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世界主要湾区高职教育合作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合作发展的启示 |
| 范文 | 买琳燕 摘 要 粤港澳职业教育协同创新发展，是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关键推动力。世界主要湾区如旧金山、纽约和东京湾区职业教育的合作发展已积累了政策举措配套且支持创新、非营利性实体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及合作模式灵活多样等经验。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面临着有政策支持但缺少专门性顶层设计，有合作热情但缺少突破性组织变革以及有联盟交流但合作深度与宽度不足的困境。借鉴世界主要湾区的合作经验，应重视区域职业教育政策的前瞻性理论研究，为湾区职业教育合作提供科学的政策依据;建立三地职业教育合作的实体协调机构，为合作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拓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细化校际联盟内容并创新联盟形式，为合作提供特色化的发展平台与空间。 关键词 世界湾区;职业教育;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36-0067-06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领域合作紧密。作为与区域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大湾区制造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培养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协同创新发展，是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关键推动力，也是提升自身竞争力、建设世界区域性教育中心的战略选择[1]。湾区内部的珠三角、香港、澳门职业教育具备各自的比较优势，互补性强，职业教育合作空间广阔。 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下，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之间交流频率和合作项目不断增加，平台建设不断拓展，教育合作交流机制不断完善，在广东高职院校就读的港澳学生数量持续增长。但从当前实际看，三地职业教育合作相对松散，合作模式单一，合作水平不高，合作发展的协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共建共享平台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明确三地高职教育的合作障碍，深入思考如何合作发展，如何有效融入湾区建设，已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世界三大湾区职业教育的合作发展已取得了可观成绩，通过借鉴其发展经验，可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合作建构提供有益思路。 一、世界主要湾区高职教育的基本情况与合作经验 目前世界公认的已形成规模效应的三大湾区是指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区。三大湾区充分利用各自独特的“拥海抱湾连河”的地理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湾区经济：旧金山湾区以科技闻名，纽约湾区以金融著称，东京湾区以产业称道。而三大世界级湾区的崛起，均离不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支撑。 （一）三大湾区高职教育的基本情况 旧金山湾区是指环绕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海湾一带的区域，主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加州以旧金山为中心，南加州以洛杉矶为中心，共有101个城市，面积约1.79万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发展，湾区在高新技术产业、国际贸易和旅游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旧金山湾区占地面积不大，但多所世界一流大学聚集，且因高校与“硅谷”等地的科技企业、研究室紧密互动，创新成果不断。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高职教育比较发达的州，有119所社区学院，如公立的圣马特奥社区学院（College of San Mateo）、圣莫妮卡社区学院（Santa Monica College）、圣芭芭拉城市学院（Santa Barbara City College）等。加利福尼亚州社区学院很受转学生青睐。一方面，社区学院课程与四年制大学接轨;另一方面，社区学院常有与四年制大学开展合作项目或签署有保证录取的转学协议。加利福尼亚州的很多社区学院相互间以及与加州系统下的州立大学间有经常性合作，有些课程学分互认或是在州立大学内学习，因此转入加州大学或者州立大學的学生非常多，转入率也很高[2]。而促成社区学院间以及学院与综合性大学间交流合作的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988年出台的《AB1725法案》（Assembly Bill 1725），加利福尼亚州一级设立社区学院理事会（the Board of Governors），其职能是为全州119所社区学院提供宏观政策指导，社区学院间的资源分配、人事遴选与核定、中长期发展计划拟定等就包含在内;在加利福尼亚州，社区学院作为一个体系在运行，主要由常设的管理协调机构理事长办公室负责，为加州所有公立社区学院提供指导和协助;此外，加州还设有一种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即加利福尼亚社区学院基金会（Foundation of 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服务于社区学院体系，协助成员学院之间进行有效合作就是其经营的项目之一[3]。 19世纪80年代开始，纽约湾区逐步开始发展。湾区主要位于纽约州，面积约3.35万平方公里。目前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也是美国东部高等教育中心和精英人才集聚地，包括综合大学、研究型大学、开放大学和社区学院在内的高等教育类型多样，结构多元，体系完备。其中，纽约州有社区学院36所，如富尔顿—蒙哥马利社区学院（Fulton-Montgomery Community College）、克林顿社区学院（Clinton Community College）、门罗社区学院（Monroe Community College）等。