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张謇与荣德生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之比较研究 |
| 范文 | 羌建 摘要：张謇和荣德生是我国著名的实业家，又都由于实业发展所需致力于职业教育，成为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开拓者。相同的时代背景，发展实业的共同需求，让二人在对实业与教育的关系、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道德养成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上，以及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注重职业教育的实用性与实践性等方面取得诸多共识，但同时，又由于个人成长背景及实践中目的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比较二人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异同，对当今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张謇;荣德生;职业教育;异同;启示 中图分类号：G719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672-5727（2021）06-0092-05 近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对实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而传统的教育体系重在为政治和军事培养精英人才，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发展职业教育，造就可用、可靠的实业人才，不仅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也成为民族资本家的共识。许多民族资本家先后投身于职业教育，张謇、荣德生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近些年来，关于张謇和荣德生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就职业教育思想而言，专门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尤其是关于荣德生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此外，就张謇和荣德生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更是鲜见。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张謇和荣德生职业教育思想的异同，并联系当今实际，探寻二者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实践对当今职业教育发展的启发意义。 一、初衷相同，多有共识 张謇和荣德生创办职业教育的初衷均来自于兴办实业的实际需要，因而在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上多有共识。 （一）互为促进：对职业教育与实业之间关系的认识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翁，江苏南通人。1894年状元及第，同年，甲午战败，马关约成，愤慨之余，他决意“捐弃所恃，舍身喂虎”[1]，兴办机器工厂，与列强争夺利权。经过多年观察思考，他认识到：“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而实业不振，又无以为教育之后盾。现吾国国民生计日蹙，欲图自存，势已岌岌。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画”[2]。他主张实业和教育应互为促进，并把这种关系阐述为“父教育，母实业”[3]。本着“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的办学理念，张謇有针对性地创办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机构，目的就是要“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4]，这也正是对其“父教育，母实业”思想的最佳诠释。 荣德生（1875—1952），又名宗铨，号乐农氏居士，江苏无锡人。1901年，荣德生与其兄荣宗敬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迈出了兴办实业的第一步。至1931年，兄弟二人共拥有12家面粉厂和9家纱厂，成为中国资本较为雄厚的实业家之一。甲午战后，社会有识之士纷纷反思战败的原因，一部分“学者叹吾国人因学文而弱，致败于甲午”，发起变法图强运动。当时，荣德生兄弟虽由于“从事实业，无暇文学”，但对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却深表认同，实业初有小成，即“与族叔吉人及诸长辈筹办族中教务，以切于实用为主”[5]。他考察发现，士人“所学以法政为多，转入西洋，有学矿政地学者，尚无研究丝、纱等实业者”[6]，他认为：“吾国三十年来举办学校教育，而成效微薄，不外两种原因：一为漠视家庭责任，一为不谙社会情形。以是学废半途者固属无成，即学而卒业者亦鲜实用”[7]，因而他主张“后之办学，除法政、海陆空军之外，均应称事务班，分中、高、大学毕业，隨所学而入事业，学用相当，不患无事，不忧无才，合吾国人多之社会事业也”[8]。即办教育须从实业实际需要出发，为实业服务。同时，实业也应负起助力教育发展的责任。据学者统计，“20年代初，每年用于1所中学，8所小学的经常经费就达4万元。公益工商中学从创办到停办，8年间就投资25万元，相当于开办申新三厂时总投资的1/6”[9]。 （二）灵活多样：多种形式并存共荣的职业教育理念 张謇深感职业教育对于实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因发展实业的需要，他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职业学校。在开办职业学校，以系统化养成专门人才的同时，张謇还注意到社会对职业技术培训的需求。他指出：“教育以普及为本，普及以生计为先”[10]，即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得谋生的手段，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有立足之本。为了提高普通大众的职业技能，以实现“人人能受教育以自养”的目标[11]，张謇还创办了诸多职业技术培训机构，与系统化的职业教育互为补充。如1906年，他创办了艺徒学校，一方面教授艺徒识字和有关金工的基础常识，一方面采取师徒制，由师傅带徒弟实地现场教学，增强实践能力。此外，他还创办了土木工科测绘特班、镀镍传习所、女工传习所、蚕桑讲习所、发网传习班、巡警教练所等为数众多的职业培训机构。 1906年，荣氏将自家家塾改为“公益学堂”，开荣氏办学之始。此后，随着实业渐次创办，对实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于1919年建成“工商中等学校”。荣德生曾自豪地说：“历年所办学校，以工商中学得人为盛。”此外，为了提高所办各厂员工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荣德生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培训。为了帮助员工提高文化水平，开办了晨校、夜校;为了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从民国十七年起，正式开办纺织职员养成所，招收国内工校毕业生，半授课、半实习，毕业之后，分派各厂服务，大多为可造之才”，“此外为培植实地工作人员起见，又设有机工养成所、艺徒学校、补习学校之类，有时或经由厂方招收练习生，施以特殊的训练”[12]。此外，还开办有各类传习所和短期培训班，前者传授刺绣、缝纫等方面的技艺，后者旨在提高在职人员的业务水平。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申新纺织厂曾同时开办6个短期职业技术培训班，10个月内就培训了1 000余技术工人[13]。 （三）实用为本：注重实用与实践的职业教育观 在实用性方面，张謇办职业教育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14]。即张謇主张职业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实业对人才的需求，能切实服务于地方实业的发展。正如他所说的：“凡事必求其适，譬如常人置一冠，购一履，尚唯适之是求”[15]。我们可以理解为，职业教育首先应当主动适应本地需求。正如他在《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旨趣书》一文中说：“下走私愿，宁惟以是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而已。[16]”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大超出张謇预期，该校毕业生“俱服务于沪、津、锡、通海各大纺厂，勤朴精敏，素为一般人所钦服乐用”[17]。在实践性方面，张謇提倡“专门教育，以实践为主要”，即职业教育应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切实养成实业所需的可用人才。