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传统音乐文化坚守的无奈与孤独 |
| 范文 | 胡小东 李广赞 [摘要] 2012年11月，作为一介农夫的“非音乐人”，林中树老人因为在“重建以屈家营音乐会为代表的冀中笙管乐，并对其进行了修复式的传承，使这一续存了数百年的北方笙管乐乐种得以复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获得了世界性奖项“太极传统音乐奖”，一时轰动了音乐圈内外。林中樹也被视为传奇式人物。其实林中树三十余年的“音乐人生”做了很多堪称“传奇”的事情，如“京城问乐”、修路、修音乐堂、让学术会议开到屈家营，以及捐出全部五万美元奖金设立“屈家营音乐会基金”，等等，每一件都足以让闻者为之动容并肃然起敬。然而，喟叹之余，我们也可从林中树漫长的文化坚守之路中读出另一种意涵——文化坚守的无奈与孤独。 [关键词]林中树;文化坚守;无奈与孤独;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5-0143-04 2017年3月18日，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的冀中民间传统乐会之一的固安县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屈家营音乐会”的组织者——“农民音乐的有心人”[1]林中树老人去世，这一消息当时迅速在音乐学界的诸多微信群等互联网媒介上传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随后几日，不少学者都在互联网等媒介上发表了悼念性的文字或文章。笔者与林中树虽素未谋面，但关于他以及他的“音乐会”经由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及新闻报道也熟知不少。因此，林中树老人的去世以及他的诸多“传奇往事”，也引发了笔者关于传统音乐文化坚守的一些思考。 一、林中树的音乐人生 1985年，林中树是冀中固安县屈家营村委会副主任。林中树从这一年冬天“为断乐事赴京城”开始“涉足”屈家营“音乐会”，直到去世，三十余年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音乐会”的操持。大字不识几个、“不会乐器，不懂‘韵谱”[2]的林中树，是一个纯粹的“非音乐人”，却因为他的不懈努力为屈家营音乐会带来了诸多荣誉与巨大影响力，也为自己赢得了“前无古人”的评价。2012年11月25日，林中树成为以“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传统音乐的保护意识和推进人类音乐文明的多元化发展”为宗旨而设立的世界性奖项“太极传统音乐奖”首届颁奖盛典的四位获奖者之一。只有林中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其他三位则分别是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布鲁诺·内特尔、印度著名西塔尔琴大师拉维香卡、青春版《牡丹亭》主持制作人白先勇。林中树的获奖理由是“在于重建以屈家营音乐会为代表的冀中笙管乐，并对其进行了修复式的传承，使这一续存了数百年的北方笙管乐乐种得以复兴”。林中树的获奖引起了音乐圈内外的轰动。因为，“一位乡村乐社的组织者获得五万美金的事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桩！”[3]林中树的获奖看似“意外”，实乃实至名归。 综观林中树的“音乐人生”，我们或许可以将其归纳为是一个包含了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与文化坚守的漫长历程。林中树受屈家营“音乐会”老乐手们委托八次进京“问乐”，是谓林中树和老乐手们的文化自省行为。当中国音乐学院著名的音乐史学家冯文慈老先生发出掷地有声的回答“这个东西啊，是个宝贝”[4]，以及1986年3月28日中国音乐研究所考察组实地考察后一致认定“屈家营音乐会具有较高的民俗文化价值和音乐艺术价值，是过去没有深度关注和研究过的传统器乐组合形态。他们所演奏的曲目，更是历史悠久，许多史书上有记载而其音响已失传的乐曲”[5]后，便初步打消了林中树和老乐手们心中的顾虑，并开始建立起了他们对自己文化的一份自信。而最初的那份文化自省，林中树一直都还记着。所以，他把3月28日定为屈家营音乐会的“明白日”，就是希望大家永远铭记这个特殊的日子。文化自信衍生的是林中树操持“音乐会”的高度文化自觉，以及三十余年如一日的文化坚守。可以说，这份不断付出却又不计回报的坚守足以让每一位闻者为之动容并肃然起敬。笔者也不例外，但喟叹之余，却从这份坚守中读出了其蕴含的另一份深深的几乎贯穿始终的无奈与孤独。而这份无奈与孤独又一定程度折射出了相关政府部门文化自觉的缺失。 二、文化坚守中的无奈 作为一介农夫的林中树，八次进京“问乐”，本身极具传奇色彩，足以博得很多人的好奇与关注。正如乔建中先生后来为屈家营音乐会撰文所写的那样：“‘古有使者驱献轩，采得风谣供王闻;今见固安一农夫，为断乐事赴京城。……中国自古行自上而下之‘采风，而无由下而上之求访。中树之所为为千古才得一见……”[6]而“问乐”的成功，就像齐易老师所言，“中国音乐研究所考察组的考察，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7]除了音乐界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来屈家营考察观摩外，不少国家与地方领导人，也都先后来过屈家营。各路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也都积极跟进并加以宣传报道。