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西部地区红拳源流追溯与地域脉络特性研究 |
| 范文 | 姜霞 王瑞 席兵 黄繁 赵文飞 王军 自卫国 叶军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结合中国武术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将我国西部地区红拳融入不同历史时期，历经萌芽-初步积累-游离状态-确立、兴盛-系统发展阶段，通过实地调研获得的口述史、现存文献资料进行相互印证。将我国西部地区红拳在陕西、甘肃、四川地区的发展脉络分别进行梳理。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红拳发展源流与中国武术发展源流基本一致；我国西部地区红拳萌芽于先秦时期，积累于汉-唐时期，流传于宋-元时期，确立、兴盛于明清时期，系统发展于中国近现代。明清时期开始使用“红拳”一词，有证可查。根据当前各地红拳传承人口述和遗存的红拳历史文献记载，不同地区的红拳地域发展脉络不同。 关键词：武术；西部地区红拳；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源流发展；地域脉络特性；陕西；甘肃；四川 中图分类号：G 852.12 学科代码：040304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combining with the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this paper integrates Hongquan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goes through the stages of germination， preliminary accumulation， free state， establishment & prosperity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The data are mutually corroborat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ongquan in Western China in Shaanxi， Gansu and Sichuan are sorted ou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origin of Hongquan in Western China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Wushu in China； Hongquan in Western China sprouted in Zhou and Qin Dynasties， accumulated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spread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established and flourish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developed systematicall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word “Hongquan” was used. According to the oral accounts of the inheritors of Hongquan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Hongquan， the development of Hongquan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different. Keywords：wushu；hongquan in western china；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source and development；regional context characteristics； shaanxi； gansu；sichuan 我國西部地区红拳历史悠久，关于“红拳”的由来众说纷纭。