他强调“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18]，要“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为此，一方面，他在学校普遍设立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并配备了先进的实验仪器。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视校企结合的培养方式。首先，从他所创办的职业教育机构选址来看，职业学校大多建在工厂之内，或者近便之处。这样做，一来可以让学生时时身处工厂环境之中，营造学习的氛围，二来可以达到“教员易致，学生易于参观之便”的效果[19]。其次，从对教学环节的具体要求上来看，他要求“教授之实习，必备方案于实习之前，更加评论于既习之后”[20]。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范例[21]。 荣德生也十分注重“实学实用”，他在1948年曾总结道：“余昔年办学，自小学、中学而至专修，皆持此宗旨：教育贵在实学，虚有其名，无裨实用，不如无学”[22]。在学生实践方面，他强调“非有实地练习，难期造就优良人才”[23]。因此，他积极创造条件，增加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公益工商中学是荣德生创办的唯一一所职业中等学校，为了给学生尽可能多地提供实践条件，学校专门设置了各种实习场所。如工科方面设有锻工场、精制工场、翻砂工场、木工场等;商科则设有银行、商店等，以致“每际工科实习，则火光融融，烟焰迷漫，叮叮之声与嗄嗄之声相间，俨然一工厂也。商科实习，则招徕顾客者，计算账目者，各事厥职，验币之声徹耳，算子之声清越，俨然一商场也，来校参观者，极欢设备之完美云。”据荣德生所说，养成所学生“毕业后派各厂录用，颇得力，争相邀请”[24]。 （四）相生互利：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理解 张謇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为其教育体系中两个并行不悖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其所办的普通教育中增设劳动实践课程，以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勤苦耐劳的品质。另一方面，在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学生既要学习职业技能知识，还要选修普通教育课程。尤其是对于国文学习，张謇强调“无学何以为国？此则小国犹然，而況于五千余年泱泱之古国乎？[25]”荣德生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联系在一起，把普通教育看作职业教育的基础。如由他创办的工商中学，新生入学要先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文化基础知识，然后再分工商两科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同时，在课程设置上，除职业教育课程外，也设有国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等普通教育课程。 （五）道德优先：对职业教育中道德养成的重视 在授以普通之知识、职业之技能的同时，张謇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养成十分注重。他强调：“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26]”他甚至认为：“不德无行，为人所不齿，即社会所不容，故德行为重，而艺次之。[27]”从张謇所题校训来看，其所言德行主要体现在爱国、合群、忠实不欺、力求精进等方面，另外，他还劝勉学生：“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28]。 荣德生自办教育以来，“私心窃喜，以为吾乡社会必可改良，民众知识趋于进步，岂意二十年来，与人相较，故我依然。”深究其因，他指出：“以前设施，皆人才教育，而非公民教育。[29]”为此，他特请人编成《人道须知》一书，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四卷，分发各校，作为道德教育的依据。1919年，荣德生为公益工商中学题校训“和平耐劳”[30]，反映出其对职业教育的期望。 二、具体举措有所不同 张謇和荣德生在职业教育思想上取得共识的同时，在具体实践上却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办学层次与规模有所不同 张謇有一个理想，要把南通打造成一个“新新世界之雏形”。因此，他不但要为实业发展培养人才，还要为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培养各类人才。他根据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办了一系列实业学校，并形成了规模庞大、层级分明、内容全面的职业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从纵向上来看，包括了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以及各类讲习所、艺徒学校、专修科等;从横向上来看，包含工业、农业、商业、医学、交通、女工、戏剧等。不仅如此，他还在南通以外多地创办了诸多实业学校，以中等和高等为主。张謇通过自己的勉力实践，实现了他“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的实业教育理念，不但为其地方自治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与张謇有所不同，荣德生办职业教育主要目的在于为其所办实业提供人才支持，因而其职业教育主要围绕其所办实业展开，主要包括职业养成所、艺徒学校、补习学校等职业培训学校，以及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公益工商中学。 （二）人才培养方式有所不同 张謇秉持“父教育，母实业”的教育理念，主张职业教育重在实践，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他主张“严格教育”，提出“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31]。张謇寄望通过“严格教育”，保障教学秩序，从而达到提高培养质量的目的。 与张謇的“严格教育”有所不同，荣德生的工商中学采取的是更为实际的层级淘汰制度，即学生由底层工作做起，循序渐进。经过一段训练时期后，“视其个性所近及工作兴趣如何，再经慎重考核后，予以某一部分的工作。待此一工作已能胜任愉快，然后再授以切实的职权，使仍能本研究的精神，谨慎从事，以丰富的经验和研究的心得相互配合。如是一再历练，一再调迁，其品行良好、能力优异和智力超群的，自可擢升要职。反之，如品行较差，或能力技术较次者，在逐级考验中，自必渐归於淘汰”。 三、当代启示 张謇与荣德生同为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又都因为发展实业的现实需要，致力于职业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二人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实践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对当今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一）实用为本，坚持以培养实用人才为根本宗旨 从字面上来看，服务职业需要是职业教育的根本宗旨所在。张謇和荣德生出于兴办实业的实际需要，不约而同地反复强调职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的重要性，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无论何时，职业教育必须服务于职业需求变化的本质特性，决定了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以实用为本，以加强职业技能的培养为核心任务。因而，及时了解掌握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职业教育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应紧跟社会需要，紧盯时代发展趋势，了解相应职业需求变动，有针对性地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同时，把实践教学始终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与相关用人单位建立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校内要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更新实践器材配备;另一方面，通过与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与职业人才相匹配的实践教育基地，并强化双方权责，以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高效联动。 （二）兼重全面，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 1.