扬州得以采各地原料，聚各地厨艺，造就了淮扬菜选料严格、制作精细、讲究火工、擅长炖焖、注重刀工、造型雅致、注重本味的精致风格。再有，齐鲁饮食有重味、讲和、守正的传统，运河区域的山东鲁菜选材与口味受到了山陕商人的影响，吸纳了扬州富商宴席喜上燕窝、参汤的习惯，把燕窝、鱼翅等作为鲁菜高档食材使用，提炼出“适中调和”的烹饪理念，体现出运河文化融会的特点。《金瓶梅》书中对名目繁多的菜点、果品和茶酒的描写，正是明代城市饮食文化高度发展的真实再现，同时也是山东鲁西运河码头饮食的典型写照。[1]这种吸收、融合、创新、多元的饮食特点，也体现在其他运河城市的饮食中，如天津菜既融合了淮扬菜和鲁菜的特点，又有自己的特色。 大运河上的客商行人，南来北往，五方杂处。所谓“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人们操着各种各样的方言，为了能够交流沟通，语言便发生传播与融会。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汉语方言的传播总体上是一个“北方化”的过程，但明代以后，江淮方言词逆向传播，影响京师地区，运河及其沿岸陆路正是江淮方言词北上最重要的通道。比如山东、河南与江苏运河沿线地区的方言存在着明显的影响关系，其语言的声母、韵母和词汇方面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形成了大运河沿线地区的通用语言。 大运河沿线的民俗信仰及相关祭祀活动，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成化七年（1471），“夏四月，京师久旱，运河水涸。癸酉，遣使祷于郊社、山川、淮渎、东海之神”（《明史 · 宪宗本纪》）。伴随着人口流动，不同信仰在各地区间传播，汇聚在大运河沿线。人们不仅信仰人格神，也信仰镇水神兽“九牛二虎一只鸡”，体现了信仰的实用性、多元性。在运河的水神信仰中，北方的神灵金龙四大王信仰通过官方敕建庙宇、颁发匾额、赐予封号等形式传播到南方，以“捍御河患、通济漕运”为诉求，“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2]，“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四大王庙”[3]。从福建乘水而来的妈祖信仰，作为海运与河运航行的保护神遍及大运河沿线，得宋元赐予封号，经江浙沿运河向北传播，融会了海漕与河漕特点，也体现在天津祭祀妈祖的仪式中。通州有始于明代的“开漕节”，在春季“祭坝”仪式后，漕船、商船才开始通行。大运河各段保存着多处与各种信仰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盘古祠、伏羲庙、捷地石姥姆座像、天后宫、吕祖堂、关帝庙、龙王庙、河神庙、水仙庙、火神庙、财神庙、清真寺、基督教堂、天主堂、佛寺等，有的还在继续使用，接受人间香火供奉。它们源自不同地域，辗转传播，落脚、汇聚于大运河沿线。 “来百工”，“来远民”，大运河上有往来各地的官员、水手、漕丁、商人、平民，大运河沿线城市充斥着本地人和异乡人，富庶的运河城镇吸引着不同背景的异乡客在这片土地安家。人们纷纷在运河城镇建造住宅，带来了家乡的建筑技术、雕刻技艺、绘画艺术、民间信仰、生活习俗，将各地文化有意或无意地引入运河区域文化中，于是各具特色的建筑在运河城市里争奇斗艳。扬州盐商汪鲁门宅、卢绍绪宅保持了中国传统木石结构与雕刻技艺，湖州张氏旧宅呈现中西合璧风格。人们把对家乡美好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融入触手可及、随处可见的建筑物中。大运河一线大小城市里，官署、会馆、民宅、园林、码头、渡口、寺庙、道观、教堂、清真寺等各具风格，共同创造着大运河建筑文化，又与雕刻、壁画、书法、楹联、器物等结合，构建出空间之美，艺术与自然交相辉映，丰富了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风貌。 戏曲的繁荣更与运河密不可分。元大都的杂剧曾盛极一时，元末北方经济衰落，杂剧艺人纷纷沿运河南下，活跃于淮安、扬州、建康、苏州、松江、杭州、湖州等地。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人亦曾游历南方。明代，昆曲大放异彩，昆曲艺人沿着运河不断北上，昆曲开始流行于京师。清乾隆年间，四通八达、富甲天下的运河重镇扬州成为南方戏曲中心，一时群英荟萃，聚集了当时最为优秀的艺人和丰富多样的剧种。徽班艺人常来扬州演出，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等地方戏亦活跃于扬州舞台，可谓昆乱并存，花雅竞奏。 文化的传播从来不是单向行为，文化的接受也并非全然被动，接受者往往加以过滤与吸收，融入自身特色，使其呈现出别样风貌。比如，皮影戏自宋室南迁后传入桐乡，与海塘盐工曲和海宁小调相融合，配以笛子、二胡等江南丝竹乐器，将唱词和道白改成当地方言，用于婚嫁、祝寿等场合。再比如，昆曲传入北方后，受到北方地域文化及审美情趣的影响，风格中增加了豪放刚健。多种文化相遇，常会取长补短，互鉴交融，形成新的文化形式，京剧便是如此。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给皇帝庆寿，进京戏班众多，阵容强大。三庆徽班沿大运河北上进京，演出颇受欢迎，此后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相继沿运河来到京城，他们吸收汉调、秦腔、昆曲、梆子等戏曲之精华，创出一种新的声腔，历经发展，形成被视为国粹的京剧。 顺流而下，逆流而上，装点乡愁，满载叮咛，在这条命运之河上，无数的人和故事因大运河而交织在一起，谱成壮丽的乐章：皇室南游，官员履职，使团朝贡，僧侣布道，商人牟利，诗人抒怀，运河的波光里倒映着春风得意的士子、怀揣希望的异乡人、踌躇满志的商帮、老病归乡的远游客，中国人和外國人在运河上往来同行，运河也将中国与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南到北的大运河，通往帝京，这是漕运之路、朝贡之路，也是仕宦之路、名利之路。