大量资料显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其一，诸多观点认为，红拳起源于先秦；其二，红拳得名（宋代）据红拳师承世代相传于西岳华山，后被人们称为“红拳”；其三，红拳最早出现在宋代初，是由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创编，流传于后世；其四，此拳源于明代，在当时被称为“西家拳”，明代著作《续文献通考》记载了当时较为流行的11家拳术，11家拳术中的“西家拳”，据考证即为现在的红拳；其五，红拳源于清朝，《清稗类钞技勇类》中有记载“大小红拳”等。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调查法、逻辑分析法， 在中国武术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将西部地区红拳融入不同历史时期，与实地调研中整理的口述史，结合西部不同地区红拳遗存文献进行论证，从理论层面追溯西部地区红拳发展、地域脉络特性，对丰富武术史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1 红拳历史源流追溯 1.1 红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红拳作为我国传统拳的一种，若探究其源流，离不开我国武术的发展历史，必须将红拳放入中国武术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追根溯源。 中国古代没有体育一词，但古代“武”的概念，实际上包含在体育之内。从源头而言，可以说军事体育是武术萌发的文化依托，是寓体育于军事，而且“武”源于战争技能的时间更早一些。在原始社会，由于战争的频繁发生，开始出现专门用于作战的兵器，并随之产生了作战技能，这便是最初的武艺 [1] 。殷周时期，武与军事结合更加紧密，武技和兵器发展加快，军事体育是殷周时期体育最主要的形态，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周代社会是具有尚武精神的 [2]17 。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发。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急需强化军事，提升士兵的战斗力。《墨子·非攻》《荀子·议兵》中均有记载。例如：吴王阖闾练兵7年，使士兵能穿着铠甲带着兵器奔跑；魏国要求士兵“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青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 [2]76。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流传尚武之风，习武的人逐渐增多。 西魏、北周时期已经有了府兵制度，但是不完善。到了隋朝，此项制度才逐步地完善起来。唐太宗时，又对府兵组织及名号加以修改，诸府总名为折冲府，全国共设634府，府兵兵源主要来自农民。唐朝非常重视府兵的训练，折冲府平时的任务便是训练士兵[3]。府兵集中训练的时间是在冬季，由折冲都尉率领士兵在府上进行，并设有专门的教习。这种制度间接地推动了武术发展的体系化。 对武术发展体系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更有武举制的创立。据《资治通鉴》记载，武举制正式建立于唐朝时期[4]。武举制度使武术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推动了武术的发展。 1.2 我国西部地区红拳的萌芽形态——舞武 武术有其独特性，既有技击实用性，也有造型和套路的艺术性。《中国古代体育史》认为：“中国武术至迟从战国时期以来就是技击与艺术的结合。一个好的武术家不仅有高超的技术，还得有美的造型。随着社会的发展，武术越来越脱离军事技术而独立存在。”[5]《荀子·乐论》中有记载：手持干戚的舞蹈不仅能健身，而且可以用于征战。《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记载： “巴师勇锐，歌舞以陵殷人，前徒倒戈。”