德行教育应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 张謇和荣德生对职业道德教育的关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张謇看来，职业教育应以“德行为重，而艺次之”。因为“不德无行，为人所不齿，即社会所不容”，学生即使在职业技能方面表现出色，但“不德无行”仍然会让其在社会上难以立足，最终遭到社会的淘汰。同时也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阻碍学校的发展。荣德生则更是认为缺失道德培养的教育，只是“人才教育”，并非“公民教育”。诚然，没有养成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不仅不能立足和服务于社会，也背离了教育的基本要旨。一个“不德无行”的学生，不但无益于社会，甚至还有可能危害社会。因此，职业教育应始终将道德素质培养放在核心位置，造就社会欢迎的可用人才。 2.将普通教育融入职业教育之中 张謇和荣德生兴办职业教育的出发点都来自于实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因而他们都十分注重职业教育内容的实践性，同时，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人文素养和相关理论知识的培养，将普通教育融入职业教育之中，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理论素养和职业技能兼备的综合性人才，从而能适应多种岗位对人才的需求。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型的社会，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仅仅只拥有某一项技能，已经很难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当今职业教育应加强人文素养、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结合，将普通教育融入职业教育之中，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造就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三）循序渐进，考虑人才培养的适度性 张謇和荣德生将职业教育与实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具体做法，还启示我们应注意职业教育办学的适度性。具体来说，首先，应持续调查、掌握职业实际需求，在招生规模等方面加以调整，避免造成盲目培养。招生规模的适度有益于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高，盲目培养容易造成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脱节，出现人才培养过剩或不能满足所需的现象，从而导致社会资源浪费。其次，职业教育发展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正如张謇所说“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职业教育首先应当利用学校所在地的地缘优势，立足服务本地，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到周边地区，如此逐渐扩大，保障职业学校的平稳有序发展。 （四）因材施教，重视人才培养的层次性 张謇和荣德生都注意到了社会对于职业教育多层次的需求，因而发展出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机构，以增强学生适应社会多方面需求的能力。在他们创办的职业教育体系中，既有各类职业培训学校，也开设有专门的职业学校。这些学校满足了社会对于各级人才的需求，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技术更新十分频繁，既需要高层次的专门职业人才，如管理人员、技术研发人员等，同时对职业技术培训的需求也在日益扩大。职业教育应当主动适应这种需求，一方面，可在专门的职业学校内开设短期的职业技能训练班，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多增设一些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展短期职业技术培训，与专门职业学校形成互补，以满足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 （五）强化质量，建立层层筛选的淘汰机制 在职业教育管理上，张謇主张“严格教育”，以养成合格人才，荣德生则更是采取层级淘汰制度，体现出他们对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之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这也为我们当今发展职业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人才培养质量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基所在，因而我们不但要加强学生的职业素养培养，同时在“严格教育”的基础上，也要适当引入淘汰机制，制定严格的职业素质衡量标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同时，应紧把人才培养质量关，为企业提供合格人才，从而得到企业的认可，促进职业教育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张謇和荣德生在实践基础上和在广泛调查基础上，形成了各自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内容，并创办了诸多职业学校，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他们关于职业教育的思想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其中的先进观念，即使到当代仍能引发我们思想的火花。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宝贵经验，对于当代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都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4][11][15-16][26][28][3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4）[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1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1）[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5）[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5][22]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乐农史料选编：荣德生与兴学育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24]荣德生著，文明国编.二十世紀名人自述系列：荣德生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7-8][23][29-30]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乐农史料选编：荣德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于书娟.荣德生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3）：72-75. [10]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四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汪孚礼.申新纺织公司过去的回顾和今后应取的方针[A].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4][20][2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6）[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7]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上编）[M].南通：张謇研究中心，2014. [1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2）[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1]马斌.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概略[A].张謇职教思想研究文选[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3）[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张宇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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