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复旦的“保姆” |
| 范文 | 陈桃兰 摘 要：李登辉执掌复旦近四十年，为复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办学过程中多方筹措经费、苦心经营，为学校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提倡思想自由，使复旦成为民主的堡垒；以实用为导向，为复旦的发展擘画宏图；主张学生自治，进行民主管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提出了“牺牲、服务、团结”的复旦精神。李登辉的这些办学思想与实践对当前大学尤其是民办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李登辉；复旦；办学思想；办学实践 李登辉（1872-1947年），字腾飞，福建同安人，印尼华侨，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士、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1905年李登辉参与了复旦的创建，1906年开始执教复旦公学，后任教务长，1913年始出任校长。1917年，复旦改组为大学，李登辉任私立复旦大学校长。此后，除两次短暂离校外，一直连任至193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迁往重庆，部分师生因各种原因滞留上海，李登辉就在公共租界内开设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坚持办学，直至1946年复旦大学回迁上海。李登辉一生致力于复旦大学的建设、发展工作超过40年，为复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物质和制度基础。他在学校的经营管理、学校办学方针的确定以及学校传统与精神的形成等各个方面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一、多方筹措经费、苦心经营，为学校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 经费缺乏一直是一个困扰近代大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对于需要自筹经费的私立大学来说尤其如此。可以说，经费是私立大学发展的命脉。复旦在建校过程中，经费屡屡告急，李登辉作为一校之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筹措经费的重任。1912年，复旦公学因吴淞校址失于战火，遂迁入上海徐家汇的李公祠。当时复旦开办未久，资金严重缺乏，李鸿章后裔又屡兴词讼，一直想把复旦逐出李公祠，复旦生存岌岌可危。这段期间，李登辉每日除授课及日常办公以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向外募捐、筹划建设新校园。他为学校募捐款项费劲心思，往往为了一笔款项，给认捐者写十多封信，甚至辗转恳托，一再登门造访。国内认捐困难重重，李登辉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出生地——南洋。为筹建新校园，李登辉于1918年1月启程赴印尼、新加坡等地向爱国华侨募捐，半年间，共募金折合银15万元。[1]回国后李登辉便开始在江湾购地，另辟校址。到1920年，购得土地70余亩，次年开工建筑。李登辉的此次募捐，为复旦校园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学校建筑新校舍仍需巨额经费，虽备受冷遇，李登辉仍继续在国内募捐。最后募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款4万余元，印尼华侨黄奕柱捐款1万元，[2]解决了建校经费问题。1922年春，新校舍落成，大学部迁入江湾，17年来借地办学的历史宣告结束，复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复旦的办学经费可以说一直令李登辉牵肠挂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旦大发展时期，经常遇上经费难题。为了寻求支持，李登辉聘请国民党要员和上海工商巨子为复旦校董会成员，通过他们来筹募资金。他还注意发动全校师生及校友的力量，通过师生认购、搞合作社、寻求校友帮助等方式来解决办学经费的燃眉之急。李登辉留下的文字材料并不多，在仅有的几篇演讲稿中，号召校友、师生、社会各界人士为复旦捐款或募捐始终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据复旦校友回忆，为了支撑复旦的运作，李登辉甚至典售过自己的房屋和自用的小轿车。[3]复旦在发展过程中，能顺利度过一个又一个的经费难关，与李登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李登辉在办学过程中努力节省开支，提高经费的使用效能。他以精干为原则，慎重聘用教职员工，师生比例远低于当时的国立大学。以1921年为例，复旦学生为432人，教职员为34人，学生与教职员之比为1∶0.087；1924年，复旦学生为841人，教职员为58人，学生与教职员之比为1∶0.068，而当时的清华大学师生比则为1∶0.67。[4]复旦的教师不仅工作量大，工资相对于国立大学来说，也低很多。当时国立大学的专任教授月工资一般在350－500元之间，而李登辉校长的工资每月才200元，此外别无津贴；其他专任教授每月亦为200元，但一年只支11个月的薪水，另一个月的薪水，则以开办暑期学校的收入补足。各科处主任每月工资为100元，一般职员工资每月为40－60元。在事务日益繁忙的情况下，宁可提高原有职员的工资，也极少另增新人。[5]由于李登辉实行财务公开，精打细算，教职员对复旦怀有感情，宁愿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复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渐养成了勤俭办学、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 正是李登辉的多方筹款、苦心经营，才使得复旦大学在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环境险恶的战乱年代，在有限的财力下，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正如当时外界所评论的：“复旦办学成绩了不得，经济情况不得了。”