纽约州的转学体系与加州类似，隶属于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美国最大的州立大学教育系统）下的社区学院往往与纽约州立大学的各分校有合作项目，转学非常便利，就读于纽约社区学院的学生可申请转学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各不同类型院校间形成了合作竞争的良性循环关系，为纽约湾区高等教育体系的高效和高质发展提供了保证，从而有助于推动纽约湾区的城市建设和快速发展[4]。 东京湾区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太平洋海岸，涵盖东京、横滨、千叶等几个特大城市和川崎、船桥、君津等工业重镇，面积约9700余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占全国近1/3。东京湾区自形成以来，不断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日本共有高校780所，仅东京湾区就有225所，占29%。高等院校中高职院校（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向湾区企业输送了大量科技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湾区的密集分布也为东京湾区产学研结合推动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5]。同时，日本以产学结合的方式实现院校和企业的双赢，政府不断出台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及职业教育法规，以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以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作为调整职业教育的依据，如《产业教育振兴法》《职业性训练法》《部分修改职业教育法的法律》和《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等[6]，并对院校科研成果向企业生产转化作出详细规定。这些均为东京湾区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良性的制度保障。 （二）合作经验 1.政策举措配套且支持创新 世界三大湾区高速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支持，配套完善且具有开放、灵活、互通的相关政策及制度为职业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证。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就业准入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师资培训制、培训机构保障制等[7]，为湾区输送了各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职业院校的投资体制、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等也都随着政策举措的修订而愈加完善;旧金山湾区是高科技产业集中地，创造了良好的知识和创新环境，拥有200多个世界著名大学及100多个服务区域的社区学院，院校间资源要素充分流动和共享。在推动科研创新方面，纽约湾区政府注重推动创新，既有推动应用科学的招商引资，又有“数字纽约”项目支持，提供前沿完善的信息服务;东京湾区则有财团推动的传统，通过投入大量研发经费和院校合作搞科研等，加速推动产学研成果转化。 2.非营利性实体组织发挥积极作用 世界三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成效的取得，既与宏观层面政府制定灵活性的政策给予支持有关，也与在政府和院校间充当引领者和协调者角色的专业机构有关，其在合作实践探索中所进行的前瞻性研究、细致的组织协调和制度建设也发挥出重要作用，确保了宏观战略在院校合作中的貫彻率、实现率和运行效率。在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社区学院的合作过程中，一方面，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 AACC）从宏观上有效发挥了智库影响力，在政府社区教育咨询、将公共教育问题推向政府决策议程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谋篇布局，为社区学院的发展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战略和行动纲要等;影响政策，为社区学院发展争取财政资金和政策支持;培养人才，为社区学院发展提供人力培训支撑[8]。另一方面，区域民间组织切实发挥了作用，如加州社区学院基金会（Foundation of 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为社区学院成员提供设备购买条件分析和物美价廉的购买系统，包括联合采购获得的更大议价空间、减少项目或设备采购以节省资金、联盟成员共享资源、降低采购成本使有效预算得以最大化使用，从而形成社区学院结盟的规模效益等[9]。 3.合作模式灵活多样 在国家宏观职业教育政策和湾区享有的特殊政策支持下，世界三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普遍开展了适应区域发展实际的创新性合作模式，如美国社区学院校际间开展的校际联盟合作，日本的产学研联盟等。具体到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校际间的联盟合作既强调成员间的优势互补，又强调资源整合以提升各自的竞争优势，因此是种竞合关系，主要包括三种模式：垂直式合作、水平式合作、混合式合作，分别是指社区学院与四年制大学或中学的合作、与社区学院的合作以及区域性社区学院与区域性大学的共同体合作模式[10]。旧金山湾区社区学院与四年制大学的联盟就是一种垂直式合作模式，包括学分互认和资源共享。基于学分互认的课程合作是美国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联盟合作的主要做法，如加利福尼亚州106所社区学院均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CSU）和加利福尼亚州大学（UC）各学院开展合作，签订合作协议（Cooperative Agreement）或转学课程协议（Transferable Course Agreement）等[11]。东京湾区则重视职业教育产学研体系的协调运转，除院校间的日常化师生交流合作，也与社区学院开展了各类高等院校间的学分转换相互融通合作，将重心放在与企业的联动合作与成果转化上。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发展现状及合作困境 （一）粤港澳高职教育发展及合作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包括香港、澳门与广东珠三角9个地市（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与江门），面积5.65万平方公里。截至2019年6月，珠三角9地市共有独立建制的普通高等学校123所，其中高职高专院校69所，占普通高校总数的56.10%。从办学性质上看，69所高职院校中包括公办院校48所、民办院校21所，各自所占比例为69.57%和30.43%[12]。