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动背景与核心议题 |
| 范文 | 黄彬 摘要：高水平大学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是当前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宏观背景和目标诉求。因此，强化科技创新、服务创新驱动，加强资源投入、注重绩效产出，深化体制改革、提升教育质量构成了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三大核心主题。 关键词：高水平大学建设；核心议题；创新驱动；知识创新；科技服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高水平大学作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等领域的知识与人才聚集高地，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从“211”工程和“985”工程，再到近前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以及“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中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不断深化。而在省级层面，随着区域竞争压力的逐步加剧和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管理权力的逐渐扩大，近两年以来，在浙江、安徽、福建、河南、广东等地，以省级政府主导和统筹的高水平大学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陆续推出，目标直指整体提升区域高等教育质量，增强区域乃至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强化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服务和引领功能。 高等教育具有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特征。伴随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是公共财政亿元级甚至几十亿元级的巨额投入。政府巨额资金为高水平大学建设试点高校奠定了强大基础和发展后劲，同时也对这些高校提出了水平、质量、效益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不难发现，政府、高校乃至合作的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整体性框架中已然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政策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本文试从高等教育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视角梳理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相关背景，厘清在公共资源强力支持下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核心关切和政策议题，以期为审视当前各地陆续出台的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行动实践提供一种清晰化的思考框架。 一、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相关背景 建设高水平大学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建设高水平大学，与其说是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不如说是政府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量和应对产业转型困局的战略选择。建设创新型国家、整体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等宏观政策的叠加交织，形成了当前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整体背景和目标诉求。 1.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政策驱动 我国国家创新战略的演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形成阶段（1949—1977年）、发展阶段（1978—1995年）、国家技术创新系统阶段（1995—1998年）、国家创新系统阶段（1998年至今）四个阶段。尤其是201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来，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以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军民结合和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社会化和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等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构筑了政策行动框架。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常态”。大学因其作为知识和人才的重要聚集地，其科技创新水平和人才输出质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而持续的影响。历史表明，世界知识中心的转移往往伴随着全球经济中心的转换。随着创新型国家重大决策的提出和逐步深化，创新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已经摆在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提出，要“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不难发现，高水平大学建设已经纳入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与政治决策层面。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宏观架构中，高水平大学的科技创新及其服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与输出不仅关乎实现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中高端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实现，也是经济社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迈向自主创新的必由之路。 ·教育管理·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动背景与核心议题 2.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压力 产业转型升级即产业的结构及其技术能力向着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高级化。“转型”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类型”的转变，即把高消耗、高污染转向低消耗、低污染，把低质量、低效益转为高质量、高效益，把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所谓“升级”，不仅包括产业之间的升级，如产业结构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也包括产业内的升级，即某一产业内部的加工和再加工程度逐步向纵深化、集约化发展，实现技术集成与创新，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当前，全球经济遭遇下行风险，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深刻调整。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中高端发展”，技术创新、人才需求、资本和金融保障以及体制机制创新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美国著名学者克拉克·克尔认为，大学的功能结构必须从生产、消费和公民素质三个方面来考察，而大学的生产功能主要是指与产品质量和社会服务的生产过程有关的功能。时代在发展，大学理智应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不仅仅是解决学术问题的普遍手段，而且也是解决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普遍手段。[1]虽然克尔的观点具有典型的工具主义或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色彩，但却提醒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当今大学的价值与功能。政府统筹规划下以非均衡方式配置教育资源建设高水平大学，对接和服务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是其应有的使命和责任。无论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高水平大学都必须发挥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聚集和整合功能，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3.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诉求 高等教育作为与社会系统经济、文化等子系统密切相关的特殊领域，随着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高等教育领域与其他领域曾经被遮蔽的深层矛盾和障碍不断凸显。按照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的观点，大学知识的传播、生产与探讨“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大学“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2]。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要针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发展需求，进行促进大学内外部有效治理尤其是促进“大学的功用”发挥的一体化的顶层设计、结构设计和机制设计，形成“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改革实效。 