[6] 二、提倡思想自由，使复旦成为民主的堡垒 复旦本身就是“震旦”师生为摆脱政治与宗教的羁绊而独立的，自立校之日起就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李登辉认为“大学之教，百家渊薮”，学者之间有多大分歧，在大学都可以共同提出、探讨。因此，在复旦的课堂上，教师可以介绍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从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都可以讲授。正如他的学生所回忆的：“李老校长对于学术思想，完全是美国最先进大学的作风，是极其自由的。”比如，“康南海（有为）先生明明是复辟派的重要人物，为了他的经学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辈学生却得了李老校长的许可，亲自到辛家花园敦请康先生来复旦讲学”[7]。李登辉不仅聘请旧派文人，同样吸纳新派人物，他公开欢迎被政府驱逐或受各地守旧势力围攻的思想先进的学者到复旦任教。“五四”运动前夕，很多著名革命党人因为北方北洋军阀的迫害，来到上海，李登辉闻悉便聘请他们中的叶楚伧和邵力子教国文、王宠惠教名学和法学、胡汉民教伦理学、戴天仇教经济学，甚至请廖仲恺和朱执信到复旦做鼓吹革命的演讲。一时间，复旦简直成了革命党人的讲学会。李登辉不仅聘请国民党内著名人物担任复旦教授，同时还聘请其它派别的人物来复旦任教。如“五四”期间，李登辉大胆延聘了被浙江第一师范驱逐的著名左翼活动家陈望道、刘大白到复旦任教。李登辉还指出：公民能够独立思考，社会才能进步，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社会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才。[8]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李登辉鼓励学生阅读、学习、讨论各种不同观点的书籍，参加各类促进社会进步的活动。1943年担任复旦校长的章益，中学时代因参加“五四”运动，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就被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开除。当大学之梦即将破灭时，李登辉向他敞开了复旦的大门。其他许多像章益一样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各学校开除的优秀学子，如圣约翰大学附中的江一平、伍蠡甫等20余人，中国公学的孙寒冰、华童公学的奚玉书等上海学联骨干，也纷纷来到复旦求学。复旦校园各派人物齐集，各种思潮涌动，完全得益于李登辉“思想自由”的办学主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复旦师生在文学革命、思想解放及社会改革等各项革新运动中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追求一种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思想自由。李登辉出生于南洋，受教育于美国，他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热情。李登辉作为一校之长，面对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虽然有时为学校发展之计，不得不出面劝阻学生，努力协调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但对于师生参与爱国运动，他旗帜鲜明地给予了支持与鼓励。他认为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近代中国，救国是每个公民应尽之责。早在1905年，李登辉就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他任复旦校长之后，也始终支持师生参与爱国运动。因此，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复旦学生大都站在斗争的前列。“五四”运动期间，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成为上海学生领袖和活跃分子聚集的地方，复旦大学也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九·一八”事变以后，李登辉不仅提倡抵制日货，并且还同情和赞助学生发动对日武力抵抗的运动。为此还险遭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为保全学校，李登辉只好“退休”。李登辉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为复旦赢得了爱国高等学府的美誉，使复旦成为民主的堡垒，吸引了更多的优秀学生和教员。 为确保思想自由，李登辉坚持大学办学的独立性。他认为，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主地解决学术研究问题，不允许外来任何势力的干涉。复旦大学作为私立大学，虽然经常受办学经费困扰，在筹措经费、处理学校各种事务过程中，不免要借重政府官员的力量，并与政界周旋，但李登辉立志一心只搞教育，不入政坛，无论多么困难他也竭力保持学校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决不让任何外力干涉学校事务。国民党高官朱家骅很想做复旦的校董。李登辉因痛恨这位地质学博士不好好从事研究，却喜欢做大官、争权夺利，因此坚决抵制他来复旦，“我们辛苦经营了三十年的学校，决不欢迎他这种人插手”[9]。上海沦陷后，日伪当局计划收买李登辉。面对敌伪威胁利诱，他毫不动摇，并宣布学校实行“三不主义”，即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倘不获当局谅解，无殊完全令其停办”[10]。由于李登辉和爱国师生的坚持与坚决抵制，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一直未受日伪当局的控制，保持了其办学的独立性。 李登辉在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思想自由”，使复旦成为一个自由活泼的园地，成为一方孕育民主种子的沃土。