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型媒介技术对图书编辑职业的冲击 |
| 范文 | 应武 自互联网兴起以来，图书出版行业的编辑们普遍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一种危机感。近十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媒介技术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移动互联网、“互联网+”、大数据、AI时代集结号的吹响更是催生编辑职业群体更大的焦虑感，使这一群体普遍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夕阳产业论”之中，感到自己的职业前景岌岌可危、前途未卜。诚然，以这样一种“技术决定论”来判定一种职业就此陨落未免有失偏颇，而以一种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转型观拥抱所谓的美好未来亦值得商榷。本文旨在从技术与机制层面，来探讨在当前新型媒介技术背景下，图书编辑这一职业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悖论与格局，以便厘清其可能或将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一、当前图书编辑职业的普遍境遇 新世纪以来，图书出版业在体制机制转变的刺激下，曾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从文化事业到文化产业的转变也给行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技术給出版行业提供了巨大的技术与信息支持，编辑流程可以实现无纸化办公，信息搜索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书稿可以通过新的编辑手段予以加工，甚至于网购的快捷方便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图书销售市场。 市场化机制虽然使出版业更易于吸纳人才、优化队伍，但也给编辑职业群体带来了一定的困惑，体量的猛增、流动性的增强、地位的普遍下降使得近些年来图书市场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出来，图书市场滞涨、跟风现象严重、选题格调不高等现象越来越普遍。虽然这一职业群体所受到的各方监管日益趋紧，职业门槛也在不断提高，但图书市场的诸多问题并未因此而得到改善。事实上，这些制度化的约束是起到了提效增质的作用还是压制了编辑群体的创造力，仍需进一步考察和思考。在体制变革的同时，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也给编辑职业群体带来了新一轮冲击。报纸已消亡，图书还远吗？尤其是智能手机和社会化媒介技术的普及，占用了人们大量的纸质图书阅读时间，已成为编辑职业群体对未来悲观情绪的根源。 最近广被编辑职业群体传播的一份来自开卷公司发布的滞销书数据报告显示：从2014年1月到2017年10月，综合中国大陆实体店、网店及零售三个渠道数据，年销售数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年销售数量小于5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34.5%。这一数据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该职业群体对当前出版行业的忧虑情绪。二、编辑职业面临的复杂机遇与挑战 然而，编辑职业群体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组成，并不是铁板一块。除去报纸、杂志等纸媒不说，单就图书编辑而言，因所在出版社的性质、业务范围不同，其本身面临新型媒介技术冲击时所遭遇的困境，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有资助的学术类出版社、部委所属从事具体业务出版的出版社、纯市场化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在面临新媒体冲击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和应对策略都极为不同，其编辑对新技术的反应也有天壤之别。这些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形成的不同类别的出版社，在发行推广渠道上也有着天壤之别。比如，上文提到的开卷数据主要是针对市场类图书，而这里所谓的市场往往是一种多义性的，正如统计信息中阐明的那样，是实体店、网店及零售三个渠道的数据，但中国的图书市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通过这种狭义的市场来界定的。因此，作为与不同渠道对接的内容生产主体的编辑职业群体，在面临这一狭义市场现状时所产生的反应往往会有很大的不同，对媒介技术路径的诉求也因此会有很大的差异。 这里暂时抛开以上各类编辑职业群体的区隔，从一个更一般的技术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以求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职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与形势。众所周知，印刷术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极为深刻，直至今日的图书出版。一种简单的线性逻辑似乎可以认为，西方印刷术导致《圣经》解读不再被神职人员垄断，进而产生宗教改革，使得西方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迎来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从而最终促成工业革命，人类就此进入现代文明。这一认知在凸显印刷术重要性的同时，也易于导致“技术决定论”倾向的产生。