林中树非常看重这些宝贵的可以扩大屈家营音乐会影响力的活动，而且都不忘请领导与“音乐会”成员们合影。例如，在1987年5月26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首次公演后的合影中就有高占祥、周巍峙、李焕之、吕骥、晨耕等。林中树还一定会向领导索要墨宝。例如，吕骥就题下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墨宝。这些合影与墨宝，林中树都加以精心装裱，后来都挂在了新建的音乐厅的陈列室墙壁上，蔚为壮观，足以给每一位观者带来极大的震撼。 此举也许会让人觉得林中树实在是“精明”，竟然能让众多领导无形中都为屈家营音乐会的宣传做起了长期的“免费广告”。林中树“处心积虑”留下领导人的合影与墨宝并集中展示于众，表面看不过是要把它们作为见证屈家营音乐会价值的重要凭证。因为林中树显然深深懂得“金杯、银杯（如屈家营音乐会的国家级非遗证书及牌匾）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的道理。更何况这还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都是足以代表国家在场的“老百姓”。而在真正的老百姓眼里，有了这些“货真价实”的国家在场，谁还会去质疑“音乐会”的价值，忽略它的存在呢？所以，笔者以为，林中树的“精明”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体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历了“文革”时期“除四旧”浩劫的屈家营音乐会，有了这些国家在场的“鉴定”，乐手们从此就可以彻底放心去操弄了;二是国家在场对“音乐会”价值的“鉴定”（这在屈家营音乐会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之前尤为重要），可以作为吸引更多社会关注的重要凭证（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三是可以作为激励后辈们接过前辈传承重担的有力凭证。因为有了国家在场对屈家营音乐会价值的高度肯定，不把它继续传承下去显然太可惜。另外，林中树等前辈为屈家营音乐会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形成了这么大的影响力，也没有理由让它失传。因此，林中树的“精明”，表面看来是他对“音乐会”的骄傲与自信的体现，但就实质而言，其实不过是他希望“音乐会”能够真正得到长久传承与发展的一份良苦用心的无奈的折射而已。正如张振涛在其悼文中所言：“我们何尝不是从林中树搭建的‘图墙‘字墙上看到了农民的忧患意识！”[8]无疑，林中树既怕有人借保护之名损害了“音乐会”，更怕“音乐会”的传承与发展后继无人，尤其是在自己去世以后。所以，林中树才不得不如此“用心”，为的是在自己有生之年为“音乐会”未来的传承与发展积攒足够的本钱——足以被写进国家乐史的本钱。然而，更让我们觉得无奈的或许是林中树文化坚守路上无处不在的那份孤独。 三、文化坚守中的孤独 1985年冬天，林中树开始了他的“问乐”之路。与农民上访的常规套路一样，第一站也是县一级部门，但县文化馆的老师回答不了他的问题。无奈，林中树只有继续上路。因为离北京更近，所以林中树干脆“越级”直奔北京。但因为县文化馆既不能给林中树提供学识上的帮助，也不能提供行动上的“陪伴”，一介农夫的林中树便只有一次次孤独地无功往返于他的“京城问乐”之路上。在历经八次进京并辗转于中国木偶剧团、北京音乐厅、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群众艺术馆、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后，林中树终于“问乐”成功。 “屈家营通往村外的土路，凹凸不平，尘土飞扬。若遇雨季，更是泥泞不堪，难以通行。任你是省部高官、专家学者还是哪国驻华使节，来屈家营都免不了遇到车陷泥沼的尴尬。”[9]因此，林中树和屈家营的村民们一样都非常渴望修建一条连接屈家营和外面广阔世界的柏油路，以便让更 多的人有机会看到自己的“音乐会”。修路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林中树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东奔西走到处“要钱”，终于还是把路修成。我们也许会感叹于林中树的执着与“神通”，但一定也可以深切感受到林中树奔波路上的那份孤独。 路修好了，外面的人可以更方便地来到屈家营观看“音乐会”演出。但是，林中树马上又想到，“音乐会”应该有一个既利于平时的练习、演出又便于观看的固定场所。于是，林中树萌发了要为屈家营“音乐会”建一个音乐厅的想法。音乐厅从来都是阳春白雪的高雅音乐独享的专有场所，而林中树竟然也想为下里巴人的“音乐会”建一座音乐厅，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林中树这样想了，也去做了，而且做成了。就像当初修路一样，“每当他生出一个‘想法，他就会蹬上一双老式的布鞋，提着一个不能再旧的塑料包，风尘仆仆，出现在‘固马公路或京郊、市区公交车上，穿梭于固安、廊坊、北京各文化、音乐主管部门之间”[10]。当我们再一次惊叹于林中树“神通”的同时，也一定可以再次感受到他奔波路上的那份孤独。 林中树的“神通之举”可以说写满了他整个的“音乐人生”。除了上述几个例子，其他重要的还有许多。例如，邀请CCTV-3到村里采访;促成1995年在固安和屈家营村举办“首届中国鼓吹乐学术研讨会”;以及各种各样的从国内到国外的演出等，也都是他亲自联系。只是，在对这些众多“神通之举”的喟叹中，我们感受更多的依然是林中树操持“音乐会”的那份孤独。而这份孤独无疑也是深含着无奈的。