[6]21-23当时武舞的武具有弓、矢、矛、钺等，都是舞蹈与武术的结合，可见，先秦时期的武舞与武术的发展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以上记载可见，先秦时期的舞武是红拳萌芽期的形态。可见，由此排除了红拳起源说法其一， 笔者认为，先秦时期为红拳的萌芽期。 1.3 我国西部地区红拳的初步积累 1.3.1 中国武术初步发展的时代背景——汉代的兴盛 到了汉代尚武之风依然鼎盛。一方面，封建王朝统治者大力抵御外敌、拓展疆土。据1975年成都曾家包出土的东汉一号墓中的“兵民合一图”“劳武结合”石刻便可看出这一时期对武术的重视。另一方面，民间重视武道，据《太史公自序》记载，游侠之风在西汉尤其盛行。这个时期，武术得以大力发展，拳种、剑法等不断丰富。《汉书·艺文志》收录了《剑道》38篇、《手博》6篇，这些武术著作的出现，标志着武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3.2 汉代豪侠迁移形成红拳的基础积累 汉武帝时期，对地方豪侠进行了高压措施，为消除各地豪侠的势力下诏“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7]，当时随着这些豪侠移居到茂陵即今陕西兴平县一带，这些豪侠对当地民俗民风产生了影响，并逐渐发生融合，极大地丰富了民间武艺，为红拳的发展奠定了初期的积累。如今陕西的兴平县、泾阳县一带仍是红拳流传之地。 1.4 我国西部地区红拳的游离状态 1.4.1 宋代是中国武术体系的成型期 有学者认为：中国武术起于宋，成于明，全面大发展于明末清初[8]。武术起于宋代的一大标志是因为武术著作的相继问世，使武术有了完整独特的体系。如果从武术理论成熟、体系建立的角度来看，宋代也可以说是武术的发端时期。但笔者认为先秦汉—唐武术的萌芽和积累不可或缺，应将宋代定为武术的体系成型期。宋代人们文化娱乐休闲方式多数与武术有关联，他们的文化娱乐休闲方式与运动项目形式简单而单一，这使得武术在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局面[8]。民间武艺的兴盛时期也是民间武术流派出现的時期。 1.4.2 红拳前期拳种形式在宋—元时期的发展 1.4.2.1 红拳名称的由来 宋朝民间武艺形式多种多样，红拳属于民间武艺，调查中有专家认为红拳始于宋太祖赵匡胤，据《四川武术大全》中记载，“赵门”（直隶派）与红拳颇有渊源，赵门相传源于宋代，假托赵匡胤而得名[9]，民间流传至今。宋代出现的宋太祖拳法套路有宋太祖赵匡胤的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猴拳”“囮拳”等，这种说法在明朝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中也有收录，故而排除起源之二、之三说法。《四川武术大全》记载中称其为“赵门”，也即宋代红拳名称尚未明确、依托“赵门”（当地至今赵门、红拳互用）出现，若认为在宋代将其名称更换为红拳太过牵强。 1.4.2.2 红拳前期拳种形式的流传 1984年由体育词典编篡委员会编的《体育词典》中记载：红拳在元代初年就己经流传，《少林拳法》记载“元时觉远尚人访白玉峰于兰州，入寺授技大小红拳”，明代称为“西家拳”，见《小知录》。由于陕西红拳主要流传于陕西潼关至甘肃嘉峪关一带，地处中原以西，故明代陕西红拳又被称之为“西家拳”[10]。另有1995年出版的《陕西体育志》中记载：“红拳始于宋末元初，源于陕西一带”[11]。以上记载加之口传得名，故而同样反映出红拳在宋—元时期名称尚未明确，处于流离状态，依托于“西家拳”（红拳前身）传授，并逐渐流传。 1.5 我国西部地区红拳确立、逐渐兴盛时期——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民间武艺大成时期，大量的武术著作使武术有了完整的体系。红拳在这一时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发展的辉煌时期。明朝《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中记载了“铺前扫转上红拳，背弓颠捕劈揭起，穿心肘靠妙难传”“回步颠短红拳”“雀地龙下盟腿法，前揭起梭逸红拳”[12]3522。现存红拳拳谱中 “撑捕为母” “披红”“推红”的这些名称在现在的红拳套路中仍有应用。代表性人物有开创了内家拳、红拳点穴技法的王宗、枪长步活的沙家竿子卫职和抗倭名将戚继光等。明朝另有著作《续文献通考》记载了当时较为流行的11家拳术，据考证，11家拳术中的“西家拳”即为现在的红拳[13]。清朝《清稗类钞·技勇类》中记载有“大小红拳、关西拳”的称谓[14]。