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器乐作品初探 |
| 范文 | 李晶 [摘要]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音乐作品日渐繁盛，以宣传抗战。尽管歌曲作品占有绝大部分，但是器乐创作也可圈可点。本文以器乐创作为切入点，对抗战时期重庆作品进行浅析。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器乐作品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5-0083-02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音乐创作日渐繁盛。尽管歌曲作品占有绝大部分，但是器乐创作也可圈可点。这一时期的器乐创作可以分为民乐创作和西方器乐创作两大部分。总的来说，器乐作品数量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抗战期间物资匮乏，乐器生产制作受到很大影响，其普及和发展远没有声乐发展迅速。虽然器乐普及发展受到了物质条件的限制，但是抗战期间的重庆，汇聚了一流的专业音乐人才，他们用激情的创作，将手中的乐器作为战斗的武器，为抗战救亡服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重庆音乐创作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必要条件。 一、民乐作品 （一）独奏 1940年后，国立青木关音乐院、大同乐会等文教文艺团体在重庆相继成立，使室内音乐会得到了较大推广，加之中央广播乐团国乐组、大同乐会、白雪国乐队等文艺团体的多方位活动演出激发了作曲家创作激情，创作数量随之得到了较大提升。这一时期，重庆的民族器乐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器乐作品多以二胡、琵琶、笛子为主。第二，用于教学创作作品占有相当比例。第三，作品的创作年代以1940年之后居多。第四，作品内容大多是作曲家直抒胸臆、有感而发的作品。特别是二胡作为当时普及性相对较高的乐器，创作作品较多。如陈振铎《银光》《明月流溪》《凯旋》《嘉陵江泛舟》《明月流溪》、储师竹的《楚些吟》《双溪夜语》《长夜曲》《还乡行》《祖国之恋》、刘北茂的《汉江湖》《前进操》《漂泊者之歌》《小花鼓》、杨大钧的二胡曲《胜利曲》《步月吟》《晨曦》《旭日东升》等。这些作品真实、深刻、形象地表达了抗战时期民众的遭遇和痛苦，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和盼望抗战早日胜利的心愿。 （二）合奏曲 抗战时期，重庆的民乐合奏作品多数是由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下设的国乐队成员创作的。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迁入重庆后，基于提高国乐演奏、普及推广国乐之虑，云集了一批如黄锦培、许如辉、杨大钧等有志于国乐的热血青年，着重推行乐队改革、狠抓国乐创作。另一方面，重庆大同乐会、国乐训练班的成立以及他们所开展的活动从侧面推动了国乐的合奏创作。代表作有储师竹的《祖国之恋》（原名《不想她》）、《胜利进行曲》《凯旋》，黄锦培的《丰湖忆别》《月圆曲》《华夏英雄》《阳光华想曲》，杨大钧的《大地回春》，张定和的《风云际会》（又名《雄风万里曲》）、《浪淘沙·咏竹》等。这些合奏曲有共同的创作特点：第一，作品产生年代多数在1941年以后。第二，作品内容民族色彩鲜明，多数表现了作者在怀念沦陷家乡的情绪下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第三，首创用民乐给声乐伴奏的形式。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无法满足声乐作品需要钢琴等西洋乐器伴奏等条件，张定和创作的《咏竹》（又名《浪淘沙》）、《咏桃》（又名《东风第一枝》）等均采民乐给声乐伴奏的形式[1]，既弥补了器乐伴奏之不足，又开创性地将国乐与声乐作品融合，别有风味，独具特色。 二、西洋器乐作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海外的音乐家纷纷回国，他们不仅带回了西方的音乐理论知识体系，培养了一批专业音乐院校优秀的学生，还开始尝试在国内进行西方器乐作品的创作，钢琴、小提琴的优秀作品开始涌现。[LM] （一）钢琴作品 抗战时期的钢琴作品主要是由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及分院、国立实验剧院、陶行知育才学校音乐组这几所专业院校和教育机构的作曲家群体进行创作。这些作曲家几乎都有作曲专业理论学习背景，如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贺绿汀、邓尔敬曾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师从黄自、李惟宁等人，其创作受二人影响较深;张文纲、黄国栋是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作曲理论专业学生;应尚能也曾留学海外，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音乐学院学习。这些钢琴创作数量有20余首，从作品体裁上看比较自由奔放，不仅有创意曲、赋格曲之类的复调作品，还有奏鸣曲、变奏曲、各类钢琴小品;从作品题材上看，有现实主义的《血债》，有浪漫主义的《抒情曲》《回忆》《仲夏的午梦》，有民族化追求的《西康民歌》《南来雁》，有印象派尝试的《深秋·黄昏·古碉》，等等，风格差异较大。