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的路径选择 |
| 范文 | 尹达 田建荣 摘? ?要 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存在着相关研究不力、普通高中应试教育严重、选科模式遭遇现实困境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对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研究的认识不到位、过分强调高考服务选才和引导教学的功能、高考科目设置和高校招生录取机制有待完善。因此，须要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研究，构建“五位一体化”协同创新体系，发挥高考的测试功能和育才功能，落实普通高中育人方式的改革措施，持续完善高考综合改革顶层设计，切实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的循证实践，尤其实现高考社会化、实现考生与高校的直接对接与匹配，是解决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问题的两大关键。 关键词 高考综合改革? 循证实践? 原因分析? 影响因素? 路径选择 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要与教育本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而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与高等教育缺少优质生源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高考领域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广大考生与优质高等教育的信息不对称、选择不协调、权益不平衡，而高考综合改革成为有效缓解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作为一种研究框架与实践策略，与高考综合改革对求真、民主、高效、公正与共享之价值诉求耦合，使循证实践能够成为高考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因此，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深入分析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索我国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的路径选择，以助益于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一、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存在的问题 1.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研究不力，难以提供智力支持 利用文献研究法发现，早在2009年姜钢就率先提出了“推动高考综合改革”的建议[1]，自国务院2014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迄今相关文献不多，相关研究者、管理者、实践者均参与了研究，基本形成了大学、中学、教育行政机构、教育科研单位等均竞相参与的局势。相关研究既有政策解读、顶层设计、制度建设等宏观研究，也有生涯规划、选课走班、科目选考、分數转换等微观研究，还有高中管理改革、高校育人模式等中观研究，研究内容比较丰富。但是，高考综合改革相关理论研究还需要有更强的实践视角，“高考综合改革”的“综合性”还需要进一步体现。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形成社会技术、推进循证实践，使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化”经历了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化与实践领域的科学化三个阶段[2]，但现有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观察法、思辨法、比较研究法等，迄今仅有王桢1人利用循证实践框架对高考改革进行了思考，而高考综合改革研究的科学化要求基于实践证据，循证实践要求科学研究走向社会实践。 2.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持续推进，难以改变应试教育 高考综合改革的目的是要破除唯分数论、打破一考定终身、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均衡区域入学机会、杜绝加分造假和违规招生现象，而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是为了及时调整充实、总结完善试点经验，从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利用问卷调研发现，46.9%的受访者认为高考综合改革能够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62.2%的受访者支持高考综合改革，这说明自2014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尚有很大的调整、完善空间;但是，认为当前基础教育存在着“作业堆积如山”“假期疯狂补课”“一考定终身”“抹杀学生创造力”“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受访者分别为56.8%、59.4%、55.2%、47.9%和57.0%，这说明高考综合改革难以彻底改变基础教育的痼疾，完全依靠高考的指挥棒功能无法铲除应试教育现象。交叉分析卡方检验表明，不同受访群体对高考综合改革的看法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张家勇对高考综合改革存在着“改革准备仍显不足、改革措施不够精准、共识基础有待夯实、体制机制仍需优化”等问题的论断[3]，而根本原因在于应试教育依然是影响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因素。 3.选科模式遭遇基础教育的现实困境，难以实现改革初衷 普通高中“选课走班”制是高考综合改革的直接产物，29.29%的受访者认为是高考综合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认为学校、家长、学生存在着功利化选课问题的受访者占62.4%，52.7%的受访师生认为分散考试、多次考试、走班教学造成了中学教学秩序混乱，51.6%的受访师生认为考试次数过多加重了师生负担，44.6%的受访者认为走班教学凸显出学校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还有41.0%的受访者认为学生选科比例不合理会造成未来国民总体科学素养下降，认为存在着学校师资结构短缺、素质教育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省级考试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能力不足、选课走班形式化严重等问题的受访者分别为37.1%、33.7%、22.7%、21.3%，还有1.5%的学生认为存在着选科遭受胁迫、选课缺乏指导等问题。