在香港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职业训练局下设院校是主要实施职业教育的机构。在14所职业训练局下设院校中，有实施本科层次教育的院校1所，即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学院，还有提供各种本科层次课程的院校7所。职业训练局下设院校的类型也主要集中在综合性院校或文科领域，14所职业训练局下设院校包含9所综合院校、2所厨艺院校、1所旅游酒店院校、1所艺术院校和1所海事院校[13]。澳门设有可以授予学位的普通高等教育机构10个，包括3所大学即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5所可以提供学士以上课程的普通学院即澳门理工学院、澳门旅游学院、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澳门高等校际学院、中西创新学院，以及2所专科层次的院校即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澳门管理学院[14]。 粤港澳大湾区多年来的人才流动和产业互补发展为高职院校间的合作交流提供了基础。在院校合作方面，目前主要有几种形式：一是通过举办各种人才高峰论坛、各类圆桌会议、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等搭建平台，探讨问题，谋求出路，促进交流合作。二是建立联盟，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合作共赢为目的，包括产教联盟、教师发展联盟、专业群产教联盟等。2016年，三地26所高校联合成立粤港澳高校联盟;2017年，由粤港澳大湾区的职业院校、行业企业、教育机构组成的非政府、非法人、非营利性民间团体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成立，并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三年工作规划（2018-2020年）》，合作内容包括人才培养、科研合作、专业建设、师资建设、机制建设、平台建设等;同年底，粤港澳大湾区高技能人才培养合作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联盟”成立;2018年，广东省大数据产教联盟成立，力图在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及数据驱动的新业态下，加快培养战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急需的大数据人才;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教师发展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拟在创新职教师资培养培训模式、产教融合培训等方面打造品牌项目;同年底，粤港澳大湾区旅游职业教育联盟成立。三是项目实践合作。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共建一批特色职业教育园区”方面创新与香港职业训练局的合作办学方式，在探索建立双方学分互认机制、建立科研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开展学生交流营活动、提升交流层次等方面促进双方教学人员相互学习、了解双方地区文化及优势[15];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与香港亚洲博闻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与澳门劳工事务局和澳门金业同业公会开展专业及培训合作，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及直属院校就学生研习基地建设、教师交流、合作办学等方面合作等。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合作困境 从政策出台到实践探索再到职业教育办学资源主动介入湾区建设后的功效出现，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三地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开始探索实践合作，但因为实施中的诸多困难，导致很多合作项目成效并不理想。可以说，合作模式探索是迅速的，但面临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对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政策支持不够、合作多属民间层面、缺乏政府主导的合作平台、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的定位和层次有待提高、院校合作未形成规模、合作范围有待扩大”[16]。对比世界主要湾区职业教育的合作经验，融合阻力主要在于三地教育体系的差异、教育模式的暂难通约及其在国际声誉、本地产业支撑、生源与就业市场的不平衡性以及地域因素影响[17]。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点。 一是有宏观政策支持，但缺少职教合作的专门性顶层设计。相对于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就启动的湾区建设而言，我国提出启动湾区建设的时间较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想自2008年提出以来，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政策推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粤港澳大灣区建设构想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同年，粤港澳三地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但直至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提出了“推进粤港澳职业教育在招生就业、培养培训、师生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创新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方式，支持各类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交流合作，共建一批特色职业教育园区”，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合作在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与合作方向才在大框架下得到明确。然而，至今仍缺少像世界主要湾区针对职业教育创新性发展及其合作的专门性顶层设计和规划。 二是有合作热情，但缺少突破性的组织变革。三地职业院校或机构交流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较高，热络的交流活动以及一般性的互访日渐增多，但由于缺乏如世界主要湾区所设有的有效沟通协调组织，广东院校与港、澳相关院校及机构沟通途径有限，加上诸如申报材料和审批手续繁琐、办理时间长且获批可能性小等，均影响了项目进度与合作积极性。