在这贯穿南北的文化廊道上，世情由此展现，保存在书法、绘画、诗文、戏曲、小说、杂记中：船工号子、河工竹枝词记录了劳动者的悲欢;微山湖唢呐、端鼓腔、拉魂腔唱响了故人的情怀;昆曲、京剧、京东大鼓、天津快板、聊城八角鼓、梁山枣梆、江苏梆子戏、徐州琴书、扬州清曲、苏州评弹、锡剧、皮影戏的曲调婉转高亢，唱出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清明上河图》描绘了运河两岸的商业场景;《济河论》书写了名臣的治河心得;《北京纪行》《南归纪行》《老残游记》记录了沿运河游历的体会;《四妇寺的传说》《临清运河铁窗户的传说》《水浸泗州的传说》等民间传说传递了运河边世人纯朴的感情;“三言二拍”及《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名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运河城市生活的市井风貌，演绎了江南的繁华多情、京城的恢宏壮阔，宣扬了忠孝节义、善恶报应的价值观，展现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这条运河水道上，无数风云人物留下了长存的身影，鉴真东渡日本，郑和南下西洋，马可 · 波罗游历中国，日本遣明使策彦和尚、朝鲜官员崔溥、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英国访华团成员安德森也都留下了足迹。胡乐、胡舞、仙鹤舞在运河流域起舞，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沿着运河传播。 大运河调节着天道与人道、中央与地方、社会与个人、精英与大众、义与利、商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中国与海外的关系。大运河文化多元交融、兼容并蓄的形态，作为大运河文化的整体特征，典型地体现出中华文化多样并存、丰富多彩和充满生机的内涵。 结语 我国开凿运河的历史悠久，在千余年的历史时空中，大运河都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功能，促进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也推动了沿线区域的文化交流、发展和繁荣。晚近以来，南方运河漕运功能减弱，北方部分河道断流断航。大运河成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宝贵遗产，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文化遗产的大运河需要我们认真审视，挖掘其蕴含的丰富内涵与多重价值，发挥其新时代的文化功能。 大运河是流动的活态文化，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大运河遗产主要包括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大运河沿线8省（市）水工遗存、运河故道、名城古镇等物质文化遗产超过 1200项，其中河道遗产27段，总长1011千米，遗产点58处，沿线拥有23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及为数众多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在开凿过程中，创造了众多领先世界的水利技术，比如宋金时期双门船闸的布局与运用，比欧洲早400 年;运河沿线林林总总的堰、埭、堤、坝、闸、水城门、纤道、码头等工程遗存，无不体现古人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科学意识与高超的技术水平。与航運配套的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和钞关等设施与管理制度也自成体系，值得后人研习与借鉴。 除了上述数量可观的水利设施、遗址以及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文化遗产外，运河沿线及其辐射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可胜数。截至目前，运河沿线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50余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富集的区域。运河沿岸的民间传说、十里红妆婚俗、蚕桑生产习俗、水神信仰、传统节日等丰富的民俗文化还活跃在运河人家的记忆里、生活中。 大运河作为庞大的文化网络，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品格与气质。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伟大的文化遗产，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建立在全面认识其遗产种类和价值的基础上，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结合新的时代需求，借用现代科技手段，科学有序地进行。筹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这是一个覆盖面广、跨度大的综合性文化工程，也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对于这项体量庞大的文化遗产，需要在统揽全局的基础上，分批次、分区段开展试点工作。 比如，可以思考如下举措：对大运河全线多种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记录;对重要的标志性文化进行深入挖掘;设计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统一标识;建立数字博物馆和实体博物馆，综合展示运河文化的发展历程和丰富遗存;为民众营造适宜散步、小憩的休闲区和健身区，引导人们参与到运河航船游和两岸游等多种方式的游览中，领略运河风光，带动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当然，从富民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还需继续发挥运河沿岸农副渔产品等各种物资的运输流通功能，实现“一产+三产”的融合。 围绕大运河文化遗产，有若干领域及细节值得研究、挖掘，也有很多资源可供当下再利用。这项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长期的、需要科学规划的系统工程。需要让更多的力量参与到运河文化的保护与发扬中，让民众认知并共享大运河丰富的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