至此，红拳记载明确出现。红拳在明清之际得到了迅速发展，农民起义使红拳在不同地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传播，随着人口流动，红拳曾在陕、甘、青、宁、新、豫、晋、蜀、鄂、皖、滇、藏、浙等地均有流传。清代晚期，高占魁是我国西部地区较有影响力的红拳宗师，他对中国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以上考证，排除了起源说法其四，即红拳源于明代，明代 “西家拳”即为现在的红拳。而“西家拳”在明代已有明确名称，或可将其称为红拳的前期拳种，所以，如果认为明代就将西家拳名称更名为红拳，显然不够严谨。 1.6 我国西部地区红拳的系统发展 1928年“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在南京成立，并且在各省成立了国术馆分馆，这使武术得到了系统发展，此时红拳在各地的发展更为迅猛，技术套路、功法、对练都更加凝练，出现了一些红拳的代表性人物。此段历史在红拳诸多传人口述中与“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时间相吻合。课题组在陕西咸阳两寺渡村进行调查访谈时，据村武术协会冯义军会长口述：“当地红拳代表性人物冯建勋功力深厚、技术全面，曾任武术教官达8年之久，1953年曾代表陕西省参加在天津举办的第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四川绵阳红拳传人刘作弟、杨先旭、杨国林分别讲述了马绍堂在民国期间曾任四川武术总会会长。同时，《四川武术大全》中记载高占魁之徒袁老七在重庆授徒张永隆，1942年张在渝创办“陪都速成国术馆”[15]245-246。当时诸多红拳代表性人物身为武术教官，在训练中不断归纳、提升并系统传授红拳。不同地域红拳传人口述及遗存文献显示，在中国近现代，红拳得到了系统发展。 2 我国西部地区红拳起源的立论 通过对以上说法进行排除，依据调查中口述及遗存史料记载，确定红拳始于明清，即笔者比较赞同起源说法之五（始于清朝、不涵盖明朝）。其原因有二：一是明朝的《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中记载了“我前撑”“滚船劈靠抹” “鬼墩脚抢人先着，铺前扫转上红拳，背弓颠捕劈揭起，穿心肘靠妙难传” “回步颠短红拳” “雀地龙下盟腿法，前揭起梭逸红拳”。该著作明确记载了红拳一词，其中揭、抹、撑、靠、劈等方法，雀地龙、穿心肘等动作自成体系。二是在清朝《清稗类钞·技勇类》中有明确记载“大小红拳”[14]；2种记载、方法、名称非常明确。自此，从红拳萌芽至成型，红拳源流、拳种发展轨迹已完整地展现出来，如图1所示。所以，笔者认为：明清时期红拳被以“红拳”名称明确记载，至此红拳名称启用，拳种形成体系，红拳起源于此。 3 我国西部地区红拳的地域脉络特性 3.1 陕西红拳源流脉络特性 调查资料显示“红拳”是诞生于陕西的地方拳种，据红拳传人口述其与陕西紧密相关，除了有红拳得名于华山；另有一说是其源于陕西方言“耍红了”，后被人们称为“红拳”。在调研时，陕西著名红拳传承人叶军拳师口述了其师承确有这一起源传说，而且“红”字象征了陕西红拳的特征——扭腰摆骻，具有吉祥寓意，这与清代记载相互印证。陕西红拳从雏形到兴盛，融合了从古至今的历史民俗文化等，其内容丰富，套路多样、自成体系，体现出三秦地区武术文化的精髓。随着社会的发展，根据此次在我国西部地区的调查显示，红拳主要在陕西、甘肃、四川地区开展，其他地區的发展稍逊陕西。 3.1.1 陕西红拳最早的记载是“关中武术” 中国武术历史悠久，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武术发展是起步较早的。武术除了在周代《荀子·乐论》中有记载之外，秦朝时就已出现了对练套路，称之为“手搏”，最早盛行于“三辅”[16]，即今陕西中部地区，是关中拳最早的记载。有学者认为红拳是从秦朝武士的“击皮为鼓”得到启发，从而有了今天红拳套路中的“放炮”“十大响”等动作名称。因此，这与本文前文研究结果“红拳萌芽于先秦”相互印证。 3.1.2 关中武术“武德”深受“汉代游侠”影响 汉武帝时着力抗击匈奴、开疆扩土，使尚武之风广泛流传。在民间，武学流传与“侠”这一独特身份密切相关。西汉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盛赞了游侠的诚信、仁义[7]。最早的“侠”并不全指武侠，“侠”与武联系起来，是因为在当时武力有助于侠义的实施，所以随着“侠”的盛行，武学也逐渐兴盛。