这些抗战时期的钢琴作品，既体现了作曲家在重庆度过了十分重要的抗战生活，具有早期代表性，又体现了钢琴作曲家在和声风格民族化的追求与实践、现代作曲技巧探索的自觉意识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加强和提高。 从以上钢琴作品创作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作曲家都是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作曲系的师生。西方作曲理论体系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得以系统地教授，培养了一批可以进行专业创作的学生。第二，丰富的创作风格。有借鉴西方印象派之作，也有引用中国民族器乐古曲为素材，运用自如，树立了重庆时期钢琴作品的新风。第三，题材丰富，体现了作曲家真实的情怀展现。这些作品里有爱国题材的《血债》，还有个人抒怀的浪漫气质的《回忆》《抒情曲》，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作曲家们的真情实感。 （二）小提琴作品 重庆时期的小提琴作品仅有马思聪的《西藏音诗》一部，这是马思聪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器乐作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唯一的一次公开发表器乐作品。[2]这部作品，由《述异》《喇嘛寺院》《剑舞》三首曲子组成，第一首《述异》是一首双主题变奏曲，展示出彪悍雄健的音乐形象。《喇嘛寺院》采用了重复和再现三部曲式，马思聪“用一些减七和弦与一些不协和和弦去解决此旋律和声上的要求”，以期写出既有西洋技法又能体现西藏民歌风格的作品。《剑舞》以主部主題“无穷动”的形式把音乐推向高潮。《西藏音诗》被创作出来后，《新华日报》曾对其的演出做过相关报道[3]，并在1945年重庆出版的《音乐艺术》杂志上分三期刊登[4]，中华交响乐团的期刊《音乐导报》也在1943年12月刊登过马思聪的《西藏音诗》，是器乐作品中演奏次数最多、广播宣传最广的一首。 （三）重奏、乐队作品 中国的交响乐、管弦乐创作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起步的，马思聪的《第一交响乐》、郑志声的《郑成功》（未完成）管弦乐片段、贺绿汀根据钢琴曲《闹新年》改编的管弦乐曲《晚会》，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管弦乐的创作先锋。特别是郑志声作为管弦乐创作的佼佼者，为中国管弦乐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5]这部《郑成功》是为同名歌剧创作的管弦乐伴奏，作品分为五个部分：“主题歌”“小引”“主题”“早晨”“朝拜”。除了“主题歌”为声乐作品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管弦乐。“主题”气势宏大，音乐多以全奏进行;“早晨”运用了中国民族五声调式，描绘黎明场景;“朝拜”描绘古代中国早期的景象。整首曲子的音乐素材、节奏等极具中国民间音乐特色，构成了曲子新颖的中国风格。 结语 抗戰时期，汇聚重庆的作曲家们虽然逗留时间很短暂，但是他们为重庆的音乐创作开辟了抗战大后方音乐创作的广阔空间，让人感受到了近代音乐家们炽热的爱国情怀、开阔的学术事业和强烈的艺术使命感。概括起来，重庆时期的作曲家创作的器乐作品的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承先启后，融汇中西，独树新风;2.抗战与艺术并举;3.对民族化的认同和发扬传承。 但是，抗战时期重庆的作品也有一些遗憾之处。首先是由于抗战时局艰难等客观因素，器乐的生产、携带、演出都不方便，使得音乐工作者们创作的器乐作品十分有限;其次，国内大部分民众还是比较熟悉民乐（国乐），对管弦乐、交响乐等西洋器乐作品还不能完全接受，因此西洋器乐作品较少;再次，管弦乐、交响乐等大型作品，在当时还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不管怎样，这些曾公开发行、演奏（演出）的作品，既是经久不衰的经典乐曲，更是关于当时全国音乐创作活动的侧面印证，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作品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杀敌，见证着音乐家们为抗战胜利所做的努力，他们为求中国音乐的不断发展，进行着种种的探索和创新，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敬佩和怀念。 注释： [1]晋瑾.沧海遗珠蓝田埋玉——张定和重庆时期音乐作品史料梳理[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01）：37. [2]李淑琴.马思聪创作道路的确立及相关背景[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02）：36—47. [3]西藏寺院[N].新华日报，1944-07-02. [4]《喇嘛寺院》音乐艺术第二卷第一期;《剑舞》音乐艺术第二卷第二期;《述异》音乐艺术第二卷第三期。 [5]王震亚.郑志声传略[J].中国音乐学，1990（01）：115—120. （责任编辑：崔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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