各高职院校各自为战，既缺乏政策指导和统一规划，又缺乏融通管理，双向的高质量对接非常有限。 三是有联盟交流，但合作深度与宽度不足。政策出台后三地尤其是广东高职院校开展了很多交流研讨会议、活动，纷纷签订各种协议、谅解备忘录等，但在合作深度上，常规性的合作以及基于长远规划的深度合作较少;合作广度上，还缺少充分发现和利用区域优势，在产学研联盟和国际交流合作中展示职业教育特色。 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合作的启示 积极开展湾区内高职院校间的合作，充分利用湾区内互联互通的地理优势、资源环境和政策支持，加快高职教育资源的区域内流动，有利于实现三地职业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和合作共赢[18]。但湾区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与规划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借鉴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在建设进程中职业教育发展和合作的经验，推动融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实现更有意义的一体化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有必要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一）重视区域职业教育政策的前瞻性理论研究，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提供科学的政策依据 前瞻性研究（foresighted/forward-looking research或prospective study）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是指“为了在此后几年可能形成的某个流派的学说或重大创新性影响公共政策的分析报告而进行的预测评估研究”[19]。美国AACC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每十年就会开展一项前瞻性研究项目，后以分析报告形式影响公共政策，其之所以在美国湾区乃至整个社区教育占有独特的地位，与其重视职业教育政策的前瞻性理论研究、为政府的职业教育决策提供参考以及在政府和公众间作为信息沟通桥梁作用密不可分。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纳入国家战略，在政策上已得到宏观支持和保障，但还缺乏持续的理论研究，为前瞻性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建议与参考。此外，虽然目前三地普遍开展了职业教育合作，致力于合作机制的建立，但有些不适宜的体制机制使三地职业教育的合作发展受到传统政策的约束，积极制定引导三地职业教育加强合作以及与企业合作的法律政策尤为迫切。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规划应在理性分析基础上形成更多的系统前瞻性思路，据此以协调多层次的发展目标，实现可持续的合作发展。建议政府搭台组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智库，开展湾区职业教育合作规划与管理的政策性理论和实证研究，形成有前瞻性、务实性和影响力的政策建议，为近年来一直在呼吁政府出台三地职业教育合作的专项政策如建立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与对话通道，探索鼓励三地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学分、课程互认转换等政策作出实践努力。 （二）建立三地职业教育合作的实体协调机构，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拓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地职业教育合作实质上是对区域内所具有的各种职业教育要素和条件的选择，包括资源要素（如办学条件、课程结构、生源情况、师资条件、科研情况、培训资源等）、区位优势和人文社会要素等，其共同构成影响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基础，其中资源要素是最为基础的影响因素。借鉴世界三大湾区的合作经验，依靠政府力量打破区域间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针对性的法律政策等推进院校间的合作与衔接，充分发挥三地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体系，是构成其合作发展的重要机理之一。此外，三地职业教育合作意味着规划和开拓职业教育要素资源更加密集的整合力，意图实现更丰富的规划发展目标，所以在整体性的实施过程中既要抓住关键的合作要素，还要充分考虑三地政府之间、各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层面目标需求之间的统筹协调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可以说，处理三地间的沟通协调问题既是高职院校相互合作面临的最具挑战的环节，也是关键的突破口。 根据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合作方向，可考虑从两方面实现机制创新：一是宏观层面建立实体协调机构。需政府层面聚集院校、产业、科研智库机构等力量，建立有效的协调和沟通机制，加强三地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工作的组织与管理、指导与协调，及时发现并切实解决交流合作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微观运作层面提供便利。在促进人员往来的便利化上，通过电子化、信息化等手段，不断提高港澳师生和管理人员来往内地通行证使用的便利化水平，研究为符合条件的广东职业教育院校人员赴港澳开展教育合作等提供更加便利的签注安排;在如何对接协作上，以制度机制保障战略合作常态运行，如制定三地教师跨境受聘政策，优化人才资源配置，消除各类限制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等，相应的职能部门还可结合工作实际，制订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使三地高职院校的交流合作工作有序推进。总之，应通过改革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要素的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这种保障对提高未来的合作质量和效益非常必要。 （三）细化校际联盟内容并创新联盟形式，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提供特色化的发展平台与空间 一是细化校际联盟合作内容。应借鉴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校际联盟的转学教育合作，从学分认可、转换和课程教学整合方面让三地高职教育之间以及与普通本科教育之间形成水平、垂直的合作模式，并在校际校企研究、教材开发、师资协作等方面积极探索多种合作模式。