然而，技术从来就不是内生的，而是永远在被人们的想象和需求塑造。如果不是对宗教传播的渴望和对《圣经》阅读的需求，古登堡也许就不会在1450年用压榨葡萄酒的机器和活字发明出现代印刷术。计算机与互联网源自于军事工业，却因为美国的反主流文化、新自由主义、硅谷模式等社会想象与使用而使它最终成为完全不同于最初形态的模样。 编辑职业群体如今所面临的新型媒介技术亦是如此，它的发展同样是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想象，取决于资本和体制的介入，取决于人类的需求与情怀。现代出版业来源于现代印刷术，当代中国的出版业起源于半殖民的近代中国，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市场机制，虽面临全球化的冲击，但也已形成一种稳定甚至有点老套的体制机制。为探索出版业向数字出版转型，学界、业界都进行过大量的探讨和尝试，但不能说效果显著。究其根源，恐怕还在于多年形成并固化的基于纸质出版的宏观微观管理模式与新型数字出版技术完全不是一种逻辑层面上的事物，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壁垒。由此有的业界人士指出，数字出版绝不是把纸质图书机械地搬到数字终端上去，如此会导致从事数字出版编辑职业的人更像是互联网从业人员，但却又做不过真正的互联网企业的尴尬局面。如果这样，转型之下的出版企业还算是出版社吗？有的学者从大编辑的角度，抛弃现实体制，从编辑作为选择者、把关人的本质属性出发，提出大出版的概念，无疑给编辑职业群体带来了希望和曙光，但理念的先行在现实的机制壁垒面前依然不足以成为一支真正的强心剂。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技术的演进从来不是一种媒介取代另一种媒介，而是在不断地叠加和累积。电视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收音机，但并没有取代它，虽然式微但依然存在;移动终端和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冲击了电视，但也没有完全取代它。相反，这些媒介技术都在不断的整合、叠加。图书亦是如此，况且作为信息载体的纸质书籍已有千年的历史，读书作为一种人类生活方式、一种制度化乃至参与人类社会建构的形式，它的历史更为漫长、作用更为巨大、影响更为深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图书消亡论可能就是无稽之谈了。 三、新型编辑职业的需求与未来 笔者观察到近期的出版社人才需求市场，数字出版编辑需求量较大，但它的岗位技能需求与普通图书编辑有着极大的不同，比如要会写代码、懂数据库、能运营公众号，甚至要求是段子手。这恐怕已经远远超越图书编辑职业群体对编辑职责的认知，也成熟的编辑职业群体转型形成不可逾越的障碍，由此也加深了他们的危机感和悲观情绪。图书编辑这一职业拥有一定的技术含量，需要不斷积累，长期基于纸质出版的磨炼，再加上对成熟监管机制的应对和适应，使它与上述数字出版编辑的对接几乎成为不可能。与其说让他们转型，还不如说让他们另立门户，重新打造一片数字出版的新天地，毕竟如前所述，这恐怕是两种从理念到技术层面都完全不同的事物。与其说传统出版社在向数字出版转型，倒不如认为它是在搞多种经营可能更易于让人接受。 那么，传统出版的编辑职业群体该何去何从？诚如前文所述，编辑职业群体亦有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特征，每一类细分群体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渠道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业务范畴，如何坚守这一亩三分地和排他性的盈利模式，如何深挖这片沃土，这无疑是值得每一位编辑深入思考的。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按上述讨论看上去似乎泾渭分明，但不等于传统出版编辑群体就彻底地抛弃它，或不闻不问。恰恰相反，应在数字出版整合传统出版的同时，试图寻找传统出版收编数字出版的机会。现实中，传统图书编辑运用新型媒介技术的案例不胜枚举，无论是信息采集、调研、选题策划，还是流程控制、营销推广、发行反馈，正面积极的作用多如牛毛。在狭义图书市场几近饱和甚至有些滞涨的当下，如何深度发掘编辑职业的多重作用和整合能力恐怕是新媒介技术背景下的真正出路。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的编辑职业群体面临着体制转变和新型媒介技术变革的双重冲击，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社会化媒体等主流话语意识中的“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一群体带来了较大的悲观情绪和焦虑心理。然而，技术的使用始终是浸淫在人类的社会想象与使用之中的，技术的演进亦取决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类需求，媒介技术亦与资本、体制机制运作、人才组织形式相互交织，不可分割。也因此，新型媒介技术对编辑职业群体的影响和冲击并不是线性的、单一的，而是复杂多面的，甚至是悖论性的。诚然，以上诸多阐释只是笔者提出的一些粗浅的想法，所述种种也主要是试图厘清当下纷繁复杂的图书出版业和编辑职业群体所面临的现实，以期给从事图书编辑职业的同仁们提供一点见解和看法，而不是指望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或者提供某种方向性的策略。未来究竟会怎样，也只有未来才能给出答案。人们所要做的，依然是可能略显陈词滥调式的所谓把握当下，但把握当下还是首先要真正地认识当下、思考当下，这也正是本文尝试去涉猎的、并期待在未来可以作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的。 （作者单位：中国长安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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