也许，唯一可以让林中树不觉孤独的是他让“音乐会”和音乐学术界建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联系。正如乔建中先生所言：“一个国家级音乐学术单位与一个村落乐社在二十余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纯洁而深厚的鱼水情谊，前无古人，难能可贵。”[11]而这，于“音乐会”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義。 四、文化坚守与文化自觉 所谓文化自觉，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表现为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文化发展主体责任的主动担当。[12]也就是说，文化自觉不仅是对自己文化价值与作用的一种自我觉悟与觉醒，同时也是对自己文化发展的一份主动的、自觉的责任与担当。林中树之所以能够“成就”自己操持“音乐会”的壮举或“传奇”，其精神动力无疑是来自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文化自觉——一种“农民守望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性”[13]，一份责任与担当。因为这份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会乐器，不懂‘韵谱，也没担任过‘音乐会的任何管理职务”的林中树，才可能为“音乐会”的传承与发展完成一件件的“壮举”。而在这些“壮举”的背后无疑也都隐含了一份深深的无奈与孤独，而这份无奈与孤独一定程度上无疑又与相关政府部门在保护传统文化上缺少应有的高度文化自觉分不开。试想，如果相关政府部门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能够看到实际存在的问题，并主动设法解决，也许就不会出现林中树“京城问乐”的壮举，也许就没有必要“处心积虑”去收集并展示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与墨宝;也许就不会出现逐渐老去的林中树还要为了修路、修音乐厅这样的公益大事而不得不一次次地抛头露面、东奔西走的壮举;也许就不会出现并不富裕的林中树还要把自己的五万美元奖金全部捐出作为“音乐会活动基金”的壮举;也许就不会出现联合冀中所有“音乐会”集体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重大的“公务”，仍然都是由林中树出面操持的壮举。而这种文化自觉的缺失最终也将导致相关政府部门文化公信力的丧失。所以，当周边村落的“音乐会”也想谋求更好发展时，首先想到的是林中树，而不是当地政府，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林中树也都会无私地一一去帮助他们，以至于冀中平原上许多与屈家营音乐会同类品种的乐社纷纷致信或亲自进京，向中国音乐研究所报告他们村子里乐社的现状，并热切邀请学者们去采访。于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逐步形成了一个考察“音乐会”的热潮。[14]因此，可以说，是林中树高度的文化自觉唤起了冀中平原同乐种所有者传承与发展自己文化的高度文化自觉。 也许，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民间主体中，也不乏像林中树那样的坚守者，只是都无法像他那样做到“极致”，但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无疑也会遭遇各种无奈与孤独。尤其是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中，政府保护行为的“去政府主体化”，可能会使他们的传承之路更加无奈与孤独。诚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确实需要其民间主体发挥更为主要的作用。在前工业化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来就主要是依靠文化的民间主体完成其调适或调整的。但是，在工业化时代以及后工业化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文化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独立应对越来越复杂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亟须借助强大的外力作用——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主[CM（24*2]导作用，即在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下，同时联合学术界、商界、媒体界等各方面的力量来帮助民间主体去实施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必须积极发挥其主导性作用。而在发挥其主导性作用时，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感，遵循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简单地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作常规的文化工作去实施。