二是将院校联盟扩展至产学研联盟。当前，港澳企业和资本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流动并未与三地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相配套，这种产教脱节的情况表明大湾区建设及三地职业教育协同还存在大量空白与盲区[20]，而区域高等教育整合不仅仅限于教育实体、教育资源间的整合，也包括教育与经济间的整合，产学研联盟便是教育与经济整合的产物[21]。应借鉴东京湾区经验，集聚科技开发与应用型人才，增强与产业的对接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形成院校与企业相互合作、相互适应并相互促进的耦合机制。三是国际职业教育市场的拓展创新。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港澳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优势和在此方面对广东职业教育的引領作用，让国际化在区域协作中得以体现，加快构建开放型职业教育新体制，双向拓展国内和国际培训合作市场，鼓励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与企业联手“走出去”，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 参 考 文 献 [1]周聪.大湾区视野下职业教育发展，这些专业学生毕业不再愁[EB/OL].（2018-11-26）[2020-10-10].http：//news.ycwb.com/2018-11/26/content_30139668.htm. [2]纽约州社区大学转学科普贴[EB/OL].（2018-11-17）[2020-10-10].www.sohu.com/a/276031115_464977. [3][9]甘永涛.美国加州社区学院治理结构的模式转换——从“政府时代”走向“平民时代”[J].职业技术教育，2008（19）：88-91. [4]鲁巧巧，劳汉生.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国际比较与角色定位分析[J].教育探索，2018（6）：54-59. [5]大湾区观察·东京湾区的产学研结合经验[EB/OL].（2018-07-30）[2020-10-10].https：//www.sohu.com/a/244092329_115035. [6]王江涛.日本职业教育体系的历史溯源及其现代化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30）：66-72. [7]祁占勇，王佳昕.日本职业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基本特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1）：73-78. [8]陶军，王雍铮.美国社区教育智库影响力：来自社区学院协会的启示[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5（6）：55-61. [10]丁辉，陈明昆.美国社区学院校际联盟模式[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28）：81-83. [11]杨彬.美国社区学院转学教育功能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4（3）：73-76. [12]广东省教育厅[EB/OL].（2019-07-01）[2019-07-15].http：//edu.gd.gov.cn/. [13]香港职业训练局[EB/OL].[2019-11-15].https：//www.vtc.edu.hk/html/tc/. [14]澳门高等教育局.高教统计数据汇编（2019）[EB/OL].[2020-01-27].https：//www.dses.gov.mo/doc/2019/2019statistics.pdf. [15]夏静宜.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在我校召开[EB/OL].（2019-07-04）[2019-07-15].https：//www.szpt.edu.cn/info/1025/75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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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ies exist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such as the lack of specific top-level design， ground-break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nsufficient depth and width of cooperation.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major bay areas of the world，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orward-look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policy basis for the coope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to establish an entity coordination bod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three places， so as to provide a stro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free flow of cooperation elements and market expansion; and to refine the content of inter-school alliance and innovate the pattern of alliance， so as to provide a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space for cooperation. Key words? bay areas of world; vocational educati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uthor? Mai Linyan， research associate of Guangdong Pany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1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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