另外，21.4%的受访者认为“3+3”高考模式好，而44.9%的受访者认为“3+1+2”高考模式更好。交叉分析卡方检验显示，不同性别、学历和所在地的人群对高考综合改革认可度具有明显的差异，对高考模式和选课方式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尤其对高考综合改革给予了厚望，而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现状令人堪忧，尤其学校被动应对高考综合改革未知变数十分普遍。 二、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的问题归因 1.对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研究的认识不到位，研究的实践化与实践的研究化尚未实现 “循证实践”即“遵循证据的实践”，强调把研究证据纳入实践视野，提供各种研究证据的评价标准，把研究者、研究证据、实践者、实践对象、管理者、决策者、实践情境等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中来，从而为研究与实践之间架设了一座良性互动的桥梁。因此，运用“循证实践”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深入研究“高考综合改革”，将成为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可能选择。高考综合改革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及时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又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需多方利益相关者和谐共震。国外相关理论研究基于课程评价研究与学生评价研究，课程评价与学生评价都呈现出评价时间过程化、主体多元化、手段多样化、内容丰富化、形式人文化等特点，强调评价的形成性职能和总结性职能的有机结合，尤其美国增值法学生评价和素养成绩单（Mastery Tran）评价、英国《重要的3阶段计划》（a key stage 3 scheme）、德国“双元制”评价、加拿大《学生评价实践准则》引入第三部门评价机制，注重实践性、过程性、活动性、情境性，这种“动态监测”评价机制成为高考改革研究的一种常态。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英国的GCSE考试和A-Level考试、法国增加口试的“高中毕业会考”、德国的Abitur考试、芬兰的个性化高考、美国的ACT考试与SAT考试、加拿大的申请入学制度、日本的统考与自主招生结合制度、韩国的大学修业能力考试等，都是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的研究成果。 2.过分强调高考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功能，普通高中教育的功利化与应试化持续加强 高考综合改革直接联结着大学与高中，对初中与小学也有很大的影响，而中小学的人才培养质量直接为高校培养复合型、创新性、国际性人才奠定了基础，更直接与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息息相关。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高考综合改革必须坚持立德树人之根本任务，坚守为学生健康成长、为国家科学选才、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方向。但是，在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中，却过分强调高考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功能，而坚守高考检测功能、彰显高考育人效用、坚持素质教育导向、促进学生发展才是新时代高考综合改革的价值取向。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普通高中应试教育依然十分严重，并没有伴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推进而实现育人方式改革。64.8%的受访者认为教学方式单一，依然采取“讲不会练会、练不会考会、考不会罚会”的教学方式;认为当前普通高中教育管理方式陈旧、教育观念落后的受访者分别为55.1%、49.7%，当前普通高中教育生态依然为“学校管理生态的科层管理制、班级组织生态的囚室监禁制、课堂教学生态的强制驯服制、教师办公生态的恶性竞争制、课堂自习生态的揭发检举制”，“其根源不仅在于以应试教育为表现形式对教育的神化、虚化、奴化与物化，更在于错误地将规训与教化等同于监视与惩罚的教育观念”[4];另外，认为教育督导不力、教育制度落后的受访者分别为38.7%、28.7%，有不少地方的教育督导形同虚设，忽视所督导学校的功利化与应试化，导致有的学校领导提出了“我们不是片面追求升学率，而是全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口号。 3.高考科目设置和高校招生录取机制存在严重不足，中小学校和招生高校对此准备不足 高考综合改革中的考试科目设置存在缺陷。关于文理不分科问题，不管是“6选3”（浙江“7选3”）选科方式，还是“2选1+4选2”方式，都难以真正实现文理不分科。关于语数外三科统一高考问题，在实践中弱化了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的重要作用。关于英语两次高考问题，难以控制两次考试的信度、效度，加大了考生学习压力;只允许英语高考有两次机会，很显然英语的高考地位已远远超过了语文与数学。调研发现，中小学尤其高中学校难以对上述高考科目设置问题作出有效回应。实际上，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是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目标任务，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严重问题。首先，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问题，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考生通过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并获得“合格”等级之后，再依据选考科目参加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这种重复性考试加大了考试成本，增加了考生学业焦虑。其次，成绩呈现方式问题，选考科目采取等级赋分制，学生所选考的科目成绩按照等级规则转变为分数计入高考总成绩，影响了高考的公平性。