而在这一时期真正具有武术文化意味的、并作为对习武者行为规范要求的“武德”开始有所记述。这对陕西红拳发展成熟意义非同寻常。 3.1.3 关中方言使红拳与关中的渊源逐渐明晰 据《体育词典》记载：红拳（应为红拳前身）在元代初年就己经流传，元代武术发展受宗教的影响较大[10] 。《少林拳法》载有“元时觉远上人访白玉峰、李叟于陕西宝鸡、兰州，习大小红拳，后白玉峰随觉远入少林寺传授大小红拳、棍术、擒拿等”[17]。《体育词典》及《少林拳法》记载的少林寺所习练大小红拳又与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所记载“西家拳”（红拳前身）渊源深厚，这与前文研究结果——红拳处于流离状态时寄居于“西家拳”相互印证，特别是其中“雀地龙”“裙拦”等招式与关中方言相同。红拳与关中的渊源逐渐明晰。 3.1.4 关中红拳确立及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大量的武术著作使武术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明朝“红拳”一词在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记载的“雀地龙”“指档势”“鬼墩脚”三势之中[9]。民间谚语有说“东枪、西棍、关中拳”，此时红拳已经得到了发展，享有“西红、东查”之誉。红拳的传播范围较广，关中红拳流传最广。据《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载，清朝中后期“民间教门中传习红拳者颇多。例如，乾隆时常子敬、李之贵，嘉庆时张景文、张洛焦，道光时张真、阚梦祥，光绪时阎书勤等”[18]，尤其是在道光、咸丰时期，陕西红拳不断改进并且吸取其他拳种的实用招式，红拳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红拳无论从技术还是理论层面较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有“鹞子”高三、“黑虎”刑三、“饿虎”苏三、“通背”李四等。据《国技论略》论“自道咸以来，南方以技击术声于大江南北者，有三人一为李镜源，又号长须李，湖北省之夏口人，从陕西于商高某鹞子高三、高占魁学技，年余大进”[19]。据史料考证，中国清末最后一个武状元张三甲就是红拳习练者，师从于蹼阳相近的清丰普马寨红拳名师安万杰，习练红拳[20]。陕西关中“三三一四”对红拳在近代中国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尤其以邢三所传邢派红拳、高三所传新意红拳影响大、传播广[21]，并且延续至今。 3.1.5 陕西国术馆成立，陕西红拳交流盛况空前 在中国近现代，西安是许多红拳名家聚集之地，继清朝末期在关中的红拳名师三三渭北相会之后，当时影响力较大的红拳交流形式是1928—1936年的“名师荟萃”。当时，红拳名师聚集于西安，交流拳法、拳技，盛况空前，民间红拳发展生机盎然，之后红拳宗师辈出[10]29。调研中发现，陕西两寺渡传人拥有的《九山拳术诀要》中的记载，与当地红拳邢派传人冯义星、冯勇奎口述中讲到的先辈一致。此记载、口述和诸多高派传人，例如陕西蒲城红拳传人彭彦平在调研访谈中讲述了陕西国术馆成立时，渭北“拳箱子”刘君茂被聘为武术教官的时间与中央国术馆成立时间、状况相吻合。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红拳源于陕西，陕西红拳最早记载中就有红拳萌芽与关中武术，关中红拳受汉代“武德”影响深远，宋—元时期红拳中的关中方言（即当时的“西家拳”）与关中渊源逐渐明晰，以明清时期为界限确立了红拳正式的记载、以及其当时达到鼎盛时期，陕西国术馆成立，陕西地区红拳拳师交流盛况空前。我国西部地区红拳源于陕西红拳，陕西红拳在我国西部地区红拳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调查中发现，目前，陕西境内红拳在各地、市、县均有流传，高家、邢家红拳几乎遍及全省，例如西安、宝鸡、渭南、榆林、安康、临潼及蓝田、泾阳、富平、户县等。邢家最多的传人大多在咸阳，史宝龙传人大多在凤翔，渭南有红拳苏家传人，但已与红拳传承脱离。 3.2 甘肃红拳源流脉络特性 3.2.1 甘肃红拳与陕西相通 《甘肃通志稿》中无红拳记载，明朝至清朝初年，有关甘肃省的地理与历史记载，多附在陕西通志内，清雍正六年才有《甘肃通志》，甘肃与陕西相接，其文化有相通之处[22]。但据有关文献显示：甘肃红拳发展经历过拳风特性转换的过程，例如《少林拳法》中记载的“元时觉远上人访白玉峰—李叟于陕西宝鸡、兰州”之后授技大小红拳（明朝称为“西家拳”）。