也正因为如此，复旦成了南方众望所归的新思潮的摇篮。当时社会上充满了“考复旦去”的声浪，许多青年都以能考进复旦为荣。[11]时人曾赞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孑民先生在北方首先树立思想自由的学风，而在南方，则复旦大学一直保持思想自由传统者，是先生最大的功劳。”[12]刘大白作词的校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也唱出了复旦大学自由、民主、独立的办学精神。 三、以实用为导向，为复旦的发展擘画宏图 李登辉清醒地认识到，复旦大学作为私立大学，经费有限，且要自主招生、自主解决就业问题，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一定要适应社会环境。因此，在办学过程中，他以实用为导向，紧密结合学校实际和社会需要，为复旦的发展擘画宏图。 复旦大学身处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李登辉在办学过程中，密切注意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创立新学科，培养各类社会紧缺人才。1917年秋，他根据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急需经营管理人才的状况，在全国大学中首设商科，并聘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李权时主持。不久商科（学院）发展成为全校规模最大的学科，先后设立了银行学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国际贸易系等系科。复旦商科（学院）课程覆盖面广、实用性强，适应了上海职业需求和商业发展需要，为社会培养了大量财政管理和企业人才。20世纪20年代法律、政治和市政建设极需人才，李登辉除了聘请中国法学权威王宠惠，还吸引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家张志让和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孙寒冰到复旦任教，法政专业得到飞速发展。1923年，为满足工程建设方面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理科新增了土木工程系，系内分设道路、桥梁、建筑等专业。复旦还因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开办了新闻教育，成为中国最早创设新闻教育的大学之一，陈望道、邵力子等新闻巨子都与复旦新闻系渊源颇深。在教学中，李登辉非常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商科（学院）的教学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设有会计室、统计室、商业图书馆、商业博物馆，并组织合作银行及经济研究会供学生实习。土木工程系还创办了专门的实习工场，供学生学习。教育系的教学也密切关注当地社会的需要，与复旦实验中学和义务小学联系密切，热衷于教育实验，主张通过各种教育实践来促进知识的发展。复旦学生实践能力强，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民国时期生产落后，很多理论学科的学生“毕业即失业”，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但是，复旦大学的实用学科如土木建筑、会计学、银行金融等系科的毕业生往往“供不应求”，学生尚未毕业，有些单位即来预约聘请。复旦应用学科的开设及其优秀的办学质量，为复旦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学子前来求学。1938年，投考复旦大学的学生与被录取的学生比例达到九比一，超过了当时国立大学招生的标准。[13] 当然，李登辉在为复旦规划的发展蓝图中，不仅仅局限于实用性学科的发展。他希望复旦大学能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将来建设成为“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早在复旦大学成立之初，李登辉就指出：复旦的教学必须优于英国和美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相衔接以利学生进修高深学术，如果学生出国留学，则可去外国研究院深造。[14]经过几年摸索，李登辉进一步明确提出以母校耶鲁大学为榜样，对复旦的课程、师资、学校管理机构等进行改革，为复旦擘画宏图。1915年7月，李登辉与同样毕业于耶鲁的副校长王宠惠参照耶鲁大学的课程说明书，制定出了一个由课程、教师、教材、学分、学时、必修和选修等几方面组成的综合课程体系。经过几年努力，复旦毕业生的学业水平被美国大学普遍认可，学生到美国后也很快就能适应环境。1920年，李登辉收到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来函，称“凡复旦大学毕业生，得有大学文凭者，可直接升入上述美国各院校有关系科深造，勿须再进行考试”[15]。在以后长期执校过程中，李登辉多次拿复旦与美国的耶鲁、哈佛，英国的牛津、剑桥相比较，一再表明其建设“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之目标与决心。 可见，从学校实际出发，以实用为导向，培养社会紧缺人才，是李登辉办学的主导思想。作为私立大学，要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得以生存并获得发展，利用其灵活的办学优势，适应社会需要，培养急需人才，是其与其它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争取生存空间、获取社会资源的有效途径。复旦大学是如此，当时著名的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亦都是如此。社会急需专业的创设，也确实使复旦得到了工商实业部门的支持与资助，并得以延聘了一些高水平的教授，添置了一批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从而使这些专业在全国高校中脱颖而出。但李登辉在注重实用学科发展的同时，不忘建设“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的宏大目标。