第三，学生自主选科问题，从理论上来讲，“7选3”有35种组合，“6选3”有20种组合，“2选1+4选2”有12种组合，但学生所选考的科目必须通过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并同时满足招生高校对专业选考的要求，实际上学生的自主选科权利十分有限。第四，专业平行投档问题，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和招生计划1：1的比例投档且每轮只有一次投档机会，一旦考生不符合高校专业要求就有退档的风险。另外，由于诸多原因，综合素质评价难以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对普通高中学校和考生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三、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的实施策略 1.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研究，构建“五位一体化”协同创新体系 高校招生改革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国外相关研究立足于各自国情建构适合本国的高校招生制度，高校招生改革成为一种常态，其研究过程重视证据，理实结合比较密切，研究方法侧重实证，研究追求科学公平，高考改革研究的价值取向倾向于实现个人自主发展与自主选择。中国台湾高校招生以“大学学科能力测验”和“大学入学指定科目考试”为主要渠道，另外还采取“繁星计划”“推荐甄选入学”“特别身份学生优待入学”等多元化招生方式;欧洲的英国、法国，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亚洲的日本、韩国，高校招生共同特点是高考报名社会化、入学考试标准化、高校招生自主化、录取方式多元化，而俄罗斯为了保证国家教育质量标准，采取由俄罗斯中等教育机构内举行的国家统一考试，把中学毕业考试与大学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大部分招生高校依据统考成绩录取考生，也有部分高校对专业课进行校考以满足高校人才培养的需要。 立足国情，把“高考综合改革”视为“社会”中的教育问题和“教育”中的社会问题，尝试把“循证实践”引入“高考综合改革”领域，用“循证实践”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开展“高考综合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为高考综合改革实践开辟了新路径。首先，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现状分析探究，通过问卷、访谈等形式深入考察高考综合改革的现实状况，发现并分析这些省份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注重问题出现的正向引导功能，并写出详尽的调研报告。其次，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国际比较研究，通过国际比较研究，考察国外考试科目与内容、考试形式与方式以及高校招生录取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与循证实践，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高考综合改革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三，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循证机制研究，“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上解读将循证实践应用于高考改革的必要性”[5]，运用循证实践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结合现状分析与国外借鉴，按照循证实践步骤分析高考综合改革运行要素、循证过程与影响机制，为构建高考综合改革循证路径模型提供科学指导。第四，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循证模型研究，按照党和国家既定的高考综合改革目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开展基于循证实践的高考综合改革路径模型建构研究，规范生产证据、使用证据、评估证据的实践体系，构建研究者、管理者、实践者、实践对象以及家长“五位一体化”体系，为高考综合改革路径提供实践框架。第五，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循证路径实践，研究者的价值观、实践者的智慧、实践对象的意愿与科学证据的使用是循证实践的四大要素，其中科学证据的获得、传播与应用是其本质要求，因此，按照高考综合改革模型的要求，继续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进行“步履跟踪”，意在发现并应用其科学证据。第六，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效果研究，依据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踐证据开展循证实践，发挥研究者生产维护证据、管理者评估规范证据、实践者探索应用证据、受教育者检验反馈证据的作用[6]，以做到“在做中思”“在思中改”“在改中优”，尤其提供智力支持与制度保障，以实现高考综合改革目标。 2.发挥高考的测试功能和育才功能，落实普通高中育人方式的改革措施 高考综合改革是落实国家人才培养规格的重大问题，决定了中小学的办学方向与高校的教育质量，尤其将高考综合改革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不仅要探索新时代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大中小学的特色发展，实现高考改革与大中小学的有效互动与相互促进，还要发挥高考改革的测试功能与育人功能，这就要求在新时代高考综合改革的动态背景之下，保持高考综合改革的科学性、人文性、艺术性、公平性与标准性，探索高考综合改革的破冰之道，实现高考育人的目标追求。在一项“你认为高考综合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果”的问卷调查中，有8.6%的受访者认为“什么都没改变”。尽管如此，高考综合改革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强调高考的遴选功能、评价功能与导向功能，严重忽视了高考的测试功能与育人功能，使高考蒙冤成为应试教育的重要推动力，并由此增强了中小学教育尤其普通高中教育的功利化，而测试功能与育人功能是高考最根本的功能。事实上，高考只是一种测试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育人方式，但“受教育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高考一直都被赋予了更多的遴选功能与评价功能”[7]，对基础教育产生了不良后果，甚至成为应试教育的直接根源。 对高考功能的定位不仅取决于高考理念，更取决于人才理念。传统高考就是传统人才观的体现，在中国盛行的应试教育恰恰就是我国的人才观、高考方式、考试技术甚至高考体制出了问题。