此时红拳表演性较强 [17]。 3.2.2 甘肃红拳明清开始有记载 据《通渭县志》记载，明末清初，武术就盛行通渭。通渭历史上所传武术套路甚多，仅1985年挖掘整理的已有套路就有135套，拳术有33种，其中就包括大红拳、小红拳[23] 。《中华武术实用百科》中记载：清康熙年间甘肃兰州九门提督大业精通小红拳。至清朝末期民国初年，兰州著名武术家俞海源、丁景三、田广仁等均精通红拳，并广泛传授，主要流行于兰州、天水、武威、酒泉等地[24]。甘肃古时常有土匪出没，民风强悍，故而由明代“西家拳”的“实功不甚得力（见[17]）”的特性逐渐转换成了甘肃红拳劲道迅猛、招法凌厉、技法刁钻、攻防兼备的特点。代表性人物有清朝咸丰年间赵桂芳，曾在甘肃等地传授红拳[10]；调研中据诸多当地武术拳家、红拳传人口述道：甘肃红拳名师孙彦彪是天水“军营”武术门派的代表性人物。 就甘肃红拳进行的调查及现有资料显示，甘肃红拳的正式记载出现在明末清初，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发展较昌盛。加之《甘肃通志稿》所示，甘肃与陕西相接，有较多的红拳技艺交流，但甘肃红拳受当地自然环境、民风及武术影响，故有其独特的地域红拳特性，民间流传红拳名家鹞子高三、师宝龙等均与甘肃红拳有较深渊源。 3.3 四川红拳源流脉络特性 3.3.1 四川“赵门”与红拳渊源 《四川武术大全》记载，“赵门”（直隶派）与红拳颇有渊源，“赵门”红拳随着时代变迁、历史演进，清朝中期的张天虎（号称麻溜张）称为三原派；另一支以张天虎祖籍（“直隶”，命名为直隶派）分为直隶和三原2派。清朝道光、咸丰年間，张天虎徒弟及他们各自的徒弟分别将三原派赵门红拳技艺在成都、重庆传授[15]245-246。民国年间陕西的黄春魁、张益民到四川传授红拳，三原派拳师张晋臣到宜宾传授红拳，诸多因素使红拳在蜀地开支散叶[15]245-246。 3.3.2 四川红拳在当地的流传 四川绵阳赵门分为直隶派和三原派。由张天虎徒弟清朝著名红拳拳师马黑子、马振江形成了直隶派。赵门直隶派创始人之一马绍堂将红拳传授于其子马敬儒。新中国成立后，马敬儒在绵阳传授红拳。三原派于1921年由陕西拳师韩兴发在绵阳设棚授拳，将红拳传受给杨青云、钟标海、韩玉林等 [25] 。 调研中，在重庆、合川、成都等地红拳协会诸多当地著名红拳传人（重庆市渝中区武术协会常务副会长王金国、合川市武术协会副主席周文富、成都市武术协会肖清黄、曾碧鑫等）的代表性人物口述中发现，赵门源于清朝张天虎所授弟子的不同分支，不同朝代的代表性人物有杨板雄、高占魁、袁振祥、袁振禄、安定帮等。加之陕西高占魁（鹞子高三）的徒孙张腾蛟到四川将红拳传授给当地徒弟等诸多原因，使得四川红拳主要流传于成都、重庆、合川等地。 在与绵阳直隶派主要传人杨国林等的访谈中，口述得知，马黑子传拳于绵阳与《绵阳体育志》吻合，四川红拳开展的地区还有宜宾、乐山、自贡、涪陵等地。 调研中发现四川红拳拳种特性包括拳种深受地域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影响，正如《西部地区红拳不同地域文化、技术特点探究——以十大盘功为例》所展现的，技术表现短小精悍、柔中含刚、不同地貌有着不同且完整的技术功能表现[26]。笔者认为：四川红拳正式记载在清朝，民国年间红拳在蜀地开支散叶。当地红拳传承有分支，基本分属直隶派和三原派，传承脉系清晰，传承、开展地区较多，拳种地域特性显著，文献资料及传人口述凸显出四川红拳与陕西三原红拳渊源深厚。 4 结束语 本研究认为红拳的发展与武术本身的发展基本一致，而武术的发展又有着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厚原因。红拳作为一种技击之术，就本研究在我国西部地区开展的调查显示，不同地域红拳遗存史料及传人口述有别于以往研究，笔者认为：红拳萌芽于先秦，积累于汉—唐，流传于宋—元，确立、兴盛于明清，系统发展于中国近现代。明清时期开始使用“红拳”一名，有证可查。 而不同地区的红拳，在其源流发展过程中各有地域特性、拳种特性、代表性人物及传承脉系，确立时间、历史发展过程的文献记载、民间口述各有不同，但鼎盛时期为明清时期，且均和陕西红拳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部地区红拳的代表性人物进北京献技，谱写了红拳的历史新篇。 参考文献： [1] 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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