正是在这样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复旦大学既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又能紧跟时代步伐、世界潮流，维持较高的办学水平，从而使学校在当时国内公、私立大学中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为复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主张学生自治，进行民主管理 复旦向来有学生自治传统，学校创始人马相伯就十分重视对学生自治精神的培养。他规定学校的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实行财政公开。除总干事、会计由他从学生中选定外，其余干事皆由学生选举，轮流担任。李登辉继任复旦校长后，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提倡学生自治，并极力倡导民主作风，发动师生共同管理学校。 李登辉支持学生自治，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学校创办了“合作食堂”，由学生管理全校膳食。壁报、校刊、年鉴、杂志和各系科学报的出版，外文书刊的翻译，戏剧演出、演讲比赛、体育比赛等各类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也都由学生负责。当年的校友回忆，李登辉“不着眼小节，仅图其远者大者”，“1917年，……李老校长主持校务，民主风气至为开朗，如膳食、足球、戏剧、音乐及其他运动等项，皆由同学组织委员会办理，校方仅负督导之责，所有一切措施，人人均可建议改善，纯采自由平等方式”。[16]学校日常生活秩序由学生会维持，学校极少干预，但学校秩序井然。“五四”运动以后，复旦甚至曾一度取消监学，由学生自治会负责管理，学生违犯校规，则由特别法庭审理解决。学生自治还被写进了校章。1920年《复旦大学章程》明确规定：“本校为令学生遵守校规起见，特设法尽力鼓励自治，使全校学生共受其益。每级由学生中推一级长，每宿舍推一舍长，期于校中秩序、同学品行、宿舍整洁等事，得互相监察劝勉之益，每星期六开讨论会一次又立学生评议部，由学生公推评议员若干人，随时就商庶务部，整理校务，凡关于食品卫生问题皆得建议焉。”[17]通过学生自治，既为学校节约了办学成本，又使学生在管理过程中得到充分实践，提高了各种管理能力，毕业后能迅速适应工作需要。正如何葆仁所评价的，“复旦学生既富于自治精神，离校而后，置身社会，遂能无时不活动，无地不活动。仅就留美各大学中国学生会而论，一得复旦学生之助力，莫不蓬蓬勃勃，虎虎有生气”，“复旦学生加入其他社会团体，能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努力建设，奋斗到底”。[18]这与平时学校的自治训练是分不开的。 除了提倡学生自治，李登辉在管理学校过程中，也逐步建立起了民主、健全的管理制度。复旦大学的学校管理机构主要由校董会和行政院组成，校董会主要负责学校财政、推举校长，校董人选由校长根据学校的需要随时添聘，一般以社会名流、重要政府官员、商界和银行界巨头为主。如1915年担任复旦校董的有唐少川、王儒堂、于右任、聂云台等11人。1920年，因建设江湾校区之需要，校董人数猛增至33人，分为名誉董事、评议董事、顾问董事三类。1922年大学部迁到江湾后，学校规模扩大，校务日繁，李登辉建议设立一个评议机关。1924年，学校成立了一个稳定、完整的行政组织系统。根据1924年《复旦年鉴》记载，学校成立“行政院”统辖全校一切行政事务，负责决定学校的教育方针、规划全校行政事宜、决定系科及各种机关的变更和教职员的进退等等。成员由校长、大学部教务主任、各科系主任、中学部主任、大学教授会及中学教员会等代表组成，由校长主持行政院的工作。为行政便利起见，行政院还酌情设立审计、建筑、卫生、体育、新闻、招生、图书、出版等各种委员会。行政院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校长召集教职员全体大会解决。复旦的学校管理体系框架，其实就是现代大学内部民主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体现出其民主、高效的特点，这应该是李登辉高校管理制度建设的积极成果之一。在学校管理中，李登辉非常尊重校务会议做出的决定。如他认为男女平等，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鉴于国外高校的办学现实，认为男女分校更合适，但1927年校务会通过招收女生的决议，他也立即同意。 李登辉主张师生协作，共同管理学校。1927年，作为行政院主席的李登辉还和学生会主席潘楚基共同签署了《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学生会派代表3人出席行政院会议，虽无表决权，但有发言、提议及请求保留或复议权。凡经学生会代表请求保留的议案，在未经师生代表联席会议解决前，行政院不得执行。虽然因国民政府不准学生干涉学校行政，师生联席会议并未实行，但学校还是让学生会代表参加行政会议。复旦招收女生的提议就是在会议上先由学生代表提出来的。从复旦的管理制度中可以明显看到“师生合作，发展学校”的格局，体现了李登辉民主治校的思想。李登辉通过学生自治、民主管理，为师生营造了一个自由、民主、宽松的环境，使复旦成为一个微型的民主社会。 五、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倡导“服务、牺牲、团结”的复旦精神 李登辉非常注重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在办学过程中，他把自己的办学理念融于其中，逐步建立起了校园文化的各个要素，并倡导复旦精神，对学生良好道德品质及正确价值观的形成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李登辉非常注重学校对学生道德的培养、人格的陶冶。他说，“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代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因为“单重体育，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单重智育，只能造成狡猾的自私”[19]。社会上最可怕、最危险的人，是那些没有道德且足智多谋的人。个人的道德品格不立，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过是空谈。