现实中的高考一头承担引导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重任，另一头还负责为高等教育选拔优秀人才的任务，而发挥高考的测试功能和育才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落实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措施。为此，首先要强化高考综合改革与普通高中“新课改”的联结，普通高中“新课改”是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而进行的一次全方位教育改革，这就既需要普通高中“新课改”必须适应高考改革的趋势和变化，还需要高考改革必须顺应、促进并引领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因为普通高中“新课改”是高考改革的蓝本和依据，脱离普通高中“新课改”的高考改革是无源之水[8]。其次要坚持高考综合改革的循证实践路径，利用循证实践的实证步骤与实践框架，全面构建、推进与落实新时代高考综合改革体系。最后还要促进普通高中转型发展，因为课程标准的修订、“新高考”的来临以及学习革命的倡导，普通高中转型发展成为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这就需要普通高中实现由“考试分数”转为“立德树人”、由“预备教育”转为“基础教育”、由“单一升学”转为“多元促进”、由“考技训练”转为“素养培育”的根本转换。 3.持续完善高考综合改革顶层设计，切实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的循证实践 高考制度的本质是选拔人才，这就决定了我国人才选拔制度必须由党和政府来主导，尤其亟需党和政府的科学主导与有力调控。因此，为了持续完善高考综合改革顶层设计，就要“构建新高考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网络”“健全新高考改革协调、信任和可持续机制”“利用信息技术搭建高考信息数据服务平台”[9];还要坚持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研究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直面当前高考综合改革进程中的问题，正视问题的正向引导功能，把高考综合改革视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要着眼于高考综合改革与循证实践对于科学、公平与实效价值诉求的一致性，确保循证实践路径框架的可行性和可研究性，助益于高校选拔优秀人才;更要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完善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运用循证实践框架实现高考综合改革突围，确保研究者、实践者、管理者、实践对象的协同一体化，做好顶层设计、智力支持、实践改进与深度反思，助益于普通高中优质发展。 当前我国高考综合改革“已经进入更为艰巨的深水区”，“相关制度、政策的改革与完善仍然任重道远”，而“改变思想认识，引导全社会形成育人为本、立德树人的考试招生观则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10]。实践证明，由于中小学是分科教育，而高校是专业教育，因而高考的形式与内容，还是越简约越好，尤其真正实现高考内容与中小学衔接而高考本身与中小学脱钩，才更有利于发挥高考的测试功能与育人功能，更有利于维护高考的权威性、科学性、公平性与人性化。首先，就文理分科而言，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合”时议“分”、“分”时论“合”，但总体上是分长合短、以分为主，因而秉持顺其自然为好，不必过于强调文理分科;其次，就语数外三科统一高考而言，以这种方式来强化语数外三科的重要性未必是上策，不仅会削弱其他科目的地位，还会加剧语数外三科的应试化与功利化倾向;第三，就允许英语两次考试而言，仅仅是破除一考定终身的试点之举，应当废除，实践证明“我国实施‘一科两考的条件尚不成熟”，“危害到我国考试评价的科学性与公平性、教学育人的方向正确性”[11];第四，就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而言，没有必要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仅有合格性考试就足矣;第五，就成绩呈现方式而言，选考科目的等级赋分制先把分数转换为等级、再把等级转化为分数，之后与语数外三科高考分数汇总，实无科学依据;第六，就学生自主选科而言，由于选科必须基于所在学校现实软硬件条件并满足招生高校对专业选考要求，实际上学生的“自主”性极为有限，不如不提“自主选科”问题;第七，就专业平行投档录取而言，高校与考生两大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不如考生与高校直接对接与匹配更科学、合理、有效;第八，就综合素质评价而言，一定要加强监督与管理，切实成为高校招生的重要参考依据;另外，至于高职院校分类考试问题，随着职业技能教育法规制度、现代职教体系以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不断完善，高职院校生源问题一定能够十分富裕，因为当前职业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教育已经受到了广大学子、用人单位和整个社会的高度认可。 总之，新时代高考综合改革向人本立场的转变为中小学落实核心素养的培育提供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而高考综合改革与循证实践价值诉求的一致性，铸就了将循证实践引入高考综合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与可行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要求，把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改进中小学校评价和学生评价作为重点任务。因此，循证实践为高考综合改革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框架，成为新时代高考综合改革科学化、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高考综合改革必须坚守循证实践的研究路径与实践框架，推行高考社会化，确保考生与高校的直接对接与匹配，有效实现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与广大学生的根本利益，从而解决党与国家人才培养的重大问题、高考改革的难点问题与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1] 姜钢.建立多样化考试评价体系推动高考综合改革[J].中国高教研究，2009（0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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