高水平大学建设是从经济发展全局和高等教育竞争力提升两个方面整体性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经济与科技、大学与企业、政府与高校、学校与社会协同联动、共促共进的良性局面的重要推手。因此，建设高水平大学必须积极回应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综合改革的价值与利益诉求，既要有“学科视野”，推进学科集群、学科交叉以及培育新学科，夯实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根基，也要有“社会视野”，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结合社会需求确定发展目标；既要“适应”当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所带来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以及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给高校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乃至科研组织与管理方式带来的冲击，还要遵循高深知识的逻辑、学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大学的理性传统，发挥高水平大学应有的“引领”价值功能，为未来培养引领性人才、保持理性与批判精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战略性和前瞻性思考。[3] 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核心议题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背景和目标诉求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做出积极的回应，高水平大学建设因此也必然要面对和回答以下三大核心议题。这些议题的提出、决策、行动及其逐步解决，本身就构成了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实践逻辑。 1.强化科技创新，服务创新驱动 大学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在知识创新活动中尤其是原创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化高水平大学的科技创新，一方面是加强科学创新，即创造新知识，它是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过程，主要内涵是认识未来世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其成果表现形式是新发现、新观点和新理论；另一方面是加强技术创新，即创造新技术，它是通过新技术创造新产品，满足社会对商品的需求的过程，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和开拓新市场是其成果的主要形式。[4] 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创新平台建设缺乏整合统筹、科研管理及成果转化等体制机制障碍等因素，我国高校的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不多，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科技创新质量亟待提高。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大学的知识创造范式、知识扩散范式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何谓高水平大学？高水平大学就是拥有一流的生源、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科研能力和一流的科技转化能力；拥有一流的创新能力，能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能持续发展的且面向国际社会的大学。[5]因此，建设高水平大学，其中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如何通过创新要素聚集和创新资源优化，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直到成果转移、扩散与产业化等全部过程中取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真正形成创新文化，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强化和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首要主题，而其目的就是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任一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经过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等“四个阶段”。作为初期的发展方式，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由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或依赖高储蓄、高投资固然可以获得快速增长，但如果不及时向创新驱动转型，则这种增长可能因为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而走向发展的终结。而创新驱动则以创新作为主要推动力，不仅包括科学与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结构、组织、人力资源和管理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不仅能够形成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动力，也应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转型，乃至社会生活方式、人们思维模式以及制度和文化的整体性创新。[6]建设高水平大学，就是要强占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在学科、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思想创造和价值引领等各方面发挥大学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灯塔”、“服务站”、“孵化器”、“加速器”等多元整体功能，掌握知识生产、学科发展、技术研发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打破我国当前面临的自有知识产权缺乏和核心关键技术缺乏的瓶颈，逐渐从根本上解决“跟随式”发展到自主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2.加强资源投入，强调绩效产出 建设高水平大学，尤其在我国或在某一区域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还不高的基础上建设高水平大学，优质资源的强力注入是发挥后发优势的关键性保障。其中包括雄厚的财力资源保证、高层次人才资源引进与培育的制度创新、政策资源的适时配套、地方资源的支持对接等。建设高水平大学，评价其成效关键是看投入产出的绩效高低。虽然教育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相比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存在着一些不可精确量化测量的柔性产出，但是巨额资金的投入带来了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政府在保持了过去强调过程、按目标配置资源、检验结果是否符合预定目标的先验评估的同时，明显地转向强调结果和产出的后验评估”，其“背后潜藏了深刻的信念和价值观，具体说就是市场、竞争和效率”。[7] 不可否认，只有良好的绩效产出，才是建设高水平大学中赢得政府和社会资源持续支持的根本依据。 从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绩效目标来看，其产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关键性标识。 第一，高水平的学科。“高深知识”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和合法性依据。按照学科、专业、产业的融合情况不同，知识可以分为静态式形态、以学科进行分类的学科性知识，以及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所要经过的保存、传播、创新、转化、生产等基本活动形态的生产性知识。建设高水平的学科，既要遵循知识体系内在发展逻辑，关注、推进和拓深学科性知识的前沿问题，还需遵循知识属性多样化发展的逻辑，改变知识组织形态单一化的不足，加强学科、专业、产业等组织与知识的融合，着力解决行业企业等核心关键技术问题，从而构建知识保存—传播—创新—转化的连结体。[8] 第二，创新创业型人才。创新创业型人才是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能够创造性地综合运用所学到的各种知识，积极投入到社会的创业实践中去发现和捕捉机会，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开拓探索，由此创造出新颖的产品或服务，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人才。[9]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创新创业型人才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稀缺性战略资源。综观世界著名高校，无不以向社会输出一流的人才而载入史册。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不仅是高水平大学自身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更是从根本上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与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 第三，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创新平台是大学进行科技创新的活动载体和重要支撑条件，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有效方式。