为此，他教育学生要“忠诚、纯洁、无私、博爱”，并以之作为人格修养的准则。李登辉还认为物质环境对于学生道德思想的培养影响甚大，尤其是人生观的培养，因此他主张“教育与美术要打成一片”[20]。他竭力使校园美术化，使学生身处其中思想清洁、心身愉快，从而成为奋发有为的青年。他一手筹资建办的江湾校园，就有柳径莺声、板桥春水、平芜朝烟、桃园春色、隔岸秧歌、秋篱月影、远市灯光和梅林皑雪等八大景观，复旦校园成了一座育人的花园。 一所大学的校徽、校训影响学生至为深远、广泛。李登辉于1915年建校十周年之际，发动师生设计了圆形校徽，并制定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对复旦学风、校风的要求和概括。李登辉希望学生能拥有宽广的知识基础、精深的专业知识及独立的研究能力，这就必然要求学生立志高远、博学多思，并富有质疑和创新精神。这个校训既体现了复旦的办学传统、治学精神，也阐释了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因而成为激励一代代复旦学子成才的精神动力。 李登辉一直努力塑造、延传复旦的优秀精神传统，明确提出了“牺牲、服务、团结”的“复旦精神”。李登辉笃信基督教义，热心社会服务事业。他撷取了其平等、博爱、牺牲、服务的精神，用于教育学生。1930年，他在《成功底意义——勖毕业同学》一文中说：只有“以牺牲，博爱换得的成功”，才能万世不朽，与日争光；只有“丢开了自己私人底成功，而肆力于大众底成功”，忘却小我、致力大我，“才能受万流景仰，百世师宗”。[21]他同时指出：“今日的中国社会”“恐怕最缺乏的就是协作的精神”，各种利益集团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而要弥补这个不足，“更要在学校注重协作的训练”，训练学生有同情和牺牲的精神，以公益为重。[22]1943年，李登辉身处敌伪统治的上海，不忘告诫学生：“诸生当切记复旦之精神为牺牲与服务，出校以后务须发挥复旦之此种精神”，“以爱护其国家”。[23]抗战胜利以后，李登辉发现国民党更加腐朽，国民道德普遍低落，上下交征以利。他要求复旦大学的毕业生，除做到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外，还必须加强团结。1947年7月5日，李登辉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再次阐述复旦精神的含义:你们现在穿的是学士制服，“穿过了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一个大学毕业生“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中国，我们还需要团结。全体人民的团结，中国才有希望”。“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24]“服务、牺牲、团结”是李登辉对复旦师生校友的殷切嘱咐，也是一个爱国老教育家对青年一代的恳切希望，更是他留给复旦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登辉一生只从事一项工作——办教育，一生只服务一个学校——复旦。复旦大学的老校友常常以崇敬的口吻谈起这位老校长的高尚人格和办学精神。李登辉不慕利禄，以毕生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为己任，为此几次辞谢高官。他一生恪守“服务和博爱”的精神，待人接物“认真而并不苛刻，严正而并不固执”[25]。在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尽管校务繁忙，仍先后担任哲学、心理学、进化学、拉丁文、德文等多门课程的教学。正如陈望道所评价的：李登辉“是复旦传统的象征”，“先生曾以服务牺牲解释复旦精神，先生自己就是服务的，牺牲的，同时也是民主的，和平的，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的”。[26]正是因为他对复旦的忠诚与无私奉献，才被誉为是“复旦的保姆”。如同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李登辉为复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办学民主，兼容并包，行政廉洁而高效，校风建设活泼而淳朴，师生一德，给学校带来了稳定和效率。李登辉的办学精神、办学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我们当前的大学建设、高校改革提供思路与参考，尤其值得民办大学借鉴。 参考文献： [1][2]《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2，28、30． [3]梁大鹏．怀念李故校长登辉博士[A]．彭裕文,许有成主编．复旦校友忆母校[C]．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60． [4][5][6][13][17][18]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一卷（1905―1949）[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08，108－109，109，393，134，137-138． [7]黄华表．我所知道的李登辉先生[A]．李老校长纪念工作委员会编．李登辉先生哀思录[C]．李老校长纪念工作委员会印，1948．14． [8][19][22]李登辉．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J]．复旦周刊，1929（24）． [9][14]朱仲华,陈于德．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述要[A]．《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13册[C]．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363，358． [10]复大文书组．复旦、大夏、光华、圣约翰留沪四校联合会记录（1942.10.26）[A]．复旦大学档案馆选编．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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