虽然，屈家营音乐会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因为出现了林中树这样的能人“异数”，它的复兴与发展更多还是依靠文化的民间主体来完成，相关政府部门在这里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配角或者完全沦为“看客”。这样的过程与结局于传统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而言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也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持传统文化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屈家营音乐会因为相关政府部门在其传承发展中的“隐身”，以及与音乐学术界建立的长达二十余年的联系，使得它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在传承与发展中得到了较好体现。但林中树这样的典型个案，毕竟不可复制，也难以再生。因此，林中树及屈家营音乐会的“发展范式”，虽具有重要的意义，却难以推广与弘扬。所以，各地相关政府部门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显然不能去期望或依赖下一个“林中树”的出现。 结语 林中树的故事凸显了现代社会中坚守文化传统的艰辛，同时也凸显了国家在场与民间自为两者对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的延续离不开文化持有者民间自为的努力，正如林中树对屈家营音乐会的操持与守护。同时，传统文化的延续也离不开国家在场的助力。一墙令人震撼的“口碑”其实就是某种国家在场的化身，“五万美元的奖金”则是国家在场对于林中树努力的肯定与褒奖。“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存在着一个与官方文化既保持着接触又保持着距离的活活泼泼的民间社会，我们可以在民间社会的改变中体察国家在场的种种影响，也可以在国家仪式的规定中体察民间社会的机智。”[15]但是，一个传统音乐事象需要一介农夫经历几十年如一日孤独的执着与努力，才能得到它应有的关注与存在的价值，这是多么不易，又是多么让人心酸，这无疑与国家在场经常性地“不在场”分不开。林中树为“音乐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基金、一墙令人震撼的“口碑”，更是留下了一种坚守传统的伟大奉献精神。由此，林中树成了文化坚守的“异数”典型。这一“异数”典型的出现，既是传统文化的幸事，也是它的不幸。以屈家营音乐会而言，因为林中树的出现，它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典型”的出现，也可能会造成国家在场的习惯性“不在场”，从而最终导致国家在场文化公信力的丧失。因此，当林中树过世了，谁也无法预知若干年后，当他的影响力逐渐退去，当他收集的“合影”已泛黄、“墨宝”被风蚀，当他设立的活动基金已经耗尽，还有谁能记得他？还有谁能记得屈家营“音乐会”？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后辈们，还有谁愿意或有能力接过林中树的接力棒，扛起这面坚守传统的旗帜？正如林中树曾经在为屈家营音乐会向组委会要求一面有着“研讨会”（即“首届中国民间鼓吹乐学术研讨会”）全称的锦旗时喃喃自语：“就这一次了，再也没有了。”[16]因为林中树知道，自己死后，是不大可能会有人去奔走操办“第二次会议”的。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一直都是他在孤独地奔波、操劳。因此，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良性文化生态，并不是林中树那样的“异数”典型的出现。因为，独木难成林，一花独放也不是春，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具有普遍性的林中树，而不是“异数”典型的林中树。换言之，传统文化的延续不能只依靠一个民间自为的典型个案，而应该是更广泛性的，当然同时还需要国家在场的常态性助力。这在文化全球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当下，尤其重要。 注释： [1]肖梅.守望青纱帐—记农民音乐的有心人林中树[J].人民音乐，1997（07）：27—28. [2]乔建中.守望者们的情怀——“屈家营音乐会”纪事[J].人民音乐，2010（01）：72—73，95—96. [3]张振涛.他让乡村乐社走进国家乐史——祭林中树[J].传记文学，2017（05）：58—64. [4][5]齊易，刘浩，闫娜.林中树与冀中音乐会的复兴[J].中国音乐，2014（03）：219—223，10. [6]同[2]. [7]同[4]. [8]同[3]. [9]同[4]. [10][11]同[2]. [12]秦志龙，王岩.论坚定文化自信的三个基本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17（01）：61—66. [13][14]同[2]. [15]张振涛.晋北采风二题——民间花会与国家在场[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7（01）：101—105. [16]同[1]. （责任编辑：崔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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