通过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可以促进学科优势融合，实现创新要素积聚和系统集成，提高学校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支撑学科高水平发展，也有利于培养复合型科技创新人才和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甚至还可以通过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机制设计，克服“行政化”弊端，形成以学术为主导、问题为核心、项目为牵引的科研管理模式。 第四，技术产出服务。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和支持是大学的重要职责。随着协同创新的“大科学”时代的到来，有效的产学研用合作成为大学学科科研和人才培养积极融入行业企业发展、行业企业主动参与大学教学和科研的重要途径。高水平大学建设不仅要集聚和整合大学与企业的创新资源，为企业解决突破瓶颈的关键技术问题和行业共性问题，还要以大学特有的学科科研优势，通过基础研究、基础应用研究和自主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开拓新产品、新市场，甚至催生行业的新型领域。 3.深化体制改革，提升教育质量 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教学改革是核心、体制改革是关键、思想变革是先导、增加投入是前提”[10]。建设高水平大学，首要的就是打破管理决策、科研管理、人才引进培育及考核、学科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实际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形成静态上各要素有序分布，动态上各环节相互匹配支撑、运转通畅顺利的管理运行机制与制度系统。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微观基础在于高校，在于大学各项功能活动能否顺利和有效开展，其核心命题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走向良治和善治的大学制度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高水平大学首当其冲，也唯有全面深化改革，高水平大学建设才能取得创新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改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协同性，因此要求在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适应与引领、卓越与特色、学术与行政、教学与科研、学校与院系”[11]等大学发展的基本关系，推进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大学内部治理方式的法治化和民主化，提高管理运行效率，协调融合多元价值，保证投入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科学管理，“完善科学规范的大学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大学教育治理能力”[12]。 深化内部体制改革，形成高水平的大学教育治理能力，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迈入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高水平大学聚集着科技、人才等重要的创新资源，“具有高端引领作用，其发展水平和质量决定着人才的创新创造能力，决定着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13]。评价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教育质量，既是一个涉及质量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引导质量不断提升的实践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初级阶段，是一种典型的“合规性”质量评价，即产品符合国家或行业颁布的技术标准或技术参数的就是合格产品，就是质量好的产品。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国家、学术集团、或利益团体为高等教育制定出某种标准，高等教育以此为参照，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工作，如果教育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达到这种规格标准，这种教育就是有质量的教育”[14]。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强调高等教育满足其他客体和社会明确或隐含需要的“适应性”质量评价成为主导性质量观，其价值逻辑就是，适应需求的就有质量，不适应需求的就没有质量或质量较低，对需求的适应程度越高质量就越高。然而，随着人才、科技等竞争的加剧，尤其进入知识生产范式加速转型的新时代，仅仅强调适应需求的高等教育质量观面临创新型人才需求和自主科技创新的严峻挑战。面对知识经济带来的全面挑战，能否培养出引领未来的创新型人才，能否进行可以促发或引导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的创新性知识生产已经成为一所大学乃至一国高等教育体系质量高低的核心标志。因此，高水平大学的质量建设，其根基是“合规性”的，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也是其重要内容，但其方向和目标必然是引领性与创新性，突出表现为“以创新为价值先导”[15]，在知识传播、知识生产、知识扩散中能够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来改进现状或创造出新的领域、新的方法与路径，真正引导社会、引领业界，并通过大学自身在“守成与革新”的平衡中积聚和激发组织创新和个体创新，成为创新资源的汇聚地，服务国家和区域创新驱动战略的战略根基。 三、结语 大学是一个传播知识、生产知识和应用知识的独特场域。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传播与生产不仅是大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关乎国家科技和人才竞争力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高水平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旗舰，其知识传播、生产与应用的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可以说，建设高水平大学是公共政策、产业升级、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诉求。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意义与价值显得更为突出。其目标的实现既需要教育治理视域下政府、大学、企业等新型关系构建，更需要大学自身学科科研、人才培养、科技服务、管理运行等方面改革创新的内在驱动。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哈罗德·珀金所说：“后工业社会之需要大学也如大学之需要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既依赖于知识的不断进步，也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再生产。”“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上各种工作都需要知识，而且还因为知识既是目的也是途径，本身值得去掌握。”[16]诚如珀金的预言，从培养知识界精英和从为整个社会提供知识的意义上，在未来社会里，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将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这种“独特的、极其灵活的机构将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成为社会生存和繁荣所依靠的重要力量。[17] 参考文献： [1]施晓光.美国大学思想论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39. [2]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1. [3][11]张德祥.高水平大学建设要重点处理好的八个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9（6）：21-25. [4]耿迪.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论文，2013：15. [5]曹青林.协同创新与高水平大学[D].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论文，2014：21. [6]罗交晚.加快实施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N].光明日报，2014-10-15（13）. [7]陈洪捷，等.国外高等教育学基本文献讲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59. [8]胡赤弟，黄志兵.知识形态视角下高校学科—专业—产业链的组织化治理[J].教育研究，2013（1）：76-78. [9]庞鑫培.论创新型省份建设中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以浙江省为例[M].中国高教研究，2013（4）：34. [10]王伟廉.中国大学教学运行机制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 [12]夏俊.探索协同治理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N].光明日报，2014-05-20（13）. [13]教育部高教司.提高质量 内涵发展——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文件汇编（2012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5. [14]房剑森.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发展与中国的选择[J].现代大学教育，2002（2）：15. [15]潘涌.创新与立人——全球化视野中的教育现代化[J].社会科学战线，2007（1）